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民主到政治民主——卡尔#183;考茨基民主概念的双层维度及其现代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考茨基论文,卡尔论文,维度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收修日期：2013-11-09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4)01-0045-04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逐渐为垄断主义所代替。资本主义形态的现代性转变给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第二国际理论家们针对当时亟待解决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无产阶级能否利用‘民主’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与同时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区别，考茨基提出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决战前可以利用民主方法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观点，从而形成了他独特的民主理论。通过考察可以发现，考茨基的民主理论包含两个层面：其一，从本质上说，考茨基的民主理论建立在西欧、特别是德国已经充分发展了的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这种现代资本主义形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而言，即“帝国主义”)包含了垄断和民主双重要素，而其中的经济民主要素，即资本的民主化趋势以及社会化大生产越来越突出，因而考茨基强调这种经济民主将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物质准备；其二，从形式上来讲，考茨基认为，民主体现为政治民主、人民民主，即通过自我主体性的发挥，实现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从而为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奠定重要的政治基础。考茨基的民主理论是在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主要结合当时西欧社会，特别是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的，因此，要把握考茨基的民主理论，就必须首先回到他针对当时德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现实而提出的相关理论中，这样才能理解考茨基民主理论的实质，把握其中合理因素及不足之处，从而认清它对我国当代社会发展具有的启示意义。
一、经济民主：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民主要素
考茨基曾在《帝国主义》(1914)一文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1]296首先，帝国主义表现为工业民族对农业区域的不断扩张。考茨基是从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角度来把握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经济现状。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业与农业间不断扩大的差距打破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平衡，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时常发生，形成生产过剩或者物价高涨；另外，为克服经济危机的不良后果，资本主义工业试图侵占更多能为其提供食品和原料供应的农业区域，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加剧。这在现代资本主义形态中就表现为“帝国主义”这种特殊形式。其次，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考茨基始终认为，工业资本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而“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指的就是不断突破民族国家范围而进入世界竞争阶段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当然，考茨基也看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现状下金融资本的不断壮大。考茨基将“银行资本，也就是实际上转化为工业资本的货币形态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2]39。因此，“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同一化成为帝国主义时代的标志。
根据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的描述，这种“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在当时主要表现为以股份公司为主要形式(后期逐渐形成“卡特尔”为代表的垄断组织)、以攫取超额利润为主要目标的金融资本不断积累的过程。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实际上是夹杂了垄断化与民主化双重活动的过程。
从形式上讲，作为工业资本货币形态的“金融资本”本身的特性决定了现代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必然带有明显的垄断特性。在《社会革命》(1902)一文中，考茨基就曾对“金融资本”的特性精辟地概括道：“金融资本是一种最倾向于暴力的资本，并且最容易结合成垄断资本，从而取得对工人的漫无限制的权力，却毫不关心工人的疾苦；它对私人工业资本也是一大威胁，因为它愈来愈支配着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1]127考茨基从经济方面分析了金融资本的本质：从雇佣劳动的角度来说，金融资本进一步加重了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从而导致工人的生存压力不断增强；从资本的角度而言，金融资本的垄断性质预示着私人企业越来越受到排挤。金融资本追求资本的垄断和联合，从本质上反映了金融资本暴力专横、对外扩张、不断攫取社会利益的本性。而从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金融资本的贪婪本性则突出反映在它不断攫取“国家权力”的欲望中，这种欲望对内体现为金融资本家要挣脱工业资本的束缚，掌握至高无上的国家行政权力，以便获取源源不断的经济利益；对外则衍生为殖民主义和军国主义，前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剥削蹂躏，后者则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互相倾轧。
