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超女化”与“超女式”民主——自由主义民主与民粹主义民主之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自由主义论文,超女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超女”风暴席卷全国，掀起一股“短信投票”的“民主”热潮；2006年，“超女”的声势略有减弱，但依然备受关注。“超女”所引发的争议早已远远超出“娱乐节目”的范畴，有评论者热赞“超女民主”是中国民主的一次成功演习。在美国《时代》杂志以超女形象作为封面刊出后，“超女民主论”者们更加热切地相信这次“民主”实践会开创中国民主进程的新时代。
有学者对这种欢呼提出疑义后，立刻就引来了众多批判，其激烈者声称：“谁和超女过不去，谁就是和人民过不去。”其慷慨激昂、大义凛然，充满着“革命”气息。他们认为“除了民主，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拯救我们。”①其向往民主、崇拜民主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民粹主义的民主被视为建构政治理想国的“不二法门”。然而，激情往往会遮蔽自由主义民主的神髓，使人们沉醉于对“民本主义”的原教旨式崇拜。梳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民主观，不难发现“超女式”民主其实正是民粹主义民主或民本主义民主的“现代版”。
“民主”观念的输入与国人的回应
中国人对中西政制差别的认识始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期间。从那时起，民主观念开始逐步传入中国。早期介绍西方民主制度的是魏源，他在《海国图志》中盛赞美国民主制度既“公”且“周”②，瑞士则是“西土之桃花源”③。然而，当时美国的种族歧视严重，丝毫谈不上“公”与“周”。美国的开国功勋麦迪逊并不喜民主，他认为“民主制度一直就是骚乱与争斗之大观”。④再看瑞士，那时整个西欧都正处于工人革命运动的动荡狂潮之中，称瑞士为“桃花源”并不符史实。
造成这种错误判断的原因有二。其一，天朝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国势衰微，这强烈刺激了国人“求富图强”的愿望，使他们渴望寻求一剂“灵丹”迅速医治百弊丛生的政治旧制，重振天朝国威。这种心理极易使人们偏离审慎而走向浪漫，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追求“跨越式发展”。正如孙中山所言：“若创造这立宪、共和二等的政体……总在志士的经营。……我们为志士的，总要先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⑤其二，“天朝上国”连败于“夷狄蛮邦”，严重挫伤了士大夫的民族文化自尊，对“西学”的态度经由鄙视到钦羡，进而发展至崇拜。与此同时，国人对西方社会的认知则依然停留于制度表层，未能清晰认识到政治制度的实现还要依托于相应的政治文化，他们更未完全了解西方民主观念的发展变迁过程⑥。认识上的偏差进一步助长着观念上的“冒进”。
甲午一役的惨败继续加快了学习西方的步伐。戊戌之后，随着《天演论》、《社会契约论》等书的刊行，国人对西方民主观念的理解开始突破早期“通上下之情”的目标，“主权在民”、“天赋人权”等民主理论的核心观念被广泛接受。谭嗣同在《仁学》中写道：“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⑦，其关注的“政治本体”已逐渐由政体、议会等转移到民众，直接民主呼之欲出，尤其是初涉西学的青年知识分子。
国人学习西方民主的最初实践是移植议会制度，即引进“巴厘门”作为反映民意之“公器”。维新派所宣扬的“议会救国论”、“议会万能论”曾弥漫于晚清朝野。彼时，随着《万国公报》、《时务报》等“新闻纸”的印行，人们由“读书时代”进入到“读报时代”，新思潮、新观念的传播日渐迅捷。宣扬“民主万能”的言论在报纸上广泛传播，因其迎合了广大“士人”救国救民的急切心理而被广泛接受，更引起上下群情激荡，加剧了这种思潮的“冒进”倾向。到了20世纪初年，“议会救国论”达到顶点，甚至也曾出现过类似于英国的“不出代议士不纳税”的呼声⑧。
然而，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速开国会”的政治诉求在预备立宪时期屡遭失败，使得“议会万能论”的信奉者出现了信仰危机，这为那些反对代议制民主的激进主义腾出了思想的空间——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尚在试验、国人对议会机制的理解尚未成熟的时候，一些人热切地回应西方批判代议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刘师培等早期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代议制度不过是“富民专制”、“富民政治”，议员以行贿而得、被选后纳贿招财，议会政治与卖官鬻爵并无异处。因此，中国的政治出路不在立宪政治，而在无政府无强权的美好社会。
从“议会救国”到“取消议会”
清末和民初议会政治实践的失败及北洋时期的贿选国会，加之西方反代议制思潮的传入，共同酿造了一个新的焦点话题，即“改造代议制”。但这种“改造”却不是要廓清民主之真面目，亦非反思民主之弊，而是要追赶世界潮流——欧洲普选权运动蓬勃发展、直接民权主张日盛，工人运动中的激进者主张舍弃议会制而采取直接行动。殊不知，欧美国家的民主运作已有逾数百年的经验，其权力制约、协商妥协的传统早已深入政治机体，而中国本无民主传统积淀，对民主的种种弊病也缺乏切身的体认。这种“赶潮流”只会加速民主观念的异化——民本化与民粹化，其“直接民权”的主张启动了中国的民主“超女化”进程。
