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库区移民的调查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库区论文,移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三峡工程对库区经济社会的影响
在三峡库区，移民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影响到了方方面面，它不仅塑造了三峡库区的历史，而且目前也成为当地的工作重心，库区的未来发展已完全系于移民问题的解决。
三峡库区历史上属于巴蜀之地，曾经产生过繁荣的巴蜀文化，至今其旖旎的自然风光、悠久的人文景观也令人陶醉。修水库、建电站，虽然利国福民，但三峡工程的论证却不得不慎之又慎。寒来暑往，三峡库区在修与不修的争论中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发展机遇。1992年，库区19个县（市）人均社会总产值仅为全国水平的45%，人均国民收入只占全国水平的53%。 黔江、 万县人均工农业产值甚至比四川省人均水平低1000元左右。万县地区10个县（市）中就有8个贫困县，到1999 年底才全部越过温饱线。
移民问题不仅影响着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深刻影响到库区居民教育、就业、结婚、生育、家庭建设等各方面。
如果说从前移民事件对于库区居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那么， 1992年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修建三峡工程的决议后，移民对库区人民的现实影响便凸现出来。
库区在不同年代出生的人可以归并为不同的出生组（cohort），移民事件必定会给予不同出生组的人以不同的限制与机遇。
奉节万胜乡某村刘某一家三代同堂居住在长江沿岸，刘某的母亲已近70岁，刘某50岁左右，儿子23岁。面对搬迁，三代人三种态度：老母亲坚决不走，说喝惯了长江的水，听惯了长江的号子。刘某自己认为，一则长江水要来，必须搬家；二则搬迁到湖北农场，土地肥沃，生存条件好，又可以享受优惠政策，三则可为子女创造更好的前途。最积极的是刘某的儿子。但听说要搬家，而且移民安置费与家庭人口挂钩，他很快谈了恋爱，娶了媳妇。
笔者在库区调查时发现，类似刘家的出生组效应比比皆是。一些家庭搬走了，但年迈的父母却执意不搬，宁愿继续居住在长江边更高的山坡上。移民区人口增长速度极快，年轻人加快了娶妻生子的步伐，女婿“倒插门”的现象也很多；中年人更多地考虑子女的教育和发展问题，一般也愿意搬迁。
库区出生组效应对移民工作的实施具有提示作用：1.要抓住中年人对移民问题比较现实、基本能接受的态度以及倾向于考虑子女前途的心理，作好动员工作；2.要抓住青年人的思变的倾向和向往新生活的心理，作好宣传工作，通过他们的情绪影响中年人的决策；3.要以已经搬迁的非常成功的原库区居民为典型作好宣传工作，必要时请他们返回库区协助动员乡邻，以感染那些较顽固的中老年人。
二、移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在移民过程中，移民必然会就搬迁作出计划与选择。这种选择既要受到移民的特殊情境和他们对该移民情境理解的影响，也受制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个人气质。在移民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过程中，移民个体的差异、生活历史与变化着的环境相互作用，产生了行为的结果和它们相互关联的张力。调查发现，有些移民具有长远的眼光，或具备在外务工的经历，他们在移民过程中就表现出了很强的社会适应性。
云阳县高阳镇小江村邵村长一家6口人，原靠打渔为业， 后来又开工厂。他大儿子和大女儿在广州打工，小女儿在读中专。全家年收入约4万元，生活很富足。为了搬迁，他与镇、 县干部专门到新疆阿克苏考察，了解了新居地的情况，遂决定搬迁。在他带领下，有过在外打工经历的村民都踊跃报名，要求随迁阿克苏。
此案例表明，邵村长及其家人的打工经历，加速了移民现代化人格的培养。只要经济上有发展，生活有保障，即使迁往新疆阿克苏也无妨。当然移民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也有不利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移民的搬迁制造阻力上。例如在移民优惠政策的影响下，许多家庭为增加人口，千方百计地为子女筹办婚事，或者不顾生育政策，提前生育甚至超生，从而使移民区人口增长较快，移民经费开支随之增加。
移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还表现在移民的自组织程度明显增强，并借此争势争利上。
云阳县高阳镇移民工作出现的特殊难度就与农民的自组织化程度相当高有关系。所谓自组织化，是指农民抛开村、镇等正式的农村基层组织而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倾向。在此过程中，他们往往采取越级集体上访或其它更激烈的集体行动对基层政府施加压力，以满足其需要。类似高阳镇自组织的情况在库区的各个县都能见到。一些移民无视基层政府，动辄到乡（镇）、县政府去闹事，去省府上访。上访途中借口自己是移民，吃饭、乘车、住宿均不付钱，扰乱了社会秩序，增加了解决移民问题的难度。
库区移民主观能动性的表现启发我们必须因势利导，以作好移民工作：1.要充分发挥移民中具有长远眼光的人和具有较高威望的人的作用，引导更多的人服从国家统一规划；2.在移民工作中农村基层组织必须找好结合点，既遵守和执行国家的移民政策，又能代表移民的利益，取得移民的信任；3.要有意识地引导具备在外务工经历、思想较解放的年轻人去冲击农民的自组织倾向；4.要将移民工作做得细致、周到，以减少移民自组织的负效应，发挥其正功能；5.要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
