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和发展绑定及二者关系的制度重构——对中国改革历程的一种理论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绑定论文,中国论文,重构论文,历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和发展的良性互动成就了今日中国。我们将两者良性互动的内涵概括为：改革为发展扫除制度障碍，营造思想基础和社会环境；发展在验证改革效能的同时，又为进一步的改革创造了条件，诱使改革深化。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互动足以令人陶醉，却也不时地发出进一步改革的强烈诉求。面对中国改革开放一路走来急匆匆的赶路行程，现在是需要我们对这一悖论作出解释的时候了。本文试图突破“常识”，在改革和发展的“绑定”框架中寻求答案，以此拓展改革的时代价值。 一、改革和发展绑定框架的历史背景 “因发展启动改革”。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发展的紧迫性和强制性上升到从未有过的程度，并在决策层和普通民众之间形成了高度的共识。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实现发展成为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1978年12月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只有改革才能承担起发展的使命。这可以视作改革和发展被绑定的历史起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一项较具权威性的研究将这一改革和发展的关系表述为“视发展为改革的目的”。[2]自此之后，“改革”与“发展”形影不离地联系在一起了。 “为发展推动改革”。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被确认之后，必须为实现发展切实地推动改革，此时，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摆在决策者面前，因此在改革的起步阶段，理论创新成为推动改革的先声。这一阶段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针对当时的理论禁锢，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由此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基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把握，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关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理论创新，以此确认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及其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3]这些理论突破为推动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方针。随着改革实践的深入推进，改革的理论创新也在更加广泛的制度领域和更深的层次上展开，由此形成了众多紧紧盯住发展目标、服务于改革实践的理论创新序列：由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单一公有制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由单一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由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到科学发展再到趋于成熟的社会进步理论，等。①与这些理论创新相伴生的是活生生的改革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历经探索、确立目标、搭建框架和不断完善而渐趋成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涉农税负制度、农民组织化、农业规模化、农村城市化、以工补农、城乡一体化；国有企业的政企分开、国有企业的政资分开、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较为完善和渐趋规范运作的市场体系的形成；层次清晰、布局合理、功能完备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等。上述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非经济领域中的各项改革共同构成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总之，几十年的历史可以验证，不论是改革理论还是改革实践都是源于发展、围绕发展、“殚精竭虑”地服务于发展的，之所以如此可能源于发展任务本身的紧迫性和艰巨性。 “用发展检验改革”。审视中国改革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改革之路并不平坦。吴敬琏先生曾经描述了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场关于所有制问题的争论，他将此称之为“所有制论战”。[4]中国的改革虽历经坎坷，但始终坚定不移地前行着，中国人民正在成为改革的积极参与者。究其原因，改革的坚定性和高度统一的改革共识源于改革所带来的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使执政群体从中发现了执政党的希望，人民从中享受了从未有过的文明成果。总之，改革使我们收获了丰硕的发展成果，改革的这一发展效应又支撑了极易被动摇和被扭曲的改革信念，改革实践因此被持续地推进。当然，“用发展检验改革”也存在另一面，即发展中的问题。我们不能设想“完美无缺的改革”。任何制度安排和社会进程都是这样的，有意义的决策只能是“利弊权衡”，以及社会所具有的兴利除弊的能力。 这是一幅令人赞叹的历史景象。“改革”和“发展”被现实的经济和社会进程所“绑定”，改革毫无声息地为中华民族贡献着所能。值得强调的是，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两者的“绑定”彰显了强烈的发展指向，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 二、改革和发展绑定框架中的改革变异 改革和发展“绑定”框架的形成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初期，发展生产力成为改革的直接目的，改革的使命就是为发展而服务的，改革成效的认定和社会感知也只能来源于发展的成果。