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发展及其问题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新世纪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10）03－0117－11
一、全球性生态危机与文化变迁背景下生态批评理论的勃兴
生态学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H.Hackel,1834～1919）于1866年提出的概念，它主要研究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有益和有害关系。20世纪中期以来，全球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导致地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精神生态呈现出重重危机，发达国家的工业污染向第三世界转移，温室效应、全球变暖、生物种类减少、土壤沙化、毒品泛滥，不可再生资源面临挑战。伴随人与自然矛盾的则是人类自身间的重重矛盾和危机，民族冲突、地区冲突、经济冲突、宗教冲突、文化冲突不断，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来自生态世界的挑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生态学创立的生态思想被广泛借鉴到其他学科领域，出现了诸如生态哲学、生态人类学、生态环境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神学、生态心理学、生态伦理学等分支学科。人们开始警醒和反思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深刻意识到人类迫切需要重建生态文明。觉醒的现代生态意识① 立刻引发了西方思想文化领域新的批评浪潮，自20世纪70年代始，历史、哲学、法律、社会学和宗教等很多人文学科的研究，都显现出“绿色化”态势。这股批评浪潮对流行数千年的“人类中心主义”传统的挑战，适应了世界性的非中心主义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生态批评应运而生。到了20世纪末，西方文论的两大主潮，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全球生态危机面前都意识到：共同的盲点导致了理论上的无力——前者唯人至上，后者唯科学技术至上，均忽视了地球生物圈这一语境，因此二者试图走向融合，这为文学生态批评的出现提供了发展的可能和条件，文学的生态批评为二者的融合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结合点。张皓指出：“生态学与生态批评对流行数千年的‘人类中心主义’传统的挑战，适应了世界性的非中心主义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这正是生态批评兴起的深层动因。觉醒的现代生态意识与各种非中心主义思潮相呼应，在文化生态的变迁中，生态批评应运而生。”②
生态批评是在生态主义、特别是生态整体主义思想指导下探讨文学与自然之关系的文学批评。它要揭示文学作品所蕴含的生态思想，揭示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态危机之思想文化根源，同时也要探索文学的生态审美及其艺术表现。③ 王诺这一对“生态批评”的定义明确了生态批评的思想特征、目的、任务、研究范围以及批评的对象，“生态批评既可以是对生态文学的批评，也可以是从生态视角对所有文学的批评”。④ 生态批评以生态哲学为批评的理论起点和依据，其学理内涵是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视，使批评家进一步突破文本的社会历史语境，站在地球生物圈的高度上重新阐释文学作品，重新考察传统文学经典的构成和现存文学理论的得失，重新建构文学经典，从而能够再现缺席已久的自然在文本乃至文化中的地位。生态批评的目的在于挖掘生态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批判渗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生态文学作品，通过文学批评重新审视文化现实，反思文化现状，揭露、批判、挑战和颠覆导致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进而透视现代人类的思想、文化和文明等诸多复杂的问题，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践和精神上的支撑。生态批评的根本任务不仅要唤醒人类的生态保护意识，而且要重新铸就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人文精神，从而建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物种平等、生态平衡的社会，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潮流，最早发源于美国。1978年，鲁克尔特在《衣阿华评论》当年冬季号上发表题为《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的文章，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一词，明确提倡“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认为文艺理论家应当“构建出一个生态诗学体系”。⑤ 1992年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在西部文学学会的年会上成立，其宗旨是促进涉及思考人类与自然界之关系的文学的思想与信息的交流，同时鼓励新自然文学作品的创作以及各种环境文学的研究方法与跨学科的环境研究。人们一般把“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的这次会议看作生态文学研究潮流形成的标志。⑥ 至此，美国生态批评开始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随着相关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的交流和推动，生态批评迅速在欧美范围勃兴。纵观生态批评20余年的发展，从受关注程度、参与者和研究成果的数量、本土和国际影响来看，它一直处于迅速上升的势头。目前，生态批评虽然还没有完全进入西方文学批评的“主流理论”行列，但已经是美英文学研究界的热门话题。
1979年，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中国出版，标志着国外生态思想被正式引入中国。在全人类共同面临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的当下，中国也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了欧美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的引进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余谋昌研究员是国内最早从事生态哲学研究的学者，⑦ 与此同时，国内也出现了多部从不同角度将生态思想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论著。⑧
在生态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学科背景中，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出现了揭露生态危机和呼吁保护环境的环境文学，主要以王蒙、冯特、徐刚、哲夫、亦秋为代表。环境生态文学作品的异军突起，使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所造成的局限也使人们开始关注技术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所带来的精神危机，在现实和理论的双重催生下，我国的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的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展开，特别是由曾繁仁、鲁枢元、徐恒醇、王诺等学者倡导的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研究，在新世纪迅速成为中国文论研究中广受关注的前沿和热点问题之一。
二、我国生态批评、生态美学的兴起和学理推进过程
