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白论文,诗人论文,居易论文,论宋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9)04-0158-07
北宋初期，白居易得到了诗人们的广泛认同，白诗风格也受到诗人们的群体仿效。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白居易的闲适放达契合了宋初文人的心性，白诗的平易浅切风格、以唱和为主的诗歌形式契合了宋初馆阁词臣的诗学趣味。而陶穀、徐铉、李昉、李至、晁迥、释智圆，特别是王禹偁等诗人对白居易的多方面追摹，则是宋初白诗接受浪潮中的重要推动因素。
一、宋初游乐与崇白之风
宋初君臣游乐之风甚盛。据《宋史》卷一百一十三《礼志》：雍熙二年四月二日，太宗诏辅臣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三年十二月一日，君臣欢宴，赏雪赋诗，太宗“出御制雪诗，令侍臣属和”。此后，真宗咸平元年二月二十二日、二年八月七日、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景德二年十二月五日、四年七月十一日、十月二十九日、六年七月二十九日，都连续举行了类似的游宴唱和活动，而且“自是遂为定制”。宋初词臣徐铉描述此类创作情景说：“分题赋诗，睿思云飘，天词绮缛，文明所感，蹈咏皆同。既击钵以争先，亦分题而较胜。长景未暮，百篇已成。”[1]这样一种游宴赋诗、群臣唱和的风气，自然会对广大文人产生导向性的影响，对诗坛风气形成大的推动。
另一方面，宋代馆阁文臣名重禄丰，而生活相对悠闲。号称“储才”之地的史馆、昭文馆、集闲馆雅士云集，风华自赏，置身其中，多的是闲情逸趣，作诗唱和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而其诗作内容，或是写景绘物，歌咏升平，或是友朋酬答，表现生活雅趣，于是，“诗情逸似陶彭泽”(刘禹锡《答乐天戏赠》)的“天上闲人白侍郎”(白居易《尝黄醅新酎忆微之》)，自然成为他们效仿的首要对象。
与此相应，最高统治者对白居易的重视，以及白氏遗迹对活动在洛阳一地文人集团的浸染，均与白诗在宋初的影响有重要关联。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五、卷七十二载，宋真宗曾于景德四年二月、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两次下诏，修葺白居易坟茔、影堂及旧第，由此见出真宗对白居易的兴趣。而早在白居易去世后的晚唐五代时期，他游踪常至的洛阳龙门山和居住的履道里即已成为与他紧相关联的名胜，而为后人称道不绝。从五代宋初文人陶穀所作《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所述可知，自后唐长兴末以来，位于龙门的白乐天影堂已被数度修葺；而据宋庠《过普明禅院》诗自注及宋敏求《春明退朝录》，知白居易在洛之旧宅即履道里池园已改名普明禅院，当地人俗称大字寺。此寺不仅藏有后唐秦王李从荣特写白氏文集一本，而且还悬挂着乐天绘像。陈振孙《白文公年谱》据宋敏求《河南志》、李格非《洛阳名园记》所载指出：白氏旧宅“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池上篇序》言之详矣。至后唐为普明禅院，有秦王从荣所施大字经蔵及写公集置蔵中，洛人但曰大字寺。其园张氏得其半，为会隐园，水竹尚在。寺中有公石刻甚多。”由此可知，白氏旧宅至后唐虽已改为佛寺，但旧貌依稀尚存，水竹仍为胜景，其中白氏绘像、文集以及多件石刻，均足以引发人们的历史回忆，从而对白居易寄予一瓣心香。查考《全宋诗》可知，北宋中前期凡在洛阳生活过的文人，很少有不到普明禅院游赏的，而游赏者多有诗作，诗作的内容之一便与白居易有关。著名者如宋庠、梅尧臣、欧阳修、蔡襄、韩维、司马光等，便都曾数度前往，并赋诗纪行，表达仰慕前贤之情。
