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百年与中国管理学创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理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1年，以泰勒制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理性开始代替经验，管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此后，管理科学不断随着时代而发展，新观点、新方法、新工具不断出现，逐渐形成了“管理理论丛林”。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在不断演变中逐渐得以丰富和发展。
管理学经过百年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知识积累，这些管理知识如何能够为中国管理学创新提供有效的经验和借鉴，中国管理学又如何结合中国文化和社会情景进行创新发展，这些问题是我们中国管理学者所关注的焦点。
一、“持续创新”是管理学百年发展的主要特征
回顾管理学百年发展历程，有研究者认为整个管理学的百年发展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科学管理阶段；第二阶段是人际关系与行为科学理论阶段；第三阶段是“管理丛林”阶段；第四阶段是以企业文化理论等为标志的“软管理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划分虽可商榷，但基本反映了百年管理学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基本路径，反映了人类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在“控制”和“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的过程，是一个“持续创新”的发展过程。
在“科学管理阶段”，管理理论的着重点主要就放在通过对工人动作、行为的规范，以科学的工具和科学的方法来提高劳动效率。科学管理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发现并界定了“管理工作”，明确了“管理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提升效率”，目标、指令与控制成为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责任”意识成为科学管理阶段人们观念变革的起点。泰勒(1911)曾指出，“除非工人们从思想上对自己和雇主的责任问题发生了完全的革命，除非雇主们对自己工作和工人们的责任认识发生了完全的思想革命，否则，科学管理不能存在，科学管理也不可能存在”。可以说，福特制是这一阶段最为典型的管理实践基础。
在“人际关系和行为科学理论”阶段，更偏重于对管理行为本质的思考，并将工作场所视为一个社会系统。管理者为追求效率使用的管理方法，都与组织中对人的关心相联系，将员工放在“社会系统”中去思考，更加重视对于“人”的研究，成为这一阶段管理学发展的一个特征。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梅奥，就是1926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哈佛大学工业心理委员会提供资助项目中的一个成员，这个项目的中心议题，就是要回答，“人们工作为了什么?如何激励人进行工作?影响人们心理和工作效率的因素是什么?”这样一系列问题(克雷纳，2003)。霍桑试验就是这个项目中的一项内容。虽然，在这个时期，人类依然在享受着科学管理的成果，“控制”依然是管理的重要职能，但是对于“人”的研究，以及“人类自由”的追求，已经进入到管理学研究的视野。马斯洛、赫茨伯格和麦格雷戈等学者都在探索着关于“人”的认识，对人的需求，人的激励因素，和人的基本假设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
随后的“管理丛林”阶段，各种管理理论纷呈。管理过程学派、管理决策学派、经验主义学派、行为主义学派、社会系统学派、管理科学学派、权变主义学派、经理角色学派，等等，这些理论纷纷登上了管理学舞台，对管理行为从不同视角下进行探索和研究。虽然，对于管理学派之前的分歧的讨论，以及是否存在“管理丛林”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但是，对于“人性”的研究、对于组织系统的范围研究，以及组织内外部环境适应性的研究都成为这一阶段关注的焦点。研究者基本上都是以科层组织作为管理行为发生的基本组织背景。在这一阶段，通用公司的事业部制，丰田生产系统，都是管理学发展实践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企业文化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为代表的“软管理阶段”，则是与技术和社会变化密切相关的。随着互联网兴起和知识经济的产生，人力资本在企业竞争中的作用日益凸现，管理学的发展趋势转向更注重于无形的组织文化氛围、组织框架内的成员学习、组织能力建设，以及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塑造。对于如何激发员工内心的追求，如何使员工成为创新者，如何提升组织适应能力等等这些问题，都成为管理学研究的重点。在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一个管理实践百花齐放的时代，崭新的、优秀的企业快速涌现。在快速变化、不确定性明显增强的环境下，明天会是怎样呢?同样，给管理学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管理实践者也在进行着持续的创新。因此，概括来讲，管理学百年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现实不断发展，理论持续创新”。
二、中国管理学百年发展的三个阶段
根据中国近现代企业的发展历程，我大致把中国管理学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年前的“管理学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随着国内民族企业发展，开始引入西方企业管理的思想，但是还保留了一些东方传统。例如，民国时期的棉纺专家穆藕初，曾几次拜访过被后人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的泰勒，191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穆藕初翻译的泰勒著作《科学管理原理》。此外，还有张謇在南通、荣氏兄弟在无锡创建民族企业，卢作孚创办民生公司、侯德榜等人创建纯碱厂等等。这些人大都抱有“实业救国”的思想，强调“洋为中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这一阶段，中国企业管理除了在提升企业效率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之外，在处理劳资双方关系，企业和社会关系方面都做出了很多创新。
第二阶段：1949～1978年的“管理学初步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管理学初步形成，并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0世纪50年代，我国企业管理主要以学习借鉴前苏联模式为主，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引进了苏联的整套企业管理制度和方法，强调集中统一领导，推行苏联的“一长制”模式和“马钢宪法”，在计划管理、技术管理、经济核算制等方面奠定了生产导向型管理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为克服照抄照搬前苏联管理方法的缺点，针对管理学存在的问题，结合国情，我国开始探索与建立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模式，“鞍钢宪法”、《工业七十条》就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可以说，借鉴前苏联模式，从管理实践出发，创新发展本土模式成为这一阶段管理学发展的重要特征。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企业并不是一个市场主体，属于生产型管理模式。因此，中国管理学语境更多是具有“计划经济”的特色，更多涉及的是生产计划管理、班组建设、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内容。
