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地方监察制度研究——以提刑司、按察司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制度论文,地方论文,金代论文,中心论文,按察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205(2010)03-0005-12
金代仿照宋代制度，设置“路”为高层政区。其多种路的划分互不重合，也学自宋制，甚至路一级某些机构之名，也直接沿用宋代机构名或略有改动，如路一级的监察机构提刑司即是如此①。然而金代的提刑司不仅建置时间很晚，且存在时间很短，即一变而为按察使。不久，又将按察使之职合并于转运使，并最终取消按察之职，地方监察机构遂不存。
关于金的地方监察机构，《金史·百官志》记载芜杂混乱，整部《金史》对于这类机构和官员，也多是一笔带过，缺乏突出的记载。或是因为这些原因，研究者对它的关注很少，且其中不乏误解。徐松巍于1992年曾撰文述金代监察制度，略及地方监察机构提刑、按察司②。然所述颇简，大致是对《金史·百官志》内容的梳理。程妮娜于2000年前后发表的对金代监察制度的研究，关于地方监察机构，内容要详瞻许多，然而，其研究成果的关注点在于提刑司的建置沿革和职责③。至于地方监察机构产生的政治形势、制度和机构改迁的背景、职责的变化、消亡的原因、它和整个金代政局的互相影响等问题，未有论及者，甚至连监察机构基本的变迁过程，也鲜见提及，以致有研究者误以为按察司与提刑司是一个机构的两个名称④，又有人将按察、转运两司之合并，误解为按察司分割了转运司的部分职权⑤。笔者深感仍有必要对金代地方监察机构、相关制度进行系统的研究，并置之于整个金代政治大势的变迁中加以考察。
一 “前史”：世宗以前地方监察机构的缺位及监察困局
金初官制未定，杂用辽、宋及本族之制，直至天会十二年(1131年)正月：“初改定制度，诏中外”⑥，方始建立初步系统化的官僚体制。当时“外道(置)转运使，而不刺举，故官吏无所惮”⑦。在宋代的高层政区中，转运司是最重要、职责最全面的机构，金沿用转运司的建置，并未注重其作为地方监察机构的一面。洪皓也提到：“谏官并以他官兼之，与台官皆备员，不弹击，鲜有论事者。外道虽有漕使，亦不刺举，故官吏赃秽，略无忌惮，其恃权势者，恣情公行，民不堪命。”⑧天会十二年(1131年)的官制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停留在表面，至少就监察制度来看，从中央到地方，应当履行监察职责的机构，都没有起实际作用。
自金熙宗朝，金政权才开始重视地方监察事务。后世学者颇为关注熙宗对监察事务的重视，并多予以褒扬。《金史》载：“熙宗遣廉察之使循行四方。”⑨赵翼评价说：“熙宗始遣使廉察之，……熙宗时初设此制，上下皆以吏治为重，故举劾足以示劝惩也。”⑩事实上，当时虽已认识到监察的重要性，但在制度建设上的成就却极为有限，即非常偶然的遣使访察地方。熙宗在位时期，至今可见的有明确记载的遣使廉察仅有两次，一是天眷二年(1139年)，“以温都思忠诸路廉问”(11)；二是皇统八年(1148年)，遣参知政事秉德携乌林荅蒲卢虎等廉察郡县(12)，又“遣廉访使萧裕遍至诸路，询民间，自郡守以下，皆究其治状而升黜之”(13)。秉德以副宰相之职出巡，显示了熙宗对于地方监察工作之重视，但此类未经制度化的行为，宥于朝廷核心事务的不断转换，在多事之秋，难以保持连续性。章宗即位之初，完颜匡奏云：“皇统、大定间每数岁一遣使廉察，郡县称治。”(14)“数岁”具指几岁，很难估测，据现今可见史料，熙宗时期遣使的频度是很低的。至于以一二人之力，是否真能“遍至诸路”，对民间、官场之事能有多深了解，都值得质询。而“郡县称治”之说，乃时人褒美之词，更需其他证据来支撑。
海陵王在位时期，仍延续了熙宗时期由中央不定期遣使的有限监察方式(15)。然而海陵王对于监察之重视，不会超过熙宗。《金史》述廉察之制，首引海陵王所颁“廉罢官复与差除之令”，此制创于正隆二年(1157年)(16)，显是重新任用前此被廉访使者罢黜的官员。由这一诏令，可知遣使廉访之制仍在施行，但由海陵对于廉察结果的翻案，可知当时朝廷对地方监察工作的支持实在有限。并且在机构建置方面的缺失仍未改观。故而世宗登基之初，就有臣僚“请依旧制廉察官吏，革正隆守令之污”，此建议为世宗接受(17)。既然指明廉察官吏的原因，是针对海陵末年的地方官员贪污之弊，则此语应当意味着海陵时遣使甚少，监察效果不著。有前朝之殷鉴，世宗时期在遣使廉察方面，至少在频度上，有了明显的提高。
上引“皇统、大定间，每数岁一遣使廉察”之说，给人“定期遣使”的印象，但此语即使就世宗朝而言也是有问题的，事实上“定期”可能并非实情。没有记载可以证明，遣使巡察地方是一种制度化的、有规律的行为。反而有证据显示，世宗对于向地方遣使，是比较犹豫的。大定十年(1170年)，“上谓宰臣曰：‘今天下州县之职多阙员，朕欲不限资历用人。何以遍知其能。拟欲遣使廉问，又虑扰民而未得其真。若令行辟举之法，复恐久则生弊。不若选人暗察明廉，如其相同，然后升黜之。何如？’”(18)世宗既然否定了“遣使廉问”，那么，他所赞同的“暗察明廉”，又该是怎样的一种监察方式呢？下文云：“时陈言者有云‘每三年委宰执一员廉问’者，上以大臣出则郡县动摇，谁复敢行事者。今黙察明问之制，盖得其中矣。又谓宰臣曰：‘朕以欲遍知天下官吏善恶，故每使采访，其被升黜者多矣，宜知劝也。……’左丞相良弼曰：‘自今臣等尽心亲察之。’上曰：‘宜加详，勿使名实淆混。’”(19)可见，世宗不赞成大臣出使巡察，而倾向于让他们主持较为静态的监察方式，比如舆论调查。这大约就是所谓的“暗察明廉”或“黙察明问”制度中的主要工作，这一步骤很可能在首都即可完成。而运动的方式——遣使“采访”，至地方考察官吏，则是次要的手段。
至于派遣至地方的监察官员，并未规定应有何种实职，往往是临时指定各种职务的“能员”，暂充使者。如大定三年(1163年)，派出的是“户部侍郎魏子平、大兴少尹同知中都转运事李涤、礼部侍郎李愿、礼部郎中移剌道、户部员外郎完颜兀古出、监察御史夹谷阿里补及(曹)望之，分道劝农，廉问职官臧否”(20)。大定九年(1169年)，被遣至“辽东渤海一带询访官吏治状，按举黜陟”的，是礼部侍郎完颜孛烈思(21)。而大定末年“选能吏八人按行天下”，其中之一，是尚书省令史李完(22)。但到了世宗后期，在舆论调查与派出廉察两方面，监察御史都已成为主要的承担者。瑶里孛迭在世宗末年“历海滨令，迁徐王府掾，以称职再任，御史台察廉，升同知震武军节度使事”(23)。差相同时，董师中则因监察失职而受罚：“为监察(御史)时，漏察大名总管忽剌不公事。及忽剌以罪诛，世宗怒曰：‘监察出使郡县，职在弹纠。忽剌亲贵，尤当用意，乃徇不以闻！’削官一阶。”(24)因监察地方官为其重要职责，当察而不察，故受重责。此可见监察御史在世宗末年已凸显其在地方监察事务中的地位。
