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中短篇小说钩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篇小说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爆发，史称“十七年”。这一段文学中小说之发展，世所瞩目历来在长篇，举凡《三里湾》《保卫延安》《风云初记》《林海雪原》《三家巷》《红旗谱》《红日》《创业史》《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山乡巨变》《艳阳天》等，人们盖不难如数家珍，至于中短篇情形则渐多遗忘，于其迁变递替线索尤失钩检。有鉴乎此，本文试为一述。 1949年后，文学根本之变在于生产方式。先前的放任散宕，纳入集中一统的组织形态。内中，促成这种形态的重要一着，是新中国成立初肇始的“机关刊物化”过程。过去文学期刊，多为私营同人性质，随着新政权开展杂志重新登记工作，此类刊物逐渐受限和裁汰。据出版总署1953年底统计，经二三年整顿，全国各类杂志共281种，内“国营杂志236种，公私合营杂志9种，私营杂志36种”，国营杂志已居压倒优势。报告在将“私营杂志减少了”列为突出进展的同时，表明今后还要“进一步改造私营杂志”。①到1950年代中期，私营刊物终于亡其踪影。文坛期刊改造的集中体现，便是全新的“机关刊物”应运而生。它们系财政出资，由官方各级文艺组织经办。国初仅数种，1956年前后出现较大面积增加，进至1960年代初，终在各省市广泛铺开。故而新中国成立后文学，颇可视为一段由“机关刊物”负载和体现的历史，尤其中短篇小说，除少量由报纸副刊发表外，多系经“机关刊物”审核和录用而付椠。而此类刊物中，《人民文学》无疑有其突出位置。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头二三年，一以数量稀少，一以地位特高，《人民文学》近乎独秀，稍具影响的作品鲜有不出此者。 短篇《我们夫妇之间》载《人民文学》第一卷第三期，1950年1月1日出版。拟于旧式正朔，是日亦可称共和国元年元旦。小说发表后，读者以为“引人入胜”“新颖”“富有艺术性”，而尤称道它“生活细节的描写”。②转至翌年6月，突招批判。6月25日到12月25日，《文艺报》的批判持续半年，凡六期，共登批判文章十一篇，召集批判座谈会一次，是为当代首例遭大规模批判的作家作品。批判矛头所向，不唯限于作者，《人民文学》亦同列咎谪对象。在批判尾声，《文艺报》登有姜素明《我对〈人民文学〉的一点意见》，一揽子点了《人民文学》八九篇作品，斥之“接二连三”犯错误，断言“在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的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工作中，是长期地存在着思想混乱的现象”，质疑“《人民文学》的编辑人员，在思想上还没有很好地分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界线”。③于今看，小说主题十分“正面”。一对革命队伍夫妇，入城后思想感情闪出裂隙，根源则溯之于知识分子丈夫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残余。小说以此种主题，竟遭批判，殊为不经。然而当时文艺警戒尺度，不唯视于作品主题内容，也涉及诸多细枝末节。作者有两点犯忌：一是着眼普通生活，从柴米油盐写夫妇之伦；二是叙事上将知识分子身份的丈夫置为第一人称。就第一点言，批判者认为小说将革命者生活的表现降低到家长里短、夫妻龃龉，谓之“庸俗的小市民趣味”。而第二点，以知识分子人物为叙述人、以他的口眼看与说，则被认为是导致对工农出身妻子“丑化”的根源(若干年后，为根绝因人物关系不当而贬低无产阶级人物形象，还特意规定了“三突出原则”，强迫文艺创作依阶级先进性安排人物在情节中的主次)。作者萧也牧主观上，确有意做一点尝试。他曾表示：“今天我们进入了城市，读者对象广泛了，局面大了，作品也应该有所改变。”④以为可在主题“正确”的情况下，稍换写法，以贴合“进城”后文学环境之变化。显然，《人民文学》编者亦认可于这一尝试。 一道招致批判的还有短篇《关连长》(作者朱定)，声势相仿，唯作者后未闻命运有萧也牧之惨。此作与《我们夫妇之间》同期发表于《人民文学》，写解放军攻沪战役间，某连遇敌军以小学校为据点顽抗，连长关某从望远镜察见“一房间挤满了很多孩子，有几个小的正把脸贴在玻璃窗上，把鼻子压扁了，天真地向我们这边看着”，遂弃用炮击，甘冒弹雨身先强攻，以此阵亡。作品如置今天，盖无任何诟病之可能，当时却被猛烈诘斥。罪状一是军事冒险主义，二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倾向。前者指关连长决定造成部队“无谓牺牲”，后者则关乎其思想根源。 曲直是非之外，现象的有趣在于《人民文学》所发作品，接连被《文艺报》非议。两家俱系“机关刊物”，《人民文学》是全国文协(作协前身)“机关刊物”，《文艺报》则为全国文联“机关刊物”，所奉思想与尺度理应略无不同，然而此所以为是者彼所以为非，让人不解。实际上，《文艺报》本非一意欲与《人民文学》为难，其所以突然揪住后者大动干戈，应该是非常具体地出于某个特殊原因。 那便是《武训传》事件。是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亲笔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而《文艺报》对《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的批判则启于6月，正是社论面世后下一个发稿周期。更可以证明《文艺报》批判乃急起迎合之举的，尤在于两篇小说的一个共同点，即都经过改编被拍制成电影。《我们夫妇之间》由郑君里导演、赵丹主演，《关连长》则为石挥自导自演，均于1951年上半年出品。鉴于宸心方瞩目于影事，若谓《文艺报》此选乃无心插柳，谁云其然？⑤通观此事，盖有三个特别之处：一就是二作均已改拍电影；二是二作发表均在一年前，彼时未批却批于此时；三是单就“可批性”来说，《人民文学》恐怕还有更值得树为靶子的作品，却并未被当成重点甚至未予触碰。综此三点，《文艺报》突然揪住《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大事挞伐，显然是《武训传》事件引出的后果，从文学角度以应其命。 《武训传》事件开启了“十七年”“重大”文艺斗争模式，亦即由党的最高领袖直接发起文艺领域批判运动。这种运动过去还未尝有，《武训传》事件是第一次，之后《红楼梦》问题、批胡适、反胡风、反右、两个批示，遂接踵而至、连绵不绝。之前文艺思想与尺度虽已一统，但余地犹未全消。从《武训传》事件前《人民文学》所刊作品看，《我们夫妇之间》《关连长》绝谈不上多么“出格”，其不幸中弹，实因被改成电影而碰巧充当了文学界对于《武训传》事件的祭品，实际上，《人民文学》有些作品的“问题”可能更加突出。 《懒蛋牌子》(短篇，周立波)载第一卷第四期(1950年2月出版)。述东北某屯儿童团员，制成二十块“懒蛋牌子”，预备挂在逃避劳动的偷懒村民身上。牌子写着蔑视性话语，还配了羞辱人的图画。他们连忙几天，到处瞅空子，终于一面也没送出。小说意在歌颂新生活，但不笨拙生硬、流于概念化，凭借儿童心态的把握，使故事介乎率真与胡闹之间，颇显生趣。