改革的历史方位同样只能是在历史的背景中加以解读。②问题在于，社会进程是阶段性和持续性的统一。改革初期，改革和发展的绑定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清晰而又富有成效的行动模式——通过改革谋求发展；但在不断持续和更加复杂的社会进程中，一直致力于发展、为发展服务的改革却在不经意间“忘却”了自己，“忘却”了对自己本身的改革，变异由此而生。 1.将改革仅仅作为实现当前发展的手段导致改革出现功利性 在改革的初期阶段，改革是一个最有效的发展手段。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后，短短几年时间便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企业实行“一厂两制”很快给不少难以为继的国有企业带来新生的希望；经济特区的设立迅速产生了对外开放的示范效应，等等。改革所产生的发展成效验证了改革所具有的发展功能，在制度约束成为主要发展瓶颈的环境中，改革成为一个最有效的发展工具。由于改革和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极易诱发改革的功利性，而市场经济中功利性在社会基础层面的合理性又可能诱致人们将改革仅仅视为一个发展工具。 对改革在特定背景中成为最有效的发展手段这一事实的反复陈述已在“正强化”效应的作用之下赋予了改革越来越强的功利性色彩。功利性可能具有局部性、暂时性和非本质性等方面的局限，因此改革的功利性可能使改革偏离其全局、长远和本质属性。在功利性的改革思维中怎么也见不到现在我们所熟知的“顶层设计”、“战略构想”、“社会和谐”的影子。改革的功利性已将改革表象化，而改革的本质属性应表现为一场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即改变一切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重新塑造社会的制度框架。 改革的功利性局限了改革。 2.既定社会结构僵化和改革动力不足导致改革发生被动性 从逻辑上讲，改革的推进及其越来越丰硕的改革成果会强化社会的改革动机，由此会提高改革的主动性。但是，现实社会进程中的改革却几乎始终带有很强的被动性，这同样来源于改革和发展的绑定框架。 从改革的发端而言，初始的改革曾带有相当明显的被动色彩，甚至成为事关民族生存的强制性选择，而改革共识的形成和启动更是基于强制性之上的社会行动。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改革的强制性被日益扩大的阶段性发展成就所稀释，处于强制性较强状态中的改革压力才因此而得以削弱。 从改革的现实进程观察，改革的被动性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众多领域中呈现出能不改就不改、能小改就不大改、能晚改就不早改、能动皮毛就不动筋骨的状况。的确是，我们对“外在强制性”有太强的依赖，只有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主动”推进改革。最能为此佐证的便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国有企业并没有主动迈入市场化轨道，而是不思变革一味地依赖政府，被动地接受越来越强大的市场压力，直至最后步入“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在我看来，这种结局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只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无奈结局，但社会为此却承担了巨量的体制性损失。必须承认的是，改革的被动性可能还与改革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改革主导性力量的利益考量密切相关。 改革的被动性延迟了改革。 3.发展动因之间的可替代性导致改革出现不稳定性 这里所说的“稳定性”，不是指社会环境的稳定性，而是指改革的持续推进状态。正像经济增长一样，直线式的经济增长只是一种理论假说，在一定的时间周期内实际的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一定幅度的波动。当这种波动超过一定限度，就会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改革的不稳定性是指在改革的持续推进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时松时紧的一种现实状态，且这种时松时紧的程度超越了正常的波动区间。 这种状态的形成同样来源于改革和发展的绑定框架：发展是一个由众多因素所决定的集合函数，改革对发展的作用是为发展提供制度激励；除此之外，自然资源、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产业结构、市场需求以及国际经济格局等因素都有可能成为促进发展的直接动因。在发展动因多元化的背景下，发展动因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某一动因的短缺可以由其他动因所替代，而不会因为这一动因短缺便使发展停滞不前。起始点上的改革对发展的作用和改革进程中改革对发展的作用具有本质的差别。前者在当时的背景下不具有可替代性。不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就寸步难行；而改革进程中的改革则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替代性，这种替代性来源于一定时期内既定改革所释放的发展空间总会有所冗余。因此，具有单一发展指向的改革极易被眼前的发展所局限，发展情形好的时候改革往往被搁置；而在发展情形不好的时候改革往往才被重视，从而出现改革的不稳定状态。在改革被“工具化”的理念中，改革便难以避免地不时被“边缘化”，即使我们在思想上一刻也没有放弃改革的努力，情形也会如此。 改革的不稳定性制约了改革。 改革固然有其多方面的内在规定性，但这些内在规定性在改革实践中的变异必定会影响改革的成效。 三、改革和发展绑定框架中的改革适应性问题 改革和发展的绑定发生在不经意间，这种绑定框架内生出改革的变异，从而使改革偏离其内在规定性，改革适应性问题由此产生。所谓改革适应性是指现实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对改革需求两者之间的吻合程度。我们对此的基本判断是改革相对滞后。③但对改革滞后性的判断并不否定改革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甚至不排除在一定时期某些领域的改革存在一定程度的超前现象。 改革的滞后性是改革变异的逻辑结果。 