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贫困”和价值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贫困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科分类号：F
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时期，在我国，急需实践性强的理论指导，然而基础性理论研究却明显落后于经济实践。有人不考虑国情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有人仍在马列经典著作里面寻找改革的“良方”。有人模仿他国经验大搞“问题对策”论，如此等等，使改革实践顾此失彼，缺乏整体理论指导。在经济界和经济理论界出现了一种“理论贫困”的局面。
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不能大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新形势、新实践、新问题进行经济理论创新。价值理论是构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石。要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理论贫困”的局面，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创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
一、“理论贫困”及其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突破了“左”的思想的束缚，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由于新旧体制的急剧转换所造成的复杂形势，出现理论滞后于实践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从历史的经验看，在人类社会每一次大变革的开始阶段，都可能出现理论混乱的情况，但在我国目前既有机遇又有挑战的国际形势下，必须抓住良好的发展机会，尽力杜绝经济决策的失误，这急需创建新的理论来指导实践！
“理论贫困”一方面表现为整体指导的基础理论落后于实践，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种应急的“治标”理论纷纷现台，使改革无所适从，实践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具体说来，一是盲目模仿西方经济学并套用其理论来指导实践。贝纳西的非均衡理论、凯恩斯的财政货币思想等一时为我国许多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所推崇，并一度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而对西方经济政策的制度背景、国际环境和文化传统却缺乏实事求是的理性分析。
二是肤浅的实用主义漫延。各种“对策”论纷纷见诸报章杂志。政策制定者往往是从事物表面上的联系来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不能从经济哲学的高度，从生产关系、经济体制等深层次原因上找出解决经济问题的规律、办法。由于缺乏理性思维和宏观的整体分析，结果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基本症结找不着，问题却层出不穷。
三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许多理论工作者无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仍然保持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思维模式惯性，照常为马列经典著作中的语录作诠释，找根据，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指导实践，而是以发展了的实践来套用马列经典著作的个别论断，造成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
四是政策经济学。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任务之一是宣传和解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便在群众中贯彻执行。但更重要的任务是，为国家将来的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和思维方法，即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科技、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总结出新的经济理论，为国家制定各项政策提供指导思想。经济理论的价值在于能够合理、及时地解释当前的经济现象，指导现期的经济实践，同时根据现有的经济依据，前瞻未来的实践。有些理论工作者缺乏扎扎实实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出台什么政策就编造什么理论，从政治需要把党的经济政策演绎成社会主义经济学，为论证某些过渡或临时政策的合理性，狂放地断章取义，随意歪曲、阉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列经典著作成了其理论投机时按需取食的冰柜。
二、“理论贫困”出现的原因
从经济理论到实践，一般有如下程序：经济哲学——基本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具体经济体制、机制——可操作的措施和实施方案——实践。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邓小平理论是我们经济建设的理论基础，但由于从高层次的经济哲学到具体的经济体制及经济运行机制之间的中间环节——基础经济理论的贫乏无力并且缺乏对实践的适度超前性，在经济运行中，出现了用落后的经济理论来规范实践而又不断被实践抛弃的尴尬境况。由于我们的改革缺乏整体推进的基础经济理论，以致于各项改革不配套、不协调，影响经济发展。
从根本上说，我们照搬西方经济政策只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经济短行为，而死守传统的经济理论，也只会阻碍经济的向前发展，再度掀起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无谓争论。要改变当前“理论贫困”的局面，彻底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必须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创新社会主义经济学。当前“理论贫困”的原因，可大致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也是一项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全体人们特别是广大经济工作者坚持不懈努力，长期不断的实践、探索，才可能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第二，从实践的复杂性来看，转轨时期经济理论的创建有待于实践进一步深化，许多规律性的东西还隐藏在纷繁复杂、转瞬即逝的各种经济现象中，不可能充分显示。
第三，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消化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的文明成果，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任何先进的文明成果和管理经验必须与现实相结合才可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无视前人或外国人的成果长期在黑暗中摸索或照搬照抄拾人牙惠的鹦舌倾向，也造成了理论的盲区和误导。
