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党建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建论文,宝贵论文,思想论文,精神论文,财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云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生转战南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处于何种环境和地位，都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非常关心。陈云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论述针对性很强，充满着责任感。系统总结他的党建思想，对于加强现时期党的建设意义重大。
一 共产党员：“质量应重于数量”
党员是组织的细胞，细胞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党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队伍需要大量的党员，但更需要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能为党的事业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高质量的党员。早在1940年陈云就郑重地提出“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1—1]的观点。他指出，通过扩大党员数量来保持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是必要的，但党的事业不只是靠党员数量能够取胜的。对于那些经不起武力压迫、政治诱惑、没有共产主义坚定信念的党员来说，让他们留在党内只会败坏党的事业，对这些人必须“洗刷”，“这样整理的结果，虽然党员数量减少，但是质量提高了……领导干部的精力会更集中些。”[1—2]
党员的质量，即党员的素质和党性。它包括多方面内容，陈云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共产党员的质量提出了要求。
1.共产党员要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
陈云在不同的时期，始终强调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重要性。早在抗战时期他就说过：“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1—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资产阶级腐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侵入到党的队伍中来，一些党员丧失了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针对此，陈云倡导要在党内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并指出“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进行的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1—4]只有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理想和信念，我们才不会变质，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怎样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呢？陈云强调：“首先必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坚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前途。这就是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深切了解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懂得无产阶级的利益及其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洞悉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当前任务和根本目标。同时，每一党员应该深刻知道，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在弯曲的险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须经历长期艰苦和波折”[1—5]。这样，才能建立和坚定自己的人生观。
2.共产党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陈云在延安的时候仔细研究过毛泽东起草的文件、电报，他说，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工作作风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对于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陈云总结出了十五个字，这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1—6]1990年陈云在同有关领导同志谈话时，对这十五个字再一次作了详细的解释。他说：“不唯上，并不是上面的话不要听。不唯书，也不是说文件、书都不要读。只唯实，就是只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研究处理问题，这是最靠得住的。交换，就是互相交换意见。……比较，就是上下、左右进行比较。……反复，就是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1—7]他把这十五个字的前九个字看作是唯物论，后六个字看作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这个总结相当深刻。
实事求是就是要做到主观与客观一致。
首先，共产党员要改造主观世界，这就要学习。陈云在1939年就号召共产党员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惟有如此，“才能在复杂万分的事情中理出一个头绪，从不绝变化的运动中找出一个方向来，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他要求广大党员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要学习哲学，他说：“我个人的体会是：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习哲学终身受用。”[1—8]他要求“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内专门家学习。……熟练自己的业务和技术，使各部门建设工作获得发展，并使自己获得在社会上独立生活所必需的技能。”[1—9]同时还要学习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文化程度低的党员还要进行长期的识字。他指出，每个共产党员，不仅要学习书本知识，还应随时随地地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向群众学习。陈云认为学习是共产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次，要熟悉客观情况，这就是要调查研究。对于调查研究，他提出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亲自率工作组或派工作组下乡下厂，这当然是很必要的；另一种是每一个中高级领导干部都有敢讲真话的知心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通过他们可以经常听到基层干部群众的呼声。”[1—10]实际上，第一种方法就是要亲临现场，并且要蹲一段时间，和群众生活在一起，而不是走马观花，摆样子给上级和群众看；第二种方法虽然自己没有到现场，但确保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而不是只听赞扬的话，只听报喜不报忧的话。在强调调查研究的时候，陈云对无的放矢的开会非常反感，要求开会前要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曾经很不客气地批评说：“会要少开，开会要有准备，出文件要解决问题，否则无结果。”[1—11]群众对党的意见大，原因之一就是不了解实际、不解决实际问题的会太多。调查研究关键是要沉下去，要有目的、1987年时陈云还说：“调查研究的方法，我看不是一百多个部一个一个地都拿本子在书记处会上念一道，大家东插一句、西插一句，最后主持会议的讲一讲就通过了。调查研究的方法，也不是一个星期跑二十二个县，那样无非是坐汽车走一圈就是了。”他批评说：“这种工作方法太简单”。[1—12]