三、关系网络与移民安置
人总是生存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居民一般通过亲属、朋友和其它社会关系来分享生活中的乐趣，分担生活中的苦恼，相互支持，减少风险。而迁移意味着切断了他们长期以来甚至是祖祖辈辈所建立的关系网络。他们迁到陌生的地方后，挈妇将雏，举目无亲，原来的关系网络不复存在，新的关系网络又未建立起来，遇到困难常束手无策，所以移民多有恐惧远迁心理。即使迫不得已外迁，移民都强烈要求一系列落到实处的制度性保护。
所以要做好外迁移民的工作，我们建议政府在以下方面下功夫：1.制定周密的外迁政策，尤其是要做好跨地区外迁的部门协调工作，并向外迁移民解释清楚。不仅要有从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过程，而且还要有从下而上的信息反馈过程和政策修订过程。只有制定了严格的外迁政策，并且让移民心中有数，移民才敢于挣脱旧有关系网的保护而外迁。2.对以投亲靠友方式外迁的移民应采取“插花式”的安置方法。移民去投亲靠友意味着进入了某一关系网络，易于被迁入地的人际关系所接纳，因而更易于适应新的环境。当然这一安置方式也要求政府有相应的配套制度，诸如移民后土地问题如何解决、子女入学如何办、盖房用的宅基地如何解决、政府的后续扶持政策如何落实等。3.远距离外迁尽量采用“集中安置”方式。部分村、组已表现出强烈的整体迁移愿望。此外，对远距离外迁，政府还应处理好四大问题：一是要考虑迁入地的人地关系，例如资源的可利用量、移民环境容量等；二是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文化背景差异，例如风俗习惯、教育水平、语言交流等；三是移民本身的意愿；四是对移民的补偿程度。
四、移民的社会融入性
融入性就是指移民在迁入地的进入、定居和适应的过程。国际上对移民的研究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宏观层次，它认为移民现象主要是因经济因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整而导致，迁移是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回应，因而移民又被看作是对较大范围内人口失衡的矫正，在此过程中国家政策应发挥积极作用；第二个层次是微观层次，它认为移民在迁入后一般表现为马赛克般的群体分割（vertical mosaic）、 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 ）和远离主体社会（beyond themelting pot）三种生存状态。国际移民理论认为， 由于迁入地与迁出地的文化差异，移民在迁入地往往会出现一种“非整合（non —integration）”现象， 这种现象又常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由于文化的过分差异，移民无法融入主流社会，从而形成了下层阶层，或“贫民窟”现象。二是移民将其原有的文化带入后在迁入地形成了真正的多元文化社会（a truly multicultural society）。
三峡移民作为影响库区人民生命历程的重大事件，它不仅会对库区现有的160万移民本身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影响， 而且它还会影响到他们的子孙，保守估计也要影响到移民的下三代。在三峡库区移民过程中，我们现有政策对移民融入性问题的处理基本上可概括为让移民“搬得走，安得稳，逐步能致富”。这是对移民融入性问题符合国情的处理思路，总体上是正确的。然而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库区的一些县依照就地后靠方式建立了许多新的移民点，几十户甚至100 多户聚居在一起。但这些新建的移民点一般位置较偏，山高路远，交通不便，而且这种户户相连的城市公寓式住宅很不符合农民单家独户、自成体系的居住习惯，也不利于农民在住房周围建造菜园、果园、鸡圈、猪圈和渔塘。有一户移民家庭，没有搬迁之前，家里有两棵桂圆树，每年卖桂圆的收入可达6000～7000元，这是该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搬迁后，桂圆树没法移来，因而切断了收入的主要来源，生活水平骤降。
上述案例表明，部分移民虽然“搬得走”，但在“安得稳，逐步能致富”上尚需努力。理论和实践都在提示政府，关注移民的融入性问题在设计移民方式和政策时是必需的：1.对原来依靠土地生存的农民来说，按照城镇化的思路实施搬迁是有难度的。只有那些村镇经济已基本摆脱了传统农业的束缚，二、三产业获得了较高程度发展的村镇才可考虑迁移与城镇化结合起来，移民才有可能融入城镇化社会；2.对集体搬迁的村镇来说，在迁入地的选择上尽可能靠近城市，使移民能受到城市文明的辐射和感染，扬弃传统的村落文化，加速现代化进程。同时就业渠道的多元化特别是城市打工机会的增加对促进移民尽快融入当地社会也很有促进作用；3.对就地后靠这种集体迁移方式来说，新建移民点在考虑统一规划、提高建筑密度的同时，必须考虑到移民原村落文化和居住风俗习惯的承接问题，否则原来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无所依附，就会影响“安得稳，逐步能致富”这一目标的实现。对有些移民来说，给他们留出一定的搞副业的空间是必须的，印度等国移民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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