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翼[1]2001年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文中研究表明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贸易领域出现许多新现象，特别是60年代以来，工业化国家之间大量的产业内贸易的出现，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说到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再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均认为国际贸易应该大量发生在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国家，这些理论对解释南——北贸易较为有效，但国际贸易的新现象表明，国际贸易可以大量发生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而且进行着基本相同或相似的产品的贸易。这些新现象迫切需要新的国际贸易理论来解释。许多经济学家在解释国际贸易新现象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上（即完全竞争假设）。他们指出，在不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会得出与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不同的结论。他们引入了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外部性等条件，对国际贸易的成因和贸易利益的分配做出了新的理解。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克鲁格曼、兰开斯特和迪克西特等人先后发表了关于存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国际贸易论文，成为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这些研究里，不完全竞争不再被看成例外，而被视为世界经济中大量存在的普遍现象。建立在规模收益和不完全竞争上的新贸易理论，一方面赋予“贸易利益”定理的证明以新的内容，强化了自由贸易优于闭关自守的传统结论。因为除了传统理论所揭示的比较利益外，进行国际贸易还能促进规模经济，使本国的消费者拥有以较低价格对同一商品不同种类的选择机会。另一方面，对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常数规模经济的背离使市场本身运行处于一种“次优”的境地。这种次优的境地并不能保证潜在的收益一定能够实现，所以适当的政策干预或许有可能改进市场的运行，从而使自由贸易政策失去其最优的地位，也为一些情况下的适度干预和保护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支持，出现了所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WP=3>二本文在吸收国内外学者对新贸易理论的研究成果时，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对新贸易理论及其政策结论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以期对我国的外贸发展提供一些思路。本篇文章的逻辑结构是先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情况做一简要回顾，然后重点分析不完全竞争下的新贸易理论及其政策结论，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后，文章还给出了结论和政策建议。从这一逻辑主线出发，文章分为叁大部分。在导论部分，本文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做了一个扼要的回顾。首先，文章简要阐述了从斯密到李嘉图再到赫克歇尔——俄林的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提出无论是绝对成本说、比较成本说还是要素禀赋说，自始至终贯穿这叁个理论的是其基本假设—完全竞争假设。随后，在放松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次要假设的情况下，文章又对新古典贸易理论做了简要的介绍。新古典贸易理论虽将古典贸易理论延伸到多个国家、多个部门和多种要素，但它仍延续了古典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的基本假设，仍以比较利益分析贸易成因和贸易利益，因此在本质上还是沿袭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比较成本学说，还是属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范畴。文章的第二部分分为叁章。第一章重点分析了几个典型的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贸易模型。继导言介绍了传统贸易理论后，本章首先从叁方面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做了较为详尽的总结。第一、二战后的国际贸易新现象对传统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例如里昂惕夫之迷、产业内贸易等。第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在假设条件上有局限性。首先，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完全竞争假设，它们假定商品、劳务和要素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商品的成本等于价格，因此很容易根据两个国家间商品的成本比较，确定自己的比较优势。其次是关于技术因素的假设。传统贸易理论中一个仅次于完全竞争的假设是关于技术的假设。李嘉图假设不存在技术进步，赫克歇尔——俄林也很少注意技术的变化，更没有将之看成一个独立的因素。事实上，技术进步和发明创造贯穿了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全程。另外，<WP=4>传统贸易理论也假设不存在规模经济，不存在报酬递增或递减的现象，这与社会化大生产，尤其是现代化工业生产的实际是不相符的。第叁、传统贸易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局限性。传统贸易理论在分析贸易成因时，主要用供给分析的方法，如对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分析等。事实上，在国际市场上，供给和需求一起决定商品买卖的数量和价格。随后，文章从对传统贸易理论基本假设的放松入手，着重介绍了几个不完全竞争的基本模型。首先将古老的古诺双头垄断模型扩展到两国之间，建立起拥有完全相同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理论模型。该模型表明两个规模大小、偏好模式以及技术水平都相同的国家，在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时，加上运输因素，可以形成相互倾销。但是，只研究单一产品对产业内贸易的解释是不够的。本文又引入新张伯伦模型和霍特林—兰开斯特模型，通过对消费偏好函数和消费补偿函数的分析，说明了水平差异化产品间的贸易问题。最后，本部分提出了纵向差异化产品的问题：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通过产品垂直差异的模型，我们可以将一
