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沙漠化及其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1)03-0001-10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经济体制的转型必然带来传统文化的转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从大局和趋势上看，是为文化的建设和繁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但是，市场并不会自动带来文化的繁荣。相反，市场经济的强大改造力量，也有可能将一切都吞没在急功近利的欲望之中。在深不可测的市场中，还隐藏着不少反文化的旋涡、潜流和暗礁。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充分的准备和恰当的对策，那么一旦跳进这片汪洋大海，也有被吞没的危险。近年来有识之士不断发出防止“文化沙漠化”的呼吁和警告，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大问题。
一、文化沙漠化：表现及成因
或许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几千年灿烂辉煌文明、今天在世界上仍然倍受尊重的“文明摇篮”说来，谈论文化的“沙漠化”未免有些“杞人忧天”，令人不可思议。但现实中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忧虑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宁可“居安思危”，也不能麻痹大意。
我们不妨撮其要者，加以简要的分析。
1.劣质文化恶性膨胀
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统一集中管理，到市场经济所营造的相对宽松的环境，为文化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由于对利润的疯狂追逐，各种利欲的膨胀又没有加以合法有效的制约，加上国民素质尚不太高，于是，一些以直接或间接谋利为目的的劣质文化或死灰复燃，或花样翻新，甚至创造性地登场了。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中，各种劣质文化的恶性膨胀，几乎已成一大公害。
例如，一度似乎销声匿迹的各种封建迷信现象，近年来又假“思想解放”和“弘扬传统文化”之类的美名，重新沉渣泛起、疯狂抢滩：(1)巫婆、术士、算命先生、占星家们又从地下走上了前台，其队伍日渐庞大。以算命这项古老的职业为例，目前的“从业人员”号称约有500万之众。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算命业从《易经》之类古代文化典籍中找到了“根据”，并借此把自己打扮成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项“事业”。特别是由于电脑等高科技手段的引入，算命走向了“科学”；经过“包装”的这一古老行业大有越来越红火之势。(2)游戏神鬼，造庙设堂。不少地方翻修甚至新造庙宇祠堂成风，诸如“八卦城”、“鬼都”、“苏三监狱”、“赛金花故居”之类，借口广敬各路神仙，真真假假，愚弄世人。其中一些打着诸如“发展旅游”、“繁荣经济”、“弘扬地方文化特色”等旗号，甚至堂而皇之地纳入官方“规划”之中。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许多地方，最漂亮的建筑不是学校，也不是公共文化场所，而是新近建筑或翻修的庙宇祠堂。(3)造神立宗，邪教猖獗。这是前几年泛滥起来的一种新“潮流”：最初是某些据说具有超凡“神功”的“大师”、“神人”出现，声称可以运意念之奇功，通天地造化，解万象谜底，干预生死，指点迷津，等等，然后通过种种媒体炒作，把他奉为偶像，享受众人膜拜，进而组织起自己的势力，控制一批信徒，成为一方教主。大大小小的教主们有的公开，有的隐蔽，无非是借装神弄鬼来愚弄百姓，敛财聚物，骗色害人，甚至聚众滋事，搞政治阴谋，破坏社会安定，成为一派别有图谋的政治势力。
在科学昌明的现时代，封建迷信的泛滥除了借助于非理性的神秘主义，常常还与伪科学搅和在一起。
伪科学不同于科学探索中的假说和失误，其最根本的特点在于利用科学的名义，打着“科学”的旗号从事欺诈，以谋私利。较早引起人们注意，并且比较易于识别的伪科学事件，是1984年发生在哈尔滨市轰动全国的“水变油”的发明闹剧。这一类伪科学、伪发明的事件，其活动主要是在物质、经济、技术领域里，充分利用人们急于“发展经济”和“致富”、却又缺少足够知识和艰苦奋斗的心理准备，进行欺诈，谋取财物。只要社会上还有这样的土壤，它们就还有表演的机会。但是，由于这一类伪发明做的往往是“硬件”上的功夫，既容易“奏效”，也容易鉴别。所以它们最终都很难持久，必将纷纷“落马”。
另一类伪科学、伪发明则更加危险：它们主要是在日常生活领域里，利用人们信念、信仰上的弱点，假借科学之名以散布迷信，进行欺诈，既谋取财物，又惑乱人心。例如这些年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伪“气功”、“特异功能”等，其中有真有假，虚虚实实。个别人宣称自己可以呼风唤雨、遥控治病、和“宇宙人”对话、用意念指挥卫星或扑灭森林大火……等等，简直是无所不能。但这些也属于做的是“硬件”功夫，通过科学的检验，应该不难识别。而有些如邪教的勾当，则是拼凑歪理邪说，自称是科学之上的“科学”，可以“改善人生、提高层次”等，用以蛊惑人心，愚弄善良无知的人，操纵部分群众以谋利害人。这种伪科学的表现，虽然比较难以识别和消除，但它们终究要有实际的表现，并且离不开“谋利、误人、害命”几个字，所以只要处理得当，也是可以制止的。但这类造成了人们信念和信仰迷失的现象，往往有其土壤，并且具有一定的顽固性和自我再生性。对付这一类伪科学现象，只能是长期的而非一次性的任务。
