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伟[1]2004年在《杭州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及其发展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几年来,杭州制造业无论在生产规模还是经济运行质量上都有长足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杭州制造业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传统产业,但传统产业存在着产业层次低、技术创新能力弱等问题,产业发展空间和产业升级的压力日益凸现。与此同时,部分新兴产业目前相对规模较小,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较弱,专业化水平也逊于传统产业。为此,有必要结合产业经济发展的相关知识来研究杭州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产业及其发展对策。 本文首先对产业发展和选择的相关理论进行简要评析,指出产业选择相关理论的现实意义及其不足之处;然后立足于杭州制造业实际,结合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知识,从产业比较优势、发展潜力和带动效应等方面对杭州制造业的现状进行对比分析,并通过构建统计模型来研判杭州的优势发展产业;同时通过生产效率、效益、规模、投入要素等主要方面的分析,揭示杭州优势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的主要差距及今后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加快杭州制造业优势产业发展的主要对策。 本文认为,杭州制造业发展的优势产业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优势产业,如食品饮料、纺织业、皮革、通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另一类是潜在优势产业,如电子及通信设备、医药制造业等。下一步杭州制造业优势产业发展的关键是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包括产业内升级、产业链升级和产业间升级。同时,也应加快杭州制造业产业集群培育的步伐。
唐乐[2]2016年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文中提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与特征,当代产业结构的演进也由过去以自然资源与制造业为基础的国别演进,转变为以信息资源和现代服务业为基础的区域演进。区域产业结构演进在深化国际分工体系的同时,也影响着处于不同分工地位国家的产业升级效应。因此,产业结构的国际化问题已成为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雁行形态”也日渐式微。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但重新构建了东亚区域的国际分工体系,也使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模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因此,在新形势下,系统分析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与关联机制,把握东亚区域国际分工格局的变迁,正确认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下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产业结构、产业分工以及国际生产网络理论,利用投入产出方法与计量经济方法,探索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与基本关联机制,衡量东亚区域内贸易价值分配,勾勒东亚区域产业分工格局,揭示中国制造业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中的升级效应,为中国制造业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战略选择提供参考。本文共分7章,具体结构安排与内容如下:第1章绪论。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对国内外关于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并对文中所用数据作出说明。第2章相关理论概述。本章是全文分析的理论基础,分别阐述了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分工以及国际生产网络等相关理论。第3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趋势分析。本章首先介绍了东亚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相对独立演进过程,比较了各国和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然后,分析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的变化趋势,揭示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整体演进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的动因。最后,从贸易与投资两个方面对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商品贸易与国际投资对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促进作用。第4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关联性分析。本章从产业关联效应和产业波及效应两个方面,对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关联性进行了动态分析与静态比较。首先,介绍了东亚区域产业关联的分析工具——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并对2013年最新公布的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2005)的简化形式与均衡关系加以说明。其次,利用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1995、2000和2005的数据,通过构建中间需求率和中间投入率的指标体系,分别从东亚整体与国别两个层面动态分析了区域产业结构的直接关联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各国和地区间产业结构的直接关联程度不断加深,日本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中的作用依然较大,但趋势逐渐减弱,中国、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在不断加强,东亚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不再仅仅局限于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而逐渐趋于内生化和多元化。随后,从产业后向关联和最终需求的生产诱发两个角度,深入到产业内部,分析和比较了东亚区域的产业波及效应。结果显示,在东亚各国和地区间,中国产业的后向关联效应最大,对东亚区域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最明显;在各产业间,制造业的后向关联效应最大;在制造业内部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关联效应增强。区域外美国和区域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最终需求对东亚区域的生产诱发效应较大,中国最终需求的诱发效应不断追赶美、日,但主要体现在内部的诱发;制造业是最终需求诱发程度最高的产业,其中,轻工业部门突出为内部的生产诱发,重工业部门突出为外部的生产诱发。第5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国际分工格局变迁。本章以国际分工为切入点,从贸易增加值角度进一步剖析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首先,对产业结构国际化下的贸易价值分配机制进行说明,明确了贸易价值分配对国际分工地位与国际产业结构关联的影响。其次,利用结构分解技术,在亚洲国际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体系下,将东亚区域内主要经济体的出口贸易价值分解为直接国内价值、再进口的国内价值、东亚价值和其他地区中间产品价值四个部分,并分别从整体和产业两个层面比较各经济体的出口贸易价值含量及来源。研究结果表明,东亚各经济体出口创造的国内价值含量普遍下降,转移的东亚价值不断上升。美国、日本仍占据出口贸易价值来源的主导地位,但其份额正逐渐下降,来自中国的中间产品价值含量在不断增加。服务业与制造业成为贸易价值转移的主要产业,服务业已形成区域共享,但制造业却呈现明显的层次分工,发达国家仍占据中、高技术制造业的价值转移,发展中国家仅占据中、低技术制造业的价值转移。随后,在出口贸易价值分解的基础上,借助垂直专业化系数指标,对东亚各经济体及其制造业在区域内的分工地位及变化趋势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日本仍占据东亚区域制造业国际分工体系的顶尖处,专业化于产品高附加值的生产环节;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主要从事标准化的高附加值生产环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东盟四国,主要专业化于一般性中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中国由于参与国际分工起步较晚,在本世纪初期,仅从事产品的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虽然近些年有所改善,但仍没有完全摆脱价值链低端的位置。