郭浩淼[2]2013年在《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路径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与去全球经济更为紧密地融为一体，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大幅增长。当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货物出口第一大国，货物进口第二大国，2012年中国贸易规模达到38668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在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出口结构也不断优化，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比重逐年提高，2012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比重分别为57.56%和29.34%。出口产品结构是一国的生产、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出口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显示了我国整体产业竞争实力的增强。然而相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我国的出口贸易仍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较低水平，同时近年来国内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压力日益显现，资源和环境约束也要求传统的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粗放式的出口增长模式必须转型优化。因此研究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的相关理论和影响因素，科学选择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路径，制定合理的政策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在研究出口产品结构优化路径相关问题过程中，主要采用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总结梳理；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指数和出口相似度指数分析了我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演进趋势。利用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分析了要素禀赋影响出口产品结构的主要路径，并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要素禀赋结构对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在分析了我国要素禀赋结构演进趋势的基础上，研究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应遵循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的合理对策建议。论文研究工作主要分为以下四部分：第一部分包括论文的第1章和第2章，主要完成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回顾和总结，从出口产品结构决定因素、出口产品与经济增长关系、出口产品结构动态演进、比较优势理论对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的适用性研究和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优化的对策研究等方面进行文献综述。另外按照从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等理论框架，对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的相关理论进行总结和梳理。第二部分包括论文的第3章，主要研究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历史演进：对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进行阶段划分；分析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特征及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指数和出口相似度指数对我国出口产品比较优势的演进趋势分别进行了纵向比较和与代表性国家间的横向比较。分析了我国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禀赋的演进趋势，并对比较优势战略对出口贸易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第叁部分包括论文的第4章和第5章，主要完成对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对出口产品结构的作用机理分析，并对我国要素禀赋结构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通过数理分析，要素禀赋结构主要通过资本积累、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和技术进步叁个路径影响出口产品结构。在此基础上整理加工1990年至2010年的数据，选取资本劳动比、人力资本水平、研发投入强度等指标作为自变量，我国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占总出口中的比重作为因变量，采用协整分析得出上述自变量都对出口产品结构优化产生显着影响的结论。第四部分是论文的第6章，分析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应选择的路径，提出促进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主要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鼓励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引导出口贸易的低碳模式转型等方式实现出口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黄伟[3]2006年在《中国装备制造业的贸易保护与市场竞争》文中研究指明一、论文研究问题的目的和意义本论文主要目的是研究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如何实施有效的贸易保护,通过适度的贸易保护和有效的市场竞争,促进我国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发展我国的装备制造业对推进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50多年的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已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和实力,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但是与世界装备制造业强国相比,我国装备制造业还有相当的差距,存在产品技术落后、企业规模小、国际竞争能力弱等问题。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大好的机遇,同时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又使我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纵观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历史,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工业化进程、产业发展与对外贸易及其对外贸易政策都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对外贸易政策是决定产业发展道路与成效的关键因素。英国、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是在贸易保护政策下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新兴的日本、韩国也是在贸易保护政策的支持下快速发展成为世界装备制造强国。大力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目前已得到各界的广泛共识,如何加快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成为政府、企业和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装备制造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发展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有益的建议。但是对发展装备制造业的讨论大多从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国企改革等具体问题角度入手,对他们的观点笔者都是同意的。而另一方面,学术界对贸易政策等问题讨论和研究也是大量的,但他们大都从纯理论的角度来研究政策,与具体产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结合(除汽车产业研究的文献较多)的并不多见或不具体。本文从一个较为宏观