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之所以成为新世纪中国文论转型中的热点话题和研究领域，与全球化时代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以及科技经济发展等消费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精神生态危机密切相关，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因其研究的对象和关注的主要理论问题与现实中的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紧密地保持着同步关系，因此可以说，介入性、反思性、批判性是新世纪以来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发展建构过程中逐渐体现出来的一种越来越明晰的思想和学术品格，因而业已成为当前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以及文化批评中的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热点和前沿问题，为近十年来的文艺学和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⑨
生态批评及其理论形态的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在中国的发展经过了萌发和草创阶段之后，目前已进入了学理的探索、丰富和深化阶段。尽管中国生态批评及其理论形态的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目前尚未完全发展成熟，但理论上的尝试和建设及争鸣已开启了学科建构的新视角、新观点，极大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并且使得新世纪中国的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研究初见规模。
（一）译介式、评论式研究对我国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兴起和发展的推动
中国学者对西方相关生态批评理论的引介研究是从对西方生态思想的引介中逐步展开的，⑩ 国外生态论著的译介为国内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的蓬勃开展开阔了视野，为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的兴盛提供了相对坚实的思想基础。
国内的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从早期全面考察西方生态批评的思想渊源与发展历程开始，包括对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的产生与发展状况、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的基本概念与原则、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从萌芽到确立成为一种文学和美学研究流派的发展过程等相关问题的描述；之后发展到对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思想内涵和框架的深层梳理；最后演变为对西方生态批评思想全面性的评价式引介，以辩证的眼光发掘其中有助于我国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研究中有借鉴价值和意义的理论资源。这期间，王宁、王晓华、王诺、朱新福、陈茂林、韦清琦、刘蓓、陈晓兰等一批学者，是引介和探索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的积极践行者。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当推王诺和他的专著《欧美生态文学》、《生态与心态——当代欧美生态文学研究》、《欧美生态批评》，以及李美华的《英国生态文学》、杨素梅和闫吉青合著的《俄罗斯生态文学论》等。
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欧美生态文学的专著。该书以时间为序，分国别考察和评价了欧美生态文学的思想资源和西方生态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文学的定义和特征进行了深入论述，对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进行了系统研究。作者在导论中给国外的生态文学下定义道：“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11) 这一定义的确立，对国内围绕生态文学展开的相关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意义。《欧美生态文学》一书，为后来从事生态文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李美华的《英国生态文学》则从生态角度对英国文学作品进行了重新解读和分析，是目前我国关于英国生态文学的第一本专著。杨素梅和闫吉青合著的《俄罗斯生态文学论》从生态学的角度历史地解读了较具代表性的俄罗斯古典文学、近代文学中关于“人与自然”的经典作品，评述了俄罗斯作家创作中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该书是国内第一部有关俄罗斯生态文学的研究专著。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由王诺担任学术带头人，组建了我国高校唯一的厦门大学生态文学研究团队，该团队致力于外国生态文学的研究，将主要的研究方向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欧美主要语种、主要国家的生态文学的系统介绍；一是对影响深远的生态文学作家和作品进行个案研究。该研究团队高度重视全面掌握第一手原文资料和生态思想理论及生态批评理论的研究，从宏观介绍到微观个案研究，从对外交流与合作到科研项目带动，研究成果颇丰，(12) 影响逐步扩大，正逐渐成为国内生态文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这些对于欧美生态文学相关成果的“译介式”、评论式研究，为中国学者在一个明晰的思路框架下开展中国的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启示作用，在学术资源、理论准备、研究思路和研究起点上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同时，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介和借鉴，使国内的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始终置于开阔的世界性学术视野中，在保持了学术发展前沿性的同时，实现了国内生态批评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可能。
（二）生态批评的建构与超越
随着生态批评研究的深入，中国学者对其从研究内容到研究方法上都进行了学理的拓展，首先从生态批评的基本内涵和对象范畴、精神实质及研究意义等众多视角展开了极富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的思考与研究。同时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吸取阐释模型。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生态批评理论表现出了建设性、开放性、延展性的特点。
20世纪90年代前期，美国的生态批评倡导者主张生态批评的核心任务就是强调文学研究应该设法使读者重新回到与自然的“接触”中，从而改变过去主宰文学研究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批评立场，代之以“生态中心主义”的批评。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们特别强调对“自然写作”的研究。进入21世纪，中国学者对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的认识在这种原初的引介或植入的基础上有了更深层的思考。
这些思考首先表现在突破了浅层化、窄化的“环境批评”、“自然写作”，而对文学与自然、自然与人、人与社会的生态关系加以深层的全面反思，由对自然生态的关注走向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领域的探索。在这一过程之中，学者们对生态批评在界定上做了建设性、开拓性的发展：“从根本上说，生态批评主要是一种生态危机现实迫切需要的思想批评，是以生态整体观、系统观、动态平衡观作为主导思想的、以文学作品为媒介的文化批评，其主要目的是挖掘并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这才是生态批评最基本的特征和最重要的价值。”(13) 甚至有学者认为与其把生态批评界定为一种新型文学理论或方法论，毋宁视其为一种思想潮流或运动，一种将文学批评和研究与现实的需要、问题和危机联系起来的思潮或运动，一场超越文学学科自身的局限，力求与其他学科如历史学、文化学、生物学、地理学、生态学、社会学、环境学、伦理学与哲学等交叉结合的思潮与运动。这并非学术意义上的科际整合，而是在认识人与自然整体关系的前提下，寻求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14) 在这样的认识下，生态批评的外延得到了扩展，即生态批评的主要对象可以是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生态。所谓文化生态，指人类适应环境而创造出来并身处其中的历史传统、社会伦理、科学知识、宗教信仰、文艺活动、民间习俗等，是人类文明在一定时期形成的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它可以说“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生态批评”是由生态视野观察文学艺术的一种批评模式，是生态文艺学的批评实践，或称文学生态评论。生态批评的对象是生态文艺与文艺生态，以及与文学有关的生态现象；它关注的问题既是文学本身的生态问题，也是文学所体现的人类生态问题，主要关注的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现象背后的文化生态问题。(15) 张皓的《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和皇甫积庆的《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可视为这种变化的代表性成果。