最后,根据域内国际分工格局的变迁,指出在东亚区域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第6章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下的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本章基于国际生产网络的视角,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在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下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了分析。首先,在明确适度融入和过度融入国际生产网络的基本内涵前提下,通过信任、信息传递与共同问题解决机制叁个方面,阐明制造业融入国际生产网络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理。其次,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和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等相关数据,对中国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程度进行了测评,结果表明,2002年至2012年间,中国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程度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起伏变化,制造业内部各行业的融入程度存在一定差异,劳动密集型行业较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较高。然后,利用相关指标和数据对中国制造业在2002年至2012年的产业间与产业内升级状况进行测度,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间升级与产业内升级在这一时期均有明显效果,主要表现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重大幅度下降,资本密集型与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比重明显上升,大部分制造业的净附加值比率保持上升态势,并且多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实现了产业内由低附加值能力向高附加值能力的跃升。最后,引入计量模型,就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表明,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升级与整体内部升级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内部升级效果存在明显差异,资本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显着,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并不显着。第7章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本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归纳,并结合从主要结论获得的启示,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项锦雯[3]2015年在《产业梯度转移对区域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产业转移过程中涉及到转出区、承接区与区域间叁个空间,叁个空间分别能从不同视角、不同程度地影响土地集约利用。鉴于此,本文基于产业转移的土地集约利用影响研究,将从转出区、承接区与区域间叁个空间层面来分别论述其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这也就是本文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文章按照"理论分析框架—实证分析检验一结论与政策建议"的逻辑步骤进行分析。产业转移对区域间土地集约利用的联动影响。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分析产业转移对区域间土地利用的联动影响。理论上按照"联动诱因—联动结果—存在问题"的逻辑思路分析:第一步,总结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第二步,归纳分析产业转移怎样传导作用于区域间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第叁步,依据循环积累因果理论,分析产业转移使得区域间土地集约利用呈梯度分布的规律。第四步,从实践出发,分析产业转移过程中的区域间土地利用主要矛盾。实证检验:选取长叁角与皖江示范区为例,基于产业发展综合水平视角,对区域间产业转移综合效益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总体态势与相对差距比较分析、区域间影响力差异比较分析,启示不同区域未来产业转移的方向,为基于产业转移的土地集约利用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产业转移能促使转出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按照"因素--机理--途径"逻辑进行理论分析:第一步,基于产业发展综合水平(二叁产的梯度水平)视角分析影响因素,专业化与技术进步、资本利用水平和劳动生产力等叁个维度体现影响因素,并初步单因素检验;第二步,基于增长极理论分析影响机理。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驱动了要素流通,进而影响土地的集约利用;集聚效应与支配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影响土地的集约利用;第叁步,产业转移通过政府推动与企业自主转型途径,进一步改变了区域内的土地利用状况。实证检验:基于产业视角,根据层进式研究思路,选取长叁角区域为例。定性分析产业转出效应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综合效应指数,反映两者的变化趋势;通过因果关系分析,解释孰因孰果;借助双对数模型度量两者的影响力;最后,度量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发展度,评价两个系统协调发展水平高低,为追求一种整体提高、全局优化、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提供政策依据。研究发现:(1)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在滞后二阶,二叁产业转移综合效应评价值与土地利用集约度之间存在一个单方面的因果关系,即产业转移是土地集约利用的格兰杰原因,二叁产业转移综合效应的提高必然使得土地按照集约方式使用。(2)影响测度检验发现:分别从二叁产转移综合效应、政府管制、人口数量变化等驱动力几个方面选择指标构建回归模型Ⅰ,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变量的符号变化与理论的预期结果一致。第二,不同产业转移阶段,土地集约利用的驱动机制发生了显着差别,政府干预土地利用作用在减弱,市场驱动土地利用作用在增强。第叁,不同产业转移阶段,土地集约利用的可持续性目标逐渐增强。第四,不同产业转移阶段,产业转移对土地集约利用的正向驱动作用程度最大并逐渐增强,产业转移是提升区域土地集约度的有效途径。将指代产业转移的专业化技术进步、劳动力与资本等叁个维度的一系列指标(替代"二叁产业转移综合效应")放入模型Ⅱ中,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随着产业转移阶段的推进,大部分指标对土地集约利用驱动力增强,验证了增长极效应。第二,产业转移过程中,各指标对土地集约利用驱动力差别显着,启示了产业转移方向。(3)协调性检验发现:①时间上:1996～2013年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度经历了由轻度失调转为中级协调,这反映出通过政府推动与企业自主转型途径,实现了产业转移进程的持续推进,长叁角作为增长极,技术、劳动力与资本等要素的回流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也验证了通过产业转移能显着地提升区域土地集约利用水平。②空间上:2013年,长叁角16个城市的土地集约利用度与二叁产业转移综合效应的趋势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产业转移有效地促进了土地集约利用。从协调度评价结果来看,2013年长叁角16个城市的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度明显存在着地域差异。总体来说,长叁角16个城市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出上海高于江苏,江苏高于浙江地区。这反映在不同的区域,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协调程度不同。从协调发展度评价结果来看,2013年长叁角16个城市协调发展度共涉及勉强协调发展类和初级协调发展类共两种类型,总体来说,协调发展度在空间上是上海优于江苏与浙江,江苏的协调发展水平总体高于浙江地区。这反映推进产业转移的同时,加强土地集约利用建设,最终达到二叁产业转移综合效应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一种整体提高、全局优化、共同发展的状态。依据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的组合,可以将长叁角16个城市划分为四类。产业转移能有效促进承接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高。按照"因素--机理--途径"逻辑进行理论分析:第一步,基于区域承接产业能力视角,从要素成本、市场潜力、产业集聚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四个维度分析影响因素,并初步单因素检验;第二步,基于主导产业理论分析影响机理。第叁步,影响途径主要是通过资本引进与深化、技术的模仿与进步、产业的集聚与分工、制度的移植与创新等产生影响。实证检验:基于地区视角,选取皖江示范区为实例。