王绍媛[4]2004年在《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服务是经济学中一个争议性比较大的范畴，许多与之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以及实际操作问题迄今尚未完全解决，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服务业与物质生产部门有着某种本质的差别。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本质上的差别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似乎变得越来越模糊。“配第—克拉克定理”从理论上揭示了服务业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以至于有“服务社会”到来的说法。特别是在二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世界经济的重心向服务业倾斜，发展服务贸易对一国经济的贡献日益为各国所认知，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开放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国际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而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强，更凸显了国际服务贸易的作用，使国际服务贸易成为一国服务业以及经济竞争力的重要表现。 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是指一国政府在对外贸易中，通过国内立法和国际协议，逐渐减少政府对服务以及与服务有关的人员、资本、货物、信息等在国家间的流动的行政干预，放松对外贸易管制的过程，其目的是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和获取最佳的经济效益，是政府对服务贸易逐步放松管制的一种状态。从理论上讲，服务贸易自由化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途径之一；然而，服务贸易自由化实际上更有可能创造获利者和受害者。虽然获利者可以补偿受害者损失而改善总体福利，但实现这种补偿的政策往往复杂和具有争议性。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表面上涵盖了所有贸易形式，但发达国家最为关心的是国际服务贸易中增长最快的生产者服务的贸易自由化，如银行、保险、电信、咨询、会计、计算机软件和数据处理等服务领域，这些领域更是关系到一国的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国家竞争力。作为实现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途径之一的多边谈判的结果，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达成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延续，反映了谈判各方经济上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以及法律、文化上的相互渗透，是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法律、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国际服务交易行动的基本准则，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国际经济交往的进行等有着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崔岩[5]2010年在《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主旨出发,以产业组织理论、政治经济学为工具,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进行分析:一方面,从主流国际贸易分析视角出发,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划分为“利润转移”与“外部经济”两个分支;另一方面,从行为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假定出发,将战略性贸易政策解释为不同利益集团博弈所达到的均衡。在对理论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文章对美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生及发展、总体特征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分别以国家、产业、企业为视角对其经济绩效进行分析,从而总结出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在充分吸取美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验及对我国启示的基础上,本文对我国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从产业结构、经济体制两方面分析了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础条件,并结合我国的情况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郜艳丽[6]2005年在《中国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若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后国际贸易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而传统贸易理论无法对这些新情况做出合理的解释。在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反思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新贸易理论。20世纪80年代,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在美国出现了一种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前提,以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为研究工具的战略贸易政策理论。该理论的出现动摇了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自由贸易政策的最优性,证明了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提出适当运用关税、补贴等战略贸易措施,将有助于提高一国贸易实力的主张,因而对于指导一国贸易政策的制定较之传统贸易理论更具有现实依据。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实施战略贸易政策是现实的必然选择,因此对中国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相关问题进行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本文首先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并阐述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进而引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战略贸易政策理论。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战略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和产生原因,同时从定量的角度对战略贸易政策的基本模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出口关税的博弈模型。文章重点分析了中国实施这一政策的相关问题。WTO下的贸易保护使得中国具有实施该政策的空间,入世后所面临的贸易局面,是中国实施该政策的重要因素。中国实施战略贸易政策必然要受到实施条件的限制,因此本文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实施该政策的不利条件与有利条件。