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强度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波动同步性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强度论文,地区论文,国家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东亚地区贸易联系的日趋紧密，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是，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宏观经济波动的同步性有什么影响，贸易联系的日益紧密是否一定会促进这一区域宏观经济波动的同步运动。本文试图通过模型参数估计，分析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强度与其宏观经济同步波动之间的相关性，（注：贸易强度指双边贸易强度，本文对9个东亚国家和地区分别作了81对双边贸易强度分析。）得出相应的结论，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
现代经济理论并没有就贸易一体化对宏观经济波动同步性的影响作统一定论，而且各种理论还有相当的分歧。一方面，日益紧密的国际贸易联系会带来溢出效应，一国投资或者消费的提升，扩大了进口需求，势必带动他国的经济发展。在这种溢出效应下，各国之间的宏观经济波动会有较高的相关性。另一方面，贸易会带来生产的专业化，从而导致贸易国之间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如果产业发展是推动宏观经济波动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就会带来宏观经济波动同步性的减弱。
麦金农(McKinnon)1963年在研究最优货币区（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即OCA）理论时，把重点放在了对贸易开放程度与宏观经济活动相关性的研究上。他认为，如果两国的贸易开放程度足够大，那么在他们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及固定汇率就是可行的，也是势在必行的。他认为，贸易必将带来经济活动的高度相关。
在贸易一体化的实证研究方面，前人大多关注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贸易联系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相关运动的分析则要少得多，而且在系统性和完整性上也是相对缺憾的。
首先对这个问题作最初研究的是Canova和Dellas。他们在1993年《贸易依存度和全球商业周期》("Trade Interdepend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一文中认为，贸易的相互依存(trade interdependence)是宏观经济波动同步运动(co-movement)的原因。他们随机抽样，选择世界上的贸易模式，并将其与经济指数的关系进行相关性分析，并得出了一个非负的相关系数，结论是“贸易依存度越高……产出的相关性就越高”(Canova and Dellas,1993)。
Enters和Hurn(1994)研究了太平洋区域经济趋势和实际汇率的关系。发现如果一个区域内各国的国民收入、进出口贸易额是高度相关的，那么这一地区的实际汇率也会呈现一个相似的运动趋势。
Razin和Rose(1994)研究了138个国家，1950-1988年39年的时间里，贸易和金融的开放程度对产出、消费和投资相关性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各国开放程度与宏观经济指标的联系没有显著性。
之后，Rose与Frankel(1996,1997)合作做了一系列更深入的研究。他们应用了麦金农(McKinnon)的“贸易开放程度(openness)”的理念，研究得出，双边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程度越高，它们之间的宏观经济波动相关性就越强，因而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可能性就越大。1998年Frankel和Rose得出了更乐观的结果，通过比较研究21个工业化国家的数据，他们发现，双边贸易程度越高，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就越高。
Eichengreen和Bayoumi(1998)研究认为亚太地区的贸易和它们之间区域内经济周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他们将亚太地区的经济结构和西欧作了比较，认为前者近期的经济波动与后者曾经的波动有不谋而合之处。因此，当后者已经积极着手建立货币同盟时（1996年），前者构建最优货币区也是可行的。但是，如果考虑到政治历史因素，亚太和西欧却又大相径庭，货币联盟可行度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Choe(2001)研究了东亚10国贸易与经济的联系，从中发现，随着这一区域的贸易依存度日趋紧密，他们的经济也呈现了更高的相关性和同步性。
Kwanho Shin和Yunjong Wang(2002)研究了东亚12国的贸易一体化和宏观经济波动同步性的问题，发现贸易可以促进宏观经济波动的同步运动，而且贸易中的产业内贸易是宏观经济波动同步性的重要诱因。他们建议在产业内贸易成为东亚区域内贸易主导时，可以考虑建立最优货币区。
Kose,Prasad和Terrones(2003)在为IMF所作的工作报告以及一些相关研究中则得出了一些相反的结果。他们认为全球化不一定带来宏观经济波动的同步运动。贸易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带来了全球的宏观经济溢出效应，然而，贸易开放度却对产出的相关变动有一个弱的负效应，他们将其解释为：越开放的经济就越易受到外界冲击。