定性分析产业承接效应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综合效应指数,反映两者的变化趋势;借助灰关联度模型分析两者的相关性程度;借助双对数模型测度影响力;然后,度量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与协调发展度,评价两个系统耦合与协调发展水平高低,为追求一种一种更高层次的协调发展状态提供政策依据。研究发现:(1)皖江示范区的产业转移度与土地集约利用度时空结果如下:第一,时序上:考察1999～2013年皖江示范区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发展过程,总体上来说两者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随着产业转移成熟度的提高,土地集约利用度同时不断提升,产业转移促进了土地集约利用。第二,空间上:考察2013年皖江示范区9个城市产业转移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发展状态,产业转移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的城市,应该进一步加强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建设,壮大主导产业并形成产业集群,进而更高地提升土地利用集约度。(2)相关性检验结论是:两个产业转移时期中,皖江示范区的9城市及示范区整体的产业转移度与土地集约利用的灰关联度都处于比较高的关联度水平,并且整体上发展期高于启动期关联度水平,说明皖江示范区产业转移度与土地集约利用变化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相关性。而且,产业转移度越高的城市,产业转移度与土地集约利用的灰关联度也越大,总之,皖江示范区产业转移度的提高对土地集约利用的推动作用明显。(3)影响测度检验发现:分别从产业转移度、政府管制、人口数量变化等驱动力几个方面选择指标构建回归模型Ⅰ,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变量的符号变化与理论的预期结果一致。第二,不同产业转移阶段,土地集约利用的驱动机制发生了显着差别,政府干预土地利用作用在减弱,市场驱动土地利用作用在增强。第叁,不同产业转移阶段,土地集约利用的可持续性目标逐渐增强。第四,不同产业转移阶段,产业转移对土地集约利用的正向驱动作用程度最大并逐渐增强,产业转移是提升区域土地集约度的有效途径。将指代产业转移的要素成本、市场潜力、产业集聚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四个维度的一系列指标(替代"产业转移度")放入模型Ⅱ中,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随着产业转移阶段的推进,各项指标对土地集约利用驱动力增强,验证了主导产业的增长效应。第二,产业转移过程中,各指标对土地集约利用驱动力差别显着,启示了产业转移方向。给我们的启示是,市场潜力开发以形成有效需求是吸引产业转移的首要因素,产业转移是平衡区域发展的有效战略;承接以资本及劳动力密集产业为主、第二产业的主导地位将一定时期存在是未来皖江区产业承接的主要方向;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承接高端要素与产业的转入,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将是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的重要手段。(4)耦合协调性检验结论是:目前皖江示范区土地集约利用与区域产业转移耦合处在颉颃时期,协调关系提升空间很大;部分城镇处在土地集约利用滞后型阶段,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很大;耦合协调度表现为发达城镇高于欠发达城镇,部分区域的耦合强度高于协调程度,在空间上并没有达到良性共振;区域产业转移对土地集约利用产生胁迫作用,土地集约利用对区域产业转移产生反馈作用。因此,产业转移度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同时,加强土地集约利用建设,最终达到产业转移综合效应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协调发展状态。形成基于产业转移的土地集约利用政策建议。首先,分析并借鉴国内外基于产业转移的土地集约利用的经验,进而得出启示;然后,确定基于产业转移的土地集约利用政策制定思路;最后,形成基于产业转移的土地集约利用政策建议:一是创建产业转移集中区;二是差别化土地优惠政策,特别是差别化的土地税收优惠政策;叁是创新土地管理机制;四是控制供地规模和价格;五是建立监管机制。
司桂霞[4]2014年在《长叁角地区高技术产业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高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先导性、战略性产业,是衡量一个区域发展潜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发展脚步放缓,信息产业走势低迷,高技术产业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瓶颈。如何调整高技术产业结构,刺激高技术产业发展,逐渐引起政府和学界的关注。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围绕高技术产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主要集中于高技术产业发展影响因素及发展模式、高技术产业竞争力、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及传统产业的影响等方面。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有必要对高技术产业结构开展研究,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长叁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改革开放走在全国前列,区域一体化进程领先全国的独具特色的区域。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深刻影响着长叁角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高技术产业结构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呈现出独特的区域特征。有必要在产业结构优化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长叁角的实际情况,研究长叁角典型区域的高技术产业结构优化问题,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高技术产业结构优化理论。与此同时,系统分析长叁角高技术产业发展历程、结构特征以及结构优化的思路和对策,也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长叁角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现实需要。依托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金融资本、有效管理、国际合作等优势条件,长叁角高技术产业获得迅猛发展,经济规模和发展潜力巨大。但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自身增速放缓的背景下,长叁角的高技术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结构性问题。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体制机制创新的背景下进行高技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需要进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以创新支撑和引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将高技术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行培育也是全国多省市的战略选择。由此,长叁角高技术产业结构优化研究也可以为后发的正在发展中的其他区域的高技术产业发展、结构调整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依据。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绪论。阐述本文选题背景、目的、意义、主要内容、框架等,并对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介绍了研究的总体思路、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第二章,相关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本章通过学习区域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相关理论并研究评述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梳理了适用于一般产业的产业结构优化相关理论和具体适用于高技术产业的产业结构优化相关理论,尝试分析了高技术产业结构优化的内涵,为全文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第叁章,长叁角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状况与结构分析。梳理长叁角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历程并概括长叁角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从产业和企业两个层面分别对长叁角高技术产业的空间结构、行业内部结构进行分析,并总结长叁角高技术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第四章,长叁角高技术产业结构状况评价。基于产业结构的视角,构建高技术产业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逻辑斯蒂模型,定量评价长叁角高技术产业成长状况(1995-2012年)、科学判断成长阶段；从产业和企业两个层面评价长叁角高技术产业投入产出绩效(1995-2012年)、长叁角高技术企业上市公司综合绩效(2013年)。第五章,国内外高技术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经验借鉴。本章分两个部分,国内经验借鉴以高新区为视角,选择典型个案——漕河泾开发区深入分析其创新与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国外部分梳理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在高技术产业结构优化的成功做法,总结其对长叁角高技术产业结构优化的启示。第六章,长叁角高技术产业结构优化的思路与对策。通过上述实证分析从区域一体化、外向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等角度提出长叁角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思路与具体对策,并对如何发挥上海在长叁角高技术产业结构优化中的引领与带动作用提供了思考。第七章,结论与展望。对本文的研究创新进行归纳和总结,并提出后续研究的展望。