最为隐蔽而不易觉察，或者最容易被忽视的伪科学骗局，往往发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因为在这一领域中，科学上的是非，如虚说与实说、假说与伪说、旧说与新说等等之间，往往并不直接可证，似乎缺少足够的“硬件”标准和规范来检验。因此近年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以沽名钓誉为目的的假冒伪劣科学闹剧频频发生。有些人拼命“著书”，并不求“立说”，而完全依靠翻炒冷饭、抄袭剽窃，拼凑“成果”，目的仅在于赚取稿费或版税，以谋利求财，这种等而下之的行为，自然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不必多说。另有一些人，则是追求“著书立说”，无视科学规范地自立门户，标榜“创新”却毫无科学态度，无意于求真求实，只热衷于精心“炒作”，以沽名钓誉，谋取晋身。然而一旦成功，却能欺骗一方。这后一类伪科学事件虽然多呈隐性，但其危害却丝毫不比前两种差。
2.消费文化畸形发育
消费型文化与生产（创造）型文化相对应，是指满足人们一些现实的、感性的、直接的需要为主，多属即时性、实用性的文化现象，有时也叫“世俗文化”或“大众文化”。群众的实用、休闲和娱乐行为，官方的普及式宣传和教育行为，都属于这种文化类型。消费文化是社会必要的基本文化领域。因此，所谓消费文化的畸形发育，其性质不同于上述所指：它并不是一种非法现象，而是指那种在“合情、合理、合法”的基础上，由于失控而出现的消极现象。
消费文化从由政府统一管理，到开始走向市场，并进行文化产业化的改革，应该说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和文化发展规律的重大变革，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历史性的进步。由于市场的本性所决定，这一变化必然首先带来消费文化的繁荣和兴旺。但是，在健康的文化市场机制尚未完善起来，特别是先进文化的引导机制尚未充分形成并发挥主导作用的时候，消费文化便可能出现一种难以避免的“畸形发育”，即或者文化消费出现浅薄化、片面化、短期化的趋势；或者文化的消费与生产之间彼此脱节甚至背离。其主要表现为：
(1)文化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局部失控。市场，包括文化市场在内，是由生产者和消费者构成，双方各以自己为尺度“唱对手戏”，并以金钱为媒介，按价值规律运行的。在市场上，金钱也能造成一种专制，而且它决不比政治专制主义更仁慈和温柔。这种专制可以通过消费的“时尚”轻而易举地左右舆论和习俗走向。问题是，文化的“消费时尚”往往带有极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在市民普遍文化素质尚不高的情况下，“消费时尚”也必然品位不高。特别是，既然作为精神“消费”，那么它就天然地倾向于眼前的、适合于现有口味的、不太需要费力就能得到和享用的“泡沫文化”，因此而自发地疏远甚至排斥高雅的文化产品。试看这些年的流行时尚，往往是以文化层次较低的群体为主导，甚至是以盲目地模仿追随海外娱乐界的明星为导向的。从中可以知道，在这些流行时尚的背后，实际是金钱的力量、而不是文化优越的魅力在起作用。然而，要使这种自发性和盲目性得到控制，让大多数人学会理性地判断和选择，让健康向上的文明不断成为时尚，却不是用“非市场化”的力量所能够实现的。这里需要理解和把握市场、特别是文化市场所特有的规律和规则，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而在文化市场体制尚未健全、主旋律文化的力量尚不足以引导市场的情况下，失控有时是难免的。
(2)某些大众文化形式和内容的低俗化。大众娱乐型的文化，如流行歌曲、通俗音乐、肥皂剧、“搞笑”片、歌舞晚会、消遣性读物，以及传统相声、小品、前卫戏剧等，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在市场化的条件下，这类文化常常出于其商业动机，不惜曲意迎合某些低俗趣味，甚至个别有意引导大众文化趣味走向片面的“反理性、反传统、反道德、反主流”倾向。一些毫无艺术可言，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病态宣泄，以怪、奇、娇、俗、鄙为荣的东西纷纷上市。这类低品位的消费型文化在极力强化其娱性功能的同时，也使大众的消费口味越来越失去了耐心和品味，同时使人的欲望不加遏制地膨胀和宣泄，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与之相对照的是，今天一些严肃的、有着很高艺术水准的文艺作品，相较过去的思想禁锢时代，早已能够自由地走向受众，可受众却已对之失去了兴趣。在大众娱乐文化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许多精英文化颓态尽显。