从前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看，大多数认为区域内贸易联系的增强、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会增强这一区域中各国宏观经济波动相关性，即贸易联系对宏观经济波动相关性的影响为正。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东亚国家和地区贸易联系程度对这一区域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作一实证分析。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东亚地区9个国家和地区12年(1990～2001)的数据作研究分析。这9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同时为了作比较，本文还将这一区域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纳入分析体系。之所以选择1990年之后的时间段，是因为自1989年APEC建立之后，东亚地区的贸易联系日趋紧密，各国的贸易联系都有一定的基础，这样的选择能更好地反映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对经济波动相关性的影响。
表1 1990～2001年东亚9国和地区GDP年均增长率、外贸依存度及其增长率(%)
中国
香港 印尼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GDP增长率
9.74.0 4.11.3
5.9 6.2 3.1 6.34.3
T/G均值38.9 239.2 50.3 16.3 59.1
164.0 69.1
279.8
79.2
T/G增长率 0.95
1.75 2.3
0.09
1.3 4.5 3.4-2.53.8
说明：T：东亚9国和地区各自的进出口贸易总额，G(GDP)：东业9国和地区各自的国内生产总值，均值取自东亚9国和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GDP的平均值。增长率是1990～2001年的简单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1991～2003《亚太地区统计年鉴》(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1991-2003)计算得出。
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国内工业总产出、失业率三个指数对宏观经济波动同步性进行分析。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一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其相关性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各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对于贸易联系程度的界定，本文则援引双边贸易强度(bilateral trade intensity)这一概念对这9个国家和地区作一系列的分析（这一点在下文会详细叙述）。（注：本文的数据全部来自1991～2003年联合国公布的《亚太地区统计年鉴》(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亚太地区外贸统计》(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of Asia and the Pacific)和《国际贸易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以及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国际统计年鉴》。）
（二）模型及分析
1.贸易在GDP中的比重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贸易增长对东亚各国和地区宏观经济波动同步性的影响，我们先来看表1中的有关贸易的三组数据。
表1第一行数据显示12年间东亚9国和地区实际GDP的年平均增长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GDP的平均增长率都为正值，说明各国经济都在高速增长。其中，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增长率都要高于6%，香港、印尼、韩国、泰国的增长率也在4%以上。
第二行数据显示的是12年间东亚9国和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在其GDP中比重的平均值，我们可以看到各国和地区都有较高的外贸依存度。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而印尼、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也超过了GDP的一半，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外贸依存度很高，贸易已经成为影响东亚各国和地区经济的重要因素。
第三行数值表明的是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东亚9国和地区GDP中比重的增长率。（注：这里我们计算的是简单年均增长率，如1990～2001年12年间，贸易总额在GDP中的比重从1%增长到13%，则年均增长率为1%。）这一组数据很重要，我们可以看到，除新加坡以外，各国和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在GDP中比重的增长率全部都是正值，其中，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增长率都超过了3%，这说明各国和地区（除新加坡外）进出口贸易增长的速度要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因此，随着这一区域内各国和地区GDP的高速增长，贸易的增长就更加迅速，使之成为各国和地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我们研究贸易增长对宏观经济波动相关性的影响也就更加有意义了。
2.贸易强度
为进一步分析贸易一体化对宏观经济波动同步性的影响，我们要引入Frankel和Rose在1998年提出的“双边贸易强度”的概念：（注：Frankel,Jeffrey A.and Rose,Andrew K."The 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The Economic Journal,July 1998,108,pp.1 1009-1025.）
表2 1990～2001年东亚9国和地区双边贸易强度的增长率(%)
中国 香港 印尼 日本 韩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中国-6.9 43631 6
3.4 1.93.6
香港
-5
-1 3 -0.13.8 2-0.40.6
印尼 1.40.5-3.8
5.4 7 1.55 106.9
日本 34.7
-0.5 -5.5 -3 6
7.8-1.81.7
韩国
200.8 4-2 2.4 6
20.6
马来西亚 3.83.5
