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新视点三人谈之 关于“知识自由”的对话——论现代公共图书馆的精神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精神论文,公共图书馆论文,基础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学者二川，幸広曾在《试论清末张之洞所从事的图书馆事业》一文中对中日两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作过简要的比较和分析，认为“近代图书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民众自发的，自下而上运动中建立的，一种是作为统治阶级的教化政策而设立的，日本和中国近代图书馆属于后一种类型。”同时，他们也认为，“民主主义和市民社会的建立是近代图书馆发展的前提。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图书馆可以说都缺乏这两个必要的条件〔1〕。”时间过去了20年，今天读它仍觉中肯。当然，关于图书馆与民主、自由、平等的关系，日本学者的研究并非首创，同样的观点在爱德华兹、谢拉、阮冈纳赞等人的著术中均有体现。囿于历史原因，我国学者很少从这个层面对图书馆事业进行反思。今天，黄俊贵先生对图书馆服务理念进行了思考；李国新对西方图书馆自由理念作了详细引荐，程亚男女士直接介绍国外图书馆事业的情况，韩继章先生对图书馆思想进行了梳理……这些研究，都是从文化角度出发的。笔者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现就图书馆的精神基础作粗浅论述。
图书馆的精神基础，实际上就是人们从什么角度看图书馆的问题，是图书馆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宣示“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图书馆的权利”，范并思先生认为爱德华兹开创的公共图书馆为“世界亿万人可以永远地享受信息公平与信息民主带来了一种新的机构/制度〔2〕”，梁灿兴先生则认为新一代的图书馆职业信念是“所有知识为所有人服务〔3〕”。毫无疑义，这些论述都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以及“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之上。
1 民主的理念
自19世纪60年代，中国由于被西方强行打开国门，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参与变革大潮，力图在注重“夷夏之辩”的文化体系内应付这种冲击，先后采取“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自强维新”等策略，辛亥革命试图将西方民主制度移入中国。这些努力先后失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打破传统文化的束缚，为西方民主与科学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但由于众所皆知的原因，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对世界文明从排斥转为进取，经历了一个由器物至制度然后再到文化的过程。
今天，我们吸取西方的物质成果已不再成为问题，但如何对待西方精神成果，依然有许多顾虑并尚未完全理解。例如对待科学上，我们往往以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态度理解科学，而忽略科学的先验性，以及想象力和创造性对科学的根本作用；我们注重科学的普遍性而忽视其模糊性；比起科学的精神，我们似乎更重视科学的结果。这样，科学始终未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依然停留在器物层面。在对待民主的问题上也如此。我们只是把民主简单理解为制度安排，而不能理解为生活方式。因此不但在政治生活中，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仍缺乏民主的精神。
对于图书馆来说，民主的理念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是现代图书馆建立的基础，同时也是自身发展的保证。谢拉在谈到图书馆的意义时写道：“信仰民主——相信人民能够独立自主地管理自己——这个信念激励着共和国创建者们。这比革命战争更具有革命性……《宪法》规定了人民有权参与政府的决策，为了发挥人民的聪明才智，他必须受教育。因此，有必要提高选民的觉悟，使其在免费学校制度中受到教育，并自由使用有文字记载的一切知识〔4〕。”这个原则阐明了建立图书馆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民主对于维护图书馆的权益，促进其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程亚男女士曾介绍过美国图书馆事业的概况，美国图书馆经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额外补贴部分从税收的共用部分争取，这种补贴主要用于公益事业，重点是学校、医院和图书馆，各部分所占比例由市民投票表决〔5〕。这种民主决定经费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可以激励图书馆更好地开展服务，取信于民，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发展活力。而我国现行的由政府官员决定经费的方式会导致图书馆忽视民众需求，甚至产生与读者对立的局面。这是我国图书馆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这种方式的又一弊端是图书馆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障，部分图书馆的公益性原则也受到动摇，许多中小图书馆或被无端占用，或被迫以产业方式运营以自筹经费。
只有理解民主既是一种制度，又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才会重视读者的正当权益，让读者参与图书馆的管理。当然，民主更多地表现为彼此宽容彼此尊重。国外图书馆为满足读者讨论的需要，特意设立专门的房间；而读者只要不影响他人，也可以采取任意方式阅读。这种对读者的尊重，是我们所欠缺的。
2 自由的理念
