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经济思想之轮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轮廓论文,陈独秀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独秀是个有胆识的政治理论家，也是一个富有理性色彩的经济思想家，他的政治理论、社会思想乃至主宰其一生坎坷命运的“二次革命论”，都和他的经济思想紧密相关。
一、中国发展经济的重要性
陈独秀非常注重经济发展对中国社会进步的决定作用。早在1921年8月， 陈独秀就公开宣称，“历史上一切制度底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底变化而变化的”，认为中国最要紧的工作是进行“经济制度革命”〔1 〕。虽然陈独秀一生多变，但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是坚定的。
1.中国长期落后，归根于社会经济的原因。直到晚年，陈独秀还在自问自答，“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会产生和培养这些败坏民族精神的血液的学说？剥肤以求，便是不得不归根于社会经济的原因了”，“在这样落后的生产力之基础上，也只能产生我们固有的武力，固有的道德与文化”〔2〕。
2.社会的进步，归根于经济生活的进步。陈独秀认为，“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3〕，所以，“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并不是主观的要求， 乃是因为客观上经济组织变化之自然趋势”〔4〕。反之， 如果一种经济制度内部不成熟，也绝不能贸然“取法乎上”。
3.政治上的革命，归根于经济制度的革命。陈独秀反复强调，“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5〕， “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6〕。由此可以看出， 陈独秀对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已经有了初步掌握，并不象人们习惯认为的那样——只不过以达尔文进化史观为武器分析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中国的经济性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尤其是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期间，那些苦苦探寻中国发展道路的志士仁人都在思考和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性质是什么？由此得出或保守、或激进的诸多观点。在这方面，陈独秀的回答别具一格，对其评价则是毁誉参半。
1.大革命失败前，陈独秀曾经提出过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制度”〔7〕的国家。可是， 随着政治生涯的挫折与失意，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主张，认为“观察各国的经济，要估计是哪一种经济成份居领导地位，来确认它是那一种社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更不能因为它有各种经济成分，遂认为它是各种社会”〔8〕。那么， 中国经济到底有哪些成份呢？在这些成份中谁占居领导地位呢？陈独秀回答说，“中国经济的状况，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是内地乡村的家庭农业，（二）是各城市的手工工业，（三）是沿江沿海近代资本主义式的工商业”〔9〕。在这三种并存的经济成份中， “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只不过“比起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中国此时还是一个初期资本主义国家”〔10〕。应当说，陈独秀有意无意之中把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程度估计过高了。1923年他还在说“新生的经济势力（即资本主义的大工业）过于微弱”〔11〕，1938年却认定自清代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已“不是划地自足的封建经济居领导地位”〔12〕了。也许陈独秀自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独辟蹊径，提出一个更为大胆新颖的理论作为补充。
2.陈独秀认为，中国自周朝末期封建制度就已经崩溃，周末至清代鸦片战争，则是过渡性质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个阶段存在着太多的守旧、散漫、无知的农民，奸诈和无耻的商人以及双料落后的无知而又无耻的士大夫群〔13〕。很明显，陈独秀企图通过这种新造的理论，一方面强调中国早已不是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又保留对深恶痛绝的国民性的抨击权。遗憾的是，陈独秀终其一生也没有正面回答这个所谓的“前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到底有何本质差别。笔者认为，陈独秀这样近乎武断地强调中国经济已进入资本主义，是出于两个主观愿望：其一，希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尽快发展能找到更多更有效的方法改造“堕落的”国民性；其二，希望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尽快发展能壮大无产阶级队伍以便推动“第二次革命”尽快到来。
3.基于以上对中国经济现状与走势的判断，陈独秀得出了他那铸成大错的“二次革命论”。他认为，一个社会“若走跳跃进化的路，则必须以外部影响（刺激与援助）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可是中国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经济的成熟还是无稽之谈，中国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因而也就缺乏内部政治上的成熟；另一方面，“外部的影响，目前还在等待”〔14〕，那种“战争会引起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15〕的思想看来只是一个不幸的“美梦”。历史现实已经证明，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是错误的。
4.在未来中国经济性质的演变方面，陈独秀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论述和天才的预见，主要表现在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理论上。陈独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在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16〕；“走私人资本主义这条路，决不是合作主义能够使中国实业充分发展的”〔17〕。陈独秀同孙中山一样，已初步看出了西方自由经济的种种弊端，因而提倡“干涉主义”，强调中国的幼稚产业只有在国家的干预和指导下才有可能正常发展，才有可能避免欧美自由经济已经出现的种种弊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独秀指出，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只能是国家资本主义，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只能是国家社会主义（陈独秀这方面的思想还不够完善）。
三、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原因
陈独秀把中国经济（生产殖业）不发达的原因概括为主观原因、客观原因、帝国主义三大方面。
主观原因有三：第一，功利货殖，自古为羞；养子孝亲，为毕生之义务，此道德之害于经济。在传统儒家“崇德黜力”道德准则下，“惟中国式之发财方法，不出于生产殖业，而出于苟得妄取，合做官、发财、享福三者以一贯之精神”〔18〕第二，债权无效，游惰无惩，此法律之害于经济。其直接的后果是使国人养成懒惰的心理。“中国人最大的病根，是人人都想用很小的努力牺牲，得很大的效果。这病不改，中国永远没有希望”〔19〕。第三，官吏苛求，上下无信；姬妾仆从，漫无限制，此政治害于经济〔20〕。腐败官吏的搜刮抢劫“只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可怜的贫民“若是有工厂去做牛马似的苦工来糊口，还算是福气”〔21〕。