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洛阳旧宅，引人神思；而文人群体内的密切交往，更导致了共同诗歌趣尚的形成。于是，分题限韵、连篇次韵的应制唱和诗便风靡一时。加之宋初文人多由五代入宋，诗歌创作本即承接晚唐五代通俗诗风的余绪，这时便更以效法白居易为主了。
二、宋初学白的代表诗人
方回《桐江续集》卷三十二《送罗寿可诗序》指出：“诗学晚唐不自四灵始，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昉)、徐常侍昆仲(徐铉、徐锴)、王元之(禹偁)、王汉谋(奇)，……深涵茂育，气极势盛”，大致勾勒了宋初学白的情形。关于王禹偁的学白，我们另节详述，兹先就陶穀(903-970)、徐铉(916-991)、李昉(925-996)诸人的学白略作说明。
陶穀《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是一篇较早对白居易予以高度评价的文章，其中数次提及白氏的文行道德：
世称白傅文行，此造化之功。盖后世之学者，若群鸟之宗凤凰，百川之朝沧海也。秉笔之士，由斯道而取位卿相者十七人焉，得不谓法施于人耶？
彼白公服则儒士也，位则文人也。当官隶事，烈有丈夫志。祗於批逆鳞，刺权幸，塞左道，履平坦。镇阳拒命也，指中人为制将，救日月之蚀，则战士心悦；武相遇盗也，责京尹讨贼，犯雷霆之怒，则奸臣股栗。杭州救旱，因农隙而积湖水。龙门通崄，出家财而凿八滩。著策数十篇，尽王佐之才。有文七十卷，导平生之志。向使得其位而且久，行其道而不疑，以宪宗之神武，可继文皇也。[2]
从所述诸端看，白居易的立身行事几尽完人；而陶穀的评价，更是表达了对白氏极高的推崇。魏泰《东轩笔录》卷一指出：“陶穀自五代至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虽然现在所能看到的陶诗仅有数残句，但衡之当日情势，其所受白诗影响当不在小。
徐铉是宋初学白诗人中较有成就的一位。前人称他文思敏捷，往往执笔立就，未尝沉思。他曾经说：“文速则意思敏壮，缓则体势疏慢。”所以他的诗常常使人感到“流易有余，而深警不足”[3]。据欧阳修《六一诗话》载：“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尝有一联云：‘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有戏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辎軿车，载极重，而羸牛甚苦，岂非足下肥妻子乎？’闻者传以为笑。”这则故事所记虽是徐铉身后仁宗朝的事，但却反映了当时白体诗人造语容易亦复率易的特点。由此反观徐铉创作之“流易有余，深警不足”，恐怕与白体诗“其语多得于容易”不无关系。
翻阅《骑省集》，较少明确提及白居易的诗篇，这说明徐之学白重在诗情格调，而非字摹句仿；但从其《洪州新建尚书白公祠堂记》来看，他对白居易是颇为推赏的。如谓：“若乃格于穹壤，渐于蛮夷，大则藏于金匮石室之书，细则诵于妇女稚孺之口，则古今已来，彰灼悠久，未有如白乐天者，不其异乎！”“观乐天之文，主讽刺，垂教化，穷理本，达物情，后之学者服膺研精，则去圣何远！其为益也，不亦多乎？尸而祝之，固其宜矣。”[4]正因为徐铉对白居易高度推崇，所以其诗风沿袭白诗，便也不足为怪了。
与陶穀、徐铉相类，李昉、李至亦由五代入宋，但其闲适心性和学习白诗的自觉性更为突出。二人相互酬答，连篇累牍，也非一般才疏学浅者所能为。这一方面固然是受到元白“次韵相酬”传统和五代、宋初文人交游唱和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他们丰厚的学殖以及入宋后较为优越、闲适的生活有关。李昉诗云：“秘阁清虚地，深居好养贤。不闻尘外事，如在洞中天。日转迟迟影，炉梦袅袅烟。应同白少傅，时复枕书眠。”(《伏蒙侍郎见示蓬阁多余暇诗十首……》)就反映了这样一种悠雅闲适的生活样态。将二李此类诗作与白居易的闲适诗放在一起，几乎可以乱真。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一云：“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5]王禹偁《司徒相公挽歌》悼李昉谓：“须知文集里，全似白公诗。”[6]从这两则材料可以推断，在时人看来，白居易体主要指唱和诗，内容以闲适为主，风格则以浅切为特点，而由于一意追摹，李诗是颇类白诗风貌的。下面，略举数首李昉诗作，看其与白诗间的关联：