虽然在市场机制和行业结构上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影响这一政策的实施效果,但从整体上来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结构将继续优化,战略贸易政策在中国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中国应充分运用关税政策及其它政策工具,结合宏观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充分发挥战略贸易政策的作用。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综合运用管理学、经济学的知识,运用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对战略贸易政策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借助博弈论中的古诺模型和斯坦科尔伯格模型,建立起包括出口补贴和配额限制在内的叁国多边的贸易体系动态关税博弈模型,分别得出不同贸易状况下的最优关税解,希望能对我国制定对外贸易关税政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最后,对中国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条件及对策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化的分析。
李玮[7]2010年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我国钢铁行业的适用性分析》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正在不断探索深化贸易改革,提高市场开放程度,以适应WTO规则的要求。但是,我国在推进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应该明确一点,那就是贸易自由化不等于完全的自由贸易。在当今世界,绝对的自由贸易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都是其国内经济政策的延伸。因此,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时都是以本国而不是以全世界的福利为根本的,其贸易政策的选择必然会受到其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需要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在WTO成员国中,即使是发达国家,对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或国际竞争力下降的产业也会采取一定的贸易保护措施,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必然会使一些产业的发展受到其他国家的强烈冲击。因此,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促进本国产业的平稳发展,不可避免的要借助某些贸易干预政策。本文就是从这一个基点出发,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我国自加入WTO以来,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上的一系列举措都实现了中国入世时的承诺,但我们也应该清楚的看到,我国部分行业无论在技术水平和市场规模等方面均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还无法直接参与国际竞争。本文主要深入研究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内容、适用条件以及我国钢铁行业的发展现状,并提出了在我国钢铁行业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问题。通过实证分析,说明我国钢铁行业已经基本具备了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条件,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转型国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等隐含条件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会有一定的限制。因此,需要通过对策加以调整,以实现战略性贸易政策给国家带来的经济利益。
施丹[8]2007年在《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不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迫跟进,大多数国家的金融服务贸易已经纳入到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之中,开始了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在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水平相差甚远的条件下,这一事实对于建立高效而稳健的金融体系、促进本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并最终推动本国经济增长具有怎样的影响,这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从目前的金融发展水平来看,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服务贸易中具有绝对优势,但是除了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家一直在积极倡导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之外,并不是所有发达国家都主动采取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政策,而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中的新加坡、泰国、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等却在并不具备很强竞争优势的条件下积极推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政策,但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出于各种压力,不得不参与到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来的。由此可见,尽管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经济效应的表现是多样化的,但是各国并非仅仅为了贸易的利益,而更多的是出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利益而开放其国内金融服务市场的,这是因为金融服务业作为一个与经济其他各部门联系甚广的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不可替代的经济功能,因此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最根本的经济效应应体现为其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而这一作用又是经由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于金融体系效率和稳定性的影响,即对于金融发展的影响而传导的,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这一传导过程并不是在所有条件下都能充分发挥作用,还需要政府采取适当的保障措施才能实现。基于这样的分析逻辑,本文以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实施为背景,以金融服务的经济功能为出发点,以金融体系的效率和稳定为主线,分析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对金融体系的发展,并通过金融体系的发展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及其实现机制和保障条件。