其次，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中普遍宣扬的生态中心主义替代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做了理论上的修正。中国的生态批评研究者认为，把“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作为生态批评的理论立足点更为合理，“究竟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立足点，还是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理论立足点，这既是伦理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生态批评理论研究亟待明辨的问题……以‘相对人类中心主义’为生态批评的理论立足点更为合理，这样也才能真正避免空想乌托邦，生态批评的可行性和实效性才能真正得以发挥。在此基础上，可以吸收‘生态中心主义’中合理的因素，以弥补‘相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完善之处，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人类和生态的和谐统一”。(16) 我们应当对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一种批判的立场，反思这种意识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但同时我们亦不可否认基于实践和人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曾经对人类社会进步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国内的生态批评在学理上具有丰富的生态文明本土资源。事实上，和上个世纪此起彼落的那些文艺浪潮不同，当西方学者在尝试生态批评之时，中国学者已经拿出了自己研究多年的生态文艺学成果。“这无疑标志着一种重大的转变，标志着中国的文学批评从跟在西方后面趋行转而与西方同步运行。”(17) 此外，以鲁枢元、曾永成、曾繁仁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倡导中国文艺理论的生态化转向、“生态文艺学”的学科建设等问题的研究，就中国生态批评的建构原则、批评观念和发展走向等问题开展了自主性、宏观性、体系化的研究，亦有不俗的成果问世。
鲁枢元是国内最早倡导文学生态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较早关注“走进生态学领域的文学艺术”，最早提出建设“生态文艺学”学科和关注精神生态问题，并且于2000年出版的《生态文艺学》著作中，提出了生态学的人文转向。
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试图透过生态学视野，运用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系统考察，就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文学艺术家的个体发育、文艺创作的能量和动力、文艺欣赏中的信息交流、文艺作品中人与自然的主题、文学艺术的地域色彩与艺术物种的延续、文学艺术精神生态价值的开发、文艺批评的生态学内涵、文学艺术史的生态演替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尤其重要的是，他把对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关注进一步发展到对人类的精神灵魂的关注，首次提出了“精神生态”的命题，在他看来，“生态学的尺度”应该被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在重新确立自然的地位、重新阐释自然价值的基础上，运用生态的标准要求对人类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明取向做出根本性的调整。鲁枢元在其后相关系列论文中详述了他的生态批评思想和理论框架：文艺学的视野在拓展，生态学的视野在拓展，文艺学与生态学的交汇处，就是文学艺术的生态批评视野。生态批评又是一种更看重内涵的文艺批评，它绝不只是一些概念、规则、结构、模式，它更是一种姿态、一种情感、一种体贴、一种良心、一种信仰和憧憬。生态批评并不排斥包括形式主义批评在内的其他各种类型的文艺批评，因为生态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多元共存”。(18) 在《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一文中作者指出：“人类文明史上曾经出现三种知识系统：神学的、物理学的、生物学的，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也因此表现出不同的话语方式、学科形态”，而生物学的整体观是20世纪生态批评得以发生发展的哲学基础；同时他还阐述了生态批评的本质内涵：“面对地球生态系统中已经出现的严重危机，生态批评应当是一种拥有明确目的和意义的批评，一种拥有责任和道义的批评，一种饱含历史文化内涵的批评，一种富有现实批判精神的批评。”(19) 显示了自己的生态批评理念和发展方向。他所提出的生态文艺学的建构体系较少来自欧美生态批评的影响，基本上是自我沉思的成果。他的生态批评观念和学理建构对国内生态批评的发展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并为中国生态批评的建构原则提供了宏观性的学理参考。
曾永成则较早地意识到并系统研究了生态思维对文艺理论更新转型的意义，提出了文艺理论生态学化的学术命题，其所倡扬的人本生态观，对中国的生态文艺理论研究发生了重要影响。代表其生态批评观念的重要著述《文艺的绿色之思》是在生态哲学的启示下，把文艺活动置于自然——社会——文化这个人类生态系统之中，以生态思维对文艺的本体特性、生态本源、生态功能和生成规律等进行全面的考察，力求建构一种体现了生态综合精神和生态价值观念，既贴近文艺活动生态本色又适应生态文明要求的文艺观。这一研究思路从发生论揭示文艺审美活动的生态本性，以此论证对文艺进行生态学审视的本体论前提。同时，他还特别注意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内涵并努力将其全面引进对文艺的生态思维，主张在这个基础上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建构其新的生态学话语形态。为此，他在对马克思的“自然向人生成”说进行生态哲学阐释时，提出了生成本体论和人本生态观的新理念。
此外，曾繁仁也在《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中提出了中国文论的转向问题。在这部著作以及他后来的一系列论文里，曾繁仁明确地提出了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在思想基础上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有着根本区别，那就是从人类中心论转向生态整体论、从工具理性世界观转向生态世界观、从主客二分转向有机整体。他认为，这是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最重要的突破，也是其最重要的意义和贡献。
（三）生态美学的建构与深化
