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经济波动、预测与宏观调控——赴德学术考察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宏观调控论文,学术论文,考察报告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一行三人，于1995年5、6月间，以“德国的经济波动、预测与宏观调控”为题，赴德进行了学术考察。我们共访问了11个城市的18个单位，可分如下五类：一、5 个政府机构：1.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威斯巴登市），2.联邦经济部—BMWi（波恩市），3.联邦财政部（波恩市），4.联邦中央银行（法兰克福市），5.联邦统计局（威斯巴登市）。二、7个研究机构：1.玉立希研究中心—KFA（科隆市），2.埃森经济研究所—RWI（埃森市），3.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HWWA（汉堡市），4.汉堡亚洲研究所（汉堡市），5.德国经济研究所—DIW（柏林市），6.图宾根应用经济研究所—IAW （图宾根市）， 7.慕尼黑经济研究所—IFO（慕尼黑市）。三、3座大学：1.科隆大学（科隆市，2.汉堡大学（汉堡市），3.哥廷根大学（哥廷根市）。四、2个大型企业：1.奔驰汽车公司（斯图加特市），2.西门子公司（慕尼黑市）。五、1 个民间协会：德中经济协会（科隆市）。
一、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及其《年度经济报告》
德国联邦政府为了使宏观经济调控更加科学化、更加有效，使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加合理化、更加为大众所了解，于1963年成立了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并每年出版一本厚达400 多页的《年度经济报告》， 对经济形势进行分析与预测。 该委员会及其《年度经济报告》已有30多年历史了。该委员会以其独立性的身份和严肃认真的工作，在德国享有盛誉，颇具权威。在访问时，我们以我院“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出版的《199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与该委员会最新出版的1994—95年《年度经济报告》进行了交换。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类似于美国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其《年度经济报告》，类似于美国的《总统经济报告》，类似于日本经济企画厅的《年次经济报告》白皮书。1994年11月，我们访问日本时，也曾以我们的《1994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与日本经济企画厅的1994年《年次经济报告》白皮书进行了交换。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由5名具有独立地位的经济学家组成。 他们由政府提名，总统任命，任期5年，可以连任。 他们是大学教授或研究人员。在委员会任职期间，他们不得再公开担任其他职务，亦不得为私人企业服务。其主要任务是：对经济发展的现状、前景和政府经济政策进行分析、预测、评估与建议。委员会下设8名辅助经济学家组成的、 极其精干的常设工作班子，负责收集资料、分析形势、建立模型、预测计算，起草报告等。
《年度经济报告》可分为四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为总报告，第二大部分为各专题展开，第三大部分为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的注释，第四大部分为统计表格。书后还附有名词索引。1994—95年度的总报告部分有五方面内容：1.1994年经济形势及其在经济周期波动中所处的阶段；2.1995年预测；3.经济政策目标；4.各项政策评估与建议，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工资政策、对外经济政策等；5.劳力市场分析与政策建议。
在预测中，专家委员会运用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GDP预测时的模型计算，先按3个系列分别进行：1.GDP 的“使用”系列，包括私人消费、政府消费与固定资本投资等；2.GDP 的“生产”系列，包括就业与劳动生产率；3.GDP的“分配”系列，包括国民收入、 雇员收入、企业主收入、财产收入、私人家庭总的可支配收入等。然后，再把3个系列联系起来，进行平衡。
二、战后德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演变
通过考察，我们了解到：德国政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经济生活中所遇到的不同问题来加以调整。战后，德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经历了4 个阶段的演变。
第1个阶段：1948—1966年，共19年。这一时期， 德国政府采用的是新自由主义者的“有限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主要依靠市力量自行调节经济活动，而政府只实行有限的调节。推行这种政策的结果，使德国很好地利用了战后国内外的各种有利条件，促进了经济的迅速恢复与增长。50年代，是德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GNP增长率高达8.6%，居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首。
