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服务生产率增长缓慢理论解释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生产率论文,缓慢论文,国外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生产率问题一直是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早期，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对农业、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生产率的研究，而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的不断增大才引起国外学者的重视。特别是进入70年代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生产率增长十分缓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众多的经济学家。OECD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18个OECD成员国全要素生产率从1961～1973年的3.25％下降到了1974～1992年的1.09％，而劳动生产率则从1961～1973年的平均4.41％下降到了1974～1992年的1.81％。[1] 据Hornstein和Krussell（1996）测算，1954～1973年美国经济总量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年均1.3％，1979～1993年则下降到了0.7％，几乎下降了一半。学者们试图从理论上对这一经济现象做出解释，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服务业生产率的热潮。在众说纷纭的解释中，“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是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可。于是，他们便把研究注意力转向了对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的理论解释。
随着相关研究的逐渐深入，大量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梳理这些研究成果，笔者发现国外学者对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的理论解释逐渐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以格里利兹（Griliches）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主要是统计学家）认为，由于服务部门的“不可测度性”，服务业的产出与生产率核算存在误差，无论是美国经济分析局还是劳工统计局的统计方法均大大低估了服务业的产出和生产率增幅；而以富克斯（Fuchs）和鲍莫尔（Baumol）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是由服务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并非是计量误差导致了该行业生产率增长缓慢，其实服务产出被“低估”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本文以这两大流派的理论解释为主线，系统介绍和阐述了国外学者关于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理论解释的研究现状及其争议的焦点问题。
二、基于计量误差的解释
现行的产出计量方法存在严重低估服务产出和服务生产率的问题。现行的统计体系是在以实物（物质）生产为主体的经济上构建起来的，它适用于实物产出的计量，而难以准确测量服务的真实产出。随着服务业占美国经济的比重日益增大，对服务产出和服务生产率低估的程度也就越来越严重，进而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缓慢。[2] 正如格里利兹本人所言，“二战刚结束不久，测量问题还不是那么糟糕，整个经济的大半部分都是可以测量的。然而，到了1990年，经济中可测量的部分下降到了1/3，测量问题真正开始变得糟糕起来……我们解释发生在经济总量中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能力在下降，大部分服务业中的技术变化难倒了我们的现行统计制度……其后果就是众所周知的‘计算机悖论’。”[3]
格里利兹的主要论据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服务业固定资本投入增长最快，尤其是计算机业和其他相关行业。固定资本投资的增长意味着服务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速度在加快，因此服务业生产率理应得到提高。然而，按照传统方法计算的服务业生产率增幅在这个时期里不升反降，服务业的产出增长也十分缓慢。Triplett（1999）考察了美国90年代计算机投资最多的五个部门（全是服务部门，它们分别是金融服务业、保险服务业、批发服务业、经营服务业和通信服务业）在1974～1996年期间的生产率增长状况。结果显示，除了批发和通信服务业在此期间生产率出现了小幅增长以外，其余三个服务行业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尤以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最为显著。[4] 针对这种反常现象，美国经济学家索罗（Solow,1987）提出了著名的“计算机悖论”（computer paradox）。该悖论被高顿（Gordon,1988）称之为“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尽管格里利兹没有对技术进步背景下的工业生产率和服务业生产率变化进行比较分析，但这个“悖论”至少说明现行国民经济计量方法没能体现服务业资本更新所引发的技术进步。