李诗：“避宠怕闻调鼎鼐，爱闲专喜掌图书。”(《辄歌盛美寄秘阁侍郎》)
白诗：“专掌图书无过地，遍寻山水自由身。”(《闲行》)
李诗：“应同白少傅，时复枕书眠。”(《伏蒙侍郎见示蓬阁多余暇诗十首……》)
白诗：“尽日后厅无一事，白头老监枕书眠。”(《秘省后厅》)
李诗：“最喜举觞吟绿筱，谁能骑马咏红裙。”(《齿疾未平灸疮正作新诗又至……》)
白诗：“几度听鸡歌白日，亦曾骑马咏红裙。”(《寄殷协律》)
将这几首诗作稍加比较，不难看出李诗所受白诗影响的痕迹，如果联系到李诗自注(按：注中对所化用之白诗原句皆有交待)，则其间后先承继的关系便更是一目了然了。
太宗淳化四年，李昉把他和李至的唱和诗作编为《二李唱和集》，序中说道：“南宫师长之任，官居重而身闲；内府图书之司，地清而务简。朝谒之暇，颇得自适，而篇章和答，仅无虚日。缘情遣兴，何乐如之。……昔乐天、梦得有《刘白唱和集》流布海内，为不朽之盛事。今之此诗，安知异日不为人之传写乎？”细绎这段话，至少有三层含义：其一，二李唱和诗的创作背景是地清务简、官重身闲的生活，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其自适自得的心绪及唱和的条件；其二，二李诗作的主要形式是“篇章和答”，而且创作异常频繁，“仅无虚日”；其诗歌的主要内容则是“缘情遣兴”，从而与元白唱和、刘白唱和形成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多维承接；其三，对中唐白居易与刘禹锡相互唱和、诗播海内的情景充满羡慕，故有意识地学步前人，唱和编集，希图传播久远，“为不朽之盛事”。
由于二李官高位重，他们的言行创作具有远超常人的影响力，故其闲适的生活方式和仿效白居易的唱和之举，在宋初诗坛自然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们接受白诗的核心只表现在闲适、唱和两端，平易浅狭、缘情遣兴是其诗作的基本特点，而在内容上缺乏深度，在艺术上亦欠新颖度，所以还只是学白的初级阶段。
三、晁迥与释智圆之崇白
陶穀、徐铉、二李之外，宋初崇仰和效仿白居易的诗人还有一些。如魏野《寄盩厔知县解旦著作》：“盩厔乐天初任地，此时君又继多才。闲应时至仙游寺，石上题诗扫绿苔。”杨忆《庭榴》：“酿酒扶南国，题诗白侍郎。”梅挚《五日公宴》：“心愧白公求治切，下车三月始开筵。”文彦博《招仲通司马封府园避暑》：“骑山楼下水轩东，一室初开待白公。”张伯玉《再题州宅》：“昔览微之州宅篇，待将屏障写山川。更看白傅明月句，欲上高楼跨紫烟。”诸诗，提及白居易多以“白公”、“白傅”、“白侍郎”相称，字里行间充满敬意，而其诗句亦不乏直接袭用白诗者，从而在不同层面表现了对白诗的热衷。另据范仲淹《宋故卫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碑铭》载，太宗朝名臣胡令仪退休后“即家于长安，聚书数千卷，教子孙，乐林泉，每诵白傅歌诗，以怡性情”[7]；宋祁《杨太尉行状》载，仁宗朝显宦杨崇勋“家有藏书，积万余卷。修识之外，研味忘倦，尤嗜白翰林集。公因诠次乐天自未三十岁至七十五所著歌诗凡八十一篇，目之曰‘白氏编年集’。公自制序，手写其集，传诸好事”[8]。晁迥《法藏碎金录》卷五载，其友人李维曾专门辑录白的“遣怀之作”，“名曰《养恬集》”[9]。凡此载记，均可看出宋初文臣对白居易热衷的态度。而在同时期接受者中，最值得关注的，则应该是晁迥、释智圆二人。
晁迥(951-1034)，字明远，太平兴国五年进士，至道末擢右正言直史馆知制诰，后为翰林学士加承旨，天禧中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以太子太保致仕。晁迥“性乐易宽简，服道履正，虽贵势无所屈。历官临事，未尝挟情害物，真宗数称其好学长者”[10]。晚年退居昭德坊，一心向佛，力求达观，人称其“名理之妙，虽白乐天不逮”[11]。所著《法藏碎金录》十卷，反复表述自己对白居易的服膺和钦仰，并作有十余首拟白之作。试举数例如下：
