城镇化对农民政治意识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镇化论文,意识论文,农民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后，城镇化及其制度创新逐渐打破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推动农民向城镇流动、迁移，实现职业非农化；推动城镇郊区城市化；把城市生活方式扩散到农村地区。在经历了30多年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后，农民政治意识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变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城镇化又是如何影响农民政治意识变化？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无论对于促进农民向现代公民角色转型，还是探索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近年来，城镇化对农民政治意识的影响问题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学者们肯定了城镇化对农民政治意识的促进作用，认为外出打工使农民既受到社会化大生产秩序的约束，又受到工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熏陶，其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都强于传统的农民。①以推动农村器物优化、制度变革与生活方式转型为特色的城镇化进程，在本质上催生着农民人格的公民化路径。②也有学者指出，排斥农民工的狭隘的市民文化和二元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民工政治意识的发展。③这些研究都只是理论思辨成果。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的问卷调查也发现城镇化确实会影响农民政治意识。有学者在对成都市居民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城郊/乡镇居民与农民、城市居民公民意识的显著差异是城镇化因素带来的，④但未分析城镇化因素如何导致差异生成。也有学者在对苏南城乡结合部农民的调查中发现，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农民的国家观念正在形成，日常行为规范日渐养成，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趋于积极，但也存在对执法行为不信任、公共行为文明意识不强等现象。⑤还有学者对湖北孝感市的农民工调查发现，城镇化的推进提升了农民工政治意识的现代性，但由于城镇本身现代性功能的不完整、欠缺和城镇化推进的内生性需求不足所产生的逆城镇化暗流限制和削弱了这种提升的力度和效用，使农民工非现代性政治意识广泛存在和滋长着。⑥然而，这些实证研究基于地方性样本，以描述性统计得出，缺乏多变量分析，无法深入探讨城镇化对农民政治意识发展的影响机制。为此，本文抽取全国代表性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探究农民政治意识历经30多年城镇化后发生的变化，运用多变量分析考察城镇化对农民政治意识的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1年暑假和寒假春节进行的全国性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样本的抽取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首先，按照经济发展水平高、中、低抽取9个省市，分别为江苏省、浙江省、山东省、河北省、山西省、湖南省、安徽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河南省；其次，按照各省统计年鉴关于各县市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指标高低将各县市分为高低两层，每层随机抽取一个，最后，确定了18个样本县市。随后，每个县市按照城乡结合部、城镇郊区和普通农村的地理位置抽取样本村庄，一共确定了54个村庄，依据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林牧渔水利业从业人员、无业、失业或半失业的职业分层进行抽样，坚持户均一人，进行入户调查。在去除一些无效样本后，调查获得了有效数据1297份，有效完成率86%。研究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男性50.9%，女性49%；18—25岁24.1%，26—35岁17.3%，36—45岁25.8%，46—55岁18.9%，56—65岁8.3%，66岁以上5.1%；小学以下14.5%，初中36.2%，高中、职高、中专26.1%，大学20.7%，研究生2.2%；年收入1万以下28.8%，1—3万35.9%，3—5万19.0%，5—8万7.2%，8—10万3.8%，10万以上4.4%，有外出打工经历32.8%；有房屋拆迁经历23.7%；被征地过的30.7%，城市⑦和城中村为28.2%，城镇郊区31%，农村37.47%(比例不足100%的为缺失值)。本书的样本结构与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⑧的性别、年龄较为符合，但为了保证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以及大型企业办公室人员的比例，样本中受大专以上教育程度比例偏高，但是对本文研究目的没有实质影响。