1.着眼于当前发展导致改革的功利性和改革的滞后性 改革可以提高物质资料的生产效率，继而改变社会的生存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成就无不来源于改革效能的累积。直至今天，我们仍然期望改革可以带来更加丰硕的物质成果。问题在于，如果仅仅将改革视作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一种社会手段，这种功利性的改革取向会大大降低改革的层级内涵，一旦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其高度外在强制性的环境发生变化，对改革的紧迫性认知便会下降，从而产生改革的滞后性。 2.改革实践中的被动性改革导致改革的滞后性 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必须依赖持续性推进才能完成的社会性工程，这项社会性工程不可能像自然界那样经自发演化完成，而需要以改革共识作为社会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社会力量进而切实地推进改革。完成改革的这种社会力量必须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持之以恒的秉性。然而，改革实践中所呈现的改革被动性却难以使改革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从改革成效而言，则只可依赖于感性把握主动做一件事情和被动做一件事情所产生的不同结果。 3.改革进程中的改革不稳定性加剧改革的滞后性 不论个人对现实的社会进程表现得多么超脱，改革都始终和社会公众息息相关。对改革的认知和态度来源于人们对改革实践的感知，这一点成为推进改革的社会条件。有效推进的改革可以强化社会的改革动机，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但这种正强化功能会不时地被改革不稳定性所产生的“改革谷”中断，时紧时松的改革周期则致使社会对改革的稳定预期难以形成，这种状况便加剧了改革的滞后性。 由于改革的现实重要性和改革的视角多维性，使改革的滞后性具有多方面的表现形式。 从宏观视角表现为改革规划的严重滞后。比如有资料显示，直至2007年6月底，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才公布2007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此时出台的工作意见在考虑了行政系统的时滞和改革的实施过程之后还能否对当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十分令人怀疑。撇开这一点不谈，作为国家最高层按年度出台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意见是否具有合理性本身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从改革和发展的关系看，表现为改革始终处于发展的紧逼之下。改革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是改革为发展清除制度障碍。由此决定，改革理应走在发展的前面，为发展开拓新的空间，而不能等发展面临制度障碍时再实施改革。改革的滞后性必然形成“发展等改革”的格局，所以在改革和发展相适应的问题上，需要考虑改革的现实过程——改革是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调整，是新的运行机制的建立。由此表明，改革和发展相适应意味着改革不仅不能滞后于发展，而且需要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超前。 而从制度系统的结构视角，则表现为改革领域之间的不均衡。当对社会结构有了全面认识之后，改革由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逐步扩展至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5]此时，出现了一个更具复杂性的改革结构，而我们已经真切地体会到改革领域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实践中，人们谈论最多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不均衡问题，反过来，对两者不均衡持不同意见者列举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一系列进展[6]，以此辩争。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认为，应该承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肯定政治体制变革对经济和社会运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性，并且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现实制度结构中的政治体制瓶颈。在厘清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状态的基础上，再将视线转向更具复杂性的改革立体结构问题，在原有失衡状态不断得以矫正的同时着力构造新的均衡格局。 四、改革和发展绑定框架中的改革科学性问题 改革和发展绑定框架的形成，不仅从总体上导致改革的滞后，而且引致改革本身的一系列科学性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和发展又产生了一系列不应有的改革状况。 1.割裂制度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降低改革效率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制度的系统性特征日益显现，一些在局部发生的改革效能因为制度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大打折扣，系统性改革的要求因此被强化、被突出。但是，现实的改革进程却只能以某些领域作为改革的策略性选择，即使在这一领域内也不可能同时启动所有环节的改革。面对这一矛盾格局，需要将系统思维引入改革之中，按照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确定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改革路径，并加以有序推进。但改革的功利性取向使改革被工具化和被边缘化，只有“书到用时”才能感受制度对发展的阻碍，也才能再次感觉到改革的迫切性。