晁诗：“求位不由己，求道不由天。位即无以求，道可使进焉。且务由己者，己能尽心源。勿问由天者，天高擅化权。”[12]
白诗：“穷通不由己，欢戚不由天。命即无奈何，心可使泰然。且务由己者，省躬谅非难。勿问由天者，天高难与言。”(《咏怀》)
晁诗：“心不择时息，书不择时观。达理意无碍，豁如天地宽。”[13]
白诗：“心不择时适，足不拣地安。穷通与远近，一贯无两端。”(《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
晁诗：“自学养恬休用智，从他名迹日衰微。我身不欲全高贵，高贵多乗祸败机。”[14]
白诗：“自学坐禅休服药，从他时复病沉沉。此身不要全彊健，强健多生人我心。”(《罢药》)
晁诗：“多图果何益，只自劳奔竞。不如收身心，凝然成静定。”[15]
白诗：“沈忧竟何益，只自劳怀抱。不如放身心，冥然任天造。”(《首夏》)
比勘以上诗作可知，晁迥对白居易几乎亦步亦趋，句摹字拟，不仅诗的章法、句法相类，而且连用字也多直接袭用。就诗的艺术性和创造性而言，晁诗并无胜处，但就其所表述的理致和思想而言，却与白居易极为吻合，即养恬知足，顺随自然。大概正是基于这种心性和生活态度上的接近，所以晁迥一再致意于白居易，动辄以“唐贤白乐天”、“白公”相称，并一再申说：“唐贤白乐天，闲醉俱多，故自称闲乐公，又称醉吟先生。吾自引年退居，闲乐有之矣，虽爱诗酒之美，不至耽于醉吟，而思福庆之缘，窃比尤胜。”[16]“观公之事迹，可谓名行相副矣。……公年方壮，而作是诗(按：指白氏《感时》)；予今年八十，比公赋此诗章之年，已加一倍，更余一纪矣，安得不如公之旷达哉！故予抗心希古，以公为师，多作道情诗，粗合公之词理尔。”[17]
需要指出的是，晁迥之慕白，更偏重对白诗中关乎佛禅义理、空无观念的汲取，用他的话说，便是“盖于经教法门，用此弥缝其阙，而直截晓悟于人也”[18]。如此一来，他笔下的白居易即已失真，而一定程度地被禅理化了。
与晁迥相比，释智圆(976-1022)的学白更具现实针对性。智圆字无外，自号中庸子，钱塘孤山沙门，与处士林逋为友。既精佛典，亦通儒学，而对白居易的讽谕诗作推崇备至。其《闲居编》有《读白乐天集》一诗：
李杜之为诗，句亦模山水。钱郎之为诗，旨类图神鬼。讽刺义不明，风雅犹不委。於铄白乐天，崛起冠唐贤。下视十九章，上踵三百篇。句句归劝诫，首首成规箴。謇謇贺雨诗，激切秦中吟。乐府五十章，谲谏何幽深。美哉诗人作，展矣君子心。岂顾铄金口，志遏乱雅音。龊龊无识徒，鄙之元白体。良玉为碔砆，人参呼荠苨。须知百世下，自有知音者。所以长庆集，于今满朝野。
在这首诗中，作者对白居易所作《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些诗作较之李、杜、钱、郎均远有胜出，以至于“崛起冠唐贤”。它的远源是诗三百篇和《古诗十九首》，故深得诗人之旨；它的现实功用在于“劝诫”、“规箴”，故谲谏幽深剀切。对于那些瞧不起元白之作的人，作者讥之为“无识徒”；而对白诗的传播效应，更一言以蔽之曰：“所以长庆集，于今满朝野。”关于释智圆对白氏讽谕之作如此推崇的原因，因资料阙如，兹不详论，但可以认定的是，他的崇白并非孤立现象。在其《戏题四绝句并序》中，就有这样的话语：“昔者乐天为八绝(按：即指《池鹤八绝句》)，盖陈乎鹤鸡乌鸢鹅赠答之意，故吾得以学嚬焉，噫，亦有所儆，非直以文为戏云耳。”由这里的“亦有所儆”可以看出，在诗中寄寓针对性的内容，使之发挥讽谕的精神，乃是释智圆崇白效白的一个重要方面。
平实而论，晁迥、释智圆在宋代接受白居易的历程中，并不算特别突出的两位。但由于他们处于北宋前期，又分别对白居易及其诗作的两大方面予以突出强调——或效仿其闲适达观的人生态度，或称赏其劝诫规箴的讽谕精神，从而便不能不对当时及后世的接受者产生影响。进一步看，前者形成此后宋人接受白居易的主流，后者则预示着取法方向上的转变，这样一种转变，与王禹偁谪居后对白居易讽谕诗的效法颇有暗通处，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宋初学白风潮的基本趋势。
四、王禹偁与白居易的深层关联