从本质上讲，帝国主义时期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本身又包含着民主的方面。首先，民主表现在以股份公司为代表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出现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方面。资本的集中和攫取超额利润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实现自身的必然的循环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越来越凭借“信用”向社会发行债券，从而使少数资本家掌握了集中起来的绝大部分生产资料，以便进一步投资来获取更多的利润；而社会上的普通群众通过购买股票、参与股份公司的运作获得红利，从而也使自身获得了更多财富。因此，以发行股票为主要方式的股份公司相应地成为当时实现资本积累的最有利方式之一。从股份公司运行的结果而言，除了一小部分企业利润以红利的形式归普通的股票持有者所有外，绝大部分企业利润反而成了大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的确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私有化的趋势。但不可否认，资本家并非资本的直接生产者或者消费者，而是资本的管理者，资本的投资者还应当包括社会上持有股票的普通群众。这样，股份公司的形式就越来越使资本的所有者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资本的社会化趋势。社会上的普通群众拥有购买股票、投资企业的可能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其股票持有情况参与企业的运转，即除了以劳动者的身份外，还可以以投资者的身份参与到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民主”。其次，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中的机械化水平也在急剧提升。大机器生产不仅可以生产出型号均等、毫无差别的商品，也可以培育出一批具有同等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在机械化生产统治的时代，机器对商品乃至工人的权威统治代替了以往传统社会生产活动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权威，致使本来通过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有利于提高其生产能力的工具反而异化为协调人的行为的统治者。然而，当人们在为进入机器的统治年代而感到忧虑的同时，人们也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机械化大规模的生产活动消除了传统社会的等级观念，打破了以往社会中一部分人仅凭其身份地位而获得的凌驾于另一部分人之上的权威，重新把人们拉回到了现实的平等的层面，使得人们有可能摆脱专制权威的束缚从而凭借自身现实的能力参与竞争，使得人们仅仅由于其在生产活动中的角色不同而划分成阶级而不是等级。因此，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进一步得到实现的社会化大生产也促进了“经济民主”的实现。
尽管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的现代资本主义早已不是自由竞争时期提倡自由、民主之说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考茨基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基础上，敏锐地观察到了帝国主义统治下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内在包含的民主要素。正因为如此，考茨基认为，经济民主的发挥不仅有利于人类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从而为日后社会主义的实现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而且可以使“民主”的社会交往方式进一步加以贯彻，从而在根本上消除封建社会专制，为实现社会主义进步的政治民主提供现实可能。当然，考茨基的民主理论不仅表现为经济民主，而且包括政治民主、人民的民主，即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从而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基础。
二、政治民主：主体的自我规定
虽然早在《社会革命》(1902)、《取得政权的道路》(1909)等文章中，考茨基就曾多次阐述过他的民主思想，但直到20世纪初，他才形成了有关政治民主的成熟观念。在《国家解放》(die Befreiung der Nationen)(1917)一书的《原初民主》和《现代民主》两个篇章中，考茨基通过对“社会”、“国家”形成历史的考察，从政治维度上阐释了他的民主观念。考茨基认为，人是社会中的个体(der/die Einzelne)，因而始终要依赖于社会而存在和发展，人的社会性在本质上体现为以民主为基础进行的交往活动。在考茨基看来，普遍性的社会超越于个体之上，因而个体要实现自身的特殊规定性必然要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服务于社会的普遍性。社会与个体、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就在这种紧密联系中相互制约、共同发展。进而，考茨基按照人类历史发展的逻辑，将人类参与社会事务的民主政治生活区分为“原始民主”和“现代民主”两种，前者主要是指人类社会早期建立在口口相传的直接交往基础上的民主，而后者则是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
在考茨基看来，政治民主主要是指“人民自我规定的权利”，即德文中的“das Rechte der Selbstbestimmung derV
lker”。从语义学来说，德文中的“Selbstbestimmung”本身就是一个合成词，作为中心词的“Bestimmung”本身就表示“确定、规定”，“带有目的的预定”；而“selbst”相当于英语中的“self”，即带有“自我”之意。“die Selbstbestimmung”从字面上便可以直译为“自我决定”、“自我规定”。因此，考茨基对“民主”(die Demokratie)的理解，即“das Rechte der Selbstbestimmungder Vlker”便体现为“人民自我规定的权利”。首先，这种政治民主是“人民”的民主。德文中的“das Volk”(复数为“die Vlker”)有多种含义，一般的用法是指“由于共同的文化和历史(语言)而产生相互联系的人们组成的组织(共同体)”，中文可以理解为“民族”，或者表示“属于某一社会的大众(群众)，某一领土、国家范围内的人”的含义，也即普通的“人民群众”、“人民”。在考茨基看来，民主涉及的都是一定共同体范围内的个体，因而从广义上来说，这里的“das Volk”应当取后一种解释，即“人民群众”、“人民”之意。