就太祖至世宗五朝的总体情况作一概括，可以说，在太祖、太宗二朝，金廷基本上没有监察地方行政事务的行为。在熙宗朝，中央已开始不定期遣使考察地方官员，但几乎没有相应制度，在海陵统治时期，开始较初级的制度建设，但从实际推行的举措——比如派遣监察官员的频度而言，熙宗、海陵时期对地方监察事务的重视，是很不够的。进入世宗朝，政治形势长期稳定，金廷对监察工作的重要性已有充分认识，制度建设也开始加速了。然而，最重要的一步——机构的设置，却一直没有进行，要到章宗即位之初，才成为事实。
二 提刑司、按察司的变迁：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至贞祐三年(1215年)
1.建立提刑司的政治需要
世宗大定十七年(1177年)，已有人提议建置提刑司，不过，首要的理由并非行政监察的需要，而是“纠诸路刑狱之失”。虽然此前处理地方刑狱，已有复核之制，不过，“每岁再遣审录官，本以为民伸冤滞也，而所遣多不尽心，但文具而已”(25)，在府、州与中央之间，缺乏一级有效的复审机构。而且随意抽调有其它实职的官员，于这些官员的主职自然有妨，加上缺乏固定的任使区域，或区域划分不合理，其效果值得怀疑。如大定末同知亳州防御使事石抹元毅“被省檄，录陕右五路刑狱”(26)，很难想象，以一二人之力，在有限的时间内如何清理诸多滞狱，故难免有“文具”之讥。而其在亳州的职任，显然又要受到影响。同样，象王寂那样“贰漕辽东”，即担任同知辽东转运使，却被派往北京路懿州一带“按治冤狱”(27)，必然有碍漕事。
在当时，行政监察、刑狱复审都是地方的重大难题，监察御史主职是出使地方，廉察官吏，若同时负上复核刑狱的职责，此后将两种职能合一，建置固定的地方机构，就顺理成章，应当出现类似提刑司的机构了——宋代的提刑司建置之初，正是以这两种事务为主要职责的。但世宗从一开始就截断了这种发展道路。一方面，宁可大费周折，“命距京师数千里外怀冤上诉者，集其事以待选官就问”，而拒绝建置府、州以上的地方刑狱复核机构(28)。另一方面，严惩体察东北路官吏的监察御史，“笞之五十”，因为他越职行事，“辄受讼牒”(29)，故而，要果断予以处罚，以警后者。
笔者认为提刑未在大定十七年(1177年)建置，是由于世宗个人的原因，而并非象《金史·刑志》所说的，“尚书省议，以谓久恐滋弊”。这或许是担心固定的地方监察官员久任之后，与被监察者通同作弊。世宗曾对宰臣说过，“‘朕以欲遍知天下官吏善恶，……若常设访察，恐任非其人，以之生弊。是以姑罢之。’皆曰：‘是官不设，何以知官吏之善恶也。’左丞相良弼曰：‘自今臣等尽心亲察之。’上曰：‘宜加详，勿使名实淆混。’”(30)其中“姑罢之”一语，不知所罢何官，“是官不设”，也不知所指，当是史臣截取材料时有阙漏，对照《金史·蒲带传》所载，可知其所以然：“或谓廉问使者颇以爱憎立殿最，以问宰相。宰相曰：‘臣等复为陛下察之。’是以世宗尝欲立提刑司而未果。”(31)“是官”者，实指提刑也。可见，除了地方的刑狱之外，在监察方面，也有建制提刑司的需要，但因世宗执意反对而作罢。在大定十七年(1177年)被强行阻断其生成过程的提刑司，在章宗及位之初立即建立，这更能说明，提刑司的产生条件早已成熟，就看当权者是否愿意接受。
2.提刑司之建立、隶属关系与建制
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正月，章宗即位，当年六月，置提刑司：
诏曰：朕初即位，忧劳万民，每念刑狱未平，农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问，事难周悉。惟提刑劝农采访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专设是职。尔其尽心，往懋乃事(32)。
之所以置提刑司，除了审刑之外，尚有劝农、察吏等需要，故当时对提刑的职能设计是：提刑“并兼劝农、采访事”，此外，“屯田、镇防诸军皆属焉”(33)。审刑旧由中央“每岁再遣审录官”，但结果往往是，临时的使职成为“文具”，本职却受到影响。劝农之事，向来亦多由中央遣使(34)，但这种频度很低的行为，显然难以收到长期的效果。至于监察地方官，那更是世宗一直萦怀却无法有效解决之事。提刑司之设置，或是一并解决诸多问题的良途。
至此，金廷终于建立起较完整的监察体系，在中央是御史台(35)，在地方是提刑司。程妮娜认为：
提刑司(按察司)设立后，与中央御史台构成金代监察系统，从中央到地方自成体系，在各机构中具有一定独立性，主要对封建皇帝负责(36)。
这种描述可以说是准确的。但是，因提刑司“与中央御史台构成金代监察系统”，并且在“当时号为外台”(37)，就认为“提刑司是御史台的下属机构”(38)，此说尚可商榷。从职责上说，提刑司在审刑方面要对大理寺负责，在廉问方面对吏部负责，而在劝农方面，或要对中央劝农司负责，其自身又要受御史台的监察。但与其它地方机构一样，它最终是尚书省的下属机构，总体上是对尚书省和皇帝负责。由于提刑司在廉问方面，承接了昔日中央特遣的“使者”的职能，皇帝也象以前对“使者”一样，要指示提刑履职的重点，并对提刑的工作有及时的了解，因此在设置之初就规定，“提刑官除后于便殿听旨，每十月，使、副内一员入见议事。如止一员，则令判官入见”(39)。
其建制，正常情况下应设提刑使一员，正三品；副使一员，正四品；判官二员，从六品；知事，正八品，不知员数；知法三员，女直、契丹、汉儿各一；另有令史，明昌三年(1192年)更名书史，不知员数(40)。使、副使、判官为机构的主要官员。明昌三年(1192年)章宗云：“诸路提刑司官止三十余员”(41)，即就此三类官员而言也。
章宗对提刑司的工作，应当还是满意的。明昌三年(1192)，章宗与宰相提及考课法之事，尚书右丞刘玮认为：“考课之法，本于总核名实。今提刑司体察廉能赃滥，以行赏罚，亦其意也。若别议设法，恐涉太繁。”(42)章宗遂打消了立考课法的念头，可见，他认为提刑司履行职责，还是适度的、比较有效果的，可不必再以考课法约束之。同年，宰相提出罢提刑司，章宗予以否决(43)。然而，他的立场并没有坚持多久，到了明昌四年(1193年)，皇帝本人似乎也有所不满，认为诸提刑司自建置以来，“于今五年，效犹未著。盖多不识本职之体，而徒事细碎，以致州县例皆畏缩而不敢行事”(44)。承安四年(1199年)，在宰相的一再要求下，章宗作了让步——提刑司这一机构虽未撤销，但却改为按察司(45)。
3.提刑改按察及两者的主要区别