1994年前后，伴随“生态批评”的发展，中国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美学观念：生态美学。较早提及“生态美学”一词的是台北学者杨英风于1991年初在《建筑学报》上发表的文章《从中国生态美学瞻望中国的未来》。国内第一篇比较完整地论述生态美学的文章，是李欣复在《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2期发表的《论生态美学》一文。当年，涉及生态美学的文章还有陈清硕的《生态美学的意义和作用》、佘正荣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但生态美学的研究在此后的几年中并未引起学界更为广泛的关注，直到2000年徐恒醇的《生态美放谈——生态美学论纲》在《理论与现代化》第10期上发表，以及同年12月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全面研究生态美学的论著《生态美学》，生态美学的研究才真正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徐恒醇《生态美学》的出版，“标志着生态美学在我国进入更加系统和深入的探讨”的阶段。(20)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大批影响较大的论文和论著。(21)
生态美学的提出是在世界范围内由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转型和各种生态理论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为了解决当前国内美学界所遇到的诸多学术瓶颈，摆脱美学自身理论研究困境所进行的一次积极尝试；其宗旨是希冀用生态学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对以往的审美观念进行全面审视，用生态学的角度思考美学问题，并运用美学的理论思考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学、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对美学研究的介入，使生态美学的实用性和理论性得到空前的生长，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当代美学的研究视野，开创了美学研究的新局面。我国目前生态美学研究在研究范围、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等问题上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且成果丰硕，理论更新很快。生态美学对于当代生态现实危机的介入，突出地展现了美学学科应当具备的现实性品格。
1.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思维范式和方法论
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是生态哲学，新时期中国的美学走过实践美学、生存美学、生命美学、体验美学、超越美学的历程，如今又走向生态美学，它的提出体现出一种美学范式的转向，涉及生态美学观的建构、生态美学方法论的研究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位等基本问题。生态美学强调自然系统之内各种要素的协调平衡作用，它以有机整体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美学的基本问题，突破以往美学中的主客两分的限制，力图重新确立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多元价值取向，并且主张“生态的平衡性、系统性以及生命的再生性是生态美的根本性质”，“生态美的第二性质是宜人性”。(22)
目前学界就生态美学哲学基础的探讨有两类值得重视的观点：一类是以曾繁仁为代表所坚持的——应将我们的生态美学观奠定在马克思的唯物实践存在论哲学的基础之上，同时吸取西方当代生态哲学的积极成果，特别是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当代生态存在论哲学；另一类则主张从中国的古代思想中寻找源头，比如刘恒健就认为：生态美学是一种以大道形上学为基础的美学，生态美学的本原性即它的大道性。生态美学的大道本原性首先表现在它超越主客二分对立，回到人与自然万物同生共运、圆融共舞的浑然一体性。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主体论美学不能保证人与自然万物的本原一体性，因而遮蔽了生态美。生态美学的大道本原性还表现于超越本质与现象的二元对立，回到本质与现象未分、源泉涌动的大化流行，以保证生态美的样态性，即美在时间中的涌动和变化之特质。(23)
对于生态美学研究的思维范式等问题，学者们注入了很多新的质素。比如仪平策就提出了用现代人类学的思维范式来研究生态美学，他认为：“对于生态美学的建构来说，人类学就是这样一种现代思维范式。现代人类学范式对于生态美学研究的意义主要有四：一是人类学作为以具体直接的人类生活为终极存在的思维范式，超越了主客二元的传统思维模式，从而彻底还原了生态美的和谐本质；二是超越了实践论美学的工具论、认识论局限，恢复了马克思存在论实践观的现代品格；三是使生态美学超越了一般生态学范畴，使之进入真正人文的、审美的领域；四是有助于建构一种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生态美学。”(24)
生态美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学理趋势。袁鼎生提出：采用生态方法研究生态美学，可以使方法与体系高度对应，从生态规律中概括出生态美学研究的原理、范式、原则、路线、图式与程式等，是形成生态方法的主要途径。生态方法是整生精神与整体原则结合的系统生发方法；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和从历史走向逻辑统一的生态辩证法。生态美学的整生图式展示了生态审美场的生成路径，整生方法揭示了生态审美场与生态美学耦合并进的规律。(25) 张进从社会能量叙事的角度探索了生态美学方法论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平衡与稳定，主要取决于整个社会能量交换的过程及其结果；文艺审美活动是社会能量流通和增殖的重要环节；生态美学是对社会能量理想运行状态的书写和守护。社会能量内在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之中，其中包含着生态美学的方法论秘密‘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和‘包容他者’的思想观念。从能量角度看，人类社会的平衡与稳定，主要取决于整个社会能量交换的过程及其结果。文艺审美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能量及其交换过程的重要环节。生态美学即是对人类社会能量流通交换的理想状态的守护、召唤和叙述。文艺在能量流通中究竟处于什么层次？它作为社会能量的本质、特征和功能如何体现？它与其他能量系统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不仅关乎文艺审美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功能的界定，而且涉及生态美学如何在观念方法上与当代知识领域贯通的问题。”(26)
2.关于生态美学观的建设
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曾永成的“人本生态美学观”和袁鼎生的“审美生态观”，是目前生态美学研究中已成体系、相对成熟且影响较广的几种代表性的生态美学观。
曾繁仁认为：对于生态美学的界定应该提到存在观的高度。生态美学实际上是一种在新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关人类的崭新存在观，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是一种新时代的理想的、审美的人生，一种“绿色的人生”。而其深刻内涵却是包含着新时代内容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对人类当下“非美的”生存状态改变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更是一种对人类永久发展、世代美好生存的深切关怀，也是一种对人类得以美好生存的自然家园与精神家园的重建。(27)
曾繁仁从生态美学的界定、生态美学的内涵、生态美学研究的意义以及生态美学与哲学、伦理学，生态美学与当代科技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入手，全面论述了“生态存在论美学”思想，建构起一个生态美学的理论框架。在他看来，生态美学“是在后现代语境下，以崭新的生态世界观为指导，以探索让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出发点，涉及人与社会、人与宇宙以及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关系，最后落脚到改善人类当下的非美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审美的存在状态”。(28) 生态美学是包含生态维度的新美学观，它以马克思的唯物实践存在论为其哲学基础，是对实践美学的继承和超越，也是美学学科的当代发展。生态美学最重要的理论原则是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整体主义，这是一种新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生态美学包含生态本真美、生态存在美、生态自然美、生态理想美与审美批判的生态维度等内涵。(29) 生态美学研究不仅显示出20世纪哲学领域进一步由机械论向存在论的演进，而且标志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由“人类中心主义”向人与自然“系统统一”观念的转变。(30) 它以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为基本出发点，包含人与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是一种包含着生态维度的当代存在论审美观。实际上，它是美学学科在当代的新发展、新延伸和新超越。(31)