本文的分析思路是:在明确金融服务贸易概念、金融服务产业功能和性质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分析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历史必然性,为分析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提供一个现实的背景;然后按照先直接效应后最终效应的顺序,依次分析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体系效率、金融体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再根据市场失灵理论,从提高效率和维护稳定的角度分析了实现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经济效应的保障措施。全文共分为叁个部分,七章内容。第一部分是全文的基础,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是全文的导论。本章说明论文的选题背景,归纳和总结相关研究的贡献与不足,说明本文的分析视角,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本文的思考逻辑,最后列出全文的内容安排、主要创新与可能的缺陷等;第二章,是全文研究的出发点。主要说明什么是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为什么要实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问题。本章界定了金融服务涵盖的范围,并在对金融服务经济功能分析的基础上,说明金融服务的特征和性质,为金融服务经济效应分析提供了基本前提;从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两个方面分析说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金融发展和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比较优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对金融服务贸易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有助于我们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分析影响金融服务业发展的各项因素,伴随着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不断增加的全球经济发展,在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提出现实要求的同时也为实现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提供了实现条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各国经济发展和各国政府权衡利弊政策选择的必然结果。本章最后从现实状况和政策选择两个方面衡量了各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现状,并对照分析了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情况。第二部分是全文分析的主体内容。在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开放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就需要回答“金融服务贸易究竟能带来什么”的问题,即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包括第叁章到第五章。如果说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是每一个国家都无法回避的必然选择,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说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利弊所在,为选择恰当的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策略奠定基础,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表现在多个方面,每个方面的影响又有交叉和重迭。不过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最终目标出发,有助于我们厘清分析思路,按照直接效应和最终效应的顺序清晰地分析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直接效应是指它对金融体系的直接影响,包括对金融体系效率和金融体系稳定两个方面的影响,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最终效应是指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叁章,分析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这是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直接效应之一。本章首先从金融体系的功能出发,明确界定金融体系效率是指金融体系运行效和资源配置效率,进而说明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对各国金融体系效率的状况进行了衡量,为进一步分析金融服务贸易对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提出了分析动机;接着依次从金融体系运行的竞争环境、运行效率和资本配置效率几个方面分析了金融服务贸易对金融体系效率的影响。结论是:总体上来看,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通过改善金融服务的市场竞争环境,能够提高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但是这一作用的强弱要受到本国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力、经济发展水平及法律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第四章,分析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这是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直接效应之二。伴随着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而来的金融危机显示出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一般商品或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巨大区别,因此分析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并判别这种影响的性质,是分析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经济效应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本章在界定了金融稳定的概念并分析了金融稳定的性质之后,说明金融体系固有的脆弱性是金融不稳定的决定因素,最后从国际资本流动、外资银行准入以及金融监管叁个方面分析了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影响的性质。结论是:说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不是金融危机的决定因素,它既有可能改善也有可能加剧一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在一国金融体系发展水平较低、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制度不够完善的条件下,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往往成为金融危机的“催化剂”。第五章,分析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最终效应。本章首先通过建立一个基于金融服务市场开放、金融服务市场竞争程度、金融服务企业的经营业绩与经济增长业绩之间因果链条关系的模型,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增长效应提出理论依据;然后从金融体系的经济功能出发,具体分析了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再以实证数据说明经济现实中存在的金融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双重影响,从而说明在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提高了本国金融体系的效率并强化了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的理想化状态下,金融服务贸易对经济增长存在着确定的推动作用。