明昌三年(1192年)宰相请罢提刑司，史籍未详述其理由，然据章宗的回答来看，宰相可能提出，提刑司官员难以挑选到合适人选，任职者在地方妄自尊大，高下由己，严重影响州县行政效率，弊大于利，不如索性废罢机构(46)。承安四年(1199年)，宰臣提出的理由仍然相近，其一，比起“数岁一遣”之廉察使者，作为地方机构的提刑司，与皇帝之间交流不易，所以“是非混淆，徒烦圣听”，对下则“徒乱有司事”，影响地方行政效果，所以这个机构纯属多余；其二，权力不宜过于集中，提刑首要的职责是审核地方刑狱，若不废罢提刑司，则审刑之职可以保留，至于“采访廉能”之职，却不宜由提刑兼(47)。此次，章宗采纳了宰臣的大部分意见，于当年四月改提刑司为按察司(48)，其分路，则仍沿用原提刑司路的八路之区划(49)。
关于按察司与其前身提刑司的最大区别，史料中只是间接提到。如《金史·完颜匡传》载：
章宗立提刑司，专纠察黜陟，当时号为外台，(尚书左丞完颜)匡与司空(完颜)襄、参政(仆散)揆奏：‘……自古无提点刑狱专荐举之权者，……不宜使兼采访廉能之任。岁遣监察(御史)体究，仍不时选使廉访。’上从其议。于是监察、体访之使出矣(50)。
此次机构的改置，核心在于“黜陟”，故赵翼总结说：“言者谓提刑司黜陟非便，改设按察司。”(51)而“黜陟”者，其实只是提刑司的一种相对权力，并且重点在“陟”，即所谓“采访”之权。
采访之权事实上可分为两种，一是推荐拟职之权，二是复核之权。章宗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初置提刑司之时，“以选举十事，命奉御合鲁谕尚书省定拟”，其中四条，与提刑司直接相关，即“采访可用之才，减资考而用之”；“提刑所访廉能之官，就令定其堪任职事，从宜迁注”；“亲军出职，内有尤长武艺、勇敢过人者，其令内外官举、提刑司察”；“内外官所荐人材，即依所举试之，委提刑司采访虚实”(52)。其中前两条，确定了提刑司有“采访”之后予以拟职之权，定职之事，主动权在提刑司，吏部只是考核阙次，按例授官补阙。而后两条重在复核。具体过程是：考察辖区之内某官廉能或其才可用，遂上报其名，进行荐举，并且还可拟定受荐者应当升陟之职位。而对于中央机构而言，考虑到提刑司对本辖区的情况较为了解，一般也会采纳其意见。于是，相对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绝对化了，地方官员的升陟，其具体事宜转到提刑司之手，中央相关官员倒相对显得“备位”了。这正是最令宰臣不满之处，故宰臣之进言，重点在于让提刑司“不兼采访”(53)，失去推荐廉能官、“可用之才”并决定其职事之权。
在提刑司的存在时期，颇有实例可证明其履行“采访”、“廉问”之职的有效性。如明昌中耀州刺史马百禄“以提刑司复举廉，升孟州防御使”(54)；长葛主簿王晦“有能声，察廉除辽东路转运司都勾判官，提刑司举其能，转北京转运户籍判官”(55)。而对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所定的两条复核之权，明昌中也进行了相关的制度建设，从细节上增进荐举复核之准确性：
(明昌)四年，上曰：“凡被举者，或先察者不同，其后为人再举而察者同。或先察者同，而后察者不同。当何以处之？其议可久通行无窒之术以闻。”省臣奏曰：“保举与体察不一者，可除不相摄提刑司境内职事，再令体察。如果同，则依格用。不同，则还本资历。”(56)
即提刑司担负了对被荐举人的多次体察之责，但为了避免误察或徇私，被荐举人要被调到其他路任职，由该管提刑司来重新体察。这种制度称作“平倒别路除授之制”。但在提刑司改为按察司之后，“以按察司不兼采访，遂罢平倒别路除授之制”(57)。就是说，承安四年(1199年)罢“采访”权，并非仅限于直接推荐拟职之权，中央还在改提刑为按察的同时，收归复核之权，由临时遣出的“监察、体访之使”来履行。
隐藏在承安四年(1199年)机构改替背后的，是削权的实质。自此，按察司对官吏的监察，仅限于作出评价，这种评价汇总到吏部之后，后者据以对地方官员进行黜陟。黜陟权上收吏部，就出现了各路按察司评价属下的不同标准问题，于是，中央需给出统一的标准。
前已提及，明昌三年(1192年)，章宗尝向宰相问及考课法是否当行。当时尚书右丞刘玮认为，考课法格法太繁，既有提刑司“总核名实”，已有考课之实，条法本身就不必要了。但按察司既无“总核名实”之权，考课法就成为必需。泰和四年(1204年)，终于定“县令以下考课法”(58)，“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制”(59)。其考核对象，所谓“县令以下者”，其实包括了除府、州主要官员(知府、州或节度、防御使，刺史以及同知，通判)之外的所有官员。至于以前的“采访”之事，并非完全不实行，而是由监察御史和其它朝廷派出的特使承担了，即《完颜匡传》所谓“岁遣监察体察，仍不时选使廉访”。并且对于按察使已经完成的监察和评价工作，中央派出的监察、体访之使，仍要进行两重复核。以致当时有人提出，“提刑司改按察司，差官覆察，权削望轻”(60)。
按察司的职官设置与提刑司大致相同，使一员，正三品；副使，正四品，兼劝农事；签按察司事一员，正五品；知事、知法若干员(61)。
4.按察司与转运司的合并
金廷对地方监察机构的改替，在改提刑司为按察司之后仍未停止。至章宗末期的泰和八年(1208年)，又以“诸路按察使并兼转运使”(62)的形式，将按察司与转运司合并为按察转运司。此次合并的缘由，大致不关按察司的事，而是与金初所谓“外道虽有漕使，亦不刺举”(63)的现象有关。因金之转运使在此之前一直不掌握对州县官员的监察权，故而“转运司权轻，州县不畏，不能规措钱谷，遂诏中都都转运依旧专管钱谷事，自余诸路，按察使并兼转运使，副使兼同知，签按察并兼转运副，添按察判官一员，为从六品”(64)。
“按察兼转运，本欲假纠劾之权以检括钱谷。”(65)合并的目的在于加强转运司的工作效果，即以按察司的监察权加重转运司的威势，以消弭州县官在规措钱谷方面的拖沓推搪之弊。从这一点来看，两司合并应当有利于上下级之间的令行禁止。不过，对于监察工作来说，这次合并毫无疑问的导致了新的困难。《乌台笔补》云：
按察兼转运使，其意以为按察中间一切欺隐不公事，则不敢犯，早辰先与司史判按察司事，午后乃与同知、副使判转运司事(66)。
这样的工作方式，自然令按察转运使负担过重，精力分散。更大的困难是，金之按察司与转运司，都不能端坐本司，而要在辖区内巡历。按察司承接提刑司的工作，要在巡历中察访吏治、疏决滞狱。转运司则要依据财税征收事务而巡历。二者工作方式相近而工作重点完全不一样，合并之后，自然顾此失彼，而按照卫绍王以后兵事忽起、财政紧张的局面来看，转运司的工作是重中之重(67)。甚至辖区的划分，经过不断调整，也由泰和八年(1208年)合并之初沿用按察司之8路，逐渐析分至贞祐三年(1215年)废按察司之前的12路，接近原有的转运使区划(68)。这种重转运而轻按察的情形，使得这个机构对地方官的监察，几乎已无存在之价值。这就导致了按察司的彻底消失。