然而，1966—1967年，德国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国民生产出现了战后的第一次负增长。1967年，GNP增长率为—0.1%，GDP 增长率为—0.3%。面对危机，新自由主义理论无能为力， 并导致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政府的下台。
第2个阶段：1966—1982年，共17年。随后， 社会民主党政府上台，从1967年起，吸取了凯恩斯主义政策思想，并与新自由主义理论相结合，称作“总体调节的社会市场经济”，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宏观调控。例如，1.在对付1967年的经济衰退方面，政府通过额外投资来稳定与刺激总需求，这种政策立即取得了成效。1968、1969、1970年，连续3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5.5%、7.5%、5.0%的较高水平。2.在对付1975年的经济衰退方面，政府通过减税而增加私人需求，使1976年经济迅速回升。3.1977、1978、1979年，政府又通过促进公共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来扩大需求，推动了经济增长。
但执行这种政策的同时，又产生出新的问题，即“双高”：高赤字、高通货膨胀。
关于高赤字。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在衰退期，用扩大财政支出的办法刺激总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在繁荣期，随着经济增长，税收会增加，抵销一部分赤字。然而，在实际上，财政支出不断扩大，赤字却没有在经济增长中抵销。1.从财政支出看。政府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不断上升。在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为百分之三十几；60年代中期之后，至70年代中期，这一比重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几；70年代中期之后，至80年代初，这一比重又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几。1982年，这一比重甚至高达52.2%。2.从财政收支平衡看。在50年代和60年代，政府财政还不时略有盈余。但1970年后，一直连年赤字。1970年，赤字为近40亿马克，占GDP的0.6%，占财政收入的1.5%。到1981、1982年， 赤字分别高达700亿和650亿马克，占GDP的4.6%和4.1%，占财政收入的9.7%和8.5%。在繁荣期，赤字没有减少，到下一次经济衰退时， 问题将更严重。
关于高通货膨胀。70年代上半期，高赤字再加上石油冲击，物价在需求拉动和油价成本推动下不断上涨。1971—1975年，生活费用价格指数的上涨连续5年处于5—7%的较高水平。 这是战后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1975年，发生了战后第二次经济危机，国民生产再次出现负增长。这就是“滞胀并存”。1982年，又发生了战后第三次经济危机，国民生产出现第三次负增长。
面对“双高”和“滞胀”问题，凯恩斯主义理论无能为力，人们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失去了信任，导致了社会民主党政府下台。
第3个阶段：1982—1990年，共9年。“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上台后，为了恢复对政府的信任，在宏观调控上又采取了自由经济政策，吸收了供给学派的一些思想，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例如：1.在对付高赤字方面。对付高赤字有两种办法：要么是限制政府支出，要么是增加税收。增加税收，会挫伤企业家与雇员的积极性，遭受民众的不满。政府选择了限制支出的办法。2.把凯恩斯主义的着眼于短期相机调控的“刺激需求政策”，改为注重于中长期经济发展的“促进供给政策”。德国学者认为，美国在60—70年代的宏观调控中，片面着重需求面，到80年代，又片面着重供给面，走了两个极端。而德国目前在吸收供给学派的政策思想方面，不像美国那样极端。3.逐步实行减税。
这种新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功。到1989年，财政赤字下降到90亿马克，占GDP的比重由80年代初的4%以上，下降到0.4%； 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80年代初的近10%，下降到0.9%。这确是一个可观的成效。 到1990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由1982年的高达52.2%，下降到46.4%。1990年，两德统一时，西部正处于较好的经济状态中。东西部的统一，又给经济生活带来了新的情况。
第4个阶段：1990年—现在，已5年。两德的统一，使上述政策中断。在对东部进行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政府进行了充分干预。每年向东部注入大量财政资金，这又引起了财政支出的高增长和高赤字。1.从财政支出看。1991—1994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 又上升到50%以上。1993年高达53.4%。2.从财政收支平衡看。 1991 —1994年，每年赤字都超过1000多亿马克。赤字占GDP的比重， 又上升到4%以上；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上升到6—8%。