(3)“主旋律”文化遭遇市场挑战。代表社会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和高雅、健康文化情趣的“主旋律作品”，一般都是由官方或专家精心组织创作、严格贯彻了主导思想内容的，按理说属于社会和大众文化的精品，正是社会大众所急需的。然而，它们有时却难以得到应有的社会反响。除极少数精品能够在大众中引起轰动和流传以外，多数反而不如品位差得多的流行文化那样能够普遍得到群众自发的响应，在无行政力量支持的情况下，它们甚至吸引不到更多的观众和读者，显得缺少足够的竞争力，其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效益之比也不理想。这种情况并非罕见。究其原因，绝不是“金钱的作用”所能简单解释的。能够解释的，除了受众本身文化品位的不足（这种不足也应该是主导文化考虑在内的）以外，还反映出“主旋律”文化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不足，对文化市场的把握缺少经验，多少受到了旧体制下文化发展模式的制约。比如形式上标准化的刻板、严肃有余、亲切、活泼和多样化的风格不足等。而思想、感情内容的封闭性和简单化，则是其常见的毛病。一些人误将“主旋律”与单一化的政治口号和说教混为一谈，目的仅仅为了完成某种既定的任务，或者灌输某种固定不变的陈旧理念，创作时采取的是“唯上、唯书”、概念化、公式化、“对号入座”的态度方式，不了解、不尊重、甚至不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和思想感情，不仅缺少来自生活深处的丰富深刻的真实性，而且也缺少以人民群众的立场来反思和评价的意识，这就难免脱离群众。一般说来，这是根本的原因。
(4)文化生产的权益受到侵害。消费文化的畸形发展，不仅会形成一批垃圾文化，而且还表现为“只要文化生产的结果，不重文化生产的过程和投入”，从而引发文化假冒伪劣的泛滥，直接破坏或损害精神领域里的诚实劳动——创造、生产的权益。以“知识克隆”为例。所谓“知识克隆”，即采用各种各样的信息技术，对知识、观点、思想等进行“克隆”，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剽窃”或“抄袭”他人的知识、观点、思想等，近些年来呈愈演愈烈之势。首当其冲的是计算机软件业，除此以外，我国社会上图书盗版、影视（光盘）盗版等现象，也十分严重。一些人发明的快速、廉价、“剪刀加浆糊”的“攒书”方式，更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盗窃行为，真可谓“天下文章一大抄”了。在这类文化盗窃行为的冲击和伤害下，生产创造型的文化，如长期投入的基础科学研究，严肃、高品位的艺术创作等，则生存越来越困难。
3.创新机制的困扰
文化沙漠化的最根本特征，还不是社会上存在着低劣的文化现象，或者消费文化的过度发展，而是文化生产活力的丧失、文化创新机制的衰竭。文化创新机制的衰竭像自然界的土壤沙化一样，具有根源性和普遍性。相对于某些文化低迷现象而言，只要文化创新的机制还在，那么文化生产就还有活力，就能够生成新的健康文化，战胜各种退化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创新和繁荣发展的环境与“文革”结束前的文化劫难时期相比，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可以说，目前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但是从文化生产及其机制方面看来，这里虽然同样也有大的改善，却与形势发展和时代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目前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之间脱节，进而造成精神生产衰退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表现在：
(1)在精神生活领域，群众的文化需要尚未成为理论研究和思想工作的主要对象和依据。也许，对于群众性文化消费中出现的问题，即使是明显不良的表现，单纯地加以议论和指责都是不明智的。真正的精神文化生产，恰恰应该是以提供健康的引导为己任。广大群众在事关人生和家庭、事业和道德等方面的信念、信仰和理想问题，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产生了许多新的关怀和困惑，迫切需要社会的关注和理解。但是在主流的人文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中，这些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理解。面对大众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现象，精神生产和管理机构往往不能及时地发现，尤其是不善于正确地提出问题，通过科学的分析和说明，把握住问题的实质和关键，从而提供及时有效的回答和引导。相反，有时却表现出相当的麻木和轻视，或者用陈旧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简单化地对待，甚至以一种挑剔和指责的态度去推托回避。当然，这并不完全在于有关人士的主观所为，毋宁说是体制本身缺少这样的功能机制，即缺少能够保证把群众分散的、未必清晰的意愿准确、全面、及时地集中到一定的工作环节和系统中（“下情上达”），并通过高度负责、系统全面、保持一贯的程序，予以深入的研究处理，使它们变成积极的富有建设性的结论和对策。目前有关的机构不是过于分散、“多元化运作”、功能单一，就是只知道传达贯彻、“眼睛向上”。由于缺少这样的机制，或这样的机制虽有但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就导致大量的社会心理问题积压起来，如失落、焦虑、烦躁、逆反等。它们得不到正常的渠道反应，就必然寻求别的方式表现出来，不仅成为精神生活中的非理性化因素，甚至随时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2)造成上述情况的一个思想原因，是精神生产某些方面的思想封闭和观念僵化。主要表现在，还不善于积极地辩证地处理思想文化内容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先进性与群众广泛性、提高与普及、教育与服务的关系，在目标定位和思想方法上形成了脱节。从理论上说，思想文化的先进性与广泛的、现实的群众性之间，本来不是相互外在、各自孤立、彼此无关的。