客观原因有四：第一，因为四邻都是些生产力和文化较低的民族，没有外来的刺激；第二，因为“海岸线实际的短”，不容易形成沿海岸对外贸易的都市；第三，因为缺少纵线的河道，形成大陆内部交通之困难，不容易发展国内商场，迅速的积累原始资本；第四，因为最大的四次蛮族侵入（五胡、金、元、满清）破坏了中国经济之继续发展〔22〕。
帝国主义侵略是最紧要的原因。陈独秀指出，“社会主义的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更为紧要”，因为中国自变成“半殖民地”以后，经济发展权“完完全全操在外国资产阶级国家的手里”〔23〕，从而也就失去了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
应当说，陈独秀对中国经济不发达原因的宏观分析，是比较全面的，有不少真知灼见：其一，洞悉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影响，较早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更为紧要的正确观点；其二，把国民经济划分成关税、工商业、金融、交通、矿业五大方面；其三，既谴责经济压迫，更谴责经济不发展。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分析也留下了一些遗憾：（1 ）没有充分说明这三大原因之间的逻辑联系，也就是说，没有指出这三大原因中哪一个是最根本的原因，也没有指出在反帝任务完成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紧要问题是什么；（2 ）在分析客观原因时，注入了一定的主观因素，比如，“海岸线实际的短”、“四次蛮族侵入”并不是经济落后的原因，而是经济落后的结果；（3 ）在分析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破坏性影响时，把这种破坏性影响客观上对自然经济的有限瓦解作用忽视了；（4 ）正确认识到矿业（能源）是国民经济命脉，却忽视了交通。
四、中国发展经济的办法
陈独秀把中国发展经济的根本办法归纳为两种：资本集中、财产公有。
1.由资本分散变为资本集中。陈独秀既反对划地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也反对手工工业的小生产制，崇尚的是现代化生产的大工业经济，因而把资本集中看得特别重要，并认为这是早期资本主义进步性的根本表现，也是现代经济与古代经济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24〕。他进而认为，中国经济内部之所以不成熟，就是因为资本集中不够，因而不能带动大工业的普遍发展，就是将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了，对资本集中也并不反对，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现代社会。
2.由财产私有变为财产公有。陈独秀认为，单有资本集中还会造成种种罪恶，因而是不够的，必须“在资本主义立脚点的资本集中财产私有八个字里头，把他们换掉过一个字，就变成社会主义的制度了。什么字呢？就是把他们的私字换成公字”。虽只是一字之换，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却随之完善起来。其一，在生产上，没有少数人占有生产工具的弊端，没有生产过剩的浪费，有了社会需要的统计，不至于陷入无政府状态；其二，在分配上，免了剩余劳动的掠夺，没有保持生产力和消费力均衡的必要〔25〕。与此同时，陈独秀又特别强调：（1 ）社会主义初期，允许存在多种经济成份。他说，“我们所谓采用何种经济制度，并不是说只采用那一种而禁绝其余一切，乃是说采用某一种为全社会中主要的生产制度”〔26〕。（2）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他说， “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27〕“不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根本上决不是什么劫富济贫的均富主义，并且中国共产党都不曾幻想中国马上就能够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28〕。
陈独秀只是一个经济思想家，并不是一个经济专门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可能找到全面救济中国经济的办法，更不能从微观上对经济进行定量分析，他对资本集中的负面效应也缺乏足够的认识，有些思想也只不过是对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一种初步理解。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相信一种主义，不应该空空洞洞的盲从，必定要知道他的精髓所在”〔29〕。他的确摸准了时代发展的脉搏，抓住了发展中国经济的“精髓”。可惜的是，由于对形势悲观估计导致的右倾情绪，他又把这种发展中国经济的政策实施推到不确定的将来。
五、结语
陈独秀是个犯过错误的思想家，本文也指出了他的经济思想存在的某些偏颇之处，但同时陈独秀又是一个有理性、有独立思维的思想家，两相结合，就使他的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1.政治性。陈独秀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活动和政治宣传上，“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30〕。他研究经济的目的是为政治宣传服务，因而，陈独秀和别的经济思想家很不一样，他是站在政治的高度去研究经济，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而研究经济。
2.现实性。陈独秀是一个务实的理论家，他的经济思想无论对错都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础之上。直到晚年生命将息之际，他还在表白自己的立场，“我们不象一班迂腐的先生们，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仍要走欧美循序进化的旧路。”“我们只认为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31〕。
3.时代性。陈独秀始终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条件放到国际经济的大环境中去考察。他义无返顾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但同时又强调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成份。他指出，“我们应该尽力反抗帝国主义危及我们民族生存的侵略，而不应拒绝他的文化”〔32〕。
4.开放性。陈独秀指出，“全世界的经济关系成了整个的，在此世界经济成了整个的时代，已经没有一个封建时代闭关孤立的国家”〔33〕。
注释：
〔1〕〔3〕〔4〕〔5〕〔6〕〔9〕〔11〕《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版，第157、157、292、157、50、185、254页。
〔2〕〔7〕〔8〕〔10〕〔12〕《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 三联书店1984版，第608、11、617、617、617页。
〔13〕〔14〕〔15〕〔16〕〔22〕《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三联书店1984版，第609、617、647、410、608页。
〔17〕〔18〕〔19〕〔20〕〔21〕《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版，第206、114、519、88、385页。
〔22〕《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 第299页。
〔24〕〔25〕〔27〕〔29〕《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三联书店1984版，第55、291、289、93页。
〔26〕〔28〕〔30〕〔31〕〔32〕〔33〕《陈独秀文章选编》（下册），三联书店1984版，第410、195、552、636、649、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