5.按察司的撤销及其政治背景
贞祐二年(1214年)是按察司命运攸关的一年。这一年，签河东北路按察事王扩，上书要求将转运司的征饷供军工作，交由军事长官负责，以达成军事、后勤一体化，又可将按察司从“检括钱谷”的不相干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专心于按察之职(69)。而兵部尚书乌林荅与，则上书主张撤销按察司建置：
按察转运使拘榷钱谷、纠弹非违，此平时之治法。今四方兵动，民心未定，军士动见刻削，乞权罢按察及劝农使(70)。
此奏疏将按察司之“纠弹非违”与军士之受“刻削”强行牵扯在一起，故而受到右丞相徒单镒的反驳：“今郡县多残毁，正须按察司抚集，不可罢。”(71)其议遂止。
对于宣宗来说，在当年，两种建议都未被接受，并不说明他没有偏向。次年(贞祐三年)，遂罢按察司，转运司复独立存在(72)。
自卫绍王大安中(1209-1211年)，铁木真崛起于蒙古草原，迅速攻入金之内地，政局突然转危。之后卫绍王被弑，宣宗得国未久，内部局势也并不稳定。刑狱、吏治，这些按察司的基本工作，如果不说对军务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稳定相冲突的话，至少也是无用的。那么舍弃按察司及它所负责的“不急之务”，专注于聚敛、用兵，怕是当时仅有的选择。而贞祐年间的政治危局，延至金亡，迄未改善，则按察司或类似机构的复置，也就不太可能了。而与按察司的监察工作相关的“四善十七最”的考课法，也在撤销机构之前一年废去(73)。
可以说，贞祐三年(1215年)是金代地方监察制度崩溃的一年。主要机构废罢，条法弃而不用。危机日重的政局，更不可能使金廷的关注点从军事行动转回到内治。尽管形式上恢复了监察御史之巡察制度，后来又分区设置4个司农司，尽管司农司被看作是接替按察司执行地方监察任务的机构(74)，但从可见的史料中，却看不到这一机构的监察效果，很难真正将它当作按察司的后续机构。金祚一百十余年，其有地方监察机构存在的时间，只有25年。而在这25年中，还数次改置机构，其在监察方面的权力，也是每况愈下。
三 中央官员的地方监察工作：监察御史与其它特使
以监察御史为主的中央特使，在金代地方监察工作中的作用其实远远超过提刑司、按察司。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置提刑司之前，完全承担了监察地方的工作，在贞祐三年(1215年)废按察司之后亦是如此，而且在提刑、按察司存在的时期，地方监察事务的最后复核工作，也要这些特使前去查实核定。提刑司之设置，并不能完全替代特使，因为它作为地方机构，缺乏特使那种即时与皇帝联系，将考察结果转化为信息并迅速传输给皇帝的能力。相对于提刑、按察司25年的存在期，特使尤其是监察御史，于金中、后期在地方监察事务中从未中断的作用，使我们无法不重视它——尽管这些特使来自中央御史台及其它不同机构，完全不构成稳定的地方机构。
监察御史在世宗朝地位已日益重要，在章宗设置提刑司之后他们继续被遣往地方，其新的职责是廉察提刑司官员。张万公于提刑司始创之年，被任命为河南提刑使，“不期年，御史台奏课为九路之最，擢拜御史中丞，时明昌元年也”(75)。李愈也在明昌四年(1193年)前后受宪台廉察，为九路提刑司之最(76)。廉察的方式，最重要的自然是遣监察御史至提刑司辖区内察访。故明昌五年(1194年)，贾益谦才会提出，不须遣监察体访，只须在提刑司任满之后考核，因“提刑官若不称职，众所共知，且其职与监察等”，当时章宗“嘉纳焉”(77)。也就是说，在此之后，对提刑司的考核，可能由监察御史常年下访的方式进行实质上的“常考”，改为“任考”，任考仍需特使至提刑辖区调查，但这特使却不一定是监察御史，如承安中，兵部郎中徒单铭“与大理评事孙人鉴为采访使，覆按提刑司事”(78)。
但提刑司这次增加的自由度，并未维持多久，至承安四年(1199年)宰相完颜襄、完颜匡等提议削夺提刑司“采访”之权，遂改提刑司为按察司，同时，也采纳了“监察御史岁终体究，仍不时选官廉访”的意见，“于是监察、体访之使出矣”(79)。此次变革不仅把原来提刑司“采访”部内官员之权转予监察御史等特使，而且重新予监察御史每年考核按察司的权力，其权尤甚于明昌五年(1194年)之前。
不过，章宗到底是采纳了完颜襄的意见，让监察御史“岁终体究”按察司，还是保留承安四年(1199年)以前制度，只是任满考察，仍值得讨论。据泰和元年(1201年)御史台奏：
“在制，按察司官比任终，遣官考核，然后尚书省命官覆察之。今监察御史添设员多，宜分路巡行，每路女直、汉人各一人同往。”从之。仍敕分四路(80)。
则御史台奏状反映的仍是“任考”而非岁考，只不过原来当是随机遣监察御史去按察司官员任满之处，自泰和元年(1201年)，乃专有8员监察御史分全国为4辖区而按治之。也未有其它资料表明此后监察御史考察与差官复察，是每年进行的。只是明确提到，考核分为两步，即监察御史先出“体访”，再遣官复察。
至泰和三年(1203年)有诏，监察御史分按诸路之时，“所遣者女直人，即以汉人朝臣偕，所遣者汉人，即以女直朝臣偕”(81)，似已合并中央监察之二步骤为一。然而，泰和三年(1203年)之诏，看来只是临时之制，因为到泰和六年(1206年)，因御史中丞孟铸、参知政事贾铉之言，再定制“差监察(御史)时，即别遣(复察)官与俱，更不覆察”(82)，合二步为一，至此方成定制。
自大定末置提刑司，直至按察司之撤废，监察御史从未失去监察地方的作用，按察司的工作，仍需监察御史复核。而章宗时期监察御史员数之增加，与金廷对地方机构的不信任，显然有直接的关系。犹恐监察御史监察不力，尚书省又遣人再察，则中央特使之重要性，仍极受朝廷肯定，并不因提刑之新置而改变。这一点，显示了章宗对地方监察事务的重视，同时也显示了他对地方监察机构的不信任。