诸顽童所为，本有人格侮辱与歧视意味，不过毕竟仅为黄口稚子之恶作剧，与戴高帽示众一类政治迫害不同，无特定指向、不按“阶级”预订身份，凡“懒蛋”一视同仁，其中包括农会主任刘德林，他因夜忙工作未早起，也被顽童们视为嫌疑。所以，读者对牌子上“画个小忘八”“妇女叼根大烟袋，坐在碾盘上，一个小孩冲她吐唾沫”之类笔触的不适，终能化为一笑。小说中确有一个负面的人物形象，却并非地主之类，恰恰是地道“苦出身”的赵子彬。此人好酒好赌好女人，平时只会“吊个烟袋，在屯子里蹓跶”。作者言之甚明，他的受穷别无原因，纯属懒汉习性使然——当然眼下也已改变，儿童团员蛮有把握扑到他家时，见他正用柳条编粪筐，为农活做准备。赵子彬这类人过去称“二流子”，典型特征有二：一是贫穷，二是懒惰，且二者互为因果，因懒而穷，愈懒愈穷。此种形象，延安时期文学尚不避讳，刻画颇多，眼下周立波仍因其旧。但随着“贫穷必然源于阶级压迫”的义理渐不容置疑，“二流子”形象悄然消失，赵子彬似为最后的孑遗。考虑到“工农兵”形象当时已有神圣不可侵犯迹象，赵子彬较之《我们夫妇之间》“张同志”，岂非更严重的“歪曲丑化”？ 《秋千》(短篇，孙犁)载第一卷第五期(1950年3月出版)。中国小说自古有好的传统，注重世相摹录，即《汉书》艺文志所云“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小说往往具史料价值。《秋千》也是如此。当时，农村推行阶级成分划定政策。此事不但在中国前所未有(元代曾“民分四等”，但内涵与作用远不能比)，在苏联等其他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似亦无闻，而左右社会近四十年，对国人行为和心理影响浃髓沦肌，2011年贾平凹有长篇小说《古炉》讲述阶级成分如何撕裂中国乡土社会，欲知此中情形者，可径一读。然而这样一桩大事，至今许多细节或已佚失。如《秋千》写“确定成分的年月是‘事变前三年到六年’”，这是非常具体的细则，规定了划定阶级成分的时间临界点。“事变”，自小说叙事看就是卢沟桥事变。亦即农村每个家庭划什么成分，概以卢沟桥事变前三年至六年间财产状况来定。为何如此规定？含义又如何？小说中虽看不清楚，但此一笔触无疑留住了改变乡村中国万千家庭命运的真实线索。又如，围绕女主人公大绢家庭成分问题，工作组组织学习了“一九三三年两个文件”，也是可贵线索。借此了解到解放初划分阶级成分工作中，有两个1933年的文件具指导意义。目前尚不知是哪两个文件，有志于研究“阶级成分划定史”者可据而搜求之，重要的是“一九三三年”字样提示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这场改变中国的大变，沿用了十几年前区域性政权(红军-苏维埃时期)的经验、思想和政策，这实在是很堪注目的一点。 《秋千》留下这些史料线索，非为闲笔。它的情节，正起于头绪庞杂的实际与粗疏失当政策之间的尖锐矛盾。村中一群少女，往日无忧无虑，作者开篇极写她们的欢愉。但阶级成分划定甫一开展，众少女却因同伴大绢齐失笑颜——村民会上有人提出，大绢家应划地主富农，“她爷爷叫老灿，当过顺兴隆缸瓦店的大掌柜，家里种到过五十亩地，喂过两个大骡子，盖了一所好宅子”。提议者所谈，未始不是事实，然而小说复经其他村民之口述说：大绢爷爷身世本穷，系以勤俭致富，及晚年因买卖受骗已经破产，日本人一来又遭燹火，“烧了个片瓦无归”；大绢打小父母俱亡，爷爷半身不遂，从来过着“寒苦的日子”，“双手没有闲着过，十三上卖布，十岁就卖纺线，地里的活，我敢说不让一个男孩子”，然而这“从小可没享受过”的穷孩子，眼下却要因那道时间杠杠被划地主富农。此论既出，小村花容失色、愁云笼罩。原初“说话简直像是唱歌儿”的大绢，“好像比平时矮了一头，浑身满脸要哭的样子”，不再上学、避不见人。其他素日啾喳欢笑的女孩儿，个个垂头丧气。故事收束有些含糊，女孩儿们向工作组提出“大绢家有过剥削，是老年间的事了”，她应该是贫农——随后便写，大绢又上学了，笑颜重回少女们脸庞，村口高高荡起秋千便是她们内心重拾轻快的象征……大绢如何躲过政策的“事变前三年到六年”规定未划地主富农，颇为含糊。或许这处理更多是“小说家言”，让“贾雨村”和“甄士隐”会首，用美好愿望补代无奈现实。作品通体周流着同情，以纯洁少女与忧抑情节配伍，作者心迹可谓桃李成蹊。孙犁身处战乱之世，所作小说却往往以单纯明澈女性为主人公，名篇《荷花淀》如是，本篇复如是。大抵这种强烈对比，最足道其对生命之美黯淡的不忍。本篇写乍闻划地主富农之议时大绢的眼睛“好像有两盏灯刹的熄灭了，好像在天空流走了两颗星星”；又写“大绢低下了头，连头发根那里都胀红了”。似此细腻有诗意的笔触，非深切惜美之心不能流出。通篇来看，作者于划分阶级成分一事固取正面态度，但虑伤无辜之心颇溢言表；他将大绢年龄书为“十五岁”，粗粗一算，生年刚好稍前于1937年，明显针对“事变前三年到六年”那道规定，而予微讽。这样一篇作品，在当时竟然未遭斥谴，实亦堪奇。 此时《人民文学》较佳之作，还有第二卷第一期(1950年5月出版)的《王小二》(短篇，沈淀)。故事时间约处抗日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之间。王小二乃苏南一农民，生活贫困，先孤后鳏，每渡一次难关，后头便有更大霉运等着他，直至解放军打来，才彻底翻身。小说一开始，写过年之际乡邻相互道贺，王小二总是“回一句老话：‘恭啥喜，还不是一年不如一年。’不久，这一句口头语在前村小茶馆里传开了，只要人家一碰到不如意事，就说：‘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其实，“王小二过年”本为民间故事，当时颇有文人喜欢以为蓝本编著讽世作品，例如1940年代《万象》《现代周报》《文林月刊》等都发表过借王小二题材敷演的故事或漫画。本篇同属此类，而变化在于将“阶级压迫”内容注入王小二母题。这仅是“流行”话语，本身无甚可表。唯作品叙事意态从容，作者老于人情，笔下能还乡间闾里的生活百味，语言味厚耐读、地方色彩浓郁，在国初小说普遍的政治腔调中间，闪现出风俗化特质，使人想到后来的汪曾祺。惜作者沈淀似乎昙花一现，本篇外未闻别作，生平事迹亦遍搜不得。 除《人民文学》上述诸作，赵树理短篇《登记》(载《说说唱唱》1950年第6期)，亦为读者乐见。进城后，赵所任职务之一为北京文联之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主席，《说说唱唱》(《北京文学》前身)即其会刊。1950年6月，他被临时抓差，急就此篇。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一篇宣传婚姻法的小说”⑥，属“配合”之作。尽管如此，因故事内容为作者素来所长，小说并无迎合牵强之感，而写得行云流水、翕然自得。这是赵最后一篇在民间说书体中自如出入之作。《小二黑结婚》以来其赖以成名的叙事方式，此时尚未受干扰地潇洒演绎，令读者得以继续面对那个本色当行的赵树理。但以《登记》为界，随着文学生态逐日变易，赵的创作渐有难色，各种压力下不得不做削足适履之尝试，而渐离自己浑朴天成的本相，落笔窒碍不畅。从《三里湾》至《“锻炼锻炼”》，便呈现此一轨迹。这种改变作家本人备感生涩，批评家也难称满意而烦言不断，在延安开一代小说新风之人，渐渐步入创作下坡路。 以上各篇，面世均在1950年。整个“十七年”，某一年度可举出诸多不俗之作，不太多见。1950年小说创作说明，开国之初，文艺空气虽然严肃却还没有变得极度紧张。逮及《武训传》事件，文艺才应声而落，骤然陷于冰谷。夏衍《懒寻旧梦录》说：“1950年、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到两部。”⑦下滑惊人。