向东部注入的财政资金主要用于三个方面：1.救济失业者。2.帮助建立新的私人企业。对新建企业给予贷款，利率为7%，其中，2%由企业自己支付，5%则由财政补贴。3.帮助各州、县建设公共基础设施。 对东部的支援，一方面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刺激了西部经济的发展。当1990—1991年，美国、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相继处于新一轮的世界经济衰退时，德国经济却因东部市场的合并与需求的大幅度上升而处于繁荣期。这次世界性经济衰退，在德国延迟两年出现。 到1993年，德国才出现其战后第四次经济危机和负增长。而且，到1994年夏，很快又转入了回升。
据德国联邦财政部和联邦经济部的官员介绍：到目前，因支援东部而形成的赤字高峰已过。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已开始有了活力，经济增长率达8%。这样，以前的减税措施又可以恢复进行。预计到2000年， 东部经济可以完全与西部接轨；赤字与纳税都会降到较低水平。
三、反通货膨胀与经济稳定增长
1.《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法》。
战后，德国的经济发展虽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是，与美、日、英等主要西方国家相比，总起来看，德国是属于通货膨胀较低和经济增长较高的类型，或者说属于物价稳定、经济增长稳定的类型。取得这种实绩的原因是什么呢？在我们的考察中，无论是政府机构的官员，还是研究单位或大学的学者，都反复强调：1957年联邦议会通过的《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和1967年联邦议会通过的《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德意志联邦银行法》赋予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以独立性，并以稳定货币作为其首要任务。
《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法》确定了四大经济目标：1）稳定价格， 避免通货膨胀；2）高就业率，实现充分就业；3）持续与适度的经济增长；4）外贸平衡。这四大目标，没有规定先后顺序， 亦存在着一定的内在矛盾。比如，高就业率意味着高经济增长，而高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在短期内是有矛盾的。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是把物价稳定、经济稳定放在首位。德国学者和企业界认为，经济的不稳定，高通货膨胀和汇率的波动，对企业经营是有害的，使企业行为失去正确的导向而发生扭曲。
2.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
战后，在德国经济的增长过程中， 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50—60年代，德国在重工业方面拥有优势，如冶炼业、采矿业、造船业等。到70年代，德国失去了重工业优势，或者说产业重点发生了转移，转移到高新技术领域。这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一方面是科技本身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迫于竞争的需要。科技发展是国际性的。在高新技术领域，德国面临着与美、英、日等国的激烈竞争。
德国学者指出，在这种背景下，重工业优势先后移向了东亚的日本、韩国、泰国以及台湾地区。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处于发展和赶超阶段，它们的重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就像德国当年在工业化过程中赶超英国时一样。中国在目前和将来的一个时期内，也是处于这种赶超阶段。
一方面，伴随着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变化也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动力。没有结构变化，就没有经济的持续发展。德国学者认为，经济的短期变化，更多的是由周期波动引起的；而经济的长期发展，更多的是由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
3.产业结构变化给劳动就业带来的新问题。
在德国，70年代以后，每次繁荣过后的衰退期，失业率都比上一次衰退期升高。失业率不断升高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一些重工业传统部门的衰落和一些高新技术部门的兴起，不能使前一类行业的就业者向后一类行业简单地转移。这种高失业现象，不能靠古典周期理论来解释，而要靠新的劳力市场理论来解释。
劳动力能否顺利地由传统部门向新兴部门转移，取决于工人受教育、受培训的程度。这就是人力资本问题。德国政府十分重视“转业培训”工作。德国学者说，德国在人力培训中花的钱，少于实物资本投资；但是对人力培训的重视程度，却大于实物资本投资。