本章结论是:在理想化的条件下,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通常经由金融发展渠道、产业渠道、直接投资渠道和国际贸易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第叁部分是第二部分的扩展。关于金融服务贸易“是什么”、“为什么”和“带来了什么”的问题明确了之后,得到的结论是,只有在理想的条件下,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因此这一部分要回答的是“怎么样”才能保障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得以实现的问题,包括第六章和第七章。第六章,分析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保障条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政府的作用是备受争议的,本章首先根据市场失灵理论,从不完全竞争、外部效应及市场缺失等方面对金融体系运行中的市场不完全性进行了分析,为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对于大多数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政府往往陷入金融体系效率与金融体系稳定难以两全的困境之中,而金融体系稳健而高效的运行既是金融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金融发展的外在表现,因而也是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经济效应充分发挥的必要保障,所以本章从提高金融效率和强化金融体系稳定的角度分别分析了政府干预金融服务市场维护金融稳定的政策选择。结论是:在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越位”的政府政策和“缺位”的政府政策都是不可取的,政府应从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出发,以效率和稳定的双重实现为核心,采取适当的政策保障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经济效应的实现。第七章,为全文的结论。
马述忠[9]2003年在《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是生命科学飞速发展的世纪，尤其是最后20年。目前，国际上许多国家已经将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新材料技术作为叁大重中之重技术。方兴未艾而指向扑朔迷离的生物技术，正呼唤着芸芸众生的目光，期待着科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家的关注。本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着手进行研究的，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引言，包括研究的背景、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及其简要评述、研究的方法和分析的逻辑框架、本文的创新和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等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对生物经济背景下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政府管理及战略、政策和规则问题进行研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可以更为有效地促进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可以更为有效地保护我国消费者的利益；可以更为有效地解决威胁人类生存的粮食安全问题；可以更为有效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更为有效地促进全球经济福利的增加；可以更为有效地参与世贸组织新一轮贸易规则的谈判。目前，国内外就WTO框架下的国际贸易论国际贸易的研究比较多，而从生物技术角度切入，系统地研究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政府管理的比较少，基本上可以说是空白。笔者认为，与本文有关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生物技术及其引发的生物经济的研究上；对全球化与生物技术带来的风险和机遇的研究上；对生物技术投资政策及其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上；对转基因农产品安全性及其管理的研究上；对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其游戏规则的研究上。 第二章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的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包括政府及其职能、国际贸易与政府管理思想的理论综述、不对称信息和不确定性决策与转基因农产品的政府管理等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有关生物技术和转基因农产品的政府管理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不对称信息、不确定性决策下的政府管理问题。为此，笔者根据转基因农产品的特点，在阐述不对称信息、不确定性决策内涵的基础上，从分析信息需求与信息供给缺口、政策调整压力入手，论述了“平衡法则”动力假设的主要内容，较为全面地表述了农业生物技术管理中的信息需求问题。可以看出，为了更好地规避生物技术创新诱发的不对称信息和不确定性，在生物技术和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问题上，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建立适当的管理机制和政策调整框架，不失为解决生物技术和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问题的一个切实可行的好办法。 第叁章国际社会对转基因农产品的管理与贸易制度创新，包括国际社会对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管理、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方面的内容。笔者把全球范围内与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相关的管理机构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单目标为基准，如科学和健康，包括国际兽疫防治局、《国际植物保护公约》和药物营养委员会；另一类以多目标为基准，如增进国际贸易、促进环境保护以及调节各种社会和政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一一战略选择、政策设计与规则构建治目标，等等，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种地区动议权和《生物安全议定书》，指出有关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游戏规则的创新和修订是需要拥有最高智慧的人来操作的。笔者认为，设计、完善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制度框架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形成明确的管理目标;寻求机构的不同优势;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的判例法规则;建立以产业为基础的管理模型;解决争端的双边谈判。然后，笔者概述了各国(地区)生物技术创新的状况与管理策略以及转基因农产品的商业化系统模型，阐述了生物安全立法的范围，分析了各国(包括我国在内)对农业生物技术和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立法管理的背景和现实状况。 