曾永成则认为：立足于马克思的生成本体论的人本生态观，可以给美学相应的学理启示和价值诱导。基于人本生态观的美学，可以在生命活动的节律感应中找到审美活动的生态本原，以“自然向人生成”的根本规律确立审美价值的生态尺度，从生态进化和人性生成的高度对精神之美进行本体性定位，并揭示自然之美对于人性生成的生态意蕴。这种生态化的美学，有可能对人类走向生态文明的努力给予更加切实的学理支持，因此理应是21世纪中国美学理论所面对的重大课题。(32) 他系统地从理论基石、核心范畴和学理的深化几个层面，建构起一个人本生态美学观的理论框架，他指出：人本生态观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强调在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的基础上肯定人类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主体地位和自觉能动的生态调节作用。对于认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关于“自然界的人的本质”的观点非常重要。人本生态美学坚持以人为本，必然十分重视实践范畴在美学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必须重新认识实践作为人类自觉进行生态调节的原初本性，并进而从与自然的关系认识决定人的社会关系的深层本质，以对流行的“实践美学”的基本学理进行生态化的改造。人本生态观为揭示审美活动的节律感应的生态本性提供必要的理论生长空间，具有把生态系统思维与审美活动本体特性思维有机融合的特殊优势。从节律感应出发，形成了人本生态美学理论的“一点三维”的基本框架。(33) 从人本生态观审视审美活动，节律感应乃是美学的核心范畴，并且依此建立起人本生态美学的“一点三维”的学理框架。在审美活动的基本结构中，节律及其感应是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对象性特性所在。在自然—社会—文化—人性生态的大系统中，由于节律感应的存在及其生态功能，才实现了审美的感应之网与象征之网的生态性共生，形成了多层次生态系统关联的审美性中介，以及感性活力与理性秩序在节律形式上的生命化融合。可以说，节律感应说揭开了美学史上各种关于审美特性的重要观念的通释性谜底。(34)
袁鼎生则从美学观念演进的角度考察审美范式的变迁，提出“审美生态”思想。他认为：审美生态学“不仅仅是美学体系的更替，也不仅仅是美学主潮的变换，而更是一种新的美学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宇宙精神的高扬”，审美生态学“促成审美人生，造就审美生态场，规范审美主客体协同发展，汇入人与自然协和并进的滚滚大潮，使整个大自然达到更高程度的有序化，以实现人与自然更高的整体目的”。(35) 这些生态美学观的产生与争鸣为生态美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基础。
3.关于生态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性质、功能、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
针对生态美的性质，徐恒醇认为：“生态美所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关联和审美共感。这种生命关联基于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人的生命活动正是在这种自然生命之网的普遍联系中得以展开，因此，就本质而言，是建立在各种生命之间、生命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依存、共同进化的基础上的。由此，也使人感受到这种生命和谐共生的必然性，并唤起人与自然的生命之间的共鸣。”(36)
针对生态美学的功能问题，徐恒醇指出：“生态美学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功能：其一，把主客体有机统一的观念带入了美学理论中，对于现代美学理论的变革提供了启示；其二，生态美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人的生态文化观念的发展和确立健康的生存价值观；其三，生态美的研究为克服技术的生态异化指出了解决的途径；其四，生态美学理论有助于推动在全球范围内变革不合理的社会体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此外，生态美的研究还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思路和方法。”(37)
针对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万书元认为：“生态美学研究的重心，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生态意象的审美建构以及审美价值系统。关注的是生态系统（包括人类）表象的特异性和内在的合目的性，强调人类的审美理想与生态现实的统一。生态美学表现出极强的双重建构性：既包括在人类的创造和自然的演化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有形的物象系统和感性的形式，也包括潜藏在这些有形系统和感性的形式背后的无形的生物关系和动态的生物运动；既包括客观的生态宇宙，又包括主观的伦理取向和价值取向；既包括对和谐、健康、安全、完整的生态现实的追求，也包括对未来生态效益的预测和审美成本的运算。”(38)
对于生态美的特点，袁鼎生指出，事物潜能的整生，构成了生态美的基础。主客体潜能的依生性、竞生性、耦合性、自由对生，分别形成古代、近代、当代的生态美，代表了生态美系统生成的历程。自由的最高境界是自然，主客体潜能自主、自足、自律形态的自由对生，走向统合，形成自然形态的自由对生，构成真善美相生互发、耦合并进的生态审美价值系统，进而形成超越审美时空、审美距离、审美疲劳三大局限的审美自由，使生态美走向完备，具备了独特的本质规定与审美优势，代表了美的发展方向。(39) 学者们对生态美学多层面、多视角、多方法的研究切入，推动了生态美学逻辑性、体系化的发展。
三、新世纪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发展的问题域
（一）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学理性悖论
事实上，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就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及学科发展的趋势五个基本要素。刘士林指出：“生态美学虽作为一个时代课题而提出，但在逻辑上表达的却是美学研究回归自身，是诗性智慧在文明时代中真正的复活。生态美学研究在学理上的可能，主要奠基于这样两个方面：从思维方式角度讲，它根源于与理性智慧截然不同的诗性智慧；从精神——实践方式的角度讲，它根源于与人的种属尺度截然不同的审美建造尺度。就生态美学的实践意义而言，它意味着一种真正的审美建造方式，为一种全新的人自身再生产方式提供了思想资源。”(40)
尽管学者们从多种角度对此展开了深入探究，但从客观实际上来讲，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尚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曾繁仁先生指出：生态美学“不是一个新的美学学科，而是美学学科在当前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发展，新视角、新延伸和新立场，是一种包含生态维度的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41) 而国内绝大多数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研究者却都是在默认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前提下进行着相关的深入研究，这显然对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学科合理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由此产生了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的学理性悖论，一方面，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并没有建立起自身的学科体系；另一方面众多学者又在它们的学科前提下进行着相关的研究。罗卫平认为，“生态美学并不是一门可以独立的学科，就像实践美学、现象学美学仅仅是美学理论而不是美学学科一样。生态美学仅仅是一种针对生态危机和美学自身理论困境，希望用生态学的整体性思维方式自造美学新局面的美学理论形态，是从生态学的角度思考美学和从美学的角度思考生态环境建设的美学理论。它有自身独特的研究范围、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生态美学是在生态学和美学的边缘之间产生的理论形态，也仅仅是一种理论形态。”(42) 朱立元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最终是可以建立起来的。但是“在建立新学科的基本理念、范畴系统、逻辑推理、理论框架等等还不明晰、不成熟的情况下，仓促拼凑新学科体系，显然是不明智的”。他主张在当前情况下，“首先致力于用生态学的基本观念、理路、眼光、视角来审视、思索、研究、探讨文艺学、美学问题，应当是更加符合实际，更加有效的选择”。(43)