反代议制的主张在议会政治试验之初就已出现。早在1908年，章太炎就在《代议然否论》中表示，“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民权不藉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地”，“议院者，民之仇，非民之友”⑨。他提出的改革办法就是要“取消议会，将选举元首、批准宪法之权还之国民，以多数决定”⑩。进入民国，因议会政治的黑幕频频曝光，加之当时欧洲社会反思议会政治的思潮盛行，国人对代议制越发厌弃。到了“五四”前后，“议会破产论”已成为主流观点。期间，仅《东方杂志》在1920-1924年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就有《议会政治之失望》、《代议政治改善论》、《议院制与社会主义》、《新近宪法的趋势——代议制之改造》、《代议制之改造与消极投票》等等，不一而足。
1920年，被年轻人奉为政治导师的梁启超在结束欧洲游历之后断言：“代议制在欧洲确为一种阶段，而在中国则无此可能性！”究其原因，他认为在于中国没有强大的新兴社会力量作“根底”，不似欧洲诸国先有贵族地主实现立宪，集权于少数贤人，然后再扩至中产阶级、以至平民，但中国“自秦以来，久无阶级”(11)。与之类似的，有很多论者将议会政治的败因归结于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旧国会所以两遭解散的唯一原因，就是没有民众势力作后盾”，因此要创造是实现代议政治的前提，就“不能不注意经济事实，而从事于下层社会之开发”(12)。
不论是“取消议会”，还是“开发下层社会”的主张，均显示出传统的“重民”、“保民”、“利民”、“亲民”观念在复活，带有鲜明的民粹主义民主的特质。由晚清时期的“速开国会”到民初的“改造议会”，是民主“超女化”的重要发展。前者所推崇的“民主”虽模糊笼统、有失妥当，但却依然将民主作为变革政制的“程序性工具”，尚未完全脱离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本义；而后者所追求的“民主”则明确指向民粹式的“直接民主”，视民主为一种“价值性目标”，民主具有天然的合法合理性。自陈独秀高擎“德先生”的大旗后，凡有反民主者则必为“反革命”、“逆潮流”而遭唾弃。不管什么党派或人物，也不管他们是否真正想实现民主政治，很少敢于公开否定民主的价值。经过这种转变，西方传统中那种谨防“多数人暴政”的审慎智慧完全被过滤掉了，不设条件的多数人说了算、多数人绝对正确的观念在蔓延，民主的观念越来越浪漫化，越来越“超女化”。
从“劳工神圣”到“群众路线”
民初“改造代议制”的进程中，各派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具体主张。其中，国民党以“直接民权”、“五权宪法”改造代议制，中国共产党仿效苏维埃模式、走“群众路线”。这些追求最新最好的政治体制设计，固然立意高远，但却超越了西方民主发展的必经阶段，其激进主张应和着激进主义与革命主义。国民党主张只经过短暂的“训政”实践即可实行宪政；共产党则主张动员“群众”，壮大枪杆子的规模，打出属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江山。
共产党选择仿效苏维埃模式是有其思想渊源的。1918年11月16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做讲演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说：“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13)同在“五四”前后，陈独秀力倡“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14)转而信仰无产阶级专政；李大钊的“民主观”则经历了根本转向，由信奉英伦式的宪政民主理论，转为主张向俄国民粹主义学习。他号召“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出开发农村的事……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15)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他动用“恐怖”、“流血”等煽动性的字眼为布尔什维克欢呼，并呼吁“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工人，诸位呀！快去做工啊！”(16)。
就在举国上下正沉浸于“公理战胜”的幻想当中，“甚至不能进行正常思考”的时候，劳工被作为协约国获胜的“功臣”备受赞誉，“劳工神圣”的口号在一片狂热中迅速传播(17)。“平民”一词由此“时髦”起来，“平民政治”、“平民教育”、“平民文学”等等口号纷纷涌现。青年毛泽东以激昂的笔调宣称：“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宗教上的强权，文学上的强权，政治上的强权，社会上的强权，教育上的强权，经济上的强权，思想上的强权，国际上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们打倒。”(18)
1923年1月，李大钊的论文《平民主义》刊行，提出“纯正的‘平民主义’，就是把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一切特权阶级完全打破，……政治机关只是……由全体人民执行的事务管理的工具……其间全没有统治与服属的关系”，主张“以平等的最大化为首要价值目标”，他追求的是反精英的民粹主义民主(19)。