第四章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的影响因素分析，包括转基因农产品的经济效益测评和国际贸易估算、生产者(公司和农户)行为对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的影响、消费者行为对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的影响、影响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的因素综述等方面的内容。为了有效地规避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可能产生的社会成本和资源的浪费，笔者在选择、设计和构建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战略、政策和规则前，考察了各种客观存在的影响因素。笔者认为，分析影响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的各种客观因素，绝不能忽视对转基因农产品生产的经济效益和对外贸易的现实状况的考察，它们既是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政府管理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因素，同时，又构成了其他影响因素分析的出发点和必要前提;生产者行为既是认识农业经济问题的必要方面，更是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政策选择的关键因素，其在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中始终居于相当重要的位置，对生产者行为进行分析，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提供解决问题的彻底的方式，但是，却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行为集中地表现为购买行为及其制约机制，深入探讨消费者行为，对于揭示消费
顾磊[10]2010年在《国际产品内贸易的模式、效应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际产品内分工是一种以产品的生产工序为分工依据,分散在不同空间的复杂化国际生产网络。它使贸易对象从产业和产品层面深入到工序层面,特定产品的生产过程被拆分为不同的生产价值链环节,安排到具有不同要素禀赋条件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国际贸易的性质、规模、利益分配,以及国家之间的发展竞争模式,都因此发生了重要改变。作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之下国际生产网络和产品内分工的主要推动者,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活动使得产品内贸易主要表现为内部化FDI和外包两种生产组织形态。内部化和外包的核心内涵都在于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工序或区段被人为地在地理空间上进行分割之后,扩散到不同的国家进行,其实质是生产布局的国际区位选择,因此都属于产品内贸易的理论范畴,二者在产生动因和经济效应等方面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而产品内贸易模式的最终选择是各种供给和需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究竟孰轻孰重要视跨国公司的总体战略发展目的以及在各子目标间的均衡状态而定。首先,跨国公司垂直FDI的必然结果是生产的内部化和随之而来的贸易内部化,一方面生产内部化本身就意味着建立在垂直一体化基础上的生产工序间国际分工的存在；另一方面,不同的产品内分工对象对应着不同性质和程度的内部化收益与成本。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内部市场的方式开展公司内贸易,可以在利用行政权威协调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同时,保护自身特有的垄断优势,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对企业经营效率和经济利益的不利影响。第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国际贸易活动的重新兴起,很大程度上又是与国际外包这一国际贸易方式的繁荣密不可分,外包的内容从实体性制造外包向非实体性服务外包的转移和升级,不仅进一步加深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程度,而且更有利于其实现在产品价值链环节上的攀升,从而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之路。按照对垂直专业化组织模式的划分,研究产品内贸易的经济效果可以分别从垂直一体化效应和垂直非一体化效应,即FDI效应和外包效应两个方面进行说明。FDI主要考察其对经济增长、贸易总量、收入就业和技术外溢等领域的影响,而关于国际外包效应的研究则可以分为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两大领域,主要涉及到生产效率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等方面的内容。具体的研究方法有理论定性分析和实证定量分析两类。特别地,虽然传统的贸易理论预示着国际服务外包有利于贸易双方整体福利的提高,但发达国家依旧在平均生活标准、国内就业和工作替代、收入分配以及国家安全与消费者隐私等方面严重质疑服务外包的可靠性。单从提高粮食价格、减免农业税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深化户籍改革等制度层面考虑无法解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客观事实。在对国际产品内贸易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之中,国际外包的经济效应可以分解为产出效应和成本效应,收入差距与加工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加工贸易出口与进口对城乡收入比率的影响是反方向的：加工贸易出口虽然对缩小收入差距有正面影响,但作用不显着；而加工贸易进口率每增长10%,城乡收入差距就会扩大约0.7%。这充分证明中国的比较优势现状与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着矛盾,在现有城乡人力资本结构之下,产业贸易结构的升级必然导致城乡差距的扩大,缩小城乡人力资本水平的差异应该成为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长远着力点。发展服务外包,特别是主动性的服务发包,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服务外包竞争和提高产品内分工地位的有效战略。服务发包一方面可以提高经济整体的福利,另一方面还能够缓解制造外包情况下劳动力相对收入下降的情况,从而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此外,维护和更新通讯技术和交通运输网络等领域的固定成本,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国内不同生产要素的收益水平和国家的整体福利。最后,理论和经验事实都以毋庸置疑的说服力证明了世界范围内贸易壁垒的普遍削减是实现产品内分工贸易的基本前提,自由贸易是所有国家根据自身比较优势融入全球化大生产的必由之路,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贸易政策的必然导向。以政府和企业共谋为显着特征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由于存在着“选不准”特征、非正和博弈以及“马太效应”等叁方面的缺陷,发展中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对其应该持客观和谨慎的态度。在产品内贸易发展战略的选取上,发展中国家应该坚持自由贸易的政策基调、比较优势的竞争原则、提高国内采购率的实现途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核心举措和高科技服务业的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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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及政府管理[D]. 马述忠. 浙江大学. 2003
[10]. 国际产品内贸易的模式、效应与政策研究[D]. 顾磊. 南开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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