在经济衰退期，为了缓解失业率的上升，保持社会稳定，德国也改变了大批解雇工人的作法。虽然在衰退期还是要解雇一些工人，但主要采取了“弹性工作制”办法。在1993年战后德国第四次经济危机中，大众汽车公司率先采用了“弹性工作制”，减少每周劳动日，避免大批解雇工人。
德国学者认为，在中国，目前就业问题主要是农村劳力向城市转移问题。而在将来，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出现第二次劳力转移问题，即由传统工业部门向新兴工业部门的转移问题。注重对工人在新知识、新技术方面的培训，从长远说，也是防止高失业的一项重要措施。
4.企业在经济衰退期的对策。
一些企业，特别是一些大型企业，其经营状况经常要受到整个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在经济衰退期，企业怎样度过难关，并力求在逆境中发展自己呢？世界著名大型企业——西门子公司提供了很好的案例。1）重视景气分析，把握景气动向。西门子公司有65 %的产品品种要受景气波动的影响，35%的产品品种不受景气波动的影响。西门子公司与德国著名的慕尼黑经济研究所合作，建立了宏观经济计量模型，选出20—25个与西门子有关的宏观变量。又选出4—5个最直接有关的宏观变量。以订单为先导指标，建立起“西门子走廊”。如果订单处于“走廊”区域，则表明情况正常。2）利用衰退期促进生产率的提高。 包括励行节约，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等。3）利用衰退期加快技术进步的速度，使生产过程更加现代化。4）利用衰退期强化打入新市场。5）改变企业文化，改进企业组织。这些对策，既有短期性的，又有长期性的。西门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向我们感慨地说：竞争就是时间的竞争，在竞争中，企业的行动就要快、快、再加快。
四、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若干看法及建议
在考察中，德国许多学者与官员都对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同时，他们也认真而热情地提出了一些宝贵的建议。
1.中国改革模式是比较成功的。
汉堡世界经济研究所经济体制研究部主任卢迪博士曾5 次访问中国。他说，与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相比，中国改革模式是比较成功的。在改革过程中，经济发展始终没有中断，而且继续在不断增长。而东欧各国在体制转型中则很吃力，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应感谢政治上的稳定。搞长期经济发展预测，关键前提是政治稳定和改革政策能否继续贯彻下去。改革问题中，国有企业最难。东欧各国的改革之所以不稳定，是因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问题。一旦搞起私有化，导致高失业率，将会产生与加剧社会矛盾，造成政治不稳定。
2.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不在于国家股份占多少，而在于要让企业在管理与经营上独立，这就需要形成一个“经理市场”。
这是德国经济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哈格曼的看法与建议。哈格曼从1964年起就在该研究所从事中国问题研究，至今已30多年，他曾7 次访问中国，写过上百篇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报告。他以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战后，大众汽车公司成为国有企业。50年代搞成股份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在这个公司中拥有很大股份。但是，从管理上看，这个公司却像是一个私人企业。因为拥有股权的董事会只管公司的发展战略问题，只起监督作用，并负责挑选经理，但是决不插手公司的管理与经营。要搞好一个企业，关键是经理，而不在于国家股份占多少，是占70%还是占30%。无论国家股份占多少，都不要具体插手企业的管理与经营问题。要挑选出好的经理，然而现成的经理候选人菜单是没有的。这就需要形成一个“经理市场”。从“经理市场”中聘请有才干的、出色的经理人员。
哈格曼认为，上述经验可以避免国有企业走私有化道路。他认为，两德统一后，东部企业私有化是一个特殊过程，这不适合于中国情况。中国在搞股份制的过程中，要十分注重培育和形成“经理市场”。
他提出，要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必须具备的条件并不是私有制，而是：1）独立的管理与出色的经理；2）用提前退休、职工培训等办法，减少企业中的大量冗员；3）实现生产与技术的现代化；4）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善于打开与占领销售市场；加快社会保险步伐；6）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如勤劳、刻苦、为公）与现代化管理结合起来。关键还是第一条。
3.宏观调控需要一个“综合委员会”
哈格曼还提出一个建议。他认为，中国现在负责宏观经济管理的政府部门很多，如有国家计委、中央银行、财政部、体改委、经贸委等，往往相互制肘，影响了宏观调控。在中国，不会像德国或其他西方国家那样，形成一个很超脱、很独立的中央银行。因此，需要在这些部门之上成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威性的“综合委员会”，以提高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的效率。199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