从目前生态美学自身理论发展的成熟度来看，确实不具备成为一个独立的美学学科的功能。很多学者都意识到目前生态美学的学理定位并没有真正解决，它本身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仍处在尝试性的探索期，在很多问题上没有趋向一致，且存在诸多理论上的盲区，“生态批评要构建自己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需要加强生态批评范畴的研究；同时，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批评手段，生态批评的理论研究更需要探讨其富有特色和体现生命力的批评方法。然而，这两个非常关键的‘需要’却正是当前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盲区’或‘准盲区’”。(44) 如此看来，生态美学要实现具有学科体系性质的系统化与逻辑化还需要走过相当长的建设期。
（二）从生态批评的实践中提炼学理的纯度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国内先后出现了一批包含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如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守望家园》、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岳非丘的《只有一条江》、蒋子龙的《水中的黄昏》、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等。由此出现了一批从生态角度来研究文学作品的研究成果，如对转型期生态报告文学的理性审视，(45) 对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创作的思考，(46) 对中西生态散文的思考，(47) 对新时期以来生态诗歌的理性审视，(48) 对海明威《老人与海》的生态个案分析，(49) 以及生态视野中的沈从文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等等，(50) 这些将生态批评运用于具体的文本分析的评论，体现了中国生态批评研究者的一种自觉意识。但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成果重“生态”、轻“文学”的研究倾向较为明显，与国外的生态批评家从实践中总结理论的研究路径不同，国内生态批评学者往往从理论出发研究理论，与国外文本细读的研究思路和不断挖掘出新的文学经典的批评实绩相比，国内的生态批评研究者对文本的细读远远不够，没有实实在在地解读、审视作品，特别是对中国现当代作品的重新阐释，基本上还是处于学步阶段。
在生态批评的研究和建设中缺失生态批评“重建文学经典”的价值主张，暴露了国内目前生态批评研究路数的浅表性，这是一个方法论上的误区。对生态批评必要性与必然性的探讨，对生态形式特点与外部规律的解析，不应回避对生态文学文本内部规律、本质的挖掘。生态批评的目的在于挖掘生态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批判渗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生态文学作品，通过文学批评来重新审视文化，进行文化反思、批判，颠覆、挑战、揭露和批判导致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显然地，脱离文本解读的生态批评建构背离了这个生态批评的终极任务。我们下一步应该加强的正是需要通过大量的文本解读，从生态批评实践中提炼学理的纯度，以实现文学经典的重建和生态批评的终极价值。
（三）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生态美学三者中的“生态”预警
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生态美学是在西方生态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它们都可看作是文学、批评、美学与生态思想或生态哲学的结合体，目前国内学者对三者的界定大多着重在“生态”上，而并非文学、批评或美学上，可以这么认为，生态文学是生态思想在文学中的反映，它是生态思想的具体文学形态，其思想萌芽可追溯到更遥远的古代；生态批评是对生态文学的理论总结，是批评的具体实践状态；生态美学研究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诗意关系，而生态批评则是生态美学的实际应用形态。(51)
我们在借用生态思想来从事三者的研究的时候，必须注意到“生态”一词的概念及其内涵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界的存在状态，整体、系统的观念被移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范围和对象必然会发生改变。因此，吴秀明有针对性地指出：“生态文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它引进生态学而又要保持文学自身的特点，还要经过艺术特殊化——也就是美学的特殊中介这样一个环节。这里所谓的审美中介，就作家的创生主体来说，就是情，即主体情感；通过情感这样一个内在的中介，来融涵和统摄主体与客体、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寄托自己的忧生意识和创生思维。”(52)
以生态思想贯穿文学和批评，要警惕由此带来的理念排斥诗性的弊端，避免让文学成为生态说教的范本，而忽视文学本身的审美价值属性。生态理念先行的研究方法，会造成为了理念而理念的研究倾向，不易全方位把握文学作品的现实。以理念反观文学，固然可以找到理念的适应点，但却并不一定能为理念找到合理有效的证明。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还是需要回到文学的本身。理念先行，会造成赶理论时髦的倾向，导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情形出现。赶场式的理论研究，不加转换的生搬硬套，生涩地移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当下文学研究中的突出弊端，从而造成浮躁的学风，这方面1985年的“新方法论”已经为我们作出了最好的说明，当前学界对文本生态思想的挖掘，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这样的研究倾向。其实“真正的生态文学，不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和谐，对它们作合历史、合目的的善的评判；而且将其纳入富有意味的艺术创造机制中给予美的造型，把善进行审美对象化。”(53) 这种意见，是非常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四、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在新世纪中国文化、文论建设中的任务
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在短短几年内对文艺研究的介入所取得的成果说明，当代文学理论需要对此作出自己的反应，而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也必将在新世纪中国文论建设中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1.加紧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的学科建设。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转型寻求文艺学理论的突破和理论自救的重要内容，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的建设和发展在21世纪意义深远。因此，应当加强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及学科发展的趋势、生态批评范畴、生态文学经典解读等方面的研究，唯其如此，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来。