宣宗于贞祐三年(1215年)断然撤销按察司，自此包括监察御史在内的中央特使就重新承担起地方监察的任务。因为每年一次的监察御史巡行效果不太好，“遂令每岁两遣监察御史巡察。仍别选官巡访，以行黜陟之政，哀宗正大元年，设司农司，自卿而下，迭出巡察吏治臧否，以升黜之”(83)。但奇怪的是，在罢按察司之前的贞祐元年(1213年)，他已“减定监察御史为十二员”(84)，至兴定四年(1220年)，再“减监察御史四员”(85)，很难想象如此有限的人员，如何执行如此繁重的任务。因此，“每岁两遣”的事实及其效果，都很值得怀疑。根据罢按察司之前“今四方兵动民心未定，军士动见刻削，乞权罢按察及劝农使”(86)的进言，宣宗次年废按察司的事实，以及监察御史与此前按察司工作性质之相近，可以推测，处于战争威胁之下的宣宗，对和平时期发展起来的监察制度，或许不太关心。再者，贞祐以后，地方遍置行省、行部、行院、行元帅府，中央将地方各种大权都交付予这些机构。在这种情况下，再加强中央特使的巡察工作，可能对行省(部、院、元帅府)的自主一方、军务至上有所干碍，这与撤销按察司的初意是相悖的。行省亦置有监察御史之事实(87)，看来是不再需要中央特使频繁下顾的一种表现。故而特使虽仍在各地奔走，还颇有执法甚严者(88)，但不能由此否定中央在监察工作方面的退缩的必要，并且这一点至少在建制的变化上体现出来。
四 金地方监察制度的效果及影响
从表面上看，金代的地方监察制度，明显可以发现宋制的影响，提刑、按察司，与其它地方机构如安抚、转运、宣抚司一样，官名皆来自宋，而泰和末合按察与转运为一，也是宋代一度采用过的制度(89)。但是从较深层次来看，金对宋制的学习，是相当有限的，从包括地方监察制度在内的整个行政体系来看，宋、金之间有本质的不同。
仅仅考察地方监察机构的建置稳定性，即可知地方监察制度的严密和稳固，在宋、金之间不可同日而语。金之提刑司、按察司存在时间，即使加上卫绍王和宣宗贞祐初的动荡时期——在此期间按察司的工作效果值得怀疑——也不过25年。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居然又两次变更机构的名称、职权。如上所述，承安四年(1199年)第一次变更，削去提刑司名为“采访”而实为“黜陟”之权。泰和八年(1208年)第二次变更，则使按察司沉溺于财务、民事而很难有效完成监察之职责，而从泰和八年(1208年)之后，考察提刑司、按察司路分区方式的变迁，可发现分区的变迁其实与提刑司、按察司的功能变迁一致，逐渐向转运司靠近。这就是说，按察司在监察事务上的实际权力，还在不断下降。
连个别地方监察机构也是甫创置而夭折，金代当然不可能建立起像宋代那般完整的监察网络。在宋代，路作为府州之上的高层政区，其平行机构是不断增加的，到制度成熟之后，转运司、提刑司、提举司之间互相监察的体制也宣告完成，制定了具体的监司互察法(90)，而细节方面，仍在不断改进，如各司相互考核僚属的制度等等。至于上、下级之间，诸监司之监察州、县官员，自然不在话下，这正是诸司被称作“监司”之缘由。更值一提的是，作为补充，宋代还制定下级监察上级的制度(91)。于是，平行机构之间、上下机构之间，各种维度和方向的监察线路，织成一张无所不包的立体网络。至于金代，在设置提刑司之后，府州之上虽有总管府、转运司、提刑(按察)司3个机构，却未能定互察之制。提刑(按察)司的监察对象，仅限于普通的府州县官员，对于地位比它更重要的总管府自是无权监督，至于转运司也在它的视线之外，按察、转运司合并之后，“互察”就更没有发生的由头了。在府州一级，“旧制：……州府长、贰、幕职，许互相举申”，但一经“伤礼让之风，亦恐同官因之不睦”(92)的警告，立告作罢。至于以下察上，岂非愈加有伤风化？更毋庸论。
由提刑、按察司的命运，还可区别宋、金之间在实行中央集权的方式和集权稳定性等方面的差异。宋之提刑司，初置时也只承担监察、审刑之权，并且同样只监察府州官员。但它的职权越来越重，渐与转运司比肩。较晚创设的提举司，也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路线。因此，宋代“监司”的发展过程，事实上经历了由机构并立到权力等重的趋势。再加上“互察”之制的完善，宋之众建诸司，实有三种效果，即部门分工造就的地方行政工作的专门化，互察导致的行使职权的审慎、从而促使行政效果的最佳化，以及通过地方机构内部的分权和互相牵制强化中央集权。而金偶一创设提刑司，便即削其权，迅即合并按察与转运司，军事机构以外的地方机构，仅剩一个，事实上地方民事方面已几乎不存在分权。不久又撤废之，回到唐代和宋初采用的中央特使定期不定期出巡的制度。这样监察的效果很难保证，而地方机构之间的分权体制又很难形成，金廷于是通过这种陈旧僵硬的行政和监察制度，强行保证了中央集权。然而，这种体制对于保证地方行政的效果自然无能为力，更有甚者就是中央集权也保证不了。只考虑中央—地方之间单一线索的集权，是很难在外力的冲击下保持平衡的。金一遇蒙古攻击，即通过尚书省、枢密院的派出机构以免宗社倾覆之祸，于是在中期达成的极度集权的体制消散殆尽，这种命运与宋代也形成强烈对比。
洪皓《文具录》载：金初定制，“皆出宇文虚中，参用国朝及唐法制而增损之”。然参用唐宋之制，又不止于金初，但凡金代之制，总归难脱唐宋制度——尤其是宋制的框架，但百余年之中，各种制度却颠倒杂乱，面目全非，学而不得其法，令人颇感费解。
金初对于辽宋政治文化的继承，本来就是相当薄弱的，只是在杂用胜国与本族的各种制度之后，予以表面的合理化。如京、府、州的制度很快就全国一致了。可是较深层次的制度如监察体制，却被认为无用之物而予以抛弃，象转运使无监察权导致地方监察工作无人承担的现象，正是其表现之一。初期政治文明的程度较为原始，使得以后的制度建设步履维艰。
“因时制宜”、“因势利导”的实用主义，是导致监察制度混乱的原因之一。金代百余年，政治局势数有转折。倏忽而兴，战争未毕，自熙宗朝始又陷入激烈的内争，忽忽之间，世宗、章宗朝又是数十年的相对和平，至卫绍王朝，又突遇亡国灭族的威胁，时局变化的速度，与宋代相比，确乎令人目不暇接。每经大变，必然进行一次制度改革，针对最近发生的冲突，作出一些颠覆性的变更。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金之皇位继替关系造成的。金前后9帝，被弑者3(熙宗、海陵、卫王)，此外卫王继章宗而立，也并非没有争议。因此对前朝制度的认同和延续发展，往往不宜宣之于口，而否定前朝的某些制度，却是毫无心理负担。
但笔者认为，女真上层的态度，也大大影响了监察制度的建设。金代历朝君主对于宋制的态度，有明显的反差，熙宗、海陵与章宗，对宋制似乎只有倾慕而未表现出明显的反感，但是在他们之间，是统治时间最长、期间政局也最稳定的“小尧舜”世宗。世宗对宋制即使不说是抵触，至少可认为是有相当戒心的。金之百年，确乎只有世宗至章宗50年，才算是比较安定的时期，允许将较大的注意力集中于文官体系的建设。然而世宗一朝近30年，制度方面却是整饬的多，创设、提升的少，其所调整者是他个人所认为的“合理化”的工作，而未能在海陵和章宗之间起到承接的作用。具体到地方监察，不过是有了一个“数年一遣使”，算是监察制度的发展没有虚度大定的前28年。从这项制度的性质来看，与北宋前期太祖、太宗时期类似。但无论从遣使的频度、数量，还是遣使的分类细致程度，都远不能与宋太祖、太宗朝相比。正式建立机构，对州县实行不间断的监察，只有章宗继位以后短短的25年。但即使是在章宗朝，某些女真大臣强有力的掣肘作用，也使皇帝不得展其手足，如在《金史》中以尽职持重面目出现的完颜襄即此中翘楚，他既反对置提刑司，又反对设宫观使，其理由又颇为牵强，显然有很强的反对宋制的倾向。章宗本人在下诏置提刑司之时，以“提刑，劝农、采访之官，自古有之”来证明其合理性，可却不提“古”在何时——明明只是在宋代。