中国近代图书馆诞生于20世纪初，一批具有远见的官员和留学国外的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国的孱弱，试图“开通民智”挽救中国。他们认为：“改革社会不一术而效果莫捷于图书馆”，“图书馆者何也，所以输入文明，实验教育，坚其信心，富其能力者也。〔6〕”并率先在湖南湖北等地创建了图书馆。所以，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诞生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率先觉醒者注意的也只是图书馆功利性的一面，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被誉为公共图书馆之父的爱德华兹认为图书馆的两个原则是：“（一）以天主教的精神基础形成。（二）接受寄赠或靠捐赠以维持〔7〕。”第一个原则意味着图书馆不受政党影响，而且不问读者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第二原则意味着公共图书馆应靠地区全体居民课税维持，并通过公正选举的可信任的人员管理。这两个原则导致如下结论，公共图书馆应排除社会上的等级观念，不论资本家与市民都可自由利用。结合了希伯来文化传统和古希腊文化背景的自由理念是图书馆自由的精神基础。这个自由的理念表明图书馆的自由是所有人而非部分人享有了解自由、认知自由的权利。这种自由以法的形式得到确认和保证，并在图书馆实践中得到了普遍应用。例如，哥伦比亚市立图书馆广场镌刻着“OPEN TO ALL”。而向所有人开放的理念在我国直到近几年才得到普及，在许多时候，我们总是轻易地剥夺了读者的阅读权力，更不用说专政对象或外国公民。
在此，我想顺便探讨古代藏书楼与现代图书馆的区别。有人曾将藏与用的侧重作为区分标准。我认为这是次要的。问题的主要方面在于有无自由的理念。我们知道，古代藏书楼既藏也用，现代图书馆既用也藏（关于古今的藏用比较，韩继章先生已作过严谨论述，在此不再赘言〔8〕）。但古代图书馆在藏上是不自由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对法家之外的著作予以一概摧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乾隆皇帝在修四库全书时大兴文字狱……这些历史上的英明君主尚且如此，无道昏君更不用说。而私藏家如果收藏异类，则必定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在用的问题上，古代藏书楼也是不自由的。乾隆帝修四库全书，意在“嘉惠士林”，对于非士的平民百姓而言，登楼借阅是可望不可及的梦想。此外，由于印刷、交通、通讯等技术原因，普通老百姓更是被挡在大门之外。正由于这样的原因，私藏家对典籍产生崇拜，不愿将图书借出。范钦甚至连家族妇女都禁止登楼，并因此引发钱绣芸的爱情悲剧。这种图书馆理念是建立在文明传承的要求之上的。来新夏先生曾著文言及中国古代藏书家的仁人思想，我想，正因其稀少，才有标榜的意义。总的说来，私藏家将藏书借出，是原于其文化良知和对读书人的恩惠，而不是读者具有借阅藏书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一点与现代图书馆是有本质区别的。
3 平等的理念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人文的核心理念是自由，而民主是自由的前提。那么，民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是平等。平等、自由、民主三个理念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平等，就不可能得到自由和民主。平等又可分为资源占有的平等和机会平等。在过去，我们重视资源占有的平等而忽视机会均等。而正是由于忽视机会平等，我们也从未真正享受过资源占有的平等。资源占有不平等会导致贫富分化，并从根本上影响稳定大局并从而影响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这个问题已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机会不平等表现为人为设置非能力壁垒，提高准入门槛，如性别歧视，户口、财富限制等，或直接对能力进行剥夺。这类不平等因习以为常而为人们所忽视。
胡鞍钢曾将贫困分为三类：收入贫因（income poverty）、人类贫困（human poverty）、知识贫困（knowledge poverty）。收入贫困指收入水平极其低下，不能维持基本生存；人类贫困指缺乏基本的人类能力，如下识字，营养不良，较短的预期寿命，母婴健康水平低下和可预防性疾病的危害等；知识贫困衡量的不仅仅是教育水平的低下程度，而是指获取和交流知识能力的匮乏或途径的缺乏〔9〕。三类贫困之间不是互相隔离、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缺少收入会导致缺乏营养、缺乏清洁水、缺乏健康；由于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人们很难摆脱收入贫困。
知识贫困是对人们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能力途径的剥夺，并由此产生知识隔离。被隔离的人群不能参与和分享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成果，其本质就是与现代化隔离，与开放无缘，成为“落伍者”或“边缘化”人群或地区。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差距实质上就是知识差距，新世纪的追赶战略要求我们必须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使遭受“知识剥夺”的人群参与知识分享，让处于知识贫困的人们获得知识财富，变知识鸿沟为知识通道。
图书馆的本质是为消除知识贫困、维护知识平等而存在的。当然，知识公平不能像财富公平一样靠税收或劫富济贫的手段来调节，它要求图书馆等社会机构向所有人敞开大门，使知识贫困者变为知识拥有者。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使命，图书馆必须更新观念才能完成这个使命。因为任何个人或集体总想将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知识社会中，知识拥有者总是处于社会的核心地位，它们既有强烈的知识需求，往往又决定社会资源的生产和分配。图书馆受自身利益驱使，不可避免地在服务中对他们予以倾斜，而忽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使富者恒富，贫者恒贫。这一点，是与图书馆的宗旨相违背的。
4 以人为本的理念
有学者将人文精神概括为以人为中心，推崇觉智，追求美好，重在达就良善，实现浪漫情怀，向往健全人格的价值理想〔10〕。如果以这种人文眼光看图书馆的存在价值，图书馆不应过分拘泥自身利益。从另一方面来说，图书馆的利益以社会利益为前提，它只有在实现了公共利益之后，才会得到自身利益。如前所述，没有民主的理念，没有自由的理念，现代图书馆就会失去生存的基础，它也只会成为文化设施建设的一个例证。只有图书馆服务于人民的民主生活，致力于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图书馆才会在这种服务中获得合法地位，而不会成为吞噬金元的“白象”。
今天，我们倡导人文精神，是由于人文精神的衰微，人们过于关注眼前的物质利益，而对一些根本性的人类问题不再关注，对于带有形而上的终极性问题失去兴趣，并由此导致社会和人群人文境界的低落。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知识体制和教育体制的完善，世俗社会的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大规模侵入学界，强有力地导致大批学人放弃公共关怀，在体制内寻求个人发展〔11〕。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不再具有公共性，只是某个知识领域的专家，基至是缺乏人文关怀的技术专家。所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是对功利主义泛滥，理想泯灭的批判。