罗家伦则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领导群众须先了解群众、走进群众，提出了“猴子论”的主张，即“养猴子的人必须自己变成猴子”，“身上蒙上猴子的皮，这些猴子才会相信他”(20)，这与后来毛泽东提出的“先做群众的学生，再做群众的先生”实有颇多神似。
在“五四”前后“拜民”思想积淀的基础上，毛泽东将“群众路线”作为制胜法宝，成为群众话语的集大成者，他主张要“到群众中去”。在必须天天读的“老三篇”之一《愚公移山》里，“人民”是“上帝”，共产党是愚公，愚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感动“上帝”(21)。不可否认，群众路线在共产党胜利夺取政权、争取国家独立、挽救民族危亡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动员作用，但若依此路径来认识“民主”则难免偏颇。从“五四”时期的“劳工神圣”口号，到抗战期间的“全民动员”、“延安”时期毛泽东号召“做农民的小学生”，再到建国后“根正苗红”的工农血统论、知青“上山下乡”，及至“文革”时期盛行的“造反有理”，就是这种路径变迁的图谱。按照这种民主观，就会演绎出“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知识越多越反动”等口号，这种逻辑使得民主的“超女化”不断升级。
“文革”几乎是大民主实现完全“超女化”的实践表现。其间，的确真正实现了陈独秀主张的“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但带来的是政治秩序的持续动荡：“运动”不断、风波频起，人心惶惶、举国混乱。知识分子被作为“臭老九”打翻在地，底层民众被认为具有天然的神圣地位，但呼风唤雨的却是少数代表人民声音与利益的所谓“志士”。
“文革”中的暴力、恐怖，根源于对绝对平等主义、“超女化”民主主义的追求。如塔尔蒙所分析的，此种民主观强调一切“都放在打破不平等的特权者的力点上”。因而“人民与国家之间的沟通要毫无障碍。不受到任何中间机构监督的国家权力是无限的”。“一切现存在传统、既有的机构和社会的设置都要推倒重来，重新塑造，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们全部的权利与自由，把他们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个国家权力以“公意”的代表自居，“为了创造形成公意的条件，就必须全部消除扭曲地表达公意的要因”，于是高压政治、革命暴力成为理所当然(22)。
“超女式”民主：是民粹而非民主
所谓“民粹主义”主张“诉诸人民，回到人民身上”，这与民主政治有貌合之处。但是，民粹主义忽略民主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宪政主义、法治传统、普遍性恶论，以及对自主参与的正确了解。宪政主义的精髓在于“分权制衡”；民粹领袖则希望凭藉民意集大权于一身，号称如此才能实现人民公意。民主可以化约为主权在民或人民做主，但有着复杂而精致的制度框架，讲求程序正义，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保护少数人的合法利益。民粹则是以人治为主，法律条文只是形同具文，或是可以随时变更，强调多数人优先并绝对正确。民主鼓励公民参与，强调公民从参与沟通中，获得德性完满；民粹领袖则常以简单动人的口号去触动大众最敏感的神经，民粹的激情往往随着政客抛出的议题起舞，摈弃了所有理性思辨的可能。民主不是简单的“多数决”，它不排斥妥协精神，要求“由温和派向激烈派让步”(23)，以此来防范单纯多数原则的弊病——“每一个问题都造成零和结果”(24)；民粹主义则倾向于在多数与全体间划等号，多数可以决定全部。如果说自由主义民主充满了审慎与幽暗意识，民粹主义民主则洋溢着激越与浪漫情怀。
当民众迷信或臣服于“多数即正确”时，民粹主义者将无往不利地扩大权力，直到出现滥用权力的独裁者，诚如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一再阐释的那样：一旦乌合之众成为全民意识的表达者，这种现象将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最后将无法避免由乌合之众所创造出来的仇恨世界。历史不断地为这一论述做着诠释。法国大革命中，当抗暴的群众攻破巴士底狱的那一刻，“自由、平等、博爱”的信念似乎就要在尸体、鲜血与废墟上开花结果。然而，当法国人民还在欢呼胜利时，恐怖统治已悄然而至：政变、暗杀、独裁……再看前文述及的兴起于上世纪20年代的改造代议制浪潮：一些新兴民主国家在20年代“将创制、复决、公民总投票等直接民权措施写入宪法”，但不久即造成政治不稳定，纷纷在30年代放弃了民主政治，“或退回传统的威权政治，或演变为现代形式的极权政治”(25)。一言以蔽之：民粹是异化歪曲了的民主，“拜民”的民粹主义极易导致“集权”。
为“超女式”民主欢呼者的理由简单而明了：它使民众能够直接参与决策、它能够培养国人的“民主”参与意识和能力，或者更直截地说，是因为它象征着“普遍选举权”，它张扬着平民的“草根”价值。这种观念，无疑是在赓续着国人百余年来不断“超女化”的“拜民”倾向。
“超女式”民主忽略了民主仅只是一种“程序性工具”，而非终极的“价值性目标”造成对民主缺乏“防范之心”(26)。若如此，则民主就极可能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追求，那么它“不是实现不了的天堂，就是实现了的地狱”(27)。