当然，并不是说金非学宋制不可，但一个力求统治稳定的王朝，必当建立一种一以贯之的核心理念，并且前后相继的统治者在政治理念上应当较为一致，如宋代在英宗之前百年，在地方行政制度上就有一个地方分治而制衡、中央藉之以集权的理念，神宗以后，对此理念的坚执程度虽有不同，但显然一直重视。故而宋代监察制度的发达，除了拥有一个长期稳定、内治占据绝对核心地位的政治环境之外，统治思维的连贯，也是关键的原因。而金代时局动荡，又绝不象宋代那样，有“祖宗之法”之意念在起强烈作用，于是政治制度，具体到此处是地方监察制度，也显示出一种“无恒志”的倾向。
但是，最关键的原因，或在于金代与宋代地方行政体制的最大不同之处，即宋代的政府结构中，始终是文官体系占据了主要的位置，即使是战争频繁的南宋，武将也从未能全面控制政局，经过北宋长期建设而形成的文官制度，基本上延续下来，监察制度正是此体系中明显超越前代的一个方面。而金代自始至终是军事机构、军事行动吸引了统治者的大半精力。这与金统治者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有密切关系。于是，在宋代占据了路级机构中最重要地位的转运司，在金主职只是赋敛与供军。而在宋代的地方监察事务中处于关键地位、成为公正的象征的提刑司、按察司，在金固然也曾起到类似作用，但一旦军事上有需要，可以一举手间就完全取缔它，连一个象征性的兼职(以转运司兼)都不让它存在，因为它所经管的事务，与军事行动第一、速度高于一切的环境是背离的，而在这种时刻，虽已建置了监察机构，但却还缺乏这种习惯的金政权，是没有耐心让它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兼容”下去的。吏治的问题因此而根本得不到解决，这又引发了官民之间、统治与被统治民族之间的冲突。在章宗朝，制度建设或许刚让底层的契丹、汉等人数众多的被统治民族体会到政权关怀他们的一点迹象，这迹象却转瞬即逝。而普通的女真人与汉人之间的鸿沟，也同样无法弥合。为什么金政权对蒙古军队的抵抗很激烈，但金、蒙冲突一起，金统治区内立即分崩离析？为什么汉人没有象他们在靖康、建炎间对宋政权表现的那样，在动荡时对金政权表现出多少忠诚？为什么金亡之时，内地的汉人对女真人发起全面的攻击？或许，这里可用陶晋生先生的一个判断作解答：“异族统治者不易了解繁复的中国官僚制度的运作，而只求简化行政程序和组织。……取消了制衡的作用，在治术上著重制压(coercion)，因而发生了政治过程的残暴化。……政权下的大多数百姓经常对它发生疑惧和不满的情结，政治冲突特别频繁”，并且其“令中国政治过程残暴化的措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很大的影响”(93)。毫无疑问，不惜虚置、消灭地方监察网络，正是“取消制衡”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表现。
注释：
①按宋制，“提刑司”全称为“提点刑狱司”，“提刑”(官)全称为“提点刑狱公事”。检金制，其机构似以“提刑司”为正名，长官名亦以“提刑使”占绝大多数，唯《金史》卷11《章宗纪》三：承安四年三月乙卯，完颜襄等请罢诸路“提点刑狱”(中华书局，1975年，第250页)。此称呼略似宋提刑官名，然仍少“公事”二字。大约金代官方亦已惯用“提刑司”、“提刑使”之简称，作为机构与长官之正名，实为沿用宋代名称而简化之。金代后改提刑为按察，复影响明初之制，明代的“提刑按察司”，显有金制痕迹。
②徐松巍：《金代监察制度初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第69-70页。
③程妮娜：《金代政治制度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4-219页。
④李锡厚、白滨：“金朝的按察司有时也依照宋朝的习惯称为提刑司”，《中国政治制度通史·辽金西夏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2页。事实上提刑司是按察司的前身，并非同一机构。
⑤徐松巍：《金代监察制度初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第70页。
⑥《金史》卷3《太宗纪》，第65页。
⑦[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9《纪年·熙宗孝成皇帝一》，天会十三年五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37页。
⑧[宋]洪皓：《鄱阳集》卷4《又跋金国文具录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3册，第420页下。
⑨《金史》卷128《循吏传·序》，第2757页。
⑩[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8《金考察官吏》，(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22页。
(11)《金史》卷4《熙宗纪》，天眷二年九月壬寅，第75页。
(12)《金史》卷132《逆臣·秉德传》，第2818页。
(13)《大金国志校证》卷12《纪年·熙宗孝成皇帝四》，皇统八年九月，第177页。
(14)《金史》卷98《完颜匡传》，第2166页。
(15)如正隆二年夏，“遣使者观察风俗，赈恤困乏”，虽未明言监察地方官吏之事，然亦唐观察使廉问之遗意也。见《大金国志校证》卷14《纪年·海陵炀王中》，第195页。又，“天德初，以监察御史分司行台。”见《金史》卷82《纥石烈胡剌传》，第1840页。行台之御史台，或当执行台下属地区官吏廉察之职。
(16)《金史》卷54《选举志四》，“廉察”条：“廉察之制，始见于海陵时，故正隆二年六月有廉罢官复与差除之令”，见第1202页。但笔者已于上文辨明，此制始于熙宗朝而非海陵时，此不赘。
(17)《金史》卷89《翟永固传》，第1976页，事在大定二年。
(18)《金史》卷54《选举志四》，“廉察”条，第1202页。