在对人的理解上，我们已基本接受西方的观念，人是平等自由、具备理想人性的人〔12〕。理想人性包括人的修养、人的教育、人的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自身的创造者，它的本质是由自身塑造的，并具备塑造的无限可能性。而人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则是极其重要的。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现代化的关键。人民的生存状况、生活质量、教育水平、精神面貌、公民意识、法制观念、社会正义等俱包含于国民素质之中，并且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而人文环境也是生存环境、投资环境的重要指标，如政府效能、公务员的廉洁奉公情况、精英人才的流向、智力发挥的环境、促进或禁锢创新的机制、社会正义与公平的程度，社会具有影响力的群体的道德风尚都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5 知行统一的理念
我们知道，自由可分为二个方面，即人身自由和心灵自由。人们对人身自由的重要性已形成广泛共识，对侵害人身自由的行为都有明确的态度，但对精神自由却有不同的理解。希腊哲学家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他这个论断，反过来是否成立，是否恰当有待探讨，但可以说明，能有思想观点并能自由发表对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何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呢？亚里斯多德认为是理性，他说：“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13〕”。可以说理性对人是重要的，如果缺乏理性，人就会为不可知的自然现象所左右，成为自然规律的奴隶。
但理性能从根本上保证人的自由吗？能保证人具备最优秀的品质吗？事实并非如此。严格地说，思想自由只是一种脑神经细胞工作的自由，并不是心灵的净化、超越而达到的心灵自由。这种反面例子比比皆是。在大跃进时期，我国科学家听命于愚昧和狂妄，曾为“亩产万斤”作科学论证；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有许多纳粹分子会弹钢琴，拥有博士学位。由是观之，理性知识并不能完全导致自由。知识有时仅仅表现为外在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许多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主体，渗透他的生活行为，达到知与行的统一，才能称之为素养。
超越利害的心灵自由虽然是在知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这种自由对社会的意义在于知者的人格实践。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许纪霖教授认为知识分子丧失中心地位的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过于依附权力，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最后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理想〔14〕”。人类对心灵自由的诉求总是在人与环境的严重对立之下形成的。远古时期，人类总是被自然环境所左右，人们在宗教中获取心灵的安宁，这时的图书馆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誉为“医治心灵的良药”；在专制统治之下，人们无力直接向权力反抗，也常会退回内心，在抽象的形而上或历史的层面，追求超越的自由。所以，哲学与宗教总是相通，它们都与心灵自由有关。而哲学与宗教对社会的作用，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哲人和信徒对自己人生信条的虔诚，甚至愿付出生命来捍卫这些信条。
虽然科学逐渐普及，自然现象不再神秘；虽然改革开放，民主自由理念已渐为人们所熟知，似乎人与环境的对立已消除了，但我们仍处于向现代化过渡的转型期，旧的价值体系崩溃了，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完全建立，一种公平方式的确立，总是以另外的公平消失为代价。可以说，我们又处于另外形式的对立之中。例如，财富分配中，贫富差距拉大；知识分配中，受教育的门槛越来越高。原来因阶级、身份的隔离正演变为金钱的隔离。从某些意义上说，金钱的隔离更为可怕，因为它总是以公平的名义让人熟视无睹。
如前所述，图书馆是维护知识公平而存在的，它与社会公共利益有着最广泛的联系，公共性是它最为主要的特征。但不幸的是，图书馆也正经受金钱的锈蚀，承受着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冲击，它的公共性正逐渐丧失，正蜕化成图书馆员谋生的职业。作为图书馆界的专家或学者，应对图书馆的本质有最为深刻的理解，对图书馆的精神基础有最深刻的理解，这时，他在探讨图书馆问题时，才能确保他的权威性。对于其他社会阶层，他们可以也往往是根据自身的利益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但图书馆员由于其公共性就是他的专业性，他的职业道德在于他不能以自身个体或群体利益出发，而应从出于维护知识公平的理性和良知出发，做出自己的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
我们处于一个发展中社会，重视对物质文明的建设无可厚非，但正如“吃饭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一样，确保生存不应成为一个社会的终极目标，我们应确立这样一个理想，只有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人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综上所述，图书馆是为自由、民主、平等服务的。当然这种理念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在对人的深入认识中不断丰富发展的，正如物质文明的形成有一个循环渐进的过程一样，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我国仍处于发展中阶段，尚未进入全面的小康社会，生存和发展仍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绝大多数图书馆的状况也如此。我们应注意的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将过程视为终极目标，忽视对人的终极关怀，丧失我们的价值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