好在小说创作不像电影生产那样条件严苛，故创作数量表现未至于如此的落差，但质量大受抑制——1950年可以圈点之作犹历历然，1951年则只能谓之乏善可陈，1952年堪予一提者仍属稀见。 《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短篇，玛拉沁夫)载《人民文学》1952年第1期。写美好祥和时代，阶级敌人阴谋破坏，人民与之英勇斗争。新中国成立起至“文革”结束，此为文艺创作极流行情节，衍生大小故事无数。置政治于不论，从文学层面看这种故事仍具一定可读性，盖在于其与探案小说有相类处。既然缺少真正的类型化写作，人们便姑以此类“抓坏人”故事作为惊险悬疑品种的代偿，这在当时备受追逐的“反特影片”那里表现最为彰著。而本篇又有其独特之处，将“反特”情节与民族地域风情搭配，来勾调读者趣味。蒙族姑娘萨仁高娃在草原赴情人之会，孤身遭遇一模样丑怪凶恶老头，一番试探识破其乃反革命匪徒，遂与搏斗，后者逃脱纵起草原荒火，众牧民在村长、老党员阿木古郎带领下，扑灭大火、生擒匪徒。萨仁高娃和丑老头在旷野狭路相逢的瞬间，以及夺枪、追赶和纵火的场景，对昔时读者得谓扣人心弦。以此情节，辅之草原风情和民族习俗、言谈举止、生活样态，遂令阶级斗争主题的枯索感有所改益，从庸闷的小说现实中脱颖而出。玛拉沁夫这位蒙族作者，虽用汉语写作，但其民族性风味仍借迥别的节奏和质感，反沁于汉语，使读者品尝一种新鲜情调，也是小说可赏之处。 《摆渡口》(短篇，刘绍棠)原发《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第一百七十五期，《人民文学》1952年第10期转载。两年来，文坛气氛肃慄，作家尽失灵性，所作但求无过而已，众多创作退化至“故事会”水平，艺术蕴藉荡然，人物干瘪、平铺直叙、流于说教。而当是时，小说新星刘绍棠意外闪耀，使人眼前一亮。他的露头，最早可溯至1949年10月，其时年方十三，以初二学生身份在《北京青年报》发表处女作《郜宝林变了》(故事)，之后一年多，连续发表《蔡桂枝》等十来个短篇小说或故事，引起共青团中央注意，而予重点培养。1952年元旦《中国青年报》为他整版发表小说《红花》，9月5日再效前为，整版发表其《青枝绿叶》，名声大作。直至此时，刘仍只是一名高一学生，“神童”佳话遂起。这段往事，有社会猎奇因素，有“组织上”人为造星的作用，更主要的还是刘绍棠自身文学才具所致，试观本篇亦可鉴之： 俞青林家住在河边堤拐角，牛腿高梁秫秸的篱笆，围着三间矮矮的土房；院子里有一棵歪脖枣树，青枣子结得压颤枝。夜里下着瓢泼大雨，傍晚时分才停住；篱笆湿漉漉的，冒着一股潮气，十几只白白的鸭子，在院子里摇摇摆摆地叫着。 此小说开头第一段也，数笔勒出乡间日景，颇具田园水墨之致，类似“青枣子结得压颤枝”这样性灵弹跃的语感，当时稀有。作者行文，全非十六七岁少年状态，沉静老道，简约不失莹润。人物刻画精粗有致，腴清判然。小说不但结构章法井然，且在玲珑紧凑、线条清晰之余，时有散文式闲笔。如有一段写少男少女主人公情愫微妙的对话，横空里突然以“静”字单列一行，其不羁通脱在1980年代以前小说或属仅见，显示作者对叙事和语言姿态的追求，既具自觉亦颇自由。作者又谙于比兴，懂得情绪意兴不直说，而化为生动形象，如“村里，家家烟囱冒起淡白的炊烟，在半空像一团雾；清爽的风儿吹过来，烟雾渐渐飘散，露出瓦蓝瓦蓝的天空”“三两只银白的水鸭子，从空中跌下来，肚皮擦着水面，一道闪似地飞走了”一类笔触，都暗托寓意。他的语感明显含承了大运河的滋润，有如水般的流动。当然，《摆渡口》这样的佳作，即在刘绍棠自己也不可多得，略后发表的另一短篇《大青骡子》，总体尚可，细腻度却逊色已多。 两年内小说尚堪人意之作，仅此两篇；考其缘由，前者得之民族风情熏染，后者发乎少年鲜灵之才，际遇都有些偶然。 1952年夏季，文艺整风开始从全局向胡风问题聚焦，标志是6月8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转载舒芜原刊于《长江日报》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9月28日《文艺报》发表舒芜的《致路翎的公开信》。之后，中宣部连开四次座谈会，在内部全面批胡风文艺思想。1953年初，决定批评从内部转为公开，指定何其芳、林默涵各写一篇文章付《文艺报》发表，并于1月29日由全国文协召开为即将公开批评胡风造势的座谈会。座谈会后，有人以匿名信方式投书中央，对反胡风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见信，批示中宣部副秘书长熊复，“以其情形告我”。⑧熊复报告4月8日呈上后，却无有下文(考其线索，或系忙于应付高岗问题所致)。中宣部及有关文艺领导未敢擅动，批胡之事暂寝，文坛原本一触即发的危难，突然放缓。 正是这意外的转圜，让路翎忽焕小说创作“第二春”。1940年代以来，势头最劲的作家当数路翎，以难得一遇的小说全才令人印象至深——凡长、中、短篇，皆有力作。但1948年起随着胡风问题趋紧，路翎小说创作陷于停滞，五年未闻佳构。岂料眼下在并无征兆情况下，路翎高调回归，《战士的心》(短篇)、《初雪》(短篇)、《洼地上的“战役”》(中篇)于1953、1954年之交在《人民文学》连续揭载。此事不但是这位天才作家入狱前告别式爆发与绝唱，亦为《人民文学》“十七年”间灿烂一页，当时曾引起中外广泛瞩目，日人相浦杲有专文予以评论，称之“现代中国文学的动向”，同时满怀困惑忐忑地说：“这场批判(指之前对胡风派的围攻——引注)今后将会如何展开，我不知道。但是路翎今后的文学创作活动不会是一条平坦的大道。”⑨事实则比其预测远为极端，这位东瀛学者无论如何想象不到一年多后事态将那样急转直下。 三个中短篇，均为路翎随军入朝后作品，所写都有关战争。新中国系于一次世界大战、一次举国内战浴火而生，自此而言，颇有理由看到一种深刻、厚重、隽永的战争文学随之浮现，可这现象并不存在。描写武装斗争的作品固多，以至铺天盖地，可人们很难从“战争文学”角度予以品鉴。盖“战争文学”非只涉及武力情形那样简单，其要旨在于，将战争引为历史和哲学对象，来表现挖掘灵魂与情感的冲突性考验。例如《关连长》，它试图处理战争与保护幼童生命之间的矛盾，就具有“战争文学”的思路，然端倪才露，即领呵责。故我们欲于“十七年”多若过江之鲫的所谓军事题材小说，觅得一二觑探“战争文学”门径的作品，难乎其难。眼下近乎偶然，中国一位优秀作家得与烽火连天的朝鲜战事相遭逢，历来的狭薄扁平才瞬间被打破。 《战士的心》从一个意外写起。战斗打响前，新兵张福林动作失误，触响敌方照明雷，致埋伏中的部队暴露，造成一系列被动。张福林的失误，包含非常复杂的因素。既有缺乏经验的一面，也有初次临阵紧张、慌乱、害怕的心理。作品立意本在刻画志愿军的勇敢，却不直奔而去，相反恰恰从新兵正常、合理的胆怯写起，继而写随战斗过程展开和集体的激发，源于人之常情的弱点怎样被克服，从内向外真正升腾出勇敢。这种战争与心灵相碰撞、相激靡的笔触，才是“战争文学”所特有，及其所以动人处。且因着眼于“心”的碰撞，小说写出了班长吴孟才、组长吕得玉、两名新兵张福林和廖卫江各自的性格、情状，和军旅行伍生活独有的人性共鸣——“兄弟”情谊。许多为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击节的中国观众，颇憾于那种将军人坚毅品格与生死相依温情厚意相融交织的刻画，为中国作家及作品所不能到；若有此想不妨读一读《战士的心》，然后知悉凡优秀的战争文学叙事，不分国度，可有近似的质地。 《初雪》尤为出色，可置“战争文学”任何佳作中间而无愧色。一辆军车趁着夜色，满载妇女和儿童，执行穿越密集炮火和飞机轰炸、撤退三百公里外的任务。主人公为志愿军司机刘强及其助手王德贵。