将1297份问卷进行编码，按照编码的奇偶性将问卷分成两半，一半649份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一半648份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其余统计分析均用1297份问卷数据作出。
(二)变量选择和测量
1.政治意识。政治意识是本文的因变量。政治意识作为政治领域的精神现象，是政治生活和政治活动的心理反映，是人们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认识、政治信念、政治习惯和政治价值的复合存在形式。⑨本文在借鉴政治意识调查项目⑩、公民意识测量量表(11)基础上，从民主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公共责任感、法治意识、私权维护意识、政治效能感、自由意识七个维度编制了50个测量指标。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制，分数越高，表明越接近现代理想类型的公民政治意识。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最后留下45个指标，共构成7个维度，各题项的因子负荷量在0.40—0.78之间，7个因子累积解释变异量为55.23%。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以下拟合指数：
/df=2.945，RMSEA=0.055，NNFI=0.97，NFI=0.95，IFI=0.97，CFI=0.97，GFI=0.90，表明农民政治意识测量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总量表的信度系数0.92，分维度政治效能感0.69，自由意识0.63，其余各维度均达0.7以上，可以接受使用。
2.城镇化。本文的解释变量是城镇化。目前学界对城镇化内涵的理解因学科视角不同表述各异，但主要涉及人口迁移和集聚、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性质转化、生活方式转型等方面，将这些特征综合起来就是城镇化的全貌，其实质就是社会现代化进程。因而，本文将城镇化界定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城镇向农村区域扩张，传统乡村生活方式向现代城市生活方式转型，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发展过程。据此将城镇化划分为三个维度：
(1)人口城镇化。本文的人口城镇化仅指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居住和就业的人口分布变动过程。(12)我国农村人口以两种方式向城镇迁移和就业：第一，随着城市尤其是大中小城市发展、规模扩张，向城市(主要是东南沿海地区)迁移和就业，形成中国特色的“民工潮”；第二，在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中，“离土不离乡”，实现就业非农化，就地城镇化。因此，本文以外出打工、非农就业两个指标来测量。有外出打工(13)经历的为“1”，没有为“0”。非农就业依据职业类型进行划分，将非农就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学徒、小贩、清洁工、杂工、门卫、保安、建筑物看管人员、保姆等)界定为“1”，将“农、林、牧、渔、水利业”的从业人员界定为“0”。
(2)土地城镇化。本文的土地城镇化指“由于城市化的推进，土地利用属性由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以及土地产权属性由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的过程”。(14)土地城镇化通过“征地”和“房屋拆迁”来完成。相应地，本文以这两个指标测量农民的土地城镇化经历，有征地和农村房屋拆迁经历的为“1”，没有为“0”。
(3)生活方式城镇化。本文的生活方式是涵盖劳动生活方式(15)、物质消费、闲暇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生活方式、政治生活方式的广义生活方式。对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融入和认同是生活方式城镇化的体现。大众传播媒介既是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的传播渠道，也是农民现代闲暇生活的主要载体。本文用大众传播媒介(电视新闻、网络新闻浏览和BBS论坛参与、网络博客浏览和写作、报纸新闻)接触频率(“从来没有、偶尔、有时、经常、总是”5个等级)测量城市文化认同和闲暇生活城镇化程度。由于测量传媒接触的四个指标α系数只有0.52，本文分别考察各种传媒接触方式与农民政治意识发展的关系。社会交往生活用农民参加相关社会组织，包括同学会、老乡会、志愿者活动、文娱体育健身社团、老年协会、宗教信仰组织、农业经济合作社、柑橘协会等行业组织的参与频率(“从来没有、偶尔、有时、经常、总是”5个等级)来测量，六个指标的α系数为0.74，具有较好内部一致性，将其整合为社会参与因子。农民的政治生活用政治参与指标测量。