张静[5]2007年在《大城市理性扩张中的新城成长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化进入了实质性的飞跃发展阶段，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提速，大城市发展势头尤为强劲。然而，必须正视的是，在中国城市化迅速推进过程中，部分大城市的快速发展慢慢驶离了理性扩张的轨道，片面的“城市化率决定论”导致过度城市化，大城市“摊大饼”式发展孕育了严重的城市病。因此，要改善大城市的布局和空间结构，必须由单一中心城市转变为多中心的组团城市或城镇群。不论采取何种成长模式，都需要理性扩张城市发展的区域空间。全文共分十一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指出大城市理性扩张的实质，就是要使大城市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实现空间的有机疏散以避免严重城市病的产生，可以通过周边新城的超前发展并产生反磁力，以吸引大城市人口向新城转移，从而实现大城市理性扩张。第二章是新城成长相关理论研究综述部分，分别就新城成长动力相关理论、新城空间成长相关理论、新城规划开发相关理论、新城产业发展相关理论和新城管理变革相关理论五大方面，对新城成长的相关理论研究背景进行全面梳理和综述。第叁章是新城成长各国实践研究综述部分，首先对国内外新城成长概况进行总结，并着重对国外典型国家和地区的新城成长历程进行总结；其次对国外新城成长实践进行整理和归纳；最后汇总出国际经验给予中国新城成长模式的启示。第四章是新城成长动力研究部分，提出中国城市化进程应确立均衡发展模式，但要特别关注大城市的城市化问题，大城市为获得新的成长空间，可通过新城成长模式，使之成为大城市从聚集不经济到聚集经济的转变契机。第五章是新城空间成长研究部分，在区位竞争机制、空间扩展机制、要素组合机制、城市自组织机制、产业驱动机制和规划保障机制的协同作用下，中国新城空间组织实现了初期成长，新城空间成长的扩展形式上应力求与主城空间组织演进形式相统一。第六章是新城建设发展研究部分，指出新城规划是实现新城资源合理配置的关键，是新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可借助新城市主义和理性增长理论指导新城规划，处理好新城土地开发利用问题、交通系统规划问题和人居环境规划问题。第七章是新城产业发展研究部分，提出大城市边缘区的产业集群可促进新城发展，但新城产业发展必须理性面对两大现实问题：其一是区域城际产业同构问题，其二是主一新城产业发展之间的竞合问题。第八章是新城管理变革研究部分，指出大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体系引发的城市发展双重突破，既直接引发了大量新城的出现，又将新城管理推向了变革前沿。第九章是杭州下沙新城成长模式个案研究部分，分别结合其成长概况、空间成长、建设发展、产业发展和管理变革五大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并论证由“建区”到“造城”是中国新城成长的有效路径。第十章是全篇论文研究的延展部分，即由新城成长模式引发的以城带乡效应分析，通过分析新城成长模式引发以城带乡效应的耦合性，客观认识现阶段新城成长模式引发以城带乡效应的局域性，但伴随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形成，可实现从局域性以城带乡转向一定区域内联动下的以城带乡。第十一章是结语部分，主要就本文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整理，提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并明确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曹树生[6]2007年在《新经济增长方式下重庆市制造业优势行业竞争力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重庆市作为研究区域,以制造业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在借鉴众多专家学者对产业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提炼产业竞争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后,建立一套融合经济、科技、环境能源叁方面的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这套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方法研究重庆市制造业23个行业的发展状况,以分析重庆市制造业行业所存在的问题及确定制造业的10个优势行业。在上面研究基础上,构建区域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方法重点分析了重庆市制造业10个优势行业在全国22省市中的竞争力状况,以确定重庆市制造业10个优势行业在全国所处的地位,以及这10个优势行业与22个省市相竞争的优势和不足。这样,科学全面的分析重庆市制造业的优势行业以及这些优势行业在全国的竞争力。最后,从利用宏观经济政策形势,培养制造业基础,打造核心产品叁个方面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行业竞争力提升途径,为重庆市建造现代化制造业基地提供有益的参考。
刘祥恒[7]2016年在《旅游产业融合机制与融合度研究》文中提出国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的逐步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民的消费观念,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满足于物质方面的追求,开始转向精神享受和高品质生活的追求,这种新的消费导向已经影响到人们对旅游产品的选择。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以及旅游经历的丰富,国民的旅游需求已逐渐从以往的休闲观光型向深度体验度假型转变,这对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产业融合是旅游企业生产个性化旅游产品的重要途径,是我国完善旅游产品体系和优化旅游产品结构的主要渠道,是我国旅游产业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重要体现。为了顺应这一发展趋势,旅游产业融合已成为旅游产业创新实践和旅游理论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纵观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其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旅游产业融合的定义、类型、原因、效应、模式、路径、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的对策,其中的应用型研究占了绝对比例,主要是针对旅游产业与某一产业融合的研究,很少涉及旅游产业融合内在普适性规律的理论研究,而对旅游产业融合从低级向高级的演化过程,旅游产业融合的形成机制以及旅游产业融合度的研究更少,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开展研究的。本文充分发挥了与论文主题相关的理论之间的互补优势,综合运用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创新理论和演化经济理论,在全面综述旅游产业融合领域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论述旅游产业融合的内涵,然后分别从旅游企业和旅游产业两个层面分析了旅游产业融合的演化过程,接着构建了旅游产业融合机制的概念模型,从激励机制、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叁个方面论述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形成机制。通过总结与评价产业融合度主要的测评方法,发现赫芬达尔指数法是基于企业层面测评旅游产业融合度的最佳方法。根据对我国大陆30家旅游上市公司产业融合度的测评结果,然后进一步对其中产业融合发展成效表现突出的五家典型旅游企业的产业融合度进行深入的剖析,在此基础上基于企业层面提出旅游产业融合度提升的相关设想。接着从社会、技术、经济和政策四个方面全面分析我国旅游产业融合的环境,最后从七个方面提出我国旅游产业今后融合发展的对策与建议。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基于演化经济理论,提出旅游产业融合是指旅游企业在遗传机制作用下所继承的原有惯例不能带来满意的利润时,重新搜寻和创造新的惯例,有针对性地与目标产业融合作为旅游产品创新的主要路径,通过市场选择机制的作用,继而引起同行的模仿和追随,最终扩散至整个旅游产业的过程。旅游产业融合的主体是那些从事融合型旅游产品生产与服务的旅游企业。旅游产业融合的客体是指旅游产业融合主体所直接作用的具体对象或目的物。广义上,旅游产业融合的客体包括融合型旅游产品和旅游新业态。狭义上,旅游产业融合的客体就是融合型旅游产品。第二,旅游产业是由旅游企业之间互动生成的,旅游企业通过与相关产业企业间互动所形成的企业层面的微观融合在扩散效应的作用下实现了旅游产业层面的宏观融合,而产业融合作为旅游企业的生存环境和选择环境也塑造了旅游企业的演化轨迹。