真正的“先进性”正是产生于、存在于、表现于现实广泛性的前沿，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产生和存在于完全脱离大众现实的抽象理想或理念之中。这一点，就像跳高比赛的新记录，新在于所有运动员所达到高度之上的几厘米处，而不在天上一样。人们对先进性的理解和想象，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只看到理想对现实、先进性对群众广泛性具有否定和超越的一面，却看不到它们之间相互生成中的一致性、动态转化性的一面，那么在思想上，就无法从现实中找到先进性的广泛基础，无法从现实中找到通向理想的有效途径，就必然会使精神生产、思想教育的目标定位于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基点上。表现在行动上，则会把“提高”变成不切实际的苛求责备，或一厢情愿的包办代替，最终都会流于徒劳无益的形式主义；就会把教育与服务对立起来，想的永远只是如何管教群众、“做群众的先生”，却不懂得为何和如何要向群众学习，“做群众的学生”，从而颠倒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是一个思想深处的误区。在很大程度上，它意味着对整个文化事业认识的迷失，即失去了主体的正确定位，成为一种主体性的迷失。严肃地说，如果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使在精神生产层面上“为人民服务的文化”，无意中变成了“主体自我分离的文化”，甚至变成了视大众为异己的“精神贵族文化”、“精神统治者文化”。对此不应该等闲视之。
(3)以科学理论研究和思想文化创作为主的精神生产领域，在发展机制上存在着“渠道不畅”和“资源枯竭”的情况。从根本上说，这种情况产生于“理论脱离实际”。“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虽然说了多年，但是在两个问题上一直未能得到真正的解决：一个是如何让“实际”更充分、更有效地进入理论研究之中；另一个是如何让优秀的理论成果更快、更有效地变成生活实践的智慧和财富。从大量现实表现看来，这里真正的思想障碍，恐怕还是“看不到、抓不住”理论与实际之间真正的相互需要。这又往往是由于对“理论”和“实际”都有片面的理解造成的。例如，对于“理论”，有人认为它实际上只是学者们自己的兴趣和意念，既然如此，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让它去“联系实际”，硬要去联系则非但无益，反而会有害；有人则认为，对于实际工作而言，“理论”只是指来自权威领导人物的思想和意图，即便学者的理论研究，也只能是重复和解释它们而已。既然这样，那么只要忠实地贯彻领导权威的指示精神去办事，就已经是很好的、直接“理论联系实际”了，如果此外还要用其他“理论”来联系，那岂不是在自取其乱？同样，对于“实际”，人们也有更多的不同理解，千奇百怪，众说不一，其中甚至可以把获得实惠、迁就现状、甚至符合谁的主观意愿（因为管用）等都包括在内。既然如此，那么对于如何解决“理论联系实际”和“符合实际”的问题，答案当然也就更加地空洞、随意和混乱。总之，“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理论工作者或实际工作者个人的问题，也同时是精神文化体制、机制的问题。正是在这里，又可以看到精神生产领域里存在着体制上的漏洞：缺少一种严格的机制，能够切实地说明、回答、执行、监督、检验和评价我们基本精神生产的规则。一任人们自发地、实用化地随意执行，结果只能如此。“实际如何进入理论”和“理论如何进入实际”这两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意味着理论创新系统的信息“入口”和“出口”同时堵塞，必然造成资源枯竭，从而也意味着理论创新价值的枯竭。
(4)由于上述种种体制的和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使精神生产领域面临着走向衰竭的可能。当精神生产活动不能够从生活实践中不断汲取丰富的营养时，它就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情况反过来则会造成文化生产的动力、制导、评价、传播和转化等机制，不同程度地处于某种停滞状态，更加跟不上社会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又很容易导致行政权力的介入——为了保证现实的需要，以行政手段干预或代替精神生产自身特有的规律，从而进一步强化文化消费导向，使文化自我创新的能力更加弱化。反映到文化生产者身上，则是心态普遍失衡，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盛行：科研和教学机构不把精力用于主业，而是草率应付，主要心思用于市场或官场，校长院长迫于压力而急于“创收”，教授研究员直接或变相经商；文人纷纷“下海”，学者竞相转向，知识分子队伍仅仅人数上的减少，也许并不能说明什么，但在精神上的萎缩和流失的最终结果，将是文化创新动力的衰减，能力的丧失……。这一潜在的威胁迫在眉睫，已经使人们甚感忧虑。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得出一点印象：就是关于充分形成一套完整有效的良性互动机制的迫切必要。总体上，一套适合于新时代的、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创新机制，仍有待于全面地形成。而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继续脱节，文化生产创新机制过于脆弱和走向萎缩，则可能是导致文化沙漠化的主要危险所在。
二、文化沙漠化：对策与出路
从目前情况看，可能导致“文化沙漠化”的主要危险，在于生产型文化萎缩，消费型文化畸形发育，劣质文化恶性膨胀。归根结底，即“文化创造力的衰竭和文化生产的低俗化”。而可能造成这种后果、对文化生产和文化创造力造成实质性破坏的因素，则往往是多种多样的。