3.共产党员要坚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陈云指出：“我党是以彻底解放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全中华民族，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职志的政党”，因此，“每个党员必须对于民族、对于革命、对于本阶级、对于党，表示无限的忠诚，把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革命的、本阶级的和党的利益。”[1—13]
人民群众是党生存、发展和执政的力量源泉。陈云在其革命的一生中，深刻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在党的七大上谈到反对骄傲自满情绪时，他说：任何功劳“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有的党员认为个人是英雄好汉，是个人出来革命，才使老百姓翻了身，才使党的事业取得成功，他批评说，这样的想法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个人死了之后，“老百姓还是要革命，党还是要继续的。”[1—14]
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脱离群众的危险加大了。要解决这个问题，陈云认为根本的办法还是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他指出，执政党要时刻牢记，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大家，为大家“当差”的。“共产党员，是老百姓派你当代表干革命，老百姓要你领导他们求得解放。我们有这样的责任，不能搞坏，搞坏了不是一个人、几个人的事，……我们要在老百姓面前，负起责任，如果不这样，便没有尽到责任。人们说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是否对人民尽了责任，可以考验谁是优秀子孙，谁是不肖子孙”[1—15]
二 党的组织：“核心的堡垒的作用”
陈云对党的组织建设非常关心，在这方面有很多闪光的思想，其中在下列三个方面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党的建设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党的队伍并不拒绝吸收“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
陈云在延安时期就非常重视党的组织建设，1939年他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文章指出，党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必须经常有系统地注意调剂自己党员的成分。关于党员的成分，他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四条具体要求。
首先，要加强优秀的工人成分。他强调：“城市中的党组织必须首先集中注意力，吸收工人党员，在乡村中的党组织应该特别注意吸收由城市转入乡村的工人，吸收农村的雇农和手艺工人入党，以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但是，“不是全体工人都可加入党的，而只是工人阶级中最觉悟、最积极和最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分子。”[1—16]
第二，党应该注意到贫苦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成分。他从中国农民是无产阶级最有力的联盟者的实际出发，提出要大量吸收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到党内来；从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出发，认为“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使他们成为党与群众之间的必要桥梁。我们党应该吸收许多能够献身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知识分子入党。”[1—17]
第三，党应该特别注意到女工和贫苦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农妇和知识分子妇女成分。
第四，一切党员必须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这四条中，第一条讲的是要加强党的阶级基础，其余三条在强调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实际上是从实际出发，强调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陈云强调：“工人成分是党的基础，党特别要注意在自己的组织内加强工人的成分。对于在日常斗争中和革命运动中训练出来的其他阶级出身分子，党并不拒绝将他们吸收到自己中来，但是他们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非共产主义的立场，承认党纲党章，才能允许加入党的组织。”[1—18]陈云的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后，怎样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从而更好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2.党的组织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
陈云非常重视党的基层组织，认为支部是党的最下层的组织，也是党的最基本的组织，党的一切口号、主张、政策，依靠支部才能具体深入到群众中去。正因为支部是党团结群众的核心，起着扩大党的力量、领导和教育党员、培养党的干部的重要作用，“所以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是党的力量增长的主要源泉。”[1—19]
在战争年代里，陈云强调，支部要按照生产单位组织起来，在农村、工厂、部队普遍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支部不但要在组织形式上具有核心的堡垒的姿式，而且要在实质上真正能起核心的堡垒的作用”[1—20]，使支部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