由于旅游产业融合是旅游企业通过跨产业融合发展实现的,那么从事融合型旅游产品生产的旅游企业就是旅游产业融合的行为主体。因此,旅游产业融合演化过程的分析逻辑就要建立在旅游企业跨界融合过程的分析基础上。第叁,通过对旅游产业萌芽期、成长期和成熟期叁个阶段旅游产业创新能力的分析,发现每个阶段旅游产业融合的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产业融合程度逐渐提高。旅游产业在萌芽期,旅游产业的创新能力非常有限,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交叉渗透很少,对传统旅游资源的依赖较大,融合发展水平很低,旅游产业边界比较明显。进入成长期,旅游产业创新能力提高,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交叉渗透增多,跨产业融合发展现象明显,旅游产业边界逐渐模糊,旅游产业融合程度稳步提升。进入成熟期,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交叉渗透频繁,跨产业融合发展已成为创新常态,旅游产业边界非常模糊,旅游产业进入高度融合发展阶段。第四,旅游产业融合的实现条件由激励机制、动力机制和保障机制叁部分构成。其中,旅游产业融合的激励机制分为内生性激励和外部性激励两类,创意思维的作用、现代科技的进步与模块化分工的促进构成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外部性激励,而共同生存的需要、保持与提升比较优势、频率依赖效应的影响和网络效应的作用构成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内生性激励。竞争与协同构成了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力机制,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实现旅游产业融合的保障。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共同作用下,旅游产业开始跨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利用其他产业其他行业的资源,不断拓展旅游资源的范围,旅游产业的发展空间不断扩大,产生了更多的旅游新业态、新产品,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旅游产业融合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演化。第五、我国旅游企业的产业融合度最高处于中高度融合阶段,而旅游产品结构对旅游产业融合度的高低有着直接的影响。在旅游企业跨界融合发展所取得的成效方面,张家界、黄山旅游、云南旅游、中青旅、香港中旅,峨眉山和金陵饭店等七家旅游上市公司的旅游产业融合度相对较高,这些上市公司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代表目前我国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最高水平。以张家界、黄山旅游、云南旅游、中青旅和金陵饭店五家企业为旅游企业代表,通过对这五家企业旅游产业融合度提升的经营基础和近叁年的旅游产业融合度的分析,并对典型旅游企业的产业融合度比较分析,发现旅游产品结构与旅游产业融合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指出旅游产业融合度的提升不是要求每个旅游企业不顾自身实际盲目跨界融合,要根据自身的实际适度跨界融合,错位选择目标行业,我国旅游产业融合度的有效提升依赖于各类旅游企业错位创新旅游产品。第六,旅游产业融合发展除了依赖旅游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外,与外在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研究发现我国旅游产业融合的环境已日趋成熟。本文通过构建STEP分析法,对影响我国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进行全面的分析,发现我国在假期制度和人才培养方面都具有良好的基础,假期制度不断完善,旅游人才的培养质量和培养规模齐头并进。信息技术和展陈技术不断成熟,并在我国旅游产业融合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我国经济发展在城乡居然人均收支及叁大旅游市场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此外,国家已陆续出台了20多项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相关的旅游产业政策和旅游发展规划。第七,除了政府和学界提出的加强旅游业与互联网、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外,本文从七个方面提出了推进我国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对策与建议：(1)积极完善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环境；(2)进一步鼓励技术创新与旅游产业的融合；(3)主动促进旅游企业发展成大型旅游集团；(4)加大市场营销力度以引导市场消费方向：(5)健全文化旅游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6)加快旅游精准融合以实现旅游有效供给；(7)改革旅游教育制度以培养复合型旅游人才。本文的研究成果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而且响应了国家积极倡导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号召,顺应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的时代潮流,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综合功能的发挥,实现旅游产业在更大空间、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的发展。对于具有旅游产业发展条件的贫困地区来说,有助于促进我国旅游扶贫目标的实现,期望对于指导我国“十叁五”时期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旅游产业政策制定、旅游产业创新实践和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丁怡君[8]2016年在《合肥市高端制造业发展路径及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当前,以“大物移云”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全球范围内制造业迈向高端化,以“互联网+”为产业高端化提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高端制造业风起云涌,发展迅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增大,在区域和国家在未来的竞争中,必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本文首先对高端制造业进行了概念、特征界定,对产业竞争力理论进行了阐述,奠定行文的理论基础；其次通过整合合肥市近年来高端制造业发展数据,从产业规模、资本所有权、经济效益、研发投入能力四个方面进行数据分析描述合肥市高端制造业的现状,同时将合肥市高端制造业与南京市、杭州市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合肥市高端制造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再者,本文主要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清晰地分析了合肥市高端制造业10个行业间竞争力,通过竞争力排序并结合产业发展现状做出产业选择,分析出合肥市制造业优势行业及未来重点培育行业。结果显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竞争力最强,其次是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以及装备制造业,这些产业是合肥市高端制造业发展的优势主导产业,排名比较靠后的医药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主要涉及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产业,这些产业需要在未来重点培育发展。随后有针对性的指明了合肥未来高端制造业发展路径,包括传统产业高端化,高新技术产业抢占制高点,技术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动态融合的路径。最后,经过综合分析,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发展对策,包括加强政府引导、改善创新环境、强化人才建设、打造高端体系、创立知名品牌、培育市场主体等六个方面进行努力,对于合肥市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詹浩勇[9]2013年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前叁十多年取得高速发展的中国,当前正面临着经济转型发展的严峻挑战。在这一过程当中,制造业尽快摆脱要素投入与产品低端锁定、产业竞争力弱、大而不强的困境,实现整体转型和升级,成为最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而问题的真正解决,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因为众所周知,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增加制造业生产的迂回度和知识含量,提升制造业效率和竞争力,以及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上述基本认识只涉及到“应该发展”和“发展什么”的问题,而没有涉及到“如何发展”特别是“何地发展”的问题,也就未能真正把握以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随着地理因素被纳入主流经济学考察的视野,产业发展的空间集聚状态愈来愈得到关注和重视。