(19)《金史》卷54《选举志四》，“廉察”条，第1203页，事在大定十一年。
(20)《金史》卷92《曹望之传》，第2036页。
(21)《大金国志校证》卷17《纪年·世宗圣明皇帝中》，第235-236页。
(22)《金史》卷97《李完传》，第2155页。
(23)《金史》卷94《瑶里孛迭传》，第2095页。中华本断作“历海滨令，迁徐王府掾，以称职，再任御史台，察廉，升同知震武军节度使事”，误也。
(24)《金史》卷95《董师中传》，第2113页。
(25)《金史》卷45《刑志》，第1017页。
(26)《金史》卷121《忠义一·石抹元毅传》，第2643页。
(27)[金]王寂撰，贾敬颜疏证：《辽东行部志疏证稿》；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77页，事在大定丁酉(十六年)。
(28)《金史》卷45《刑志》，第1017页。
(29)《金史》卷7《世宗纪中》，大定十七年八月，第167页。
(30)《金史》卷54《选举志四》，“廉察”条，第1203页。
(31)《金史》卷73《宗雄传附孙蒲带传》，第1681页。
(32)《金史》卷73《宗雄传附孙蒲带传》，第1681页。按九路者，为中都西京路、南京路、北京临潢路、东京咸平府路、上京曷懒路、河东南北路、河北东西大名府路、陕西东西等路、山东东西路。至承安三年，并上京曷懒、东京咸平府两路为一，为八路。见《金代路制考》，《长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8页。
(33)《金史》卷9《章宗纪一》，大定二十九年六月乙未，第210页。
(34)《金史》卷3《太宗纪》(第63页)，天会九年五月丙午，“分遣使者诸路劝农”；卷6《世宗纪上》(第130页)，大定三年三月壬寅，“诏户部侍郎魏子平等九人，分诣诸路猛安谋克，劝农及廉问”；卷8《世宗纪下》(第189页)，大定二十五年五月癸卯，“遣使临潢、泰州劝农”。
(35)前引洪皓《又跋金国文具录札子》云：“谏官并以他官兼之，与台官皆备员，不弹击，鲜有论事者。”从史料所反映的整体情况来看，台、谏对国家重事、中央官员“言事”、“弹击”极少，《金史》虽记载了数例台谏弹劾大臣之事，但多一笔带过，全无宋代台谏强项辈出、议论纵横之风。“备员”之讥，并不为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御史台受命监察地方，却是其实际的职责，在世宗、章宗二朝尤其如此。可以说，金的御史台所起的作用不能与宋相比，它很少起到监察中央政府与官员的作用，与提刑一样，它是为监察地方而设，只是由中央临时遣出而已。
(36)《金代政治制度研究》，第219页。
(37)《金史》卷98《完颜匡传》，第2166页。
(38)《金代政治制度研究》，第214页。
(39)《金史》卷9《章宗纪一》，大定二十九年六月丁巳，第210-211页。按明昌四年，提刑司入见之期为三月，见《金史》卷10《章宗纪二》，明昌四年三月戊辰朔，第228页。提刑司入见之日期，似未始终一贯，或中有更改。
(40)按《金史·百官志》杂安抚、提刑、按察等司事于同一条目下，叙各司始终极为混乱，此处引自[清]施国祁：《金史详校》卷4(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第524页；《金史》卷9《章宗纪一》，大定二十九年八月壬寅，第211页；明昌三年十一月甲申，第225页。
(41)《金史》卷9《章宗纪一》，明昌三年六月癸卯，第222页。
(42)《金史》卷95《刘玮传》，第2112页。
(43)《金史》卷9《章宗纪一》，明昌三年六月癸卯，第222页。
(44)《金史》卷10《章宗纪二》，明昌四年三月戊辰朔，第228页。
(45)《金史》卷11《章宗纪三》，承安四年三月乙卯、四月癸亥，第250页。
(46)《金史》卷9《章宗纪一》(第222页)：“明昌三年六月癸卯，宰臣请罢提刑司。上曰：‘诸路提刑司官止三十余员，犹患不得其人，州郡三百余处，其能尽得人乎？’弗许。”章宗此语，显是针对宰臣对提刑司官人选的质疑。
(47)《金史》卷94《内族襄传》，第2091页；卷98《完颜匡传》，第2166页。
(48)《金史》卷11《章宗纪三》，承安四年四月癸亥，第250页。
(49)《金代路制考》，《长水集》(下)，第298页。
(50)《金史》卷98《完颜匡传》，第2166页。
(51)《廿二史札记》卷28《金考察官吏》，第626页。
(52)《金史》卷54《选举志四》，“举荐”条，第1206—1208页。又按同书卷9《章宗纪一》(第224页)，明昌三年十月丙午，“敕御史台、提刑司：‘自今保申廉能官，勿复有乞升品语。’”只是稍予限制而已，升迁品级之权虽被剥夺，但拟定职事之权仍在提刑。
(53)《金史》卷54《选举志四》，“廉察”条，第1202页。
(54)《金史》卷97《马百禄传》，第2156页。
(55)《金史》卷121《忠义一·王晦传》，第2652页。
(56)《金史》卷54《选举志四》，“廉察”条，第1204页。
(57)《金史》卷54《选举志四》，“廉察”条，第1204页。
(58)《金史》卷12《章宗纪四》，泰和四年四月丙申，第268页。
(59)《金史》卷55《百官志一》，“六部”条，第1227页。
(60)《金史》卷100《孟铸传》，第2202页，泰和六年事。
(61)《金史详校》卷4，第544页。按此处未载按察司内置知事、知法，但从同书所载其提刑司、按察转运司都有知事、知法，知按察司亦当有此两职。
(62)《金史》卷12《章宗纪四》，泰和八年十一月丁酉朔，第285页。
(63)《鄱阳集》卷4《又跋金国文具录札子》。
(64)《金史》卷57《百官志三》，“按察司”条，第1308页。
(65)《金史》卷104《王扩传》，第2295页。
(66)《金史详校》卷4，第544页引。按此处所谓“早辰先与司史判按察司事”，司史似与同知(转运使事)、(转运)副使有别，可能是知事、知法等本司低级官员。
(67)尚在泰和八年九月，即按察兼转运之前两月，遣贾益谦等十三人，“分路同本路按察司一员”，推排诸路物力，见《金史》卷106《贾益谦传》(第2335页)。按察司在监察方面权力的减弱和经济、社会事务方面职责的增多，致其工作与转运司的关系日近，其分路方式也渐与转运司趋同。