2.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在21世纪的文论建设中要担当起促进中国传统生态观念的现代转化和赋予其普适性价值意义的重要任务。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是运用现代思维方式激活传统生态话语的重要理论形态，在实现中国传统生态观念的现代转化方面有其学科资源上的优势。由于中国具有丰富的生态文明本土资源，中国的生态批评在学理上更应该接受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与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以此为切入点参与国际对话，从而实现中国生态文化的全球化。
3.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进行生态哲学角度的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是中国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在如实地揭示了严酷生态危机的生态小说、生态诗歌、生态散文，特别是生态报告文学中，在日渐增多的生态文学作品和创作群面前，生态文学的研究者需要冷静地认识到：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不能仅仅停留在记录与批判上。“能否突破写物质环境的局限，向更广阔更深层的生态领域发展？能否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展现当前文化生态的丰富内涵？这就为生态文艺与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课题。”(54)
（本文系笔者为所选编的《新世纪中国文论读本·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一书所写的《导读》，该读本系列近期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注释：
① 这些生态意识包括：（1）抛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观念；（2）寻回并发扬中国古代生态思想；（3）形成并强化对子孙后代生存发展的责任感，形成并强化生态伦理道德意识；（4）抛弃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竭泽而渔地消耗资源和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以短视的工具理性和狭隘的经济理性为指导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建立以身体健康、精神丰富地生存为目的，以确保子孙后代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为根本前提，以环境是否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态系统是否稳定和谐为终极衡量尺度或判断标准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5）抛弃物质主义的人生观，不再把欲望的无止境满足、财富的无止境占有和物质生活丰裕舒适度的无止境提高作为人生的目的，不再迎合那已经将这个世界带到灾难边缘的基于利润增长的消费主义潮流和时尚；确立“根据可能而生活”的人生观，根据生态和资源承受条件而生活，提倡物质生活的尽量简单化和精神生活的最大丰富化；（6）彻底打消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以生态意识对人类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进行重新评价，把有助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技术研究与应用的主导方向；（7）坚持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公正性原则，不仅坚持代际公正而且坚持代内公正，不仅坚持国际公正而且要坚持国内公正；（8）批判和扬弃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错误思想，吸收和借鉴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的合理因素（参见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244页。另见王诺《不可坍塌的生态长城》，《社会科学报》2002年9月5日）。
② 张皓：《生态批评与文化生态》，《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2期。
③④ 王诺：《欧美生态批评》，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⑤ 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
⑥ 李晓明：《美国当代生态批评述评》，《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
⑦ 余谋昌先生在将近20年的时间内先后出版了《生态学的信息》（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版）、《当代社会与环境科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生态学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惩罚中的醒悟：走向生态伦理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文化新世纪：生态文化的理论阐释》（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生态伦理学：从理论走向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生态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生态文化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等多部生态哲学的研究论著。
⑧ 这些论著包括：刘湘溶的《生态伦理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叶平的《生态伦理学》（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李春秋和陈春花的《生态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张云飞的《天人合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佘正荣的《生态智慧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郇庆治的《绿色乌托邦》（泰山出版社1998年版）、杨通进的《走向深层的环境保护》（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雷毅的《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曾建平的《自然之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
⑨ 参见党圣元《新世纪文论转型及其问题域》，《北方论丛》2009年第3期。
⑩ 这些被翻译、介绍进来的论著包括：萨克塞的《生态哲学》（文韬等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史怀泽的《敬畏生命》（陈泽环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沃斯特的《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杨通进译，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吴国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罗尔斯顿的《哲学走向荒野》（刘耳、叶平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杨通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麦克基本的《自然的终结》（孙晓春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贾斯丁的《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林官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莫斯科维奇的《还自然之魅》（庄晨燕等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多布森的《绿色政治思想》（郇庆治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巴克斯特的《生态主义导论》（曾建平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等。