当然，从考茨基的相关论述来看，作为民主主体的“人民”的构成成分也会因时因地发生变化。按照考茨基的观点，在古代社会中，民主的主体虽然也是“普通人民”，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些“普通人民”主要是指政治体范围内的“成年男子”；而作为“现代民主”主体的“人民”，由于其身份不同，在社会、政治体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其内容也迥然不同。关于人的身份的构成问题，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就已有所涉及。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在系统地阐述“政治解放”的内涵及其重要意义的过程中专门区分了“市民”(Bourgeois)与“公民”(Citoyen)两种概念，从而将“市民社会”从“国家”中分离出来。考茨基继承了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一方面，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普通的活生生的人为满足自身需求而与他人相交往，完成各种交易活动；另一方面，这些独立个体又是国家的公民，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依赖于国家、参与国家事务，以便改善公共环境，实现自身利益。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社会经济及国家权力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已经形成的具有独立地位的阶级对于国家政治的依赖程度持续提升。“这些增长的趋势不仅增加了一切阶级对于国家政治的关心，而且它也使各个阶级愈来愈多地参与到政治中，同时对于国家权力本身而言这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必须”[3]。以阶级、政党的身份参与国家政治事务已然成为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现实使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成为当时社会上相互对立、矛盾尖锐的两大主要阶级。而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考茨基清醒地意识到，即使工人生活条件改善，在绝对意义上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仍在不断加深。但工人阶级的不利处境恰恰有利于提高工人阶级的自觉性，更有利于其认清自身作为现代社会的主体力量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为其夺取政权奠定基础。
考茨基的民主概念体现了主体本身所具有的能动性特征。“自我规定”简单地说就是自我本身具有规定自身的能力。所谓“规定”(die Bestimmung)意味着使主体从其他对象中分离出来。这种“划界”行动既否定了其他无限的可能性，也使主体从此获得了有限的特殊性，从而体现为双向性活动。而“自我规定”则意味着作为主体的自我本身要实现对自身的规定。这在逻辑上说明在“自我规定”之前主体已经意识到自我作为个体与外部世界、其他对象之间的对立。一方面，自我作为自然的存在物有其自然生理上的需要；另一方面，外部世界，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无法完全满足自我的种种需要，因而自我意识到必须根据自身的需要去改变外部世界的存在状态，从而使自我更好地适应外部生活，使自身的需要得以满足，自我因此建立了符合自身的目的[4]201。因此，主体能动性就体现在自我得以规定自身、改造世界、满足自身需要、实现自我目的的活动中。
考茨基从“自我规定”的层面来理解民主也是强调作为主体的人应当具有主体能动性，并且要将这种能动性积极利用、充分发挥。按照考茨基的观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传统社会中的等级制偏见，从而调动了个体能动性，使得每一个社会成员有可能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现代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然而，考茨基也意识到，现代资本主义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创造现代民主的同时，必然包含对民主的限制。因此，考茨基认为，能够真正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恐怕只能等到无产阶级成长壮大，也只有当无产阶级自身走向成熟、成为真正自由自觉的阶级时，才能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奠定基础。
考茨基的“民主”概念反映了他对于人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政治理念的强调。主体仅仅在意识上完成自我规定还算不上真正的“自我规定”，至多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提出了自我规定的要求；主体只有现实地参与到外部世界的改造活动中，才可能在实际意义上实现自身的目的。19世纪末的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日益扩大化的同时，国家自身也发生了深刻变革，国家制度由一整套复杂的政治形式、法律体系所构成，无论个人还是阶级作为国家的个体单位都需要依照国家的法律体系，运用合法手段行使自身的权利。因此，考茨基认为，在西欧资本主义经济较为发达、无产阶级较为成熟、民主政治根基较为深厚的地方，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合法手段进行斗争。事实上，晚年恩格斯根据时代的发展特点就曾提出利用普选权抑制资产阶级的观点。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看到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现实，并且在参与国际工人运动的过程中也看到无产阶级自身在人数、组织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因而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讲到，“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利用普选权进行斗争)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5]517。考茨基提倡无产阶级利用选举权参与民主政治的观点也是深受晚年恩格斯的影响。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可利用的民主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运用选举权参与到议会中，其意义就在于“通过竞选斗争可以估计自己和敌人的力量，使无产阶级清楚了解各政党的力量对比，以及它们的进展和挫折，从而避免由于过早地开展行动而招致失败。但是通过竞选斗争，也使敌人能自己认识到某些阵地无法坚守，从而自动放弃那些尚不足以决定生死存亡的阵地。这样一来，斗争的规模就不至于那么残酷，那么需要重大牺牲，也不再盲目地受偶然事件的支配了”[1]138。
三、考茨基民主概念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启示