陈云对于党中央的组织机构建设也非常重视。“文革”后，许多老同志年事已高，难以承担繁重的工作任务，而且“文革”的教训也启示人们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以制约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因而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出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的意见，陈云立即赞同，他认为重新设立书记处，可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于国家大事；可以减轻年迈同志的工作；也可以避免中央领导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1979年在成立书记处的会议上，陈云还就成立书记处的意义、工作范围、工作方法等问题作了扼要的发言。此外，陈云对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和建立、完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党内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陈云在不同的时期反复强调，党员都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1947年，陈云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核心领导只有经过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并在实践中经受过考验，才能建立起来。”他强调民主集中制，包括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不经过大家交换意见，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难免出错误”，“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服从决定、积极工作的义务”[1—21]，不集中就形不成决断，党就失去了权威。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要按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集体的充分讨论，以便减少失误，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1—22]
第二，要保障党的意志与行动的统一，保障党的组织的统一，必须做到个人对组织，少数对多数，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的服从，这“四个服从”是党的纪律。党组织的决定一旦形成，每一个党员都要认真执行，只有实现全党的统一领导，维护中央的权威，才能形成党的强大战斗力。
第三，党内要有民主生活制度规范。陈云首先对中央提出了要求，他说：“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经常开会讨论，经常交换意见，就不至于出大问题。”[1—23]他总结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是搞一言堂的结果。经常开会讨论问题，关键是让大家说话，“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1—24]
第四，要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陈云说，“党内不允许无原则的和平，更不允许相互包庇。”[1—25]在50多年前，他就提醒全党：“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党员违犯了纪律，特别容易引起群众不满。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他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应从领导干部做起，领导干部不能“不批评自己，光批评别人”，出现问题要“首先承担责任，不能上推下卸，诿过于人”。[1—26]他说：“干部中间也有些人很喜欢别人说好话，说他好就舒服，不然他就生气，很不乐意。其实光说好话的人都是拍马屁的，拍马屁决不是好事；不客气批评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同志。”如果对待干部“只说他好，掩饰他的缺点，以致养成他自高自大，工作不求实际，这样只会害干部，而不是帮助干部。”[1—27]陈云的这些论述语重心长，对于正确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党的干部队伍：“成千上万地选拔中青年干部”
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就强调干部在组织中占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他进一步从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出发，对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从选人、用人、使用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形成了陈云党建思想的又一个特色。
1.干部在党的组织中占有重要地位
陈云在延安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就十分重视干部的作用，斯大林讲的“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毛泽东所讲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对这些话他十分赞同，并且进一步发挥说：“党的一切决议和政策，都要通过干部去实现。党的干部不同于一般党员，是党的骨干。干部在党的组织中占重要地位。党看重干部的作用，认为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1—28]正是看重干部的重要作用，所以，陈云对党的干部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陈云一方面认识到干部作用的重大，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干部犯了错误危害也大，因此“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并且经常倾听群众的意见，有人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还要发动群众去斗争，并绳之以法。”[1—29]
2.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原则
对于挑选干部和提拔干部的标准，陈云在1940年就提出，忠实于无产阶级事业，忠实于党，与群众有密切联系，能独立决定工作方向并负起责任，忠于职守，拿得起，放得下，守纪律，这是挑选干部的具体标准，概括起来就是政治和能力，两者都不能缺。对于提拔干部，陈云提出了“德才并重，以德为主”和“人、事两宜”的原则，认为德与才都不是空的，考察德和才“主要就看其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要求干部能上能下。只能上、不能下，只能升级、不能降级，是个人第一、党性不纯的表现。”要纠正在提拔干部中对知识分子不放心，“不敢让知识分子做更负责的工作”的现象，纠正“只提拔，不教育”的现象。[1—30]1987年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对“德才兼备”的原则，做了进一步论述。他针对“文革”时期的“三种人”指出，提拔干部要提拔有开拓性的，“但首先要强调有德，有党性，德才兼备，才干固然重要，但德还是第一。”[1—31]然而，陈云没有因为强调德而轻视才，他说“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他痛惜地说：“知识分子要求入党，时常被拒之门外，……直到他们做出贡献而死后，才被追认为党员。这种情况必须坚决加以改变。”[1—32]
3.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
陈云早就提出，党的干部要形成个梯队。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现象很严重。为解决干部队伍青黄不接和老化的问题，陈云大胆提出了“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的要求。之所以要“成千上万”，他有三条理由，一是“工作的需要”，二是保证“干部交接班稳定”，三是“使兴风作浪的分子搞不起大乱子”。[1—33]他说，现在要大胆地提拔四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可以按级提拔，也可以越级提拔。这批人中有人才，又年富力强，经过培养是能够担起重任的。
对于提拔中青年干部，一些老干部长期以来就有疑虑，认为年轻干部“不老练”、“资格不够”、“太嫩”。1939年陈云就批评说，“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老干部都是从新干部锻炼出来的，有经验的干部开始也都是没有经验的。新干部经过锻炼，就会从没有经验变成有经验，由不老练变成老练。至于说到资格，那末，资格不老的干部不一定都做不好工作。”[1—34]同时，他又强调：“一方面要大胆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方面又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1—35]