现阶段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有选举投票、个人接触、参与居民运动、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讨论政治等。本文以此为基础编制了14个项目，用“从来没有、偶尔、有时、经常、总是”5个等级测量，得分越高，参与越积极。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最后剩下12个指标，共构成三个维度：个人利益表达、选举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各题项因子负荷量在0.50—0.75之间，累积解释变异量为55.642%。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以下拟合指数：/df=4.582，RMSEA是0.092，NFI=0.91，NNFI=0.90，GFI=0.92，CFI=0.92，IFI=0.92，自编问卷结构效度良好。三个维度的α值：选举参与0.73、个人利益表达0.72、公共事务参与0.64，总量表为0.82，可以接受使用。
(三)数据处理
运用SPSS12.0和LISREL8.70进行数据处理。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政治意识的发展现状
农民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发展的城镇化后，其政治意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统计结果显示，农民的政治意识总体均值为3.94分(满分5分)，政治意识各维度呈现出发展的不同态势。
(一)私权维护意识已经觉醒，民主权利认知基本清晰，自由意识不高
权利意识是公民依据正义原则和法律规定，对公民身份应该享有的利益和自由的主观体认，包括对权利体系的认知、理解，以及对权利的主张，当权利受到侵犯时为维护权利而斗争的精神，民主权利意识、私权维护意识和自由意识都是权利意识的体现。
城镇化进程释放了农民自主性，开拓了农民视野，激发了农民对权利尤其是财产权诉求，当权利受到侵犯时，主张运用法律维护权利(主要是财产权)的意识已经觉醒，私权维护意识维度均值为4.35分。同时，农民在“主权在民”，“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意识维度上均值为4.02分，表明农民已基本认同社会主义民主理念，认同自己的国家主人地位。自由意识是现代公民人格的基石，但由于传统中国社会缺乏清晰的人己界限和群己权界，(16)使中国文化虽“充满着大家相勉向上之积极精神，反而掩盖了消极自由”。(17)调查发现，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农民群体，其自由意识维度均值为3.93分，说明自由意识依然不高。
(二)公民责任认知清晰，国家认同基本确立，但知行未能有效统一
公共责任意识是公民履行与其公民身份相适应的、符合社会公共善的义务及对行为后果所承担的主观感受。公共责任与维护政治社群相关，包括团结忠诚的爱国美德，宽容、公共理性，生态意识等公共品德。调查发现，公共责任意识维度均值为4.32分，表明农民对公民责任认知清晰。具体到公共责任维度各指标的均值，“即使可以移民，我还是选择做中国人”(4.2)，“改革开放是成功的”(4.16)，表明农民认同中国人身份，基本认同改革开放。对法律规定的服兵役(4.45)、纳税(4.32)、保护生态环境(4.43)等公民义务认知清晰，承认宽容是美德(4.52)，承认小集团利益应服从国家利益(4.2)。然而，在回答“买家用商品宁愿多花钱也要买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商品时”均值只有3.9分，说明当公民环保义务与经济利益冲突时，农民行动易受经济利益主导，知行未能有效统一。
(三)法治意识初露端倪，依然受传统法律文化影响
法治意识是指公民将法律视为社会公正的守护者和最高权威，依法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和禁令，使法成为自己行为的尺度，自愿服从法律规范的意识。城镇化进程强化了法律在农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厌讼”心理有了一定缓解，只有29.3%的农民认同“打官司是丢人的事”。但法治意识维度均值不高(3.57)，各测量项目的均值也分布在3.5分左右。当法律与人情、乡风乡俗和权力矛盾时，有30.7%的人同意“法律不合情合理就可以不遵守”，25.7%的人同意“即使买卖合同签订了，只要没付钱就可以不遵守”。32.7%的人同意“执政党如果受到法律的牵制，就不能大有作为了”，29.3%的人同意“只要领导品德高尚，任何事情都可以由他做主”，有24.4%的人不同意“即使亲友犯法，我也会举报”，说明传统的“重礼轻法”、“重德轻刑”的法律文化和行动逻辑依然影响着农民的法治意识。
(四)公共责任导向的参与意识较淡漠，经济利益导向参与意识趋于积极
参与意识是公民主动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意愿和行为倾向，是积极公民意识表征。调查发现，农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监督公共权力运行，进行利益表达的参与意识维度均值为3.86分。从参与意识各项目的均值看，“反对村干部做违背大家利益的事”(4.10)、“参加解决居住区问题的集体行动”(4.02)、“通过电视书籍和报纸了解国家政策”(4.06)，这些事项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密切，收益较大，参与愿望强。但项目“参与公共事务财务监督”(3.92)、“发动居民运动”(3.76)、“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会议”(3.51)、“参加竞选”(3.61)与自身直接利益相关较小，且可能会付出较多的参与成本，农民参与愿望就不高。这表明基于公共责任导向的参与意识较淡漠，基于经济利益导向的参与意识已趋于积极。