第四，从指导思想上来看，“赶超求快”的思想仍大有市场，重视“短平快”的加工工业，而轻视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无法从根本上扭转“瓶颈”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约束。由于基础理论薄弱，宏观调控政策乏力，各地区、各部门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缺乏全局性、长远性的规划，经济改革、经济措施以局部、部门利益为重，相互牵制，使整个国民经济秩序和发展速度受到影响。
在影响理论滞后的诸因素中，前三点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探索和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吸收、利用，但第四点加强基础经济理论研究，以维持经济的健康、稳定、高速的发展，我们近期可以做到。从现有情况来看，重视实践，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是尽快改变当前“理论贫困”的关键。
三、改变“理论贫困”需创新价值理论
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基础科学，它既要有较严密、系统的，合乎逻辑的思想体系，又要求能解释现实经济现象，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指导经济实践并对未来的经济实践有一定的前瞻性。它既是党和政府制定各项宏观经济政策、配置主要经济资源的理论依据，又是各部门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加强社会主义基础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对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培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才，尽快改变理论滞后的局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在理论经济学大厦中，价值理论又是基础的基础，正是科学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才构成包括资本周转理论、再生产理论、地租理论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也正是以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为主的边际效用论和后期以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的价值理论才构成今天西方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体系，要从根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基础经济理论的突破，必须发展和创新传统的价值理论。
价值理论在经济理论与实践中有着特别的作用和意义：①价值是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之一，它不仅是说明价格的出发点，也是整个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价值理论，价格与市场的形成，经济方针政策的制定，经济核算与管理都会失去依存的基础；②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他整个经济学说的基础，也是他得出“两个必然”结论的理论前提，而西方“三位一体”理论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两种价值论分别以各自的哲学基础为出发点，在意识形态方面反映了深刻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关系。价值理论成了两种学说相互攻击的“靶子”；③现代市场经济除了研究和分析市场表面的供给、需求、价格、市场及其形态结构外，还必须对隐藏在这些现象后面关于商品货币经济最本质、最一般的东西——价值作出解释，不然，无法对价格这个基本问题作出回答。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际经贸合作的进一步扩大，经济理论必须能反映和解释新的经济实践。无论是对经济学基础、意识形态、价格本质问题作回答，还是对其它一些现实的经济问题作分析都要求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理论能适应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创新。这是因为：
其一，经济学有其科学性也有其阶级性。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必须全面否定资本主义价值理论，宣传工人阶级的劳动价值论，以利于从思想上武装人民群众，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夺取政权后，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阶级、阶层的阶级关系变化就更大了，因此反映这种关系变化的价值理论必须及时修正。如果仍以革命时期的价值理论分析现在的社会主义经济现象，容易造成某些误解以致社会混乱，不利于经济的长足发展，因此，对西方价值理论的合理成分也要吸收利用。
其二，价值在本质上包含了深刻的社会经济关系，它不仅反映了商品社会各商品或劳务之间相互交换的比例关系，还反映了劳动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正因为利益关系，社会各阶级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的看法，思想的差异可直接或间接影响各要素所有者对经济行为的态度。如果价值理论不能反映实践的新进展、阶级、阶层关系的巨大变化，那么整个经济理论就不可能有说服力地解释和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终因理论的僵化为人们所抛弃。
其三，价值理论创新可避免实践的盲目性和思想误导。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合法收入来源日趋多样化，利益群体的变化使价值构成的影响因素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要求在价值理论上有所创新。其次，经济一体化的实践要求各国摒弃思想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异而建立一种能反映国内价格本质的“共同”理论。打通我国价值理论与国际价格体系的关系，有利于人们放开手脚，加强各种形式的经贸合作。再次，传统的价值理论容易误解为工人的活劳动创造了全部价值，在实践上造成过去那种重活劳动轻技术设备，轻劳动管理的定势，在思想上再度夜郎自大，轻视西方经济文明，拒绝吸收其合理成份的封闭心理倾向。
从以上论述看出，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出“理论贫困”的低谷，探索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规律，必须根据经济实践，率先创新传统基础上的劳动价值理论。
四、价值理论创新的一些思路