何况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由于变革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呈现出异常的复杂性和不均衡性，这种状态决定了发展对制度的需求必然以一种极不规则的形式表现出来。面对现实的发展压力，改革往往慌不择路，进而陷入“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状态。这种情形的循环积累，使改革迟迟难以进入系统境界，制度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因此被撕扯得支离破碎，从而大大提高了改革的成本，降低了改革的效率。 2.诱使改革的社会参与度降低从而弱化改革的社会基础 改革启动以来，一个令人十分困惑的问题始终挥之不去：改革使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与此同时，普通民众对现实的忧虑却始终有增无减。就前者而言，人们拥护改革，改革给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使百姓在实践中逐渐醒悟，只有改革才能使各类垄断的利益社会化，这类公共利益是百姓利益的主要依靠；后者则反映了改革的实际景象，而造成这类现象的原因也显得较为复杂：改革路径由上至下集中推进而忽视自下而上的公众参与；改革相对于发展的滞后不能满足公众在物质性需求之外的更高层次的社会需求；改革进程的持续和深层次推进被眼前发展所局限；与公众密切相关的公共需求因为改革的结构性差异而严重短缺；改革进程被既得利益集团左右，等等。显然，改革进程中公众忧虑的上升来源于改革本身，但这一认知的汇集和社会传播则降低了公众的参与热情。如果说，改革可以在较低公众参与度的情况中取得既定的成就，那么，今后的改革推进则不能离开较高的公众参与度。有学者曾经指出“目前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局部改革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了，所有好的政策往往会在执行中变形，或者在出台之际就已经在利益集团的博弈中被改得面目全非”。[7]而在我看来，只有公众力量才具有扭转这种趋势的能力。 3.忽视对解放思想时空内涵的把握从而弱化改革的科学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关于解放思想的任何历史评价都是当之无愧的，因为那一时期确实是“思想”的问题，解放思想至关重要，否则，想都不敢想，何来改革行动?但是，也不能将对解放思想的历史评价常态化。由此便产生了两次解放思想——改革起点上的“解放思想”和改革进程中的“解放思想”。在改革的起始阶段，解放思想十分灵验，几乎任何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思维方式及其行动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实践成果。这一现象呈现出如下逻辑关系：解放思想—改革—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解放思想并不是改革的全部，而只能是改革的先导，因为改革起步之后还面临着很多解放思想不能涵盖的内容。我本人认可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是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再一次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两次解放思想运动历时14年，这一时期正是改革的探索阶段，所以是一次破冰之旅。前者解放了被长期禁锢的思想，后者解放了被固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至此，目标已经确立，后续的问题主要是按照目标的内在规定性实施相应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诚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确定之后，社会借助于解放思想推进了一系列制度变革，如：分配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服务型政府理念；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等等，这些制度变革不过是市场经济的固有属性而已，解放思想至多只是起到了辅助性作用。但市场经济目标确定之后出现的改革摇摆、停滞乃至倒退，已不再是解放思想的问题，而是不同力量之间博弈结果的显现。事实上，在不断持续的改革进程中，解放思想的发展效能呈现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改革科学性的发展效能呈现上升趋势。由于解放思想在改革初期的特定功能，加之改革和发展绑定框架的形成，出现了解放思想的三种倾向：“固化”倾向——将解放思想的功能永恒化；“神话”倾向——视解放思想为灵丹妙药；“泛化”倾向——在一切领域滥用解放思想。既然解放思想这样神奇，改革的科学性就显得不再重要，这自然弱化了改革的科学性诉求，改革因此也陷入了一种粗放状态。 改革和发展的绑定促进了发展，但却由于对改革的局限而限制了发展。 五、改革与发展关系的制度重构 在改革初期，“经济建设为中心”获得了特定历史环境中压倒一切的历史地位，而经济建设对制度变革的依赖性则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度，改革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扮演了为发展服务的角色。但是循此路径在其后续进展中，改革却陷入了功利性、被动性和波动性的困局。为了摆脱改革的现实窘境，使之与其必须承担的新的使命相适应，需要对改革和发展的关系进行制度重构。 关于改革和发展关系的制度重构思路包括三个环节： 1.改革服务于发展 究其根源，改革的必要性来源于发展需求，这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基本联系和改革的宗旨所在，不论从哪个角度，都没有理由改变改革的发展指向，实践层面也需要为改革设定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它沿袭了绑定框架中两者关系的“基础性”内容。从区别方面考虑，我们赋予发展以动态含义：改革初期阶段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现阶段的含义则是基于经济增长的结构性优化，而在某一始点之后，其含义可能是更高层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发展没有止境，以发展为使命的改革自然是“有始无终”，所以改革处于一种永不停歇的状态。当一个时期的改革任务完成之后，与这一时期改革相关联的新的改革任务又会蜂拥而至，即使是在各个领域的制度框架基本完成之后，制度系统之间以及制度系统内部的各类渐进性调适也会层出不穷，任何诱使改革倒退、停滞乃至松懈的理论说教和实践行为都是有害的。 