前者干练、幽默，有点老兵油子味道，后者年甫十八，少不更事、要强而易急躁。作品从装车写起，王德贵害怕耽误任务，对妇女们叽叽喳喳、婆婆妈妈、破盆瓦罐颇为不耐，刘强却一面乐乐呵呵想方设法把东西都安排妥，一面说“老百姓过日子什么都有用的”。临开车前，刘强从车上拥挤人群中发现一个妇女抱着婴儿，“几百公里的路程，而且夜里面天气要更冷的。于是他叫那母亲把孩子给他”，交到驾驶舱王德贵手上，这十八岁娃娃兵手足无措，却又推托不得。随着车辆驶出，一地鸡毛、略显喜剧的开场结束，故事立刻进入惊险情境。路况拥狭、山路崎岖、弹坑时现，空中敌机照明弹彻亮、狂轰滥炸、机枪扫射，军车急停急躲，如雷鸣电闪、巨涛峰谷间一只小船。刘强应付裕如，满车妇幼毫发无伤，同时他还顾得上和小助手说话打趣。高潮出现在车辆渡河前，河上之桥先前炸坏，沿途堵车蜿蜒如蛇阵，而云层外敌机盘旋声复近，刘强情急中从山上抄险峻小道绕过车龙直抵沙滩，抢到桥头。然而负责过河秩序的工兵连长将车无情拦下，坚持必须退回排队、依序通过。王德贵苦求力辩，无以动之。恰在此时，怀中小婴儿发出啼哭，惊了众人一跳： 工兵连长就打亮了手电，照见了那个在小王怀里动着四肢大哭着的、满脸眼泪的孩子，并且照见了小王的被孩子尿湿了一大扯的羊皮大衣。在手电的反光里，刘强注意到工兵连长的疲乏的脸上有了一丝微笑，并且他那眼睛因讥诮和喜悦而发亮。 刹那间，巨大人性之光，随着手电亮起来了。工兵连长不由亲切地喃喃骂出声：“这他妈的！”所有围观的人也“都看着孩子。这些疲困、受冻、焦灼的战士们、司机们，大家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随后，工兵连长打着手电向车子走去，掀开棚布对车上照着，“那些妇女们默默地迎着手电的亮光”——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透过这肃穆一笔，路翎叙事的震撼性笔力，令人不敢直视。铁面工兵连长终于破例，将死不松口的“遵守制度”原则松弛掉，而所有苦苦排队的众司机也一起目送此车驶上桥头。情节就此驶出紧张，天空开始洒落润物无声、莹洁圣白的初雪，直至纷飞…… 《初雪》蕴义，直通战争是非之人类天伦。艺术层面，从人物刻画、情节节奏、场景比例到语言张弛之变、融情入景之秘，莫不潜心细虑，孜孜其善，极小说家能事。兹举一端：金圣叹曾盛赞《水浒》“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写雪，而本篇对雪的叙事妙用实能与之媲美。作为“战争文学”上乘之作，本篇不过二万字上下，境界内涵却卓卓乎卑视“十七年”诸多徒以武事为炫奇的长篇巨制。 这一组小说，以《洼地上的“战役”》知名度最高，然成色实则略逊。开头很生动，后半部格调崇高、引人唏嘘，然中段施力过刚，略失直陈，有损整篇完美。其之特别有名，是被猛烈批判所致。1954年底，胡风问题重新提上桌面，《洼地上的“战役”》遂作为讨伐胡风派的有利把柄被推于风口浪尖。在人人表态式的批判热潮中，有不少文章揪住它以便凑数。巴金就是这样，他于1955年第8期《人民文学》发表《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一文，越三十年巴金忆云：“我被迫参加斗争，实在写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选了《洼地上的“战役”》作为枪靶，批评的根据便是那条志愿军和当地居民不许恋爱的禁令。”⑩“恋爱”云云，指小说中朝鲜姑娘金圣姬对于志愿军侦察兵王应洪的情意。然作者叙之颇明，“恋爱”并未发生，王应洪从头至尾坚拒圣姬，且将细节悉数汇报了上级。故众批判者晓晓以责的所谓违反纪律问题，在小说中子虚乌有、无从说起。尽管如此，小说仍被说成败坏志愿军“神圣的责任感”“个人温情主义已经战胜了集体主义”。(11)小说所触犯的其实并非军纪，而是侯金镜重点谈论的“描写个人内心的世界”问题——亦即路翎由个人内心世界入手来刻画志愿军官兵，追寻他们情感、意志的源泉。侯批判道：“沉湎在个人意识里面，是产生不出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来的。”(12)这才是路翎与标准意识形态文学观的深刻分歧所在。对路翎来说，叙述人物和故事不能撇开“个人意识”，无法与“个人内心的世界”无关，他历来由此切入，将返心为诚的生命觉识视为人物立命之本。《洼地上的“战役”》实无意于写一场爱情，而是要借爱情的情感力量为底色，以灼亮善恶之冲突、人物之品性，进而在战争的表达中思索和抉取一种崇高之美。但此一美学寓涵，竟为当时不容。 约略同时，中短篇较出众作者还有石果。石果本名何恩余，老红军出身，在黔东北打游击多年，新中国成立后以写作为业，为贵州省作协专业作家。他在1953年第9期、1954年第9期《人民文学》分别发表的小说《风波》和《官福店》，格调异于时人。两作较一般短篇为长，前者可三万字，以今视之宜入中篇之列，后者亦逾两万字。这种篇幅与作品生活容量有关，两作均叙女性，《风波》情节为女青年杨春梅求爱情婚姻自主，与宗法道德势力抗争，《官福店》则述寡妇店寡妇韩彩娥艰难改嫁路。较诸当时中短篇小说通常的简单化粗线条，石果笔下故事，或传统根深蒂固、民俗色彩深厚，或环境驳杂，社会情态介乎农商之间，而信息量极大，显出少见的广度与厚度。论到能还生活以原生态与斑驳感，“十七年”小说似无过乎《风波》《官福店》者，阅之颇喜其闾衢百态错纷之态。另外，它们也是当时能够写出“方志感”的小说，从言语、习俗、风土到人物，尽显一地特征，有如眼下方方之与武汉三镇那样。惜时代所限，这一小说路径未获延展，随着文学空间更加萎缩，石果创作也转趋寂冷。 1953年，《上海文学》前身《文艺月报》创刊，时为上海文联机关刊物。因据地沪上、兵多将广，虽难媲美《人民文学》，却亦时有力作推出，例如1954年第2期的《解约》(短篇，高晓声)和第3期的《老水牛爷爷》(短篇，峻青)。《老水牛爷爷》多年来已成当代短篇名作，《解约》则知者不多。这自有道理。《老水牛爷爷》从写法到语态亟备“十七年”风貌，一如杨朔散文，喜借象物为工巧之譬，于叙事中夹缀唱叹式政治抒怀，刻画人物嗜求匠心、以凿痕历历为美尚……味其开头对“老头树”的描写，及结尾处再次呼应的点睛之笔，可领会这种带着典型时代烙印的“十七年”文风。《解约》形成了鲜明反差，它抱朴见素，不事渲染，宁俭勿奢。小说叙事直奔人物，不抒情、不咏物，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舍必要叙述外盖为直接引语(人物对话)所构成的场景，和海明威有几分类似。这种写法，隐含着小说叙事当取其客观、收效于精确的认识。本篇写一对农村青年，幼年由父辈订婚，眼下为自由恋爱缘故解除婚约。故事应景，但写作使它变得不应景。高晓声未循一般挣脱包办婚姻之压抑、抗争主题来写，精心利用两位主人公都是新社会青年这一点，写出别样情趣——虽是包办婚姻、未曾谋面，男方一见面却暗中喜欢上女方，女方则已另有心上人，说开后大家还是痛快地“解约”。因处境明暗有别，人物心理便具微妙之差，从而形成轻淡的喜剧色彩，凡此皆经作者精细的对话自然呈现，较之那种堆砌的唱叹咏赞，是谓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然而在“十七年”，《解约》写法难投时代所好，故虽引起一点注意(13)，终难如《老水牛爷爷》那样引领风骚，高晓声小说地位的真正确认，有待下一时代。 受胡风案和随后镇反运动的影响，1955年全年中短篇小说创作再告寂默，黯淡较1951、1952年犹且过之，作者编者谨言慎行，免生不测。以江苏为例，据时任省委宣传部长俞铭璜云，肃反期间该省文联创作组人员有三分之二关进监狱，“肃反后搜集反映，大家都不敢讲话”。