因为一个显着的事实是,基于报酬递增和外部性的产业集聚及由此形成的集聚经济圈正有力地推动着一国及其区域的经济增长,并成为国家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战略工具。近年来,国内外生产性服务业显着出现了向集聚经济圈中心城市、城市中央商务区和制造业园区集聚的趋势。可以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已经成为区域和城市现代经济体系发展的显着规律,成为区域和城市的新兴增长极与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与此同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持。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在空间上形成合理集聚,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值得重点研究。产业集聚有着颇为久远的理论渊源,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新经济地理理论奠基以来,正式宣告产业的空间分布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主流研究范式。其后,产业集聚的研究领域迅速丰富和扩大,伴随着主要发达国家服务经济崛起主导经济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已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重要分支。然而在以往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研究中,多只是静态地讨论既有的不同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区域经济层面的影响,而很少结合与其他产业特别是其主要服务对象——制造业的联系,从产业发展升级动态匹配的视角来研究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作用和对策问题。本文尝试弥补已有研究的不足,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现实背景和紧迫要求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研究生产性服务业“何地发展”的问题,以期更好地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本文以产业集聚理论、产业结构和工业化理论为基础,以集聚经济圈和城市产业空间演化为现实背景,把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关系与作用的主线,按生产性服务业“为何集聚——怎样集聚——如何促进集聚”的逻辑顺序渐次展开,为以生产性服务业在区域的合理集聚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对策。本文的研究框架和主要研究内容如下：首先是理论与文献综述。本部分梳理产业集聚的理论渊源,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演变和最新实践,接着回顾了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究的主流方向和进展。进而,概括了生产性服务业及其集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互动研究的现状。随后,提出了本文研究的切入点和需要重点突破的几个问题。其次,从理论、实证和对策的角度,回答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叁个主要问题,即“为何集聚?怎样集聚?如何促进集聚?”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体和核心部分。具体来说：第一,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与关系,并寻找经验证据,回答“为何集聚”的问题。即在区分制造业价值链中的生产性服务职能基础上,分别探讨功能型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制,进而利用我国城市单元数据,验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外溢效应及其中介渠道,为后续对策研究提供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第二,基于城市分类的视角,研究不同类型城市发展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重点行业和区位分布,回答“怎样集聚”的问题。即把握区域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基础和区位禀赋特征,分别分析中心城市、先发工业化城市、后发工业化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和内涵,探讨怎样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格局,进而构建城市形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结构机理和一般性分析框架。第叁,研究以生产性服务业合理集聚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保障政策和建议,回答“如何促进集聚”的问题。产业集聚离不开“有为政府”政策和措施的有力支持。基于当前影响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作用的关键性因素,并结合不同类型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要求,提出相应的保障政策和建议,为产业集聚提供外部动力。最后是本文的结尾部分,概括主要研究结论,并展望了未来研究拓展的可能方向。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为制造业价值链基本性活动服务的功能型服务业通过集聚,在服务业企业产生竞争和协同合作的基础上,为制造业提供了基于商业便利的外部性,其传导机制是降低了制造业的贸易成本,也就是说使制造业取得了一种成本上的剩余。另一方面,为制造业价值链支持性活动服务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则不仅集聚在制造业企业及其集群周边,还体现出向集聚经济圈中心城市及其中央商务区集中的趋势。该类型服务业集聚有利于知识的加速生产和积累,并通过知识空间溢出,为制造业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而且,伴随着集聚经济圈内城市群产业空间结构的优化,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内提升了产业资源配置效率,获得了整体经济性。即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使制造业取得了一种收益上的剩余。贸易成本的缩减和创新收益的提升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动力。反过来,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将对生产性服务业提出更高的专业化要求,从而强化后者集聚的规模报酬递增效果,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升级和集聚程度加深,从而为更新一轮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奠定基础。于是在一种累积循环因果机制中可以实现产业的良性互动。(2)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外溢效应的发挥,与城市经济基础和区位禀赋密切相关,同时还需要克服阻碍这种外溢跨区域传递的制约条件；功能型服务业集聚完全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来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还未体现出对制造业转型升级明显的推动作用。基于我国城市样本2009年横截面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确实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产生了积极的外溢效应,但这种作用只局限于集聚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和比较发达的城市,这说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发挥对制造业影响的有利作用,需要获得其所在城市经济基础和区位环境的有力支撑。也就是说,不同区域和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利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方式要有所区别：对于中心城市和工业较发达的城市,可全面积极推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而对中小城市,应围绕其主导或者支柱制造业转型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具体目标,有侧重地形成相关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另外,区域性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也没有体现出显着的对相邻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而服务业的特殊属性、不恰当的区域保护主义和区域产业发展协调机制的缺位等都成为制约这种区域间外溢效应的主要因素。因而,需要努力创造破除这些障碍的环境和条件。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在我国集聚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功能型服务业集聚的贸易成本缩减中介效应来实现的;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还缺乏对制造业的创新驱动作用,这和行业发展规模、集聚区运营管理及基础制度等方面的因素相关,合理加快和改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发达城市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是支持区域全局制造业转型升级新的政策着力点。