创新价值理论的总体思路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借鉴现代西方市场理论，总结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的新经验，充分反映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各阶级各阶层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发展社会主义价值理论。
先考察一下西方的价值理论，常见的几种理论及其缺陷如下：一是“供求”论，这种理论不承认商品有反映其本质的东西——价值的存在。认为价值即价格，纯粹反映了商品交换之间数量上的对比关系，它是由供求波动决定的。这种理论的缺陷是无法解释价格围绕某种“轴”上下波动的原因即无法解释价格的本质。二是“生产费用”论，又称三要素经济理论，该理论认为，商品价格是由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构成，而这三种收入（分别由劳动、资本、土地生产三要素提供）也就是商品的生产费用。这种由生产费用决定商品价格又由商品价格决定生产费用的循环理论不可避免误入“以价值决定价值”的迷宫。三是“效用”论，该理论认为商品的效用（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基础。因对效用分析的角度不同，“效用”论又分为不同的类别，其中以边际效用论影响最大，该理论认为商品价值由人们心理上感觉到的商品最后的一个单位的效用决定，存在效用递减的趋势；商品的价值量即边际效用量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消费者对“物”的需要程度，一是“物”的稀缺程度。边际效用论实质是一种主观价值论，虽然萨缪尔森等人为了适应新形势，以序数效用论代替基数效用论，但由于各种商品的效用（使用价值）不可能进行数量比较，并且人们心理上对商品的需求和偏好程度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边际效用论成了对商品进行抽象的主观评价的一种价值理论。
鉴于资产阶级立场和解释经济现象的需要，新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及新古典综合派大师萨缪尔森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为了克服边际效用的不可比较性，综合了生产费用论和供求论建立起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理论，马歇尔把均衡价格当做价值。按他的话说就是：“价值这个名词是相对的，表示在某一地点和时间的两样东西之间的关系，”（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1页。）西方经济学者进一步用边际效用解释需求变动，用生产费用解释供求变化，用供求失衡解释价格波动，认为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企业家精神）共同创造了价值，最终形成了“没有价值的价值理论”——均衡价值论。
西方经济学者萨伊、马尔萨斯等人的“三位一体”价值论演变为“均衡价格”论，乃至于贝纳西等人主张的动态“非均衡价格”论，反映了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这种变化更为巧妙地掩盖了资产阶级攫取产业工人活劳动和社会“总体劳动”所创造价值的真象。二是这种变化反映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偏重于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使理论更接近于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可操作性强。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在我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经济科学的进步，这是令人鼓舞的，但相对于我国丰富的经济实践，仍然显得“理论滞后”。近年来，对马克思价值理论大致有以下几种态度：第一种是完且僵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这些人既无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后100 多年间，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阶级关系及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巨大变化，也无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及利益群体的演变，仍然把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当做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武器，仍以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作为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他们不是用理论指导实践，而是用实践来套理论，凡不符合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便是错误的理论。
第二种是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修修补补。坚持活劳动、生产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同时又把生产劳动分为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两类。认为二战以后，由于科技信息的发展，“在单位商品价值的构成中，物化劳动部分，不仅有一部分是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转化而来，而且大部分是脑力（智力）劳动所物化的知识价值转化而来；在活劳动中，脑力（智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部分也占很大比例。”（注：陈征等著：《对〈资本论〉若干理论问题争论的看法》（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5页。 ）智力劳动成了剩余价值的主要源泉。这部分人应用劳动价值论分析我国经济问题时，陷入一种两难的逻辑矛盾之中，如果坚持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则必须承认，发展迅猛的非公有制经济，如个体、私营、三资企业存在大量的剥削雇佣工人的现象，而且由于公有制经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在利益分配上，也存在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现象，结论是：我国现阶段存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两个对立的阶级。若不坚持，则必须承认物化劳动、资本、经营者才干甚至具有垄断性质的土地使用权能够创造价值，这无疑是资本主义“三要素”理论的翻版。现行许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这个问题或避而不谈，或隐约其辞，但这种逻辑混乱的直接后果一是加剧了“理论贫困”，使经济理论与现行宏微观经济运行机制严重脱节。二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了空洞无力的政治说教，加深了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误解和偏见。