(14)但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意识形态的松紧交替，在毛泽东时代实际上呈周期性循环。1955年还风霜满天，1956年忽然春暖花开。新年钟声犹未消逝，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号召“向科学进军”，宣布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偏偏此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也出大事一桩，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秘密报告，斯大林神像轰然倒掉。中国深受震动和触动。4月25日和5月2日，毛泽东连讲《论十大关系》，思路胸襟极开阔。5月26日陆定一正式宣讲毛于4月2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双百方针”。9月15日中共八大开幕，明确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乱花渐欲迷人眼，数月内新政迭出，扑面而来。文艺闻鸡起舞，2月27日-3月6日，中国作协迅速召开体现知识分子会议精神的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突出强调以推进创作繁荣为重心，3月16日又紧锣密鼓举行首届“青创会”，拔擢文学新秀，6月末丁玲、陈企霞案启动重审，下半年，“胡风反革命集团”除首要者胡风、路翎、阿垅外，若干人犯陆续出狱……1956年下半年，有生气的作品逐渐流出，小说艺术抖落冰霜，苍白肢体重泛血色。 《在悬崖上》(短篇，邓友梅)载《文学月刊》1956年9月号。《文学月刊》由作协沈阳分会主办，1955年新创。作者也是文坛新人，刚自文学讲习所结业。新刊新人的结合，正好呼应了“双百”的特殊气氛。而本篇内容亦属大胆，写了“婚外情”故事。当时文学不但从不涉此类题材，连专门描写爱情的作品其实也少见，倘叙男女间事，除了革命之伦，则是《登记》《解约》《风波》一类争取婚姻自主故事。本篇跨越式地笔涉婚外恋，尤其是还提供了当时文学上极稀见的一个散发“性感”的女性人物：艺术院校毕业，雕塑师，中德混血，有个异国情调的名字“加丽亚”，双语流利，衣着入时，“头发是棕色的，眼睛却是黑色的，眼睫毛很长”；跟随这些特征，附以一笔“加丽亚在美术学院因为作风不好被记了过”，使其“欲望化”形象呼之欲出。小说不胫而走与此有绝大关系，当然作者加以这些描写时始终不忘对她绳以“腐朽堕落”的道德批判，但读者则并不在意于此，而是情不自禁通过阅读与男主人公进行角色置换，来体验加丽亚作为一个性感符号的魅惑价值，这使《在悬崖上》在“十七年”小说中一直占有一个独特位置。 《卖菜者》(短篇，王汶石)载《延河》1956第11期。“十七年”短篇小说方面王汶石以短篇集《风雪之夜》鸣世，本篇后即收于此集。故事从“菜园王家圣人多，大圣要数王云河”一句俗语引出，“圣人”略合于今之所谓“能人”，但“既是恭维，更含讥讽”。云河老汉精于买卖和世故，在合作社任卖菜组长。小说所写，即第一次卖菜经过。他让助手赶车，自己先行一步到镇上，观察市场情形，挑选有利摊位，找当地熟人摸底，了解上市量、品种、质量、需求诸状况，“摸清了全部蔬菜市场的底细”。菜车到后，助手以为卖菜之事何其简单，他却缜密地讲起生意经，何时出货、何时惜售、节奏如何始佳、观望宜于何断，让助手依计而行。作者将王云河作为“落后人物”来写，使他那一套后来都竹篮打水。但小说有价值的地方在人物本身，而非作者之褒贬。云河老汉对“资本……是不断增大的价值”(15)“构成资本的不是物质，而是这些物质的价值”(16)之类无师自通，如果活在当下市场经济年代，彼将游刃有余，是真正的乡村能人，只因不逢其世，才被看作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可不计较作者观念如何为时代所限，而着重看到小说塑造了这样一个农民形象，且写得比较鲜活灵动。在当时数不胜数的农村题材创作中，没有其他作品触碰农民形象的这一面，站在三十年之后角度看，云河老汉形象却显然呼应了中国农村的内在历史趋向。 孙犁的中篇《铁木前传》(《人民文学》1956年第12期)，美扬合作化和集体道路，内容俗套，但作者鲜明的个人美学风格和语言功底，仍使小说在艺术上鹤立鸡群，故颇有人认为“十七年”中篇小说允推该篇为翘楚。 “百花齐放”引出的真正的重磅作品，是见诸《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短篇，王蒙)。投稿时名《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经编辑部改题发表，而后来结集时作者又恢复了原名。故事从一个“闯入者”讲起。他叫林震，原是小学教师，现被调到北京某区委组织部工作。组织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规则和气氛，林震到来之后则将其破坏。林震按照对革命事业和党性的历来认识投入工作，在麻袋厂调研时，从厂长王清泉身上发现许多与原则相悖的情形，他把这些情况向上级韩常新汇报，后者的漫不经心使他吃惊。于是，他找到具体负责的第一副部长刘世吾进一步反映。刘世吾是小说中写得比较生动的人物。他是有能力的，谈吐机智，气度不俗，淡定自若，有张有弛，世事洞明；甚至有一点风雅，对文学不单爱好，还颇具见地。唯有一点，他的聪明才智现在全部变成了巧妙拿捏领导干部身份、权位、处事方式中的细节，使自己于尸位素餐状态下游刃有余的策术。看得出来，刘世吾身居第一副部长之职，却从不打算认真地解决一个实际问题。而组织部在他的“领导艺术”熏陶下，空气中似乎也飘浮着懒洋洋、充满倦意的味道。可是，现在却闯进来一个毛头小子，一个愣头青，一个对任何事仍然愿意较真儿的人。刘世吾试图影响他，帮助他明白“事理”，林震却未能开窍。终于等到区委常委讨论麻袋厂问题，区委书记周润祥亲自主持。列席会议的林震鼓足勇气要求发言，讲述所见所闻，并且对韩常新、刘世吾两位领导提出批评。故事在周书记请林震去办公室谈话的悬念中结束，不过实际上并无悬念，作者的遣词说明，那应该是一个光明的结尾。 完成这篇作品时，王蒙年方二十二岁。然而，他的创作风格已经清晰。词句简洁平易，语调轻松自然，却不时闪现出一点辛辣或者带着俏皮的刻薄。在艺术渊源上，明显看到苏俄文学的影响，尤其是俄语文学在涉及情感描写时所特别喜爱表现的那种微弱而捉摸不定的气息。小说以对官僚主义不满引起广泛注意，首先是《文艺学习》自1956年12期起连续四期进行讨论争鸣，到1957年2月9日，上海《文汇报》也参加进来，在其《笔会》版面发表李希凡长文《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提出严厉指控，认为小说对官僚主义的描写歪曲了现实。作者身份特殊，是红学事件中受表扬的“小人物”，不可等闲视之。但不料，七天后却传来毛泽东本人力挺王蒙的消息。研究者统计，2月到4月毛共就《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讲话五次(17)，质问：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饶有趣味的是，未有迹象显示毛读过小说本身，他的表态很可能是针对有关讨论尤其是李希凡文章做出。毛泽东曾说他不读新诗；从其著述看，除一小部分鲁迅作品(例如《阿Q正传》)，大概也不读现当代小说。