文化是我们的“根”。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为了防止文化沙漠化的危险，我们应该未雨绸缪，早做治“沙”培根之策。
显然，这一任务是十分艰巨而具有挑战性的。我国以往各个时期的文化，都未曾与市场经济有过充分的联系，更谈不上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过去，我们曾经形成、并逐渐习惯了一套与计划经济体制之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日常生活方式、道德形态以及思维方式等，它们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则意味着对于过去传统的东西要有新的调整和超越，要在新的经济基础上，建立与之更加适应的文化形态。
1.坚持两手抓，走文化与经济共荣之路
在一个社会系统内，经济和文化从来都是共生互动、互相渗透的。一方面，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人们首先必须从事吃、穿、住等物质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从事军事的、文化的、政治的等活动。”[1]任何时代的文化生活都最终被该时代的经济生活所制约。另一方面，文化资源是经济建设中的一种巨大的力量，那些具有一定文化品位的产品，往往能获得比较好的、长期的经济效益。如同弗朗索瓦·佩鲁特所说：“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只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2]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许多传统的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社会心理、行为方式等，如片面排斥功利、轻贱商贾、消极无为、人情交易、“枪打出头鸟”等，对经济发展、创新起着极大地阻碍作用，更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文化对经济发展的这种力量表明，文化自身就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力量。因此，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可以是、而且应该是统一的，正确的基本方针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也就是说，抓硬件（经济建设）的一手要硬，抓软件（文化建设）的一手也要硬；而且两手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更不是彼此对立的，两手之间要彼此和谐一致。
但是，在理论与实践中，却常常出现将之割裂开来，出现这种“一手硬，一手软”，忽而左、忽而右的情况。这种割裂有传统的原因，如我国传统文化向来有义利对立、轻贱工商科技的价值取向。在走向市场经济的浪潮中，这种偏向又表现为一个相反的极端：在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的片面理解中，盲目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益，忽视或排斥政治文化等社会效益；要求文化为经济服务，使文化失去其独立性，成为经济的“婢女”、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不是为社会大众服务，为提升人自身服务。这种割裂和“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是文化沙漠化的深层危险所在。
实际上，只是在非常狭隘的、表面的意义上，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才能彼此分开。就社会的现代化而言，它们必然是一体化地发展才能前进。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建设与其他领域的社会文化建设，只有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通过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才能走向共同的发展繁荣，也才能避免虽然经济一定程度发展了，但却出现文化沙漠化之类畸形状态。这也是时代发展的趋势。
2.理解和把握文化市场所特有的规律和规则，探索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发展文化事业的新思路。
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理所当然地相信，精神文化的事业，就要靠政府拨款来维持，“赔钱”是正常的。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到来，人们的观念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文化走向市场”的呼声日益高涨，而且逐渐成为事实。