(五)政治效能感较低，不太认同自身影响政治的能力
政治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身政治影响力的主观感受，(18)依据指向对象的不同，分为内部效能感(对自身影响政治的权利和能力感知)和外部效能感(对政府回应性的感知)。(19)拥有较高政治效能感的个体，相信自身对政治的影响力，拥有较强的政治自信心和政治自尊心，能推动个体积极地参与政治。然而，本调查发现，农民的政治效能感在政治意识各维度中得分最低，均值只有3.06分，测量外在政治效能感的项目均值：“老百姓即使对政治事件发表意见也是瞎议论”(3.31)、“我们一般老百姓对政府的作为没有任何影响力”(3.05)、“政府官员不太在乎我们一般老百姓的想法”(2.80)。测量内在效能感的项目“政治有时候太复杂，我们一般老百姓实在搞不懂”均值最低，只有2.62，说明农民对自身内在的政治能力感知甚至低于对政府回应性的感知，这也是农民疏于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
四、城镇化对农民政治意识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农民政治意识在人口城镇化变量上的平均数差异检验
1.外出打工。列宁指出，“外出做非农业的零工是进步的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的漩涡中，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20)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在政策鼓励和外出打工的比较收益下，农民纷纷选择外出打工。根据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农民政治意识平均数显著高于没有外出打工经历的农民(t=8.548，P＜0.001)，说明有外出打工经历农民更具有现代理想公民的政治意识特质。
2.非农就业。有学者对六个发展中国家进行了研究，表明非农就业有利于提升农民的现代性。(21)而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表明，当前我国非农就业农民政治意识平均数与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的农民并没有显著差异(t=-0.399)，说明非农就业农民的政治意识并不比务农农民的现代性更强。
此外，西方学界发现，工作领域的权威结构与公民信心和效能感发展具有正相关。(22)职业阶层越高，工作领域参与机会越多，主观政治能力越高。(23)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从事不同职业的农村人口政治意识水平存在显著差异(F=2.753，P＜0.01)。事后检验发现，经理人员职业地位和声望高，在工作中具有自主性、能够参与管理，其政治意识显著高于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P＜0.05)、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林、牧、渔、水利业从业人员(P＜0.01)、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P＜0.001)；个体工商户因其自我雇佣，在工作中拥有控制权和参与权，虽然职业地位不高，但政治意识显著高于商业服务业人员(P＜0.05)、产业工人、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P＜0.01)；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地位和声望较高，在工作中有一定参与性和控制性，但参与决策权并不高，所以其政治意识显著高于产业工人(P＜0.05)、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P＜0.01)，其他职业没有显著差异(P＞0.05)。这说明职业生活的自主性、参与性和职业地位也影响我国农民政治意识。
(二)农民政治意识在土地城镇化变量上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在征地和房屋拆迁实践中，农民与相关利益主体的互动必将影响农民政治意识的发展。土地是农民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农民期望征地后未来生活和长远生计得到保障。同时随着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农民期望通过土地流转提升生活水平。但现行土地管理法缺乏合理的土地流转机制，征地补偿标准往往由政府说了算，往往无法满足被征地农民的期望。而在农村房屋拆迁实践中，依据现有土地管理法，房屋作为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其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各自为政的结果是有的地方行政权力过度介入，拆迁程序缺乏公正性，权利救济渠道不畅，拆迁补偿安置不合理，(24)引起农民不平，甚至抗拒拆迁、群体维权或暴力抗法；而有的地方却尊重农民对房屋的财产自由处置权利，赋予农民对拆迁补偿方式的选择权，尊重农民自主的愿望(25)。可见，征地和房屋拆迁对农民而言存在区别。