(11)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2) 该团队目前承担的课题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生态批评的困惑与解惑”、“十一五”规划国家级教材《欧美生态文学》、“外国生态文学研究丛书”等。目前，该团队已先后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读书》等刊物上发表有关生态思想和生态文学的文章50余篇。据“厦大生态文学团队的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ecoliteratureatXD。
(13)(14) 王诺、宋丽丽、韦清琦：《生态批评三人谈》，《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5) 张皓：《生态批评与文化批评》，《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6) 陈金刚、刘文良：《文学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困境与超越》，《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
(17) 张皓：《生态批评与文化批评》，《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8)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视野与尺度》，《中国艺术报》2005年4月15日。
(19)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
(20) 曾繁仁：《生态美学的产生及意义》，《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24日。
(21) 这些论文和论著包括：刘恒健的《论生态美学的本源性——生态美学：一种新视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刘成纪的《从实践、生命走向生态——新时期中国美学的理论进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陈望衡的《生态美学及其哲学基础》（《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彭立勋的《生态美学：人与环境关系的审美视角》（《光明日报》2002年2月19日）、李西建的《美学的生态学时代：问题与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吴绍全的《生态美学——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的平衡》（《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仪平策的《从现代人类学范式看生态美学研究》（《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袁鼎生主编的《生态审美学》（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邓绍秋的《道禅生态美学智慧》（延边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
(22) 陈望衡：《生态美学及其哲学基础》，《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23) 刘恒健：《论生态美学的本源性——生态美学：一种新视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24) 仪平策：《从现代人类学范式看生态美学研究》，《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
(25) 袁鼎生：《整生：生态美学研究方法论》，《思想战线》2005年第4期。
(26) 张进：《社会能量叙事与生态美学方法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27) 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
(28) 曾繁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29) 曾繁仁：《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30) 曾繁仁：《试论生态美学》，《文艺研究》2002年第5期。
(31) 曾繁仁：《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32) 曾永成：《人本生态观与美学问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33) 曾永成：《人本生态美学的思维路向和学理框架》，《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5期。
(34) 曾永成：《节律感应：人本生态美学的核心范畴》，《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2期。
(35) 袁鼎生：《审美生态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36) 徐恒醇：《生态美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
(37) 徐恒醇：《生态美放谈——生态美学论纲》，《理论与现代化》2000年第10期。
(38) 万书元：《生态美学的性质及其意义》，《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39) 袁鼎生：《生态美的系统生成》，《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40) 刘士林：《生态美学与诗性智慧的现代复活》，《泰山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41) 曾繁仁：《生态美学：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美学观念》，《精神生态通讯》2005年第4期。
(42) 罗卫平：《国内生态美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43) 朱立元：《我们为什么需要生态文艺学》，《社会观察》2002年增刊。
(44) 陈金刚、刘文良：《文学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困境与超越》，《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
(45) 罗宗宇：《对生态危机的艺术报告——新时期以来的生态报告文学简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6期。龚举善：《转型期生态报告文学的理性审视》，《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46) 赵树勤、龙其林：《中国当代生态小说创作的迷误及其思考》，《邵阳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47) 徐治平：《生态危机时代的生态散文：中西生态散文管窥》，《南方文坛》2006年第4期。
(48) 田皓：《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诗歌发展论》，《湘潭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49) 陈茂林：《海明威的自然观初探——〈老人与海〉的生态批评》，《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
(50) 李萌羽：《生态视野中的沈从文与福克纳》，《东岳论丛》2003年第4期。
(51) 曾繁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52) 吴秀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文学——对关于当下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几点思考》，《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1期。
(53) 吴秀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生态文学——对关于当下生态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几点思考》，《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1期。
(54) 王诺、陈初：《生态危机与中国文学》，《中国艺术报》2005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