(3)各类城市应根据自身经济基础和区位禀赋,在加强区域产业合作的基础上,发展有利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以集聚经济圈为基本单元,并根据其工业化特征和产业结构基础以及区位环境,将其中的城市划分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先发工业化城市和后发工业化城市,重点探讨了不同类型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方向,及城市间怎样形成一个结构合理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格局。首先,中心城市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甚至服务经济时代,也适宜于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因而,中心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在于以创新驱动制造业价值链层次的整体提升。为此,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宜采用以城市中央商务区为核心的圈层式专业化集聚,重点集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兼顾集聚功能型服务业,推动中心城市及集聚经济圈区域范围内的制造业转型升级。其次,先发工业化城市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它们的区位环境却决定了高端生产性服务要素集聚还缺乏比较深厚的基础。所以,先发工业化城市制造业转型升级重在产业内升级,即提高产业加工程度和附加价值。因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宜发展围绕特定产业集群配套的体系化集聚,并积极与中心城市加强协作,主动接受知识溢出和智力支持,依托若干主要产业集聚区形成合理集聚。第叁,后发工业化城市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近年来在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中快速发展；然而,这类城市在大力发展产业的同时需实现转型发展,重点关切提高人的素质,妥善处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避免重走发达地区传统工业化弯路。为此,应以职业教育和劳动力培训、节能与环保服务业和商贸流通业为重点,发展和集聚有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转型发展奠定坚实基础。(4)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要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有利作用,应着力提升发达区域知识生产和外溢的能力、后发达区域服务要素集聚的设施和制度保障力,及关键性基础制度环境的支持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离不开“有为政府”有效政策和措施的支持。为进一步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外溢作用,我国发达区域需要优化创新集聚环境,营造创新集聚氛围,善用创新集聚成果,协调创新集聚资源布局,提升知识生产和外溢的能力；后发达区域则需要加强现代化交通、通讯网络设施建设,降低服务业要素集聚的商务成本,推进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夯实区域转型发展的制度基础。而在更根本的层次,需要改善关键性基础制度建设,构建一个良性竞争、健康公平、人尽其才的市场交易环境,提升基础制度环境的支持力。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1)以产业集聚理论、产业结构和工业化理论为基础,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机理和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系统梳理和归纳,区分了功能型服务业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外溢作用机制,并构造了相关的理论分析模型。同时,基于我国城市一级数据,提供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外溢作用及其中介效应的经验证据。本文实证研究的贡献之一,是在全国范围城市层面上提供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对制造业作用效果的经验证据;另一方面,则对不同类型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传导机制进行了中介效应检验,从经验证据上进一步印证和深化了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内在原因的认识,这是本文实证研究的又一增量贡献。(2)从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出发,基于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基础和区位禀赋,创新性地从统一完整的角度划分了叁种城市类型,探寻了区域性中心城市、先发工业化城市、后发工业化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发展思路,并凝炼了不同类型城市形成合理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结构机理与一般性分析框架。上述结构机理和一般性分析框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3)对通过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创新性对策建议,尤其是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体的业态模式和内容上有所创新。例如,从全球绿色创新浪潮的大背景切入,在总结广西南宁商品交易所发展基于循环利用资源的废弃物商品交易有益启示的基础上,将其提升至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协同创新的高度,并建议在区域性中心城市、先发工业化城市中积极发展这一新兴交易方式,推进区域制造业绿色转型。又如,建议在城市科技型制造业集聚区全面推进设立各商业银行的科技金融专营支行,为急需资金的科技型制造企业提供注重成长性、面向未来的金融支持;提出推广发展基于网络数字化平台的“虚拟性”集聚模式,创新对小微制造企业的高效金融支持。对于上述集聚创新,还提出了相关扶持政策的设想。当然,本文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重点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作用机制与外溢效应的基础上,关于后者对前者影响的研究还有待加强；同时,文中实证研究所采用的横截面分析也可能未能反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的变化趋势。另外,对我国不同类型区域和城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应用研究需要进一步细化,从而为其制造业转型升级中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实践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决策参考。
张旭亮[10]2011年在《从本地市场到新国际劳动分工》文中指出城市化的本质是人类生产空间组织形态的变化。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城市化进程就像一股潮流一样席卷了整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演化出不同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全球及国家层面城市化动力机制更趋复杂,对中国这样快速融入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国家,其城市化及动力研究不得不从区域层面来考虑。此外,国家“十二五规划”也明确指出中国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研究与总结国内经济发达且有特色的区域城市化动力机制对中国实现内需扩大和社会稳定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和价值。浙江省是典型的专业市场推动型经济大省,商品生产、专业市场和贸易叁者紧密结合,促使了一大批专业城镇的兴起。这种自下而上、由内到外城市化动力推动了许多城镇发展成中等城市、甚至是大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然而,当前中国及浙江省城市化动力研究仍相对破碎,更缺少以某种理论为依据进行综合性、独特性视角的研究。所以,从动态的、多元的和社会空间作用的视角来研究浙江省城市化动力机制不但具有典型性,还可为中国及区域城市化研究提供借鉴和思考。为此,本文以新经济地理的核心思想—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为主线,借鉴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论述并构建浙江省专业市场从本地市场效应实现到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新国际贸易理论或新经济地理理论将制造业及出口贸易与新国际劳动分工等作为不同的研究主题,较少考虑两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城市化的影响和作用；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也通常从城市或区域的不同空间形态入手,如全球城市、城市圈/城市群等。