《蔡宽夫诗话》“宋初诗风”条云：“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19]林逋《读王黄州诗集》谓：“放达有唐惟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20]《竹庄诗话》卷一引欧阳修语云：“学者品藻当今名贤诗，方之唐人，皆云王元之似乐天。”综而观之，宋初诗人之学白虽各有特点，但以王禹偁(954-1001)取得的成就最大。
为了具体地说明王禹偁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状况，我们制成王、白诗歌关联表，将二人相类诗作予以直观展示。
关于王禹偁的慕白学白，论者已夥，兹不具论，仅择其要者稍加董理，以见其主要倾向。
其一，大量创作唱和诗，追摹白氏诗风。王禹偁自幼喜读白诗，年纪稍长与济州从事毕士安为唱酬之友。二十五岁时，曾作有《酬安秘丞见赠长歌》：“迩来游宦五六年，吴山越水供新编。还同白傅苏杭日，歌诗落笔人争传。”[21]三十岁中进士后，刚到成武县主簿任上，就与鱼台主簿傅翱相约：“仍夸县尹风骚客，应有秋来唱和诗。”[22]移知长洲县后，又与新知吴县的同年进士罗处约联袂唱酬：“公暇不妨闲唱和，免教往来递诗筒。”[23]而就其仅与太湖游览相关的“唱和赞献之句”即达百首之多看，也确实呈现出他在《桂阳罗君游太湖洞庭诗序》中所说“前不见刘白，后不见皮陆”的气象。
从上表若干诗句的比照，不难看出王、白二人诗作在字词、立意等方面的关联，也不难看出王禹偁所受白诗影响之大。
其二，借鉴白诗讽谕手法，表现恤善挞恶的思想感情。淳化二年九月，王禹偁因抗疏论尼道安诬告徐铉事而得罪太宗，被革去知制诰一职，贬为商州团练副使，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挫折，也是他一生中创作最旺盛、收获最大的时期。由于生活遭遇的相似，王禹偁此期对白居易的诗歌更加倾倒，自称“予自谪居，多看白公诗”(《前赋春居杂兴诗二首间半岁不复省视因长男嘉佑读杜工部集见语意颇有相类者咨于予且意予窃之也予喜而作诗聊以自贺》)。反映到创作上，便是转而注意并学习白居易早期任谏官写作讽谕诗时的诗风。于是不少反映社会现实、关心民间疾苦的作品开始涌现，诸如《感流亡》、《金吾》、《竹鼬》、《秋霖二首》、《畲田词》、《乌啄疮驴歌》、《对雪示嘉祐》等诗作，都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批判性。这类作品以白居易那些“惟歌生民病”的古体诗为典范，代表了王禹偁学白的另一方面。查王禹偁《小畜集》，共收诗五百三十三首，其中古体诗九十六首，大部分作于谪宦商州以后，仅商州之作即有三十多首，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由流传下来的宋初诗集看，西昆体、晚唐体诗人均以近体诗特别是五、七言律诗为主，而绝少古体；其他学白体者也大抵如此。相比之下，王诗多用古体便颇为引人注目了。一般来说，个人抒情多用近体，反映民生与国事则常用伸缩性和自由度较大的古体，这是杜甫、白居易以来的一大传统。王禹偁能承此传统，创作了大量面向现实、关心民间疾苦的古体诗，某种意义上，正是他学习白诗并取得成就的一大原因。而就王诗的整体风格言，更趋向朴中含雅，自然浑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白氏浅俗诗风形成一种纠正。
其三，学习白居易的达观态度，借以超越人生逆境。王禹偁作于商州贬所的《谪居感事》有云：“琴酒徒三乐，诗章效《四虽》。”所谓“三乐”，即用白居易《北窗三友》诗意：“三友者为谁？琴罢则举酒，酒罢则吟诗。三友递相引，循环无已时。”所谓“四虽”，则指白氏杂言诗《吟四虽》：“请君添一酌，听我吟四虽。年虽老，犹少于韦长史。命虽薄，犹胜于郑长水。眼虽病，犹明于徐郎中。家虽贫，犹富于郭庶子。”白氏列举韦长史等四位同僚的不足之处以自比，表达在宦海沉浮中，决意“忘荣知足”的志向。相较之下，王禹偁的《谪居感事》则以五言体式表述了与白诗相似的内容：“年虽过潘岳，未为全白首。贫犹胜墨子，黔突聊供口。若比张辟彊，吾甘为老丑。若比太公望，吾方为少秀。”身处逆境，王禹偁一方面学习白氏的达观精神，努力摆脱困境中的人生忧患，一方面借与友人唱和，啸傲放歌。据他自己说，到郡一年时间就写了上百篇作品，并纂为《商於唱和集》一册。诚如其《仲咸以予编成〈商於唱和集〉以二十韵相赠依韵和之》所谓：“诗战虽非敌，吟多偶自编。”