本文以征地和房屋拆迁作为自变量，做多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征地、房屋拆迁对农民政治意识具有显著影响(F=16.891，P＜0.001)。有征地经历的农民政治意识显著低于没有征地经历的农民(P＜0.001)，有房屋拆迁经历的农民政治意识显著高于没有房屋拆迁经历的农民(P＜0.001)，说明征地和房屋拆迁对农民政治意识的影响方向是不同的。
(三)生活方式城镇化与农民政治意识的相关分析
随着现代交通、通讯和文化传播手段的技术改进，城乡联系比以往更加紧密，城市生活方式不断地扩大到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影响着农民的日常闲暇生活、人际交往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变迁。
1.大众传播媒介接触。大众传媒向农民传播消费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建构农民日常生活。皮尔逊(Pearson)相关检验显示，观看电视新闻与农民政治意识(r=0.226，p＜0.001)呈显著的正相关；阅读报纸的时事新闻与农民政治意识(r=0.073，p＜0.05)呈显著正相关；写博客或浏览博客与农民政治意识(r=0.202，p＜0.001)呈显著的正相关；浏览网页新闻或参与BBS论坛与政治意识(r=-0.121，p＜0.001)呈显著负相关。表明阅读报纸新闻和看电视新闻越多的农民，其政治意识越接近现代公民政治意识；浏览网页新闻和参与BBS论坛越多的农民，其政治意识离现代公民政治意识越远；写博客或浏览博客越多的农民，其政治意识离现代公民政治意识越近。
2.社会参与。城镇化拓展了农民的人际交往圈，出现了基于学缘、趣缘等现代社会人际交往活动。统计分析发现，按经常参加的比率依次排列为：老乡会、同学会(18.3%)、文娱体育社团(13.1%)、志愿者活动(9.2%)、宗教组织(9.1%)、农业经济合作社、柑橘协会等行业组织活动(6.5%)、老年协会(5%)。表明传统的地缘组织和现代学缘组织在农民社会交往中占据重要地位，休闲、娱乐等性质的社团参与相对较为活跃，而农业经济合作社和志愿者组织等现代非政府组织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农民的社会交往还处于转型阶段。参与公民社会自愿性社团有利于培育信任与合作等公民品质(26)为多数文献所认可。皮尔逊相关检验显示，社会参与与农民政治意识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 =-0.338，p＜0.001)，表明社会参与越活跃的农民，其政治意识离现代公民的政治意识愈远。
3.政治参与。城镇化使农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变化，外出打工农民因缺乏政治参与的渠道和机会而参与冷漠，(27)被征地农民为了维护个人利益热衷于经济利益导向的政治参与。(28)本调查发现，农民的政治参与总体并不活跃，选举参与的均值为2.27，个人利益表达为1.60，公共事务参与为2.40。参与政治生活有利于培育公民的政治美德是政治学的经典命题。皮尔逊相关检验显示，个人利益表达与农民政治意识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0.39，p＜0.001)。投票参与和公共事务参与得分并非正态分布(K-S检验结果：sig值为0.000)。用Spearman相关检验统计结果显示，选举参与与政治意识呈显著正相关(r=0.06，p＜0.05)，公共事务参与与农民的政治意识呈显著的正相关(r=0.11，p＜0.001)。说明越热衷于进行个人利益表达的农民，其政治意识离现代公民政治意识越远，越积极参与选举活动和公共事务活动的农民，其政治意识离现代公民政治意识越近。
(四)城镇化对农民政治意识影响的回归分析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我们一共构建了6个回归模型，依次考察社会人口学变量、人口城镇化(加上职业地位(29))、土地城镇化、传媒接触、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对农民政治意识的影响程度，并将教育、收入、年龄、性别、地理位置等社会人口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方程。对类别变量进行虚拟化，运用强迫进入法对上述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征地、网络新闻浏览和参与BBS论坛、社区参与、个人利益表达对农民政治意识具有显著的、稳定的负向影响；外出打工、职业地位、房屋拆迁、观看电视新闻、博客浏览与写作、公共事务参与对农民政治意识具有显著的、稳定的正向影响。城镇郊区和城市/城中村农民在加入博客浏览与写作(30)后，地理位置的影响由不显著转为显著的负向效应。
五、结论和进一步讨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私权维护意识已经觉醒，国家认同基本确立，对公民责任和民主权利认知基本清晰。然而，参与意识主要是经济利益导向，法治意识也受传统法律文化影响，自由意识不高，尤其是政治效能感较低，表明农民的政治意识与现代理想类型的公民政治意识还有差距。
同时，回归分析发现，除了非农就业、选举参与对农民政治意识影响不显著外，城镇化其他变量对农民政治意识均达到程度和方向不一的显著影响。本文认为，其原因在于：