显然，他不是因小说本身而是因其涉及反官僚主义问题，就《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声。其时，他方瞩目于改革(18)，一个教条主义，一个官僚主义，批评得最烈，王蒙小说遂为谈资，三番五次提及。至于一年后王蒙被划“右派”，是时过迁境之事；小说中林震反官僚主义，得到一个光明结局，现实中小说作者的遭遇则不是这样。 事后看，1956年5月到1957年5月“双百方针”实施，文学史后果是催生一批“右派”作品，亦即二十年之后以《重放的鲜花》名义重见天日的那批作品。不过，当中也有“漏网”者。陈翔鹤《方教授的新居》(短篇，载《文艺月报》1957年第4期)，它与其作者“反右”中未受牵累，而作品内容表明，这是标准的“双百”气氛下的创作。 作为直击知识分子现实境遇的作品，《方教授的新居》在当时以至整个“十七年”都可谓凤毛麟角。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问题始终是焦点，大大小小思想整肃多系乎此，1956年新局面和“鸣”(百家争鸣)、“放”(百花齐放)之内蕴亦然。在此问题上，国家左右摇摆、反复不定。作者如何起意于本次创作，未闻具体的材料，但从作品内容看，是对中央知识分子会议的积极回应。主人公方振东，生物学权威，“三反”运动期间因“公私不分”“占公家小便宜”问题，“落得个贪污分子之名而被人当作坏分子来斗”，致其有“士可杀不可辱”之忿。校内一些行政领导，陈主任官僚主义突出，宁左勿右，对知识分子无应有尊重；林教务长与方教授原系大学及留学英国的同学，“可是自从解放以后，林教务长的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一公开之后，他的架子也随着一天一天的大了起来。他在三反当中，不是暗示这个有贪污嫌疑，就是明指那个的思想落后。有一次在大会上甚而至于还指名道姓地说方教授两者都兼而有之”。较之外人冷面，更令教授郁怀的是“他在旧时代所视为可堪避难的最后堡垒”的家庭，亦不复能倚为温暖港湾，而只让人“索然寡欢”，素所疼爱的任团支书的女儿方小岑，在运动中“翻脸无情，只要组织不要爸爸”……总之，几年来教授心中满是“怅惘的云翳”，就连最近学校突然给他调配和改善住房，“这种在别人视为优待的事”，他也“并不怎样感觉兴奋”“懒洋洋、迟迟不肯动手搬家”。直到来了一个访客，那是他先前一位学生，刚刚从部队转业下来、接替了那官僚主义陈主任的职位的李政委，教授这才感受到了新的作风。随后，高高在上、几年不登门的林教务长，枉驾光临了。女儿方小岑态度亦转温柔，开始和爸爸撒娇，适当地认了一点错。教授心情终于好转，他穿上“平时只有有节日才穿的那套小裤脚、长腰身的英国老式西装”，告诉家人，他答应李政委出任系主任。当他“挺直着身体，走下台阶”时，女儿不觉赞叹：“爸爸今天有多精神，多年轻呀！”方教授的形象，通篇吐诉“尊重”二字，一是呼吁尊重知识分子人格，二是尊重其知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所倡“尊重人才，尊重知识”，也正是1957年陈翔鹤笔下方教授之心声。作者借叙事明指，能够“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并非物质上“新居”之类，而在于要使知识分子的心灵宾至如归，有家一般的温暖——寒士之“寒”，在内不在外，在心不在身。小说最令人痛心的笔触，便是教授父女之间情薄如纸的描写，由方小岑“要革命不要爸爸”的行止，不难预觇后来造反小将绝情之种种。小说以此内容，而脱逸“反右”文网之外，实可称奇。 《方教授的新居》发表于“双百”之春末尾，过了一个月，“反右”“阳谋”形成，而仍秘密其事以便“引蛇出洞”，遮幕真正抖落，须待当年6月。因了这些颠错晦昧，文学中创作繁荣或曰“放”的情形，便有些怪异地延续至“反右”开始后。当时的《人民文学》，于每月8日出刊。翻开1957年第7期，目录上不但尚无“反右”气息，甚至还看到两篇“右派”小说：《改选》(短篇，李国文)和《红豆》(短篇，宗璞)——此盖以发稿时气候犹未骤转所致。 《改选》以“选举”为题材，引人注目地指涉“民意”这一敏感字眼。虽然故事仅为某厂工会换届这样无关紧要之事，作者仍尽力从中挖掘公众对于民主的渴望。小说中，老郝是工会中唯一肯为工人办实事的干部，却一再失势，从主席而副主席而委员，眼下又在即将换届的选举中，被剔出候选人行列。现任工会主席除了擅做漂亮数字和报告，唯知逢迎领导。厂内人心向背，终于在选举大会现场表面化，有人挺身而出抗议老郝不在候选名单，于是会上被迫临时决定选举者可超出名单给所心仪的人投票，结果老郝得票高居第二，但此时积劳成疾的老郝却已悄悄死在会场。小说风格看似平朴，实则辛辣。作者颇解讽刺之道，谙用对比手法，笔笔出入奇偶正反之间，将官样之工会主席与热心为工人谋福利的老郝，时刻置于反差映衬关系。 《红豆》乃一代青年成长实录。1948年、1949年，抗战“惨胜”的后遗症日滋其彰，经济崩溃，腐败无以复加，国府尽失民心，许多城市青年即于此时转向革命，小说以此为叙事背景。女主人公江玫为两个人物所围绕，一是女友萧素，一是男友齐虹，分别代表投身革命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两种人生径向。他们争夺江玫，江玫则最终选择与萧素为同志。这种情节，“十七年”小说所与类似者不少，如《青春之歌》。本篇新意在于，将江玫对于齐虹之态度写得较矛盾，颇为缠绵，沉吟徘徊，而非毅然决然。这反映出反右前文学创作中阶级爱憎之弦犹未绷得极紧。齐虹某些特质，雅人深致、品位甚高、气息浪漫、用情专深，皆令江玫情牵不舍，以致后来齐虹“反动面目”已暴露无遗，她仍须咬紧牙关始能斩断情丝，甚至小说开头倒叙部分，江玫于八年后重回当年大学宿舍，在屋内隐秘处发现齐虹所遗情物，心中还不免有睹物思人的怅然。这种返侧留连心态，本乃小说动人处，等到“反右”高调一弹，却已难容，用批判者的话说，小说“把应该丑化的给美化了”(19)。 小说创作在“双百”鼓舞下所得收获，还有萧也牧的《秋葵》。《我们夫妇之间》被批判后，萧“转移了工作岗位，恢复了吴小武的原名，埋头于编辑工作”。(20)然而，1957年7月“萧也牧”三个字重现于出版物，此即中国青年出版社由萧也牧负责编辑的《红旗飘飘》第2集。《红旗飘飘》主要发表革命回忆录等作品，萧也牧将《秋葵》编入时，谨慎地置于目录末篇。这决然是一篇高水准的短篇小说，可惜面世时“双百”已然凋零，没有引起注意，历来各种小说选本纷纷遗漏。作者显然因“双百”气候备受激发，他不但重启伤痕累累的笔名“萧也牧”，且于运笔中自如释放语言和叙事才华。可以肯定，萧也牧艺术上最好的作品，不是《我们夫妇之间》，是《秋葵》。小说讲述1943年日军扫荡期间，一位重病号由一位年轻护士护送，转移乡间地下养治。“秋葵”便是女护士的名字，年仅十七八岁，极干练机警，临事果决，性情明快，言谈举止不掩嗔喜、率意随性，周身洋溢少女活力，而当紧要关头，秋葵于对职责沉溺投入之间，自然散发一种母性光辉。两人生死相依，辗转沟垄，安全抵达秋葵家中，借地洞藏身，前后凡两阅月，实际上是一个彼此日久生情的过程。但作者极有节制地控制着一切，从病号“老白”角度来写，有情有慕、涟漪微漾而不着一字，如此而至于故事结束，末句“别后始终没有见过她的面，到现在已经有十四个年头了”，将怅惘情怀与距离之美同呈并现。小说并无一处语及“爱情”，却达到爱情小说的美学极致，纯洁无瑕以外，写出了悠深、内潜、美丽的感伤。本篇可谓萧氏小说创作之回光返照，作者旋被打成“右派”，从此不得翻身，直至“文革”死于非命。 1957年夏季起，“反右”如火如荼。