从现实意义上讲，重新客观地认识考茨基的民主理论，对正处于世界经济全球化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当代中国而言，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考察考茨基的民主理论可以发现，考茨基特别重视社会经济生活同政治生活的共同发展、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共同进步对人类社会产生的推动作用。事实上，这种推动经济和政治共同进步的要求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当代中国在经历了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之后，逐步迈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它在吸取以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针政策，不仅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有利于从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上消除封建残余；不仅最大限度地改善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为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项事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当代中国社会在市场繁荣、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背景下也呈现出诸多不足。发展市场经济的确实现了社会富足，但繁荣的场景不能掩盖公平缺失、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人们获取利益、占有财富的欲望本无过，然而一味追求财富则导致一部分人陷入了拜金主义的泥潭；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腐败滋生、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现象。这些无一不在提醒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既需要物质基础、经济民主的发展，也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维护公民的政治地位和基本政治权利。
其次，分析考茨基的民主理论、特别是“政治民主”观点可以发现，在对民主概念的哲学分析中，考茨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其定义为“人民自我规定的权利”，这对正处于市场经济繁荣发展阶段的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建设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相统一，其中尤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人民民主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是写入我国宪法的基本内容，实际上也是维护“人民自我规定的权利”的中国式表述。人民当家做主是我国社会主义的生命，反映了人民在社会中的主人翁地位，这既维护了人民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力量，又有利于加强和提升人民的主体意识，保证人民充分行使自身公民权利的合法性，提高人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言献策的积极性。同时，坚持人民民主也有利于基层民主的发展，使民主政治落到实处，保证民主能够在地方和基层实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行为方式。此外，推进政治民主化建设也有利于切实解决当前社会贫富差距问题，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当然，在把握考茨基民主理论的合理因素的同时，还必须认清其中的不足之处。例如，考茨基的民主理论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双层维度，从理论层面上讲，它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但这种民主理论毕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当时已经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德国社会的产物，当代社会在重新认识和把握考茨基民主思想内涵时还必须注意其时代局限性。再比如，考茨基的民主理论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观为基础，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与之相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在许多著作中都曾对民主问题进行过探讨，民主制度作为一种较为理想的人的存在状态曾多次得到两位伟人的肯定，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民主被两位伟人视为人的解放的过程，即“每个个体在自由的社会中朝着满足个体、满足一切人的方向发展的现实地完成”[6]44。在考茨基那里，民主不仅作为一种机制内嵌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而且体现为“自我规定”成为社会成员参与国家政治的方式，但就是这种“方式”在考茨基看来仍然是作为人的特性、人的社会性在本质上的表现。因而在一些学者看来，考茨基这种从人类学角度将“民主”理解为人的特质的观点也反映了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达尔文主义等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6]59。此外，考茨基主张无产阶级利用民主手段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然而，无产阶级必须明白，这种“民主”终究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它当然可以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和高度发展奠定基础，但无产阶级在完成社会革命后仍需对这种民主手段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综上所述，站在当代社会历史高度，重新客观地审视考茨基的民主观念，具有极其重要的必要性和现实性。特别是对于建设当代中国而言，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而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考茨基的民主观念中的合理因素仍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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