但是关于精神文化及其产品是否应该和能够进入市场，成为商品的问题，却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围绕“文化市场化”的争论十分激烈。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和实质，并不在于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是否应该和能够进入市场——这一点已由事实做出了回答（党的十一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中，也已经明确地提出了“文化产业”概念），而在于为了什么和怎样进入市场？是以市场为手段，让它为实现文化价值的目的服务，还是把手段变成了目的，用文化产品的商品价值取代它的文化价值，让文化生产部门主要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去追求利润？这是在文化事业发展上进行价值选择的分水岭。
应该说，迄今为止，我国对于（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文化手段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实际上并不充分。在有效地运用经济杠杆的力量，为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打开出路的工作方面，显然缺乏经验，思想还不够解放，办法也不够放开。在“双轨制”这种体制不健全、市场化不彻底的情况下，任凭经济手段更多地为低文化、浅文化的东西所用，甚至出现了为了手段而放弃目的，或者把手段完全当成目的的片面功利化、庸俗化乃至反文化倾向的苗头。例如，许多地方投入巨大，占地多多，修建什么艺术宫、文化城……先行者大都赚了一把，而后来模仿者却不少蚀了本。可是，赚了钱的，是否依法入库或让百姓受益了？因为没有权威的科学统计，不得而知；而赔了本的，却有报道说，不少是由当地政府（代表百姓）、银行（拿的是百姓的存款）以及集资者来承担的。再如，许多在市场上标有“行情”的商品型文化的生产者，一面活跃在文化市场上，通过诸如“走穴”等形式，大赚钞票；一面却长期享受计划经济的“优越性”，领着国营单位的工资，住着公家提供的近乎免费的住房，享受着国家提供的医疗、劳保、养老等等福利……。如果从事文化建设事业的人进入了市场，却又不愿意放弃传统的计划体制的好处，不愿意承担相应的市场风险，那么，将形成一种新的不公平，其后果必将危及整个文化生产领域。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现象。
文化产品可以而且应该“市场化”到什么程度，其是非得失的标准和界限，应该掌握在“是否有利于保持文化价值的目的性地位”这一点上。其具体标准也应是：是否有利于保持和促进社会精神生产的能力不断增强、潜力得以充分发挥？是否有利于保证和促进文化产品的质量和结构不断优化？是否有利于优质文化产品的社会影响作用成为主导？等等。如果能够充分把握住这样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我们就有保证在与市场经济相联系而不是分离的情况下，取得文化事业本身的繁荣发展，使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
在适用此标准的过程中，政府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管理者、创作者、教育者等），一方面必须下大力气整顿文化市场环境，运用法律武器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严厉打击、清理各种劣质文化、黄色文化、黑色文化、反动文化以及假冒伪劣文化产品，营造一个良好有序的、有利于文化创造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要努力寻找、适应文化市场所特有的规律和规则，理解和把握广大群众的真实文化需求，探索“文化市场化”的新思路，创造出高水平的文化作品。过去那种闭目塞听、闭门造车的做法是没有出路的，是永远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的。
3.正确处理好文化消费和文化生产之间的关系
这里所说的“文化生产”，并不是指一切文化产品的制造活动，而是指生产（创造）型的文化活动，它的根本特点和标志正是文化品种、风格、境界、思想和观念层次上的创新。也就是说，文化的生产，实质就是创新。而一般文化消费层次上的新产品再制造，在这里仍属于消费型的文化范畴。
必须正确处理好文化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关系。“生产决定消费”，“消费也决定生产”，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不可分割地联系着。如果分割对立，为了一个牺牲另一个，都会造成文化的枯竭。在“左”的时期，仅仅搞“政治灌输”，而不反思所灌输内容，人民的日常精神需要受到压抑，专业的文化研究和创作更是备受摧残，无论生产型文化还是消费型文化都不被尊重，导致了“文化沙漠化”景象。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种“消费引导型”的文化发展形势，而生产型文化却由于准备不足未能适应这种形势。目前的主要问题，不是大众文化“雅”得不够，而是精英文化“雅”得不够：既缺乏深刻性和创造性，又缺乏普遍性和感召力。从防止文化沙漠化着眼，必须切实形成有利于基础性建设和精品生产的社会条件，并克服浮躁和急功近利倾向。