翌年，“大跃进”开始，举国卷入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放卫星等狂潮。1959年庐山会议后又因彭德怀案发动“反右倾”……国无宁日，文学创作之不堪，自不难于想象。中短篇创作尤更明显，它因创作周期短、即时性强，受现实政治摆布、干扰和冲击最直接。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开了一个高规格会，也即后来被批为“中间人物论黑会”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专门研究如何改善短篇小说的创作，因为几年以来问题已非常突出。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发言中概括当时情形：“总的来看，革命性都很强。而从反映现实的深度、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苦性来看，感到不够。在人物创作上，比较单纯，题材的多样化不够，农村复杂的斗争面貌反映的不够。单纯化反映在性格上，人与人的关系上，斗争的过程上，这说明了我们的作品的革命性强，现实性不足。”(21)“单纯化”，即是“简单化”之婉辞。简单到什么地步？到了公然主张“一个阶级一个典型”(22)——可见此时文学的乏味，除了“革命性”，庶无其余。比如《“锻炼锻炼”》，较赵树理以往的鲜活大为退步，仅稍强于“单纯化”而已，却仍不见容于舆论。纵观这三四年间，中短篇堪于传世之作，我们仅获一篇。 此即茹志鹃短篇《百合花》，载于《延河》1958年第3期。它的出现，实属异数，其温柔清新气息与精致笔触，在一派廓落的文学现状中，既卓然立又令人不知由来。难怪甫一面世，即为茅盾激赏。他撰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以大段篇幅褒扬之，赞它“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叙事“最富于节奏感”，“人物的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以及写人详略分明、主次井然，细节恰当考究，“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脑子里”，另如伏笔运用、闲笔不闲等，茅公均目为难得。面此精当之评，我们只需照予援引；若有补充，或在作者对男女人物“暧昧”心理的把握方面。所谓“暧昧”，中途半端，犹是而未是，似然而非然，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况味，中间往往调和着理智与情感的互动，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也。小说中，我、通讯员、新媳妇这一男两女之间，种种微妙悸动，显非阶级情、同志谊所足论，尤当“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这一瞬，“暧昧”情愫的吐现与转化，颇著纸面。作者含蓄写来，赋予作品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滋味，对此茅公必非不察，唯当时不宜明说，乃使之不落言筌。 “大跃进”恶果1959年即已显现，却因斗争彭德怀失去尽早纠正时机，1960年遂登峰造极，之后情势进一步恶化。这才使得“大跃进”终于名存实亡，而党内务实呼声抬升，“讲光明”者暂敛其手，让“讲黑暗”者收拾烂摊子。(23)发展下去，便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和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一系列改良举措。其中文化方面，广州会议、“右派”摘帽、黄皮书、“全民文艺论”“文艺十条”(后改“文艺八条”)，包括前所述及的大连会议等，均在这前后出现，而最早的迹象乃是1961年陈毅、周恩来的两篇文艺讲话。跟随周、陈讲话，文艺渐渐打破“反右”以来的冗闷硗瘠，重展积极与活跃。 《陶渊明写挽歌》(短篇，陈翔鹤)载于《人民文学》1961年第11期。“十七年”小说中，陈翔鹤创作数量虽甚有限，但专注于知识分子题材，因为十分独特和重要。前述《方教授的新居》大胆涉及知识分子尊严，而侥幸未罹“反右”之祸。眼下，时隔五年，再有《陶渊明写挽歌》发表。这次虽然转托古人、避开当代，但探显知识分子精神和品格这一创作指向则未变。关于本篇以陶渊明为题材之由来，我们有些材料可为其略事梳理。当代所出版的文学史著述涉陶言论，至北大1955级集体名义所编《中国文学史》犹基本持正面肯定，但1961年-1963年，同一单位甚至同样编写人员所著《中国文学史》却论调一变，判定陶渊明“逃避现实的思想”在文学史上“起了消极作用”。(24)之如此，显然是因1959年7月1日毛泽东作有《七律·登庐山》，末以“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25)一句为结。庐山又称匡庐，殷周间匡姓七兄弟在此隐居，而得名焉。陶渊明则是东晋著名的隐士。这是毛所以“登庐山”联想到他的原因。当时，“大跃进”已弊敝丛现，民不聊生。以此背景，“登庐山”所赴之庐山会议，爆发严重政策分歧，终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遭撤职和打成反党集团收场。跟随当代政治如上之纠葛，一种全新语意遂阑入陶渊明批评史。及1961年北大奉命修《中国文学史》，自然依违其间，奉为圭臬，以陶渊明为“逃避现实”的“消极”典型，复于配套的《魏晋文学史参考资料》，通过注释将桃花源定为“空想社会”(26)。自此涉陶话语转向负面，诸多恶诋不时可见。到1961年，陈毅文艺讲话批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副刊”充斥“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的极“左”表现，举到这样的例子：“有篇文章讲陶渊明，为什么当时不去和九江、鄱阳湖的起义军结合，却坐在那里喝酒？因此认为陶渊明的诗一无是处。”(27)陈翔鹤时掌文学研究所刊物《文学遗产》，应有机会与闻陈毅讲话内容，有所共鸣当在情理之中。从时间看，陈毅讲于3月、《陶渊明写挽歌》发表于11月，颇相衔接印合。综此，我们推测可能作者获悉讲话内容后，触动内心而成此篇。小说中，陶渊明回到了正面形象。通过他的清贫，他的纯粹，他的坚守，外淡泊内刚遒的风骨，作者绘出使读者心生敬意的人格。切入点特别地选在陶氏六十二岁，也即去世前不久的时刻，借主人公为己赋《挽歌》、写《自祭文》以别人世之行为，给人物内心世界一个盖棺论定式评价。尾部写有一段陶氏内心独白：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不错，死又算得个甚么！人死了，还不是与山阿草木同归于朽……活在这种尔虞我诈、你砍我杀的社会里，眼前的事情实在是无聊之极；一旦死去，归之自然，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好，这首诗，就该这样结束，不必再作什么添改的啦。 无须添改云云，一语双关。既是陶氏所推敲的诗文，也是陈翔鹤眼中陶渊明一生。这人生，笔笔皆正、高美可颂。此之于《登庐山》以来论陶之见，不啻是一个公然反拨。