(68)12路为：中都西京路、南京路、北京路、上京东京等路、河东南路、河东北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陕西东路、陕西西路、山东东路、山东西路，见《金代路制考》，《长水集》(下)，第298页。与两种路分合并之前14转运司路相较，则泰和八年以后按察转运司之中都西京路，相当于此前转运司之中都、西京两路，按察转运司之上京东京等路，相当于原转运司之会宁府、东京两路。然而，泰和八年以后，中都另置都转运司，于按察之职，中都西京按察转运司只管西京一路。上京东京等路，则置上京、东京两个分司。见《金史》卷57《百官志三》，“按察司”条，第1308页。若计入中都路都转运司，新的按察转运司仍是14个区划，几与原转运司路全同。
(69)《金史》卷104《王扩传》(第2295页)：“贞祐二年上书……曰：‘按察兼转运，本欲假纠劾之权以检括钱谷。迩来军兴，粮道军府得而制之。今太原、代、岚三军，皆其州府长官。如令通掌资储，则弊立革，按察之职举矣。’”
(70)《金史》卷104《乌林荅与传》，第2291页。
(71)《金史》卷99《徒单镒传》，第2191页。
(72)关于罢按察司的年份，都兴智认为在贞祐二年，见《辽金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1页。此说出于《金史》卷14《宣宗纪上》(第303页)所载：贞祐二年二月丙辰，“罢按察司”。然而，同卷及《百官志》、各列传中与此记载相悖之处，不胜枚举，如《宣宗纪上》(第305页)：贞祐二年六月甲午朔，“以按察转运使高汝砺为参知政事”；卷107《张行信传》：二年四月，“迁山东东路按察使”；卷92《卢庸传》(第2042页)：三年，“诏诸道按察使讲究防秋，……未几，改定海军节度使。山东乱，不能赴。按察司劾之”；卷104《郭俣传》，“贞祐三年，罢按察司，仍充本路转运使，行六部尚书”，第2292页；卷104《移剌福僧传》，“贞祐三年，迁山东西路按察转运使，是岁，按察司罢，仍充转运使”，第2297页。根据《志》、《传》中多项记载来否定本纪中的一条孤证，当无问题。谭其骧先生在《金代路制考》一文中，已提及这一问题，《长水集》(下)，第290—308页。
(73)《金史》卷54《选举志四》，“部选”条，第1196页。
(74)《金代监察制度初论》，《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第70页。
(75)《元好问全集》卷16《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88页。
(76)《金史》卷96《李愈传》，第2130页。
(77)《金史》卷106《贾益谦传》，第2334页。
(78)《金史》卷120《徒单铭传》，第2628页。
(79)《金史》卷94《内族襄传》，第2091页；卷98《完颜匡传》，第2166页。
(80)《金史》卷11《章宗纪三》，泰和元年十月壬辰，第257页。监察御史员数，据《金史》卷55《百官志一》，“御史台”条，共12员，然此数乃贞祐以后员数(见卷14《宣宗纪上》，贞祐元年闰九月甲午，第302页)，该条注云：“大定二年八员，承安四年十员，承安五年两司各添十二员。”则共有34员也，见第1242页。“两司各添十二员”一语殊难解，然承安五年员数之增当无疑，故可专拨出八员以察地方。
(81)《金史》卷11《章宗纪三》，泰和三年十二月癸丑，第262页。
(82)《金史》卷100《孟铸传》，第2202页；卷12《章宗纪四》，泰和六年二月甲戌，第273-274页。
(83)《金史》卷54《选举志四》，“廉察”条，第1205页。
(84)《金史》卷14《宣宗纪上》，贞祐元年闰九月甲午，第302页。
(85)《金史》卷16《宣宗纪下》，兴定四年六月丁卯，第352页。
(86)《金史》卷104《乌林荅与传》，第2291页。
(87)《金史》卷16《宣宗纪下》，第366页，元光二年六月丁亥，“罢行省所置监察御史兼弹压之职”。
(88)《金史》卷110《冯璧》(第2431—2432页)：“(贞祐三年)六月改大理丞，与台官行关中，劾奏奸赃之尤者商州防御使宗室重福等十数人，自是权贵侧目。”《金史》卷100《完颜伯嘉传》(第2213页)：“(兴定)四年秋，河南大水，充宣慰副使，按行京东。……伯嘉行至蕲县，闻前有红袄贼，不敢至泗州。监察御史乌古孙奴申劾伯嘉违诏不遍按视。”《金史》卷110《雷渊传》(第2435页)：“兴定末，……拜监察御史，……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誉，奸豪不法者，立棰杀之。至蔡州，杖杀五百人，时号曰‘雷半千’。坐此为人所讼，罢去。”
(8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1，庆历三年五月戊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3375页。
(90)宋监司互察之制规定：“监司于职事违慢，逐司不互察者”，以“违慢”之监司之罪，“减一等”惩处“逐司”，见《庆元条法事类》卷7《职制·监司知通按举》，《海王邨古籍丛刊》，(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74页。又，庆元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右正言兼侍讲刘三杰言：‘……监司则令逐司互察……’从之。”见《宋会要辑稿》职官45之39，(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3410页下。监司帅臣互察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8，(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147页，绍兴三十一年二月丙午，“军器监主簿杨民望言：‘……乞命监司帅臣互察。’从之。”《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卷20《徽宗二》、卷35《孝宗三》记载了崇宁五年、淳熙五年两次立监司互察法的情况，见第376、669页。
(91)《宋会要辑稿》食货49之7(第5637页上)，淳化三年二月诏：“诸路转运使、副，如规画得本处场务课利增盈，或更改公私不便之事，及除去民间弊病，或躬亲按问，雪活冤狱，或边上就水陆利便，般运粮草，不扰于民者，宜令诸道州、府、军、监候年终件析以闻。”
(92)《金史》卷97《移剌益传》，第2161页。
(93)陶晋生：《金代的政治结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4分册，1969年，第573-574、5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