2.改革独立于发展 在“改革服务于发展”中，改革成为发展的工具或手段，即通过改革为发展扫清制度障碍。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现实路径中，只要我们坚定地推进改革，给改革提供发挥作用的空间，改革就会“无怨无悔”地执行其工具使命。既然是工具，自然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既然是工具，自然是难以逃脱面对发展成就而自满这一人性弱点的局限；既然是工具，自然在利益结构调整中面对不同声音时难免畏缩不前。在“工具”意义上，除了产生改革本身的一系列问题之外，我们很难理解改革的真正意蕴。 但是，如果改革仅仅在工具意义上存在，便不会产生令人魂牵梦绕的魅力：不论认知如何，每一个人都被改革洪流裹挟着；不论动机如何，众多的社会有识之士都围绕改革争论着；不论进程多么曲折，改革都坚定地推进着；不论所得所失，民族利益的担当者们都在为改革大业呕心沥血地忙碌着。我们不难发现，改革相对于发展而言具有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的价值内涵，“不管人们的背景和文化是什么，绝大多数人，在选择范围既定的情况下，都会将实现若干极普遍的基本价值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上，甚至不惜为此损害其他较个人化的愿望。”[8]仅仅在工具意义上认识和对待改革的确是对改革的一知半解。必须完成一个重大的转变，这便是改革应由“为发展服务”转向“为发展服务同时又超越当下发展”。在这一格局中，改革的独立性得以彰显，改革和发展绑定框架中阻碍改革的羁绊方可得到有效克服，从而更加有利于改革履行其使命。 需要指出的是，改革独立于发展并不是改变改革的发展指向，而是借助于改革的独立性减少甚至消除各类对改革的阻碍因素，依据现实的社会进程的需要，规划、设计和运作改革，提升改革的发展效能。正是依据我国改革进程所产生的宏观管理需求，我本人在20世纪末期就已经提出了关于改革的管理问题。[9]近段时间以来，人们对“顶层设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表象上看，这和改革独立性相矛盾：顶层设计的基本理念是关注系统联系，而改革独立性则要在某种系统联系中“分身有术”。事实上，改革独立性的精髓就是通过减少复杂的社会结构对改革的牵绊，从而使改革可以进入“顶层设计”的境界。④ 3.改革超前于发展 在现实的路径中，改革为发展开辟道路，似乎改革总是走在发展的前面，这种机械式的理解恰恰倒置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在相当大的时空范围内，这种假象依然存在，最明显的便是很多领域通过改革推进了发展。上述分析亦已说明，现实的格局经常是改革滞后于发展，发展倒逼改革。在这种格局中，改革的发展效能被大大地弱化了。 改革的独立性设计为改革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基础，但是仅有改革的独立性不足以保证改革的有效推进，改革的独立性并不排斥改革和发展并行，甚至有可能出现改革滞后于发展，如此改革的功能便无从体现。因此，“改革独立于发展”中的改革，必须是主动的而不能是被动的，必须是积极进取的而不能是懒惰敷衍的。 要保证改革超前于发展，需要形成一个既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又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科学的社会架构，以此为改革提供一个适宜的社会框架，在这一框架内实现改革和发展以及其他经济、社会进程的良性互动。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以往经常是纠缠于细枝末节而不得要领，转来转去又回到原点。我们应该吸取这一教训。“改革超前于发展”并不意味着改革可以脱离发展而超前，而是能够有效服务于发展的超前。但是我们的体制惯性蕴含着极大的极端化风险，一提宏观调控就一刀切；一提保护弱势群体就不顾所有者利益；一提和谐社会就回避矛盾，等等。这种极端化思维及其行为将均衡理念抛弃得无影无踪，反而加剧了社会运行的不稳定性。发展对改革的意义还表现在：发展体现改革的价值；发展为改革提供更加宽松的社会基础；发展是制订改革方案的基本出发点；发展为改革提供承担改革成本的能力，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改革超前于发展意味着改革和发展相适应。按照改革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机制，只有超前的改革才能与发展相适应，而与发展相适应的改革必须超前。 注释： ①这里提到了四个理论创新序列，前三个序列是某一理论分支的创新，后一个序列是社会运行主导方向的理论创新。在社会运行的主导方向中，还应该有一个中间环节——经济发展。我隐隐感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践和制度调整，考虑到中国未来前行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中国社会运行的主导方向应该转向谋求社会进步。当然，其中的“社会”是一个广义概念，而不是和“经济”、“政治”与“文化”相并列的含义。 ②在改革的关键时期，一些人以社会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改革大加责罚，而对改革所产生的正效应却视而不见，他们在思维方法上超越历史背景，在价值取向上抵制改革，倚仗社会进程难以实验提出了大量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现实的设想。 ③现有的很多研究集中于改革系统之间的关系，如：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里的改革滞后不是指改革系统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现实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改革需求相比较而言出现的改革滞后性。 ④按照改革独立性设想，似乎应该实现改革职能和发展职能的分离。在体制改革早期阶段，两种职能在行政体制中是分设的，现行的行政体制来源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综合性要求的提高。问题在于，现行体制在获得一种制度安排优势的同时，却不得不接纳这种制度安排的劣势。现行行政体制中改革职能和发展职能合一所产生的对改革的不利影响正在被社会所充分认识，这是否意味着应该对现行行政体制进行新的重构呢?出于稳定性考虑，应该是在既定行政框架内进行结构性调整，增加改革职能的独立性和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