当然，王禹偁在学白的过程中，也时时表现出对杜甫的崇仰。其《日长简仲咸》一诗明言：“子美集开诗世界”，说明他对杜甫诗歌的成就有着清晰的认识。《蔡宽夫诗话》载：
元之本学白乐天诗，在商州尝赋《春日杂兴》云：“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邪？”更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复易。[24]
由此可见，对自己的诗作能“暗合”杜甫，王禹偁是非常得意的，他所谓的“敢期杜甫(按：现存王诗作“子美”)是前身”，是说杜甫境界太高，自己岂敢以之期许？因为不敢高攀杜甫，所以只好降低要求，转学白诗，“与乐天为后进”了。但这并不是说，在王禹偁心目中，白居易所占份量比杜甫来得轻，而是恰恰相反，他的舍杜而效白，正说明其心性与白居易靠得更近。在“本与乐天为后进”诗句后，王氏特意加注“予自谪居多看白公诗”之语，便说明了这种情况。
细考王禹偁的崇白心态，已远非仅仅局限于艺术层面的简单仿效，而是一种缘于人生、遭际、用世精神、意识倾向等方面的接近和吻合，因而来得特别真实，特别自然，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崇仰和效法，从而导致其诗作不能不渗透白诗的气息。日本学者泽畸久和曾就王禹偁提及白居易的诗篇作了一个统计，结果显示：其中涉及白诗本文者五篇，涉及白诗诗题者四篇，涉及白诗所表现行迹并有意仿效者五篇，直接提及白居易名号者十六篇。诸如“先皇陵树老，白傅影堂空”(《送赵令公西京留守》)、“香山居士真容在，为我公余奠一觞”(《送同年刘司谏通判西都》)、“请雨摩腾塔，寻芳白傅祠”(《送仆射相公赴西京》)、“应同白太守，十只洞庭船”(《忆旧游寄致仕了倩寺丞》)、“还同白傅苏杭日，歌诗落笔人争传”(《酬安秘丞见赠长歌》)等，无不表现了作者对白居易的爱戴和仰慕。进一步看，在王诗涉及白居易名号的用法中，“白公”出现十四次，“乐天”出现九次，“白傅”、“元白”各六次，“白少傅”二次，“白太守”、“香山”、“香山居士”、“刘白”一次，共计四十一例，其中自注所用“白公”者达十例。[25]可以说，这些数字不仅反映了王禹偁个人对白居易的喜爱程度，而且也间接地反映出宋初文人追步白居易的时代风气。
五、余论
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和接受，既表现为生活方式、闲适心性、达观精神的契合，也表现为诗学趣味的一致；而在创作层面，则主要是对闲适、讽谕两大类型诗作的仿效，以及唱和形式的汲取与摹拟手法的运用，由此展示出语言浅切、诗风平易的共同特点。从发展、流变角度看，陶穀、徐铉、李昉、李至等由五代入宋者倡导于前，晁迥、释智圆、王禹偁等人应和于后，遂形成一场颇具声势的学白风潮。然相比之下，前者尚属于简单的仿效摹拟，后者则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变化；前者多流于闲适的情调和唱和的形式，后者则逐渐过渡到思想内容的阐发和批判精神的继承；前者与白居易的关联更多地表现为生活方式和人生情趣的相似，后者尤其是王禹偁与白居易的关联，已深入到人生、遭际、用世精神、意识倾向等多方面的接近与吻合，从而将对白居易及其诗作的接受作了较大幅度的推进。
进入北宋中期以后，虽然由于苏轼“白俗”论的提出，引发了针对白居易及其诗作的旷日持久的批评，并导致始于宋初的学白风潮步入低谷，但从苏颂、李简夫、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直至南宋陆游等人的诗歌创作中，仍能时时发现效白的痕迹以及宋初学白诸子的潜在影响。关于此点，因已超出了本文论题，容当另文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