而将新国际贸易理论或新经济地理与城市地理学相结合研究的成果少见,从专业市场的视角将两者贯穿起来的研究成果未见。本文的研究可将两个日愈分离不同学科贯穿起来,建立了不同学科的联系,进行了一次较为新鲜而又有意义的探索,为学科融合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分析视角。研究以新国际贸易理论或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精髓—本地市场效应理论为依据贯穿全文,理论推理演绎和实证研究紧密结合。基于前期假设及逻辑严密的理论论证,通过建立行业面板数据和空间面板数据等数据库再赋以模型计量分析,从制造业整体、大类、单体及相应的出口贸易等不同层次的行业领域和国家、区域、市域等不同的空间尺度,以及从本地市场到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城市化动态迭加,通过大量的计量分析来验证理论与假设,深入探究从本地市场到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浙江省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本文的核心议题有四个：一是验证中国制造业及出口贸易和省际空间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二是探索本地市场效应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叁是探索新国际劳动分工对城市区域生产的空间组织作用；四是以专业市场为载体揭示从本地市场效应实现再到新国际劳动分工的浙江省城市化动力机制。本地市场效应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基石,其假说本身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概括,但针对各国不同情况仍需要进行不断的检验。在梳理和评价国内外有关制造业本地市场效应检验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经典的本地市场效应计量模型和国内最新的统计数据,系统分析中国制造业产业及出口贸易和省域空间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此部分研究是全文研究的基本依据,也是全文以本地市场效应推动城市化假设能否成立的关键环节。通过计量分析发现：(1)在考虑到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资源禀赋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整体已经显现出本地市场效应；(2)就叁个大类部门而言,非耐用品和材料相关产品部门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耐用品部门不显着；(3)就所研究的15个制造业行业而言,其中的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化学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10个产业部门具有本地市场效应；(4)对1997-2007年的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检验中,不仅发现其出口贸易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而且还发现中国制造业出口中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正逐渐衰退,制造业出口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却日渐强大；(5)在省域尺度上,河北、江苏、浙江、广东、上海、天津、山东、湖南、新疆、辽宁和河南等11个省(市)制造业产业显现出本地市场效应。可以得出：在具有本地市场效应的制造业产业或省域上,其生产除了能满足本地或本国的需求之外还能具有出口的规模优势,成为净出口产业或净出口地。既然中国制造业及出口贸易和部分省(市)存在本地市场效应,那么从理论上来看其对城市化的推动机理就需深入的分析。截至目前,国外并未见到有本地市场效应与城市化的直接研究成果,借鉴国外本地市场效应与其他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将其对城市化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得出：(1)本地市场效应是影响企业选址与布局的重要因素。原因在于具有本地市场效应的产业能形成报酬递增机制,具有产业报酬递增的区域往往比其他区域更有吸引力,使得其他企业的布局往往选择具有本地市场效应及本地市场效应放大效应的区域进行生产布局,这种集聚还可能是累积循环的过程。(2)本地市场效应能促进专业化产品及要素市场的形成。本地市场效应促使产业集聚的过程中会产生产业前向和后向的紧密联系,必然也会产生大量的原材料和半成品的交易需求,在假定规模报酬递增等稳定的情况下,与其相伴的交易成本的降低就变的非常重要。所以,在本地市场效应促成产业集聚的产生后,往往也会促使交易的空间集聚,即专业化交易市场形成。(3)本地市场效应可推动城市化发展。本地市场效应在促进产业集聚和专业化市场形成的过程中,通过集聚力吸引力了大量的人口、资金和技术在城市中心的集聚。随着集聚的加强,集聚的拥挤成本就逐渐上升,这使得只有关联性强的企业或单位价值回报率高的企业才能继续留在城市中心,而关联性弱的企业就不得不迁移到城市或原有集聚地的外围,这些企业在外围区域也可以形成与原有集聚地(城市中心)的有密切联系的要素集聚圈层,城市生产要素的集聚和城市空间的拓展促进了城市化发展。此外,集聚在提升城市竞争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上的也能促进城市化的发展。不同产业类型还有着不同的集聚力,也是影响城市化和城市规模大小的重要因素。具有本地市场效应的产业或省(市)在满足本国或本地需求后必然会进行出口,出口过程就是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参与过程,实际上也是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的嵌入过程。通过研究发现,浙江省专业市场实质上是某些相似产业的供销集中平台,并与地方产业集群有着密切的伴生关系,其对城市化的作用机制实质上还包含了地方产业集群及其出口贸易等对城市化的作用力。而且,浙江省专业市场有着在满足当地、本省和本国的市场扩张过程,这可能使其具有本地市场效应的特性。所以,在中国及浙江省制造业均显现本地市场效应的检验条件下,以义乌专业市场为案例通过计量分析发现,浙江省专业市场也存在报酬递增的现象,即在有贸易成本的情况下浙江省专业市场整体上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特性。通过浙江省专业市场的新国际劳动分工研究中发现：(1)在发展战略上。浙江省专业市场逐步实现了内向国际化到外向国际化的过程,前者是集群主体借助专业市场平台进行对外贸易的积累过程,后者是专业市场作为某类产业整体直接“走出去”,在国外设立分市场的市场和信息的拓展过程。(2)在全球价值链镶嵌上。浙江省专业市场不但参与了全球价值链在本地蔓延和集聚,还融入了价值链环节在全球空间大跨度地跳跃。(3)在参与方式上。浙江省专业市场经历了参与、引进来和走出去的直接国际化过程,以及依靠地方集群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地方蔓延和跳跃式镶嵌的间接过程。通过新国际贸易理论或新经济地理理论和城市地理学的分析为前提,借助波特的钻石理论模型,构建了以专业市场为载体的、产业集群为互动的、不同市场规模需求为导向的、组织整合和空间为战略拓展的、政府政策为引导激励的、新国际劳动分工为发展机遇的浙江省城市化动力机制模型。浙江省实证揭示了专业市场的从本地市场效应形成到新国际劳动分工的嵌入的时序过程是浙江省城市化的主要推动机制,即专业市场的本地市场效应使其具有了规模报酬递增的第一优势,相对产业集群来说专业市场还具有范围经济的第二优势和交易成本低的第叁优势,这些优势综合使得其能快速融入新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为城市化再注入新的国际动力。研究表明,以专业市场为载体从本地市场效应实现到新国际劳动分工嵌入的时序动力是浙江省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使得浙江省城市化经历了从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互动发展为特征的“强县战略”,并向以城市化进程加速提升工业化和服务业水平为特征的“国际化战略”转变。
参考文献：
[1]. 杭州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及其发展对策研究[D]. 徐国伟. 浙江大学. 2004
[2]. 东亚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D]. 唐乐. 吉林大学. 2016
[3]. 产业梯度转移对区域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研究[D]. 项锦雯.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4]. 长叁角地区高技术产业结构优化研究[D]. 司桂霞.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5]. 大城市理性扩张中的新城成长模式研究[D]. 张静. 浙江大学. 2007
[6]. 新经济增长方式下重庆市制造业优势行业竞争力分析[D]. 曹树生. 重庆工商大学. 2007
[7]. 旅游产业融合机制与融合度研究[D]. 刘祥恒. 云南大学. 2016
[8]. 合肥市高端制造业发展路径及对策研究[D]. 丁怡君. 安徽大学. 2016
[9].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D]. 詹浩勇. 西南财经大学. 2013
[10]. 从本地市场到新国际劳动分工[D]. 张旭亮. 华东师范大学. 2011
标签：工业经济论文; 产业转移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旅游产业论文; 产业结构优化论文; 产业融合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创新驱动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优势分析论文; 经济论文; 国旅论文; 比较优势论文; 新城国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