第三阶段：1979年至今的“融合发展与创新”阶段。从1979～1992年，我国企业管理模式开始从生产型转向生产经营型，学习国外管理学知识的重点从前苏联转向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管理学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培训等方面都有很大发展，我国管理学进入全面“恢复转型”阶段。1983年，袁宝华提出我国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16字方针：“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指明了方向。在1992年之前，主要是以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和方法为主。1992年以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管理学发展更加强调“两个注重”，即注重对先进理论的引进，注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国情。在管理学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开始追踪国外管理学研究前沿，国际管理学权威期刊逐渐为国内学者所熟悉。中国管理学研究的规范性得以增强，实证研究方法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管理学研究成果发表于国外顶级学术期刊。中国管理学发展同样离不开管理实践的发展，一些中国企业的优秀管理实践也逐步走进了一流国际商学院的案例库。例如，海尔的“休克鱼”、“人单合一双赢管理模式”、“自主经营体”等案例。可以说，中国企业实践也越来越多地吸引了国外学者的关注。总体上，这个阶段是一个管理学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研究成果不断创新的阶段。
三、未来中国管理学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
在人类工业化进程中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英国“纺织机”的出现，“纺织机”的使用使工业生产组织实现从手工作坊向工厂的转变。这次转变的背后是以煤炭为能源基础，以蒸汽机为动力基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福特流水线”的出现，“福特制”促使工业的大规模生产组织方式得到迅速普及。它的背后是石油为能源基础，以内燃机作为动力基础。目前，新技术范式正在加速形成。大数据、智能制造、3D打印机等新技术正在加速应用，使“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轮廓更加清晰。“数字化、智能化和定制化”的制造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大规模定制将成为未来主要的生产组织的方式。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带来一场颠覆性的变化。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解不应局限在技术基础、生产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方面，更深层次的是制度和管理方式的变革，是资源配置机制的变革。前两次工业革命出现了工厂制和现代公司制，未来是否会有新的企业制度出现?大型企业是当下经济生活的领导者，今后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商业组织?金字塔的科层组织还能够适应未来的发展吗?企业和消费者之间还仅仅是生产者和购买者的关系吗?未来员工与企业之间关系又会是怎样?
以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线网络为代表的新技术范式正在激发企业组织、制造模式和商业生态等一系列管理变革(王钦，2013)。企业组织将从扁平化真正走向网络化。进入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搜集、存储和处理变得轻而易举。企业能够迅速发现、合并、管理多种数据源，这将使管理预测准确性进一步提高，内部组织协调成本大大降低，为企业组织网络化发展创造条件，“层级组织”正在被“节点网状组织”所替代。智能制造正在加速深入推进。除了供应链管理领域自动化技术和信息系统正在广泛应用外，计算机建模、模拟技术和全新的工业设计软件等数字制造技术正在加速推广，工业设计理念和流程都在加速变化。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快速应用，新的工业制造系统具备了自决策、自维护、自学习甚至自组织的能力。商业生态正在发生重构。企业将处于一个全新的商业生态之中。消费者具有了更大的选择权和更强的影响力，对价值体现的要求更高；企业与企业之间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客户对响应速度的要求提高，促使企业从追求内在一体化转向合作制造、社会制造；企业内部对透明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对部门或团队间协同的即时性要求更高，节点、节点连接和动态组网成为必需；员工对公平性和价值观的追求更高，雇佣关系已经不是企业和员工间关系的全部。
四、中国管理学创新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的三个关系
一是正确处理理论引进和本土现实的关系。西方的管理学思想和方法为中国管理学提供了研究基础，中国的企业家和管理研究学者从中学习了很多。但是，单纯的理论引进还不能够满足本土现实的需要。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是我国制造业面临着产业创新不足、劳动力成本提高等问题，传统制造业发展模式已愈来愈难支持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实现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创新，从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创造力和竞争力。在中国管理学未来的发展中，既要立足区域特征和制度特点，也要辅以严谨的方法论支撑和大规模的经验研究，使中国管理学研究既在国际上受到认可，又具有强有力的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是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热点研究的关系。在管理学研究领域，新概念层出不穷，概念快速引入，但是基础理论研究重视不够。其中一个典型现象是，在商学院的教学、研究中战略、组织、文化一类课程较为受到重视，而对于生产运营、技术创新等课程的关注程度就没有那么高。一些新的管理概念，例如蓝海战略、长尾战略、基业长青等等迅速受到业界和学者的关注，但是人们在关注这些热点的同时，还需要重视基础理论层面的研究，还应该进一步强调加强企业基础管理工作。
三是正确处理学院型教育和实践型教育的关系。1990年，MBA教育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国九所大学开始试办MBA。经过20多年的发展，MBA教育有了长足发展，为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在实际发展中，“学院型”教育的色彩较为浓厚，“实践型”教育的特色还显不足。作为专业学位教育，强调的是如何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教育。MBA教育如何做到真正面向企业、贴近实践将是未来必须思考和回答的一个问题。
总之，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中国企业丰富的实践，丰富的企业实践为管理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广袤和肥沃的土壤，为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中国元素”的丰富提供了历史机遇。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管理学研究将会更加丰富多彩，也将会更加国际化。
注：谨刊发此文，沉痛悼念、深切缅怀陈佳贵先生。斯人已去，学术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