第一，外出打工使农民接触到了城市文化。与城市文化的接触扩展了农民的民主权利知识，提升了其私权维护意识；外出谋生强化了农民独立自主人格特征，提升了其政治效能感和参与意识；与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人接触培育了农民宽容和平等意识；同时，外出打工改善了农民生活，增强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公共责任感。然而，农村人口虽然实现了职业转移，但未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且大多数人职业技能水平低，工作领域中普遍缺乏参与工作决策的话语权，导致非农就业经历无法给予农民政治意识正向影响，职业地位对农民政治意识的正向影响也验证了职业生活中赋予农村转移人口参与权和控制权的重要性。
第二，在征地实践中，由于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农地征用是政府直接与村集体发生关系，村庄集体再在村庄范围内分配利益，而村干部在征地利益的村庄再分配过程中，会依赖传统的关系网络和分配模式进行，农民并不直接参与谈判、协商，参与权和话语权往往遭到忽视。而房屋拆迁却不同，尽管宅基地是集体的，但宅基地的附着物——房屋的产权非常明晰，并且每户的房产情况不一样，拆迁谈判必须有农民的直接参与，相关主体必须尊重农民意志和利益，否则拆迁难以有效推进。正是对农民话语权和参与权的尊重状况不同，征地负向影响了农民的政治意识，而房屋拆迁正向影响农民政治意识。
第三，电视新闻播报以仪式化的方式呈现社会镜像，联系集体和社群生活，构建国家认同，是正向影响农民政治意识最有力的传播媒介。报纸因意识形态主导作用和相对积极宣传也能有效培育农民政治意识，但其影响力度弱于电视和网络。网络对农民政治意识具有“双刃剑”效用：一方面，网络拓宽了民众参与政治，表达利益和监督政治的渠道，对博客的浏览和写作有利于农民政治意识的现代化。然而，对网络新闻和BBS论坛中负面、断裂、碎片化信息的接触会削弱农民的政治意识。尤其是城镇郊区和城中村是征地拆迁的集中地，博客对相关事件的过激报道和分析，使城中村和郊区农民接触博客越多，越不利于农民形成民主法治的现代政治意识。
第四，农民社会参与对其政治意识的负面影响说明非政府组织的宗旨、性质、运作原则对参与者政治意识的重要影响。老乡会、老年协会宗法性和血缘性较为明显。即使是农村经济合作社依然具有血缘性、地域性、封闭性、不规范性等特点，缺乏合作的实质意蕴。(31)同学会、宗教组织也不太具备以普遍信任为基础的公民社团性质，志愿者活动和文娱体育社团虽富有现代非政府组织特色，但在农民社会参与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同时，农民参与这些社会组织主要为了应对生活挑战，而非出于公益精神，当农民怀着自利而非公益精神参与不具有公民性的民间组织时，即使是自愿参与，也不利于现代政治意识培育。
第五，政治参与制度化程度对农民政治意识培育具有不同影响效应。农民的个人利益表达主要以个人接触、网络、居民运动等非制度化方式进行，容易被私利主导，不利于理性、民主、法治等现代政治意识的培育。而本文的公共事务参与主要指政府相关部门按照法定程序，对公共事务、财务状况进行公开以引导农民参与民主监督，就有关事项征求民意以引导农民参与民主管理和决策，是政治体制对农民政治参与需求制度化的努力，有序参与能够引导农民锻炼民主协商能力，学会约束自我利益，进而有利于农民现代政治意识的养成。此外，选举参与作为弱参与，整体上对农民政治意识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了“仅仅参与”还不够，唯有理性、有序、制度化的参与才能有效地培育农民现代民主政治意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考虑到我国农村房屋拆迁实践的多样性，本文所抽取的样本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未依据征地房屋拆迁和新农村建设房屋拆迁进行分类分析，影响了房屋拆迁对农民政治意识影响效应的全面探讨。因而，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获取更多农村房屋拆迁和被拆迁农民政治意识的数据，以进一步验证理论。
①何晓红：《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缺失和强化》，《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1期。
②李兰芬：《城镇化中的农民人格公民化》，《苏州日报》，2009年9月10日。
③王亚新：《论农民工政治意识的缺失及对策研究》，天津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王卓、吴迪：《公民意识表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4期。
⑤李兰芬：《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公民意识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1期。
⑥赵文正：《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政治意识考察——以孝感市1000个案的调查为例》，《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⑦农民工的部分精英已在城市买房并居住在城市，春节期间回老家过年，所以抽到了65个样本。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2008年统计数据)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及构成。http://www.stats.gov.cn/tjgb/nypcgb/ognypcgb/t20080227—402464718.htm