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机制，是能够保证“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处于良性的互动，真正意义的雅文化引导着俗文化不断上升”的机制。具体地说：一方面，要让大众文化消费的需要、特别是消费提升和发展的需要，不断地成为文化生产的需要和动力，从而促进文化生产的发展更新；另一方面，要让文化创新生产的成果，尽可能地转化为大众文化消费的需要和动力，从而引导大众文化不断地上升到新的境界。按照这一理解，我们需要从文化的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状况入手，着重于生产与创新机制的考察分析，看它是否能够保持其良好的状态，真正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这里特别应该强调的是，由于文化市场、或文化的“消费时尚”往往带有极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政府、政策应该向主流的先进文化倾斜，努力建立主流先进文化的引导机制，并促使或保证其发挥主导作用。当然，“主旋律”文化必须更新观念，从思想内容上，改变单纯政治实用化的视角，代之以全方位的大众生活视角；破除过去那种对体制的依赖，努力适应市场，深入生活，关心、掌握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和思想感情。只有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导向融为一体，反映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和命运，体验全体人民群众共同的喜怒哀乐情感，才能从丰富多彩的大众生活中，产生出富有更大活力和竞争力的主旋律文化。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或有效控制消费文化的“畸形发育”，使文化的消费与生产保持必要的张力。
4.建立适合于新时代的、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创新机制
文化的生产、创新是文化发展的活力之所在，也是防止文化沙漠化的关键之所在。只有努力生产、耕耘，才有可能获得丰收的喜悦。即使是消费型文化，无论是政治或意识形态型的消费文化，还是大众日常娱乐型的消费性文化，都不能长期停留于一个低水平上，而必须有创新生产的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来引导，因此，要始终着力于生产型文化的发展，要始终强调创新的意义。历史证明，如果不着力于生产性文化的创造，而只重视消费性文化，甚至听凭种种反文化、反科学现象大肆泛滥，就可能出现真正的文化沙漠化。人们依然记忆犹新的“文化大革命”只破不立，只“打倒”不建设，其沙漠化的境象已经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教训。
为了保持文化生产、创新的活力，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根本方针，保护和改善文化生态条件。精神文化领域里，事实上也存在着一个隐形的、类似于经济市场的“市场”——各种产品（思想、观念等）也要在竞争中接受人民大众的选择，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因此保持一个由群众和实践检验弃取的健康环境，是保持文化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任何简单、封闭的文化环境，如历史上的种种文化专制主义，无论是政治专制主义，还是金钱专制主义，结果都必然造成文化沙漠化。
为此，必须破除曾经设立的许多禁区，必须反思那些现成的教条式的结论，必须重新确立文化科学的评判标准，特别是让文化创造者们走出那种唯唯诺诺、死气沉沉的思维习性。只有这样，酣睡的文化精灵才可能醒来，文化工作者们的创造力才可能迸发出来。只有无禁区、无止境的大胆探索，才有可能鲜花满园。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文化政策要“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放手让人们去探索、去创造。
此外，还应该认识到，实现文化转型，防止文化沙漠化既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个共同性的课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非发达国家，其文化都面临着许多现实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差异甚大，甚至根本相对，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单纯地延展其过去的文化思路，似乎并没有走出困境的希望。也正因为此，目前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世界各民族文化都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在世界文化的冲突、碰撞之中，各民族文化，其局限性、单一性等日益突出出来。如果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也许等待着的将是偏执与落后。而要与世界同步，或走在世界的前列，就必须勇于面对现实，勇于改革和开拓。
我们是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因此一方面需要充分吸收人类已有的精神成果，借鉴国外市场经济文明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需要从自己的社会条件和民族传统出发，去创造自己的现代文明。它需要我们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地去探索、去建设。我们相信，随着新的文化市场机制的建立，人民的文化生产、创造热情迸发出来，生机勃勃的文化春天必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