四 党的作风：“有关党的生死存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党风建设问题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1980年11月，陈云在中纪委一次座谈会上，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36]这个著名论断，并围绕这个论断阐述了一系列党的作风建设思想。
1.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陈云从分析原因的角度把党风不正归结为四类：第一类是一些党员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第二类是是非不分，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第三类是在改革中出现的大吃大喝，送贵重礼品，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行为。第四类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带来的消极东西，例如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动摇。陈云指出，党风不正过去就有，但与现在不同，“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1—37]“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事业到乡村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他说，“许多贪污犯本人就是党员，即使贪污犯不是党员，他们能够贪污，也是靠某些共产党员的保护。”[1—38]现在党掌握的权利大了，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好了，但犯错误的机会也多了，犯了错误危害也更大了。
对于党风不正的危害，陈云指出，败坏党风的党员虽然是少数，但影响极坏，党风不正社会风气也就不正，只有党风正了，“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1—39]他还高瞻远瞩地向全党指出，“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1—40]“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以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1—41]正是从这个角度陈云尖锐地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1—42]
2.建立和完善纪律检查工作制度，加强党的纪律和监督
对于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陈云提出要从各方面入手，进行综合治理。但是，他更强调制度的作用。建立和完善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纪检工作制度，加强党的纪律建设，这是他关于党的作风建设思想的又一个特色。1979年，他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把中纪委的基本任务明确为“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他还要求县以上单位的党委都要建立纪检机构，配备专职纪检干部，并要求纪检干部本身要有正气、有原则、有党性。他还要求纪检工作应该研究一下，“为什么那么多的党员，甚至多年的老党员，在‘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歪风刮来时，自己顶不住，一下子就卷进去了，跟着跑，跟着干，这是什么原因？这些共产党员的党性到哪里去了？”[1—43]要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防范这些问题的发生。
改革开放时期，针对一些同志党的纪律松懈现象，陈云批评说：“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1—44]陈云强调，要加强对遵守党的纪律的监督，纪委是专门监督党的纪律执行情况的，各级党委也负有重大的责任，“有些违反党的方针政策的事，违法乱纪的事，如果仅是一个人的错误行为，那是个人的问题，但是如果哪个单位，哪个地区的歪风邪气大量存在，而又长期未得到纠正，那就显然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同哪个单位，哪个地区的党委有关。……要追究那个单位、那个地区的党委的责任，包括纪委的责任。”因此，“各级党委只有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抓精神文明建设，在抓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严肃党纪、政纪，党风才能根本好转。”[1—45]
3.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老干部要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
在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就对与会的高级领导干部提醒说：党内“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1—46]1985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陈云对“不能坚持原则，遇到歪风，跟着干”的个别老干部毫不留情面地进行了批评，他强调“老党员、老干部要重视，包括退居二线或者离休、退休的在内。在以身作则、关心党风党纪、发挥监督作用上，没有退居二线和离休、退休的问题。只要是党员，活着就永远处在第一线。”[1—47]领导干部只有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才有资格规范和约束别人，实施有效的领导。
在党风廉政问题上，陈云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包括老干部提出了许多要求，最有现实意义的有两条，一是要廉洁自律，二是要教育好子女。做到廉洁自律，首先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胜利的环境中高级干部不要头脑发昏”。[1—48]还要摆正“做官”与“干革命”的关系，陈云说，大家“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但是有些人“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1—49]
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陈云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要给全党带好头。1983年陈云在同革命烈士子女的谈话时说：“你们应该像自己的父辈那样，处处从党的利益出发，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1—50]陈云对干部子女的教育情真意切，但对一些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的人与事疾恶如仇。1985年他在中纪委一次会议上指出：“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无论谁违反党纪、政纪，都要坚决按党纪、政纪处理；违反法律的，要建议依法处理。”[1—51]“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1—52]
陈云的党建思想，实事求是，朴实无华，讲真理，不讲情面，讲道理，不讲套话，针对性强，包含哲理，观点鲜明，振聋发聩，促人清醒，对于今天党的建设仍然有重大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