6.7
6.7
1.6 5.6 -25.3
菲律宾1.21.4
1.75 5.6 34.25 6.8 7
新加坡3.42.1
N.A.-0.75 3.6 12
9.5
-1.3
泰国 1.9
1.15 7
2.1
0.4 4 7-1.9
说明：新加坡－印尼的数据缺失，可参照印尼－新加坡的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1991～2003《亚太地区统计年鉴》(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1991-2003)
联合国1991～2003《国际贸易统计年鉴》(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Yearbook1991-2003)
联合国1991～2003《亚太地区外贸统计》(Foreign Trade Statistics of Asia and the pacific1991-2003)计算。
表3 参数估计结果
经济活动(α) a b
GDP 74.7333(0.8337)***
1.0988(0.2441)***
工业总产出
52.0119(2.7926)*** -5.9445(0.8177)***
失业率
71.5968(0.6745)*** -0.2825(0.1923)+
说明：***表明参数的t检验通过了0.001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参数t检验通过0.15显著性水平检验。
括号里面报告的是参数估计的标准差。
为了阅读方便，参数的值和标准差的值均比原始值放大了100倍。
表2中报告的是各国和地区双边贸易强度在12年中的年均增长率，这个增长率将更加直观地表示贸易程度的变化。（注：这里要说明的是，由于转口加工贸易的存在以及贸易按原产地的算法不同，东亚各国和地区报告的双边贸易额不尽相同，如中国对香港的出口额和香港从中国的进口额相差甚远。为了避免算法与数据上的偏颇，本文将1990-2001年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对其他8国和地区以及美国的双边贸易强度全部做出，分别从一国和地区的角度来分析双边贸易的密集程度，显示在表2中表现为上三角的数值与下三角的数值的差异。）
在表2中所报告的东亚9国和地区双边贸易强度增长率的71个数据中，大部分都是正值，只有少数为负，而且负值的绝对值都是相对较小的（基本上小于｜-5｜），也就是说大部分国家双边贸易强度的增长率是正的。这表明，在12年间东亚每一个国家（地区）与其他8国（地区）的双边贸易强度是上升的，这一区域内双边贸易额在各自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具体说来，中—日、中—韩、印—新贸易强度的增长率都超过了10%，说明这三对国家的贸易联系飞速发展；中—马、印—韩、印—马、印—泰、日—马、日—菲、韩—菲、马—菲、马—泰、菲—新、菲—泰之间的贸易强度也以超过5%的速度高速增长。这些数据表明，虽然在这12年期间，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东亚9国（地区）之间的双边贸易往来在各国（地区）总贸易中的份额依然呈上升趋势，区域性贸易在这些国家（地区）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香港的双边贸易强度下降幅度较大。这主要是因为1991年以前中国和香港贸易频繁，双边贸易占了双方贸易的很大一块，而1992年中国加入APEC以后，积极扩展对其他国家的贸易进出口联系，使得贸易份额的很大一部分流入了东南亚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美国，因此中国—香港的双边贸易额急剧下降。
3.模型
为了更准确的分析贸易一体化对宏观经济波动同步性的影响，我们要把参数作一些变动。首先将GDP和工业总产值的指数转化为自然对数；其次，把各国的GDP的对数和工业总产值的对数分别作相关比较。
在这里，我们引入Frankel和Rose(1998)的回归模型（注：Frankel,Jeffrey A.and Rose,Andrew K."The 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The Economic Journal,July 1998,108,pp.1009～1025.），对东亚地区贸易强度和宏观经济波动同步性的相关性作如下分析：
表示t时段i国和j国宏观经济指标的相关性，其中α代表三个参数：Log(GDP)，Log（工业指数），以及失业率。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的双边贸易强度。
是随机扰动项，表明其他一些双边政治经济活动的干扰。表3是通过OLS最小二乘法得出的参数估计的结果。
从表3的数值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所得出的结论与传统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差异。前人的结论认为，双边贸易的强增长会带来各国经济的同步运动，而我们的结论却不尽如此。结论表明，各国双边贸易联系对双边经济相关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关注参数b的估计值，贸易强度对GDP的影响参数b值是1.0988，对工业总产出的影响b值却是-5.9445，两个参数估计都通过了0.001的t检验，有很强的显著性。贸易强度对失业率的影响b值是-0.2825，但是t检验只通过了0.15的显著性水平，显著性不是很高。
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各国的双边贸易强度对双边GDP的相关性有一个弱的正效应，说明两国贸易强度的增大会从某种程度上促进双方GDP的同方向运动，随着两国贸易联系的日趋紧密，两国的GDP会有同步增长的趋势。然而，双边贸易强度对双边工业生产总值以及失业率的同步性的影响系数却为负值，而且，对双边工业生产总值的同步性还有较强的负效应。这也就说明，随着两国贸易强度的增大，两国的工业总产出的相关性却减弱了，失业率的发展状况也产生了分歧，从这方面衡量的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分离。由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分离，各国不能在同一时期采用相似的货币政策，因此建立货币同盟的成本就大大增加，是否要建立货币同盟，还有待进一步分析研究。
4.分析解释