而这种反拨，当不仅仅指向陶渊明个人，更指向其所绍承的中国“士”传统，亦即史迁于《伯夷列传》所彰“积仁絜行”(28)“举世混浊，清士乃见”(29)、韩愈于《伯夷颂》所称“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30)的品节。但此番不复有《方教授的新居》的侥幸，不久小说遭点名批判，作者继而在“文革”被迫害致死。 1961、1962年间一个特别处，是“右派”作家得以重新发表作品，这当中有汪曾祺。《羊舍一夕》(短篇)载于《人民文学》1962年第6期，为下放张家口改造期间产物。小说以一种歌颂腔调，来赞美现实生活多么美好，然自另一角度言，人物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未始不寄寓着作者在逆境而能随遇而安的放达心态。如副题“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所示，共写了四位人物，皆是年龄在十四五岁至十七八岁之间的少年。他们在农场做着不同工作，有的牧羊，有的是果木修剪工。小说以分节方式遂一描写他们，没有中心人物，没有连续性，没有统一情节，看上去就像人物素描的集合体。这或许就是作者“散文化”小说风格的一种体现，在当时主流的写法中非常独特。作品的独特性，还见于比文体式样更内在的方面。当时，文学高蹈英雄主义和阶级斗争，少年人物形象塑造亦深染此风，从《高玉宝》《鸡毛信》到《小兵张嘎》，盖为其所充斥，比《羊舍一夕》略早，刚刚有刘文学的故事遍传全国——此“十七年”文学少年人物形象之大概也。反观《羊舍一夕》四少年，则无一“英雄”，无一事涉阶级斗争，均为极平常之普通人。作者于其所着重摹叙的，一在劳动者品质，亦即都以小小年纪而自食其力、踏实地活在世上，二在他们都是极有生趣之人，爱生活、一草一木并彼此友爱。这两样素质，是《羊舍一夕》人物的相通之处，作家所欲讴歌的正是这样的“人的精神”。故而它貌似“散”不成篇，内里却凝聚了鲜明的人格力量，是具诗性、暗暗释放生命光彩的篇章。小说中人物每有“专注”的神情，如小吕对打磨树剪子的专注、老九对编鞭子的专注。这种专注，源于生命的诚挚和充实，因了生命之爱、生活之爱，朴素世界遂现无限意趣，中有一段“放羊的能吃到好东西。山上有野兔子，一个有六七斤重。有石鸡子，有半鴂子。石鸡子跟小野鸡似的，一个准有十两肉。半鴂子一个准是半斤……”野意宛然，且将作者著名的“吃货本性”表露无遗。 严格讲“十七年”实际不足其数。从一般社会、政治生活言，“文革”爆发于1966年，但在文艺领域，这个过程约提前三年左右。盖自1962年夏北戴河会议后，意识形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态势就率先从文艺领域发轫，次第有批《刘志丹》为反党小说、“两个批示”、上海柯庆施“大写十三年”、江青“京剧革命”、各文艺协会整顿、批《海瑞罢官》等事件发生。在此影响下，整个文艺都处在为“文革”铺垫、准备状态。故我们于1962年后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具体情形，已不觉着有何可资叙引之处。 ①《新中国期刊出版大事记》，《中国新闻出版报》2001年11月2日。 ②贾华含等：《对批评萧也牧作品的反应》，《文艺报》第四卷第十期，1951年9月10日。 ③姜素明：《我对〈人民文学〉的一点意见》，《文艺报》第五卷第五期，1951年12月25日。 ④康濯：《我对萧也牧创作思想的看法》，《文艺报》第五卷第一期，1951年10月25日。 ⑤丁玲批萧文章就说，“你的这篇不好的作品，却被许多‘专家’们欣赏了……在上海被搬上银幕了……已经被一部分人当着旗帜”(《作为一种倾向来看》，《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1951年8月10日)。《关连长》受改编电影的牵累更明显，批判文章大多围绕着影片，针对小说原作的寥寥。 ⑥赵树理：《回忆历史，认识自己》，《赵树理文集》第三卷，工人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830页。 ⑦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懒寻旧梦录(增补本)》，三联书店，2006，第448页。 ⑧毛泽东：《在一封不同意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来信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⑨相浦杲：《“一九五三年八月”：现代中国文学的动向》，徐静波译自日本《现代中国》1954年第29期，张业松编《路翎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57-58页。 ⑩巴金：《怀念胡风》，《文汇月刊》1986年第10期。 (11)(12)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文艺报》1954年第12期。 (13)曾收入中国作协1956年《短篇小说选(1953.9-1955.12)》。 (14)收入中国作协1956年《短篇小说选(1953.9-1955.12)》，第46页。 (15)(16)马克思：《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第7页。 (17)崔健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长城》2006年第2期。 (18)中国的改革开放初肇应即1956年，唯因1957年之变推迟了二十年而已。 (19)《“红豆”的问题在哪里？——一个座谈会记录摘要》，《人民文学》1958年第9期。 (20)浩然口述、郑实采写《浩然口述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4页。 (21)(22)邵荃麟：《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邵荃麟评论选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8页，第402页。 (2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记1962年北戴河会议：“8月9日在中心小组会上，毛主席又说，1960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4页。 (24)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页。 (25)毛泽东：《七律，登庐山》，《毛主席诗词注解》，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注，1978年，第232页。 (26)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第425页。 (27)陈毅：《在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94页。 (28)(29)司马迁：《史记》老子伯夷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7页，第1658页。 (30)韩愈：《伯夷颂》，《中华活页文选》第37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