⑨郑慧：《政治文明：涵义、特征与战略目标》，《政治学研究》，2002年第3期。
⑩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11)章秀英、戴春林：《公民意识结构研究》，《心理科学》，2009年第3期；沈明明等：《中国公民意识调查数据报告》，第15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2)杨风：《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研究》，第26～28页，西南财经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
(13)本文的外出打工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市、县向省外流动打工、经商。
(14)吕萍：《土地城市化及其度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应用》，《中国土地科学》，2008年第8期。
(15)农民劳动生活方式变化主要体现在非农就业中，本文放在人口城镇化中进行讨论。
(16)杨宜音：《当代中国人公民意识的测量初探》，《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1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2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8)Campbell,Angus,Gerald Gurin,and Warren E.Miller:The Voter Decides.Westpor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54,p187
(19)Lane,Robert E.:Political Life:Why People Get Involved in 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1959,p141.
(20)《列宁全集》，第3卷，530～53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1)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第229～31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2)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第49～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3)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第324～330页，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24)赖淑春：《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法律问题探讨》，《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25)任强、毛丹：《构建从农民到市民的连续谱——关于农民市民化政策的观察与评论》，《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26)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作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第204页，江西人民出版，2001年版。
(27)何晓红：《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民工政治参与的缺失和强化》，《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1期。
(28)阎占定、向夏莹：《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生活方式变化特点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6期。
(29)将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合并为管理者阶层，为职业第一等级；专业技术人员和个体工商户作为职业第二等级；将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和农、林、牧、渔、水利业从业人员、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整合为职业的第三等级。
(30)当“博客浏览与写作”一放入回归模型，城镇郊区、城中村/城市对政治意识的影响由不显著转变为负向显著。
(31)赵泉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困境分析》，《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