第三种是在大的方面改造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国内有代表性的论点是钱伯海教授的社会劳动价值理论。其主要观点是：价值是由社会劳动创造的（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绝对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活劳动，而相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价值主要是由物化劳动（表现为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创造的，科学技术通过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剩余价值中存在非剩余价值成份，公共服务部门（包括非生产劳动）与其他部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钱教授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但物化劳动不等于资本，前者是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而后者是经营要素，不创造价值。这种见解似乎既解决了价值创造问题，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使我国现实经济现象得到了较合理的解释。但问题是，同样是资本（表现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在西方是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工具，到我国则物化为先进的设备、材料、工艺，能够创造剩余价值了。这种“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观点值得商榷。
第四种是全面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试着用西方的边际效用论、均衡价值论、动态非均衡价值论分析当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其主要观点和论述可参看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推出的“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的有关文献。主要的问题是：以西方价值理论作为经济分析的起点，必须对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坚持公有制为主，实现按劳分配的基本社会制度做全面的修正。
秉着“发展理论，指导实践”的精神，理论创新的目的应是着重为解决现实问题。当然，“敢说敢做不逾矩”，判断创新的标准只能是邓小平同志的“三个有利于”，而没有其它什么标准。具体的创新思想包括如下几点：其一，价值理论必须能反映转轨期和转轨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各阶级（层）最本质的利益关系，对合法“剥削”论及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要进行具体分析和合理界定。其二，价值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必须能高层次地反映商品内部稳定的质的规定性，而作为市场价格的基础以及各部门经济学的主要范畴，又必须对现实的经济现象有较强的概括性和解释力。鉴于经济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以及人们对价值本质的认识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深化，在过渡期，可借鉴“均衡论”，试着建立一个可操作的“价值——价格理论系统”来分析和指导实践。商品货币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关系中占统治地位，无论是劳动创造价值，还是效用（使用价值）创造价值，“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除少数公共产品、自然垄断行业可由政府补贴外，各生产要素的价格只能由市场决定。无论价值的源泉是什么，生产成本和商品的稀缺性影响着商品的价值。恩格斯所说的，“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605页。）， 以及《资本论》第三卷所论述的第二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注：《资本论》第三卷第 717页。）均反映了生产成本、效用（使用价值）和稀缺性（供求关系）对价值形成的作用。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价值本质问题上存在思想、制度障碍时，可从影响价值（价格的基础）各种因素入手，在实践中发展理论。
其三，在价值源泉、实现和分配问题上，笔者的看法是：劳动者的活劳动与反映科技水平的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了价值；商品的效用、稀缺性直接决定了价值的实现；物化劳动“载体”的所有者必须参与价值分配，即虽然价值是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创造的，但各要素所有者均参与价值的合理分配。这种价值观念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也很明显：（一）我国经济建设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设备来共同创造社会财富，尽快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二）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必须重视市场机制（供求、价格、竞争）对价值实现的作用；（三）鼓励外商投资，积极引导国内外各要素所有者扩大再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总量，避免不合理消费和社会资源的浪费。需要解释的是，资本可以转化为物化劳动，物化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过去和现期众多劳动者无差别的“总体劳动”的凝结，作为物化劳动“载体”的所有者，只能获得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其余部分作为“总体劳动”的成果应归社会所有。活劳动与死劳动（物化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区别在于：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可以归活劳动所有者所有。但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别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原因，物化劳动“载体”的所有者可能通过经济强制力剥夺物化劳动在内的他人所创造的所有或部分剩余价值。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创新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价值理论只有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趋势不断创新，才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学坚实的理论基石，从而改变理论滞后于实践的被动局面，充分调动各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终实现我国“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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