为何东亚9国和地区双边贸易强度的增长使GDP相关程度提高的同时，却使这些国家（地区）的工业总产出呈现反向运动的趋势呢？在此，本文给出一个可能性的解释，即双边贸易强度的增强可以带来两国生产的共同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会有一个弱的正相关。但是，由于东亚9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结构迥异，他们之间的贸易形式依然以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内贸易发展不够，贸易强度的提升恰恰带来了产业的分化，从而使得工业总产出的指标呈现负相关的趋势。
产业间贸易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它的两个层次和核心是比较利益理论和要素禀赋学说。按照比较利益理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国际交换中换取其相对劣势的产品，以提高世界福利；按照要素禀赋学说，各国应该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因此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要素禀赋和劳动生产率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应该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而产业内贸易认为，贸易不一定由各国的比较优势而产生，也可能因为规模经济或收益递增而产生，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国家之间即使不存在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的差异或者差异很小，也完全可以因为需求偏好或者规模经济以及产品差异促使各国追求生产的专业化和从事国际贸易。那么亚洲各国和地区的贸易形式究竟以何种方式为主？我们可以依据这一区域的产业内贸易指数来判断。
国际上通用的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方式是Grubel和Lloyd在1975的提出的：（注：Grubel,Herbert G.,and Peter J.Lloyd.1975.Intra-industry Trade:The Theory and Measuremne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London:Macmillan.）
IIT=1-∑｜Xi-Mi｜／∑(Xi+Mi)
表4 东亚9国和地区产业内贸易指数（均值）（注：因计算的繁杂，这里直接采用Kwanho Shin and Yunjong Wang(2004)“Trade Intergration and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in East Asia.”中的数据。）
中国 香港 印尼 日本 韩国
1984-19900.19730.31920.05710.05650.1268
1991-19970.22730.37010.10470.11110.1654
马来西亚
菲律宾新加坡 泰国
1984-19900.19570.10610.18130.0883
1991-19970.26810.15770.27210.1748
资料来源：Kwanho Shin and Yunjong Wang."Trade Intergration and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in East Asia.",Asian Economic Papers.2004 说明：这里用的是四位SITC标准分类产品的加权产业内贸易指数。
其中Xi和Mi分别表示i类产品的出口值和进口值。IIT的值越趋近于1，表示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反之，当该值趋近于0时，产业内贸易程度越低。这里我们采用Kwanho Shin 和Yujong Wang在《东亚地区贸易一体化与商业周期同步性》一文之中的数据来说明该问题。
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东亚9国和地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虽然比80年代有所提高，但是其数值依然很低，均在0.1到0.4之间，没有超过0.5，尤其是中国、印尼、日本、韩国、泰国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很低，而且增长速度也不快。这表明该区域内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形式还是以传统的产业间贸易为主，产业发展自我循环，并没有形成产业内贸易的深层次的分工。产业内贸易要求以技术投入和国际水平分工深化为基础，发展差别化产品生产，很显然，东亚地区的贸易发展与之并不吻合。如果这一状况持续的话，贸易强度的提升带来的将不是溢出效应，而是以产业分化为主的宏观经济波动的分离。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分析了双边贸易强度对双边宏观经济波动同步性的影响。通过模型参数估计。我们发现双边贸易强度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双边宏观经济的同步波动，也就是说，亚太地区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并不一定导致该区域内宏观经济波动相关性的同步运动。这种结果的一个可能性的原因就是东亚地区的贸易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而不是产业内贸易。前者会带来宏观经济波动的分离，而后者才是推动宏观经济波动同步运动的根本原因。
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对外贸易很快地从危机的阴影中走了出来，让世界再次看到东亚国家的竞争力。随着全球范围内区域集团化的发展，东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合作的步伐也逐渐加快。中国和东盟在2002年达成协议，双方要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关注中国—东盟贸易总额的增长，而且更要关注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并创造各种机会和条件来进一步促进我国和东盟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只有如此，才能促进东亚地区的贸易一体化进程，使各国的宏观经济波动同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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