于今日之中国而言，发展民主绝非追求简单的“选举式民主”，而要建设“宪政民主”，须“以限制政府权力为手段，以达成保障人民权利为目的”。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须防范民主的继续“超女化”，须警惕“拜民”式的“直接民主”主张，应在“多数决”之外强调共和与协商，在重视“草根”声音的同时尊重精英的理性意见。否则，若依“超女式”民主的路径前行，则随着民主“超女化”程度的加剧，乌托邦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将继续扩大。民粹主义之弊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即已悟出，今天读来仍发人深省：
“这些被政治家叫做诡辩派加以敌视的收取学费的私人教师……只教授众人在集会时所说出的意见，并称之为智慧。这完全像一个饲养野兽的人在饲养过程中了解野兽的习性和要求那样。他了解如何可以同它接近，何时何物能使它变得最为可怕或最为温驯，各种情况下它惯常发出几种什么叫声，什么声音能使它温驯，什么声音能使它发野。这人在不断饲养接触过程中掌握了所有这些知识，把它叫做智慧……他只知道按猛兽的意见使用所有这些名词儿，猛兽所喜欢的，他就称之为善，猛兽所不喜欢的，他就称之为恶。……说真的，你不觉得这样一个人是一个荒谬的教师吗？”(28)
柏拉图所批判的“驯养野兽”与早年罗家伦的“猴子论”，二者何其相似！历史的长河中总跌宕着那么些近乎相同的惊涛骇浪，今人畅谈民主大计之时，决不应忘记历史的教训，“民主之舟”不应被同样的浪头再次打翻。
注释：
①安替：《写给许纪霖教授的公开信——既然您不敢反专制，那就请别逻辑混乱地反超女》（网络评论）。
②③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369、317页。
④(23)(24)［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324、256、260页。
⑤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1页。
⑥从斯巴达和雅典算起，民主虽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至少在头2300年，民主并不是个褒义词。它在西方国家自始就受到质疑，“苏格拉底之死”被作为“多数暴政”的明证，柏拉图对希腊民主十分反感，亚里士多德也曾把这种民主归入衰败的政体形式，康德认为“民主政体……‘必定是暴政’”。到了19世纪，民主才逐渐开始被广泛接受。民主真正获得不可争辩的正面评价，实际上是20世纪以后的事，但即便如此，民主仍被认为须处处加以防范的，于是产生了对民主的多重限定，如代议民主、自由民主、多元民主、宪政民主等等。
⑦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9页。
⑧邓丽兰：《中国知识界对议会政治的认知与民国政制的演变》，《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⑨章炳麟：《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0-311页。
⑩(12)刘伟：《民初知识分子对议会政治的反思与建构》，《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
(11)梁启超：《在中国公学之演说》，《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38-739页。转引自刘伟《民初知识分子对议会政治的反思与建构》，《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
(13)蔡元培：《劳工神圣》，《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19页。
(14)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第521页。
(15)李大钊：《青年与农村》，《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46-149页。
(16)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11页。
(17)李永昌：《觉醒前的狂热——论“公理战胜”和“劳工神圣”两个口号》，《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8)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湘江评论》1919年第1期。
(19)高力克：《李大钊与民粹民主主义》，《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第6期。
(20)(21)转引自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67、269页。
(22)［以］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74-276页。
(25)邓丽兰：《中国知识界对议会政治的认知与民国政制的演变》，《河北学刊》2004年第5期。
(26)(27)冯克利：《尤里西斯的自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5、119页。
(28)［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2-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