格里利兹的观点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支持。McGuckin和Stiroh（1998）曾对13个密集应用计算机的部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90年代的各个年份，由计量误差导致的非制造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被低估的程度高达0.5％以上，而据丹尼森（Denison,1985）此前的估计更是高达1.5％。[5] 范·比玛和格林沃德（van Biema and Greenwald,1997）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指出，服务业生产率增幅远远小于制造业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生产率测度方法存在问题。运用传统的生产率测度方法测得的结果表明，1958～1996年美国服务业生产率一直呈下降趋势，而实际上，服务业的实际生产率是增长的。[6] 美国经济分析局在1999年10月采用了一种根据银行业交易活动来测度银行业产出的新方法，结果表明银行业人均工时生产率增幅十分可观；而用传统的制造业生产率测度方法测得的结果显示，银行业劳动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由此可见，传统的产出计量方法并不适合服务业，特别是对服务业中的某些部门来说更是如此。许多利用高新技术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产出可能并未得到充分测度，这可能有助于解释许多高新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生产率极低的原因。如果官方数据低估了对技术资产的实际投资和运用这些资产生产的产品的话，那么美国经济业绩低估的影响会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只有统计机构顺应技术发展的要求，改进数据统计方法，这一模糊的景象才会变得日益清晰。[7]
肯德里克（Kendrick,1985）强调指出了服务产出难以计量对测度服务生产率的影响。服务产出难以计量这是由服务业本身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首先，与实物产品不同，服务产品① 具有无形性、不可分割性的特点；其次，服务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产出也是一种运动形态的使用价值，很难分解为“单位”服务；再者，服务业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行业，涵盖面广，服务产品千差万别。服务的这些特性致使现实中很难找到合适的计量服务产出的单位，因而对大多数服务而言缺乏计量基础。[8] 例如，想要计量保险业的产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它的产出和产品的概念有着很大的差别。保险产品是指保险代理和经纪人出售的保险单，而产出则是保险公司保费投资所获得的收益与赔偿金支付额之间的差额。再加上风险的不确定性，人们很难对保险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精确的测算。又如医疗服务产出是按照每日接诊的病人数量、被治愈的病人数量、医生的工作量还是病床的数量来计算，这实在是一个大伤脑筋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服务业才被著名统计学家格里利兹称为“不可测度的部门”。
薛武德（Sherwood,1994）则具体罗列了在计量服务产出时通常会遇到的四种实际困难。[9] 首先，难以分解复杂的服务包的组成成分。对于许多服务来说，交易单位往往包括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系列服务，因而可将这种服务称为“服务包”。“服务包”的生产通常是联合或相互依赖的，包中的各种成分都有自己的特征，通常我们很难把系列服务中的单个成分区分开来。例如，客户开立一个支票账户，银行会提供许多不同的服务，妥善保管资金、记账、做好票付工作（如支付账单），这都是同时提供的系列服务，很难把它们割裂开来。由于服务包的单一价格不能清晰反映其中各组成部分的价格，因此要明确界定系列服务产品的价格几乎不太可能。以零售业为例，当顾客进入超市购买商品时，商品的标价不但包括产品的成本，而且还包含超市为顾客提供各种服务的费用总和，如商品的采购、运输、展示费用，提供商品信息的费用，为顾客包装、送货的费用，等等。而这些费用却很难分开标明，有时也没有分开标明的必要，消费者只需支付单一的商品价格——包含超市提供各种服务的价格总和。
其次，难以确定产出的表现形式。由于服务产品的特性，服务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当一项服务完成以后通常看不到服务痕迹，也看不到产出。此外，某些服务行业没有明确的方法和充分的数据可供描述其服务产出或功能，因此，确定测定项目的类型和测定方法就成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于是，研究者在计量时，只能通过各种假设来界定服务产出，其结果是实际上用结果衡量法取代了交易衡量法。以银行产出为例，银行活期存款量有时被当作银行产出（包括为顾客保管资金、记账、托收承付等）的一部分，有时又被当作银行投入的一部分，因为这是银行资金的来源。
再者，难以计量消费者在服务产品生产中的作用。服务产品生产具有生产和消费同时性、消费者参与性以及不可储存等特性，这些特性决定了消费者不仅提供了部分服务产出，而且还可通过影响需求的时空分布来间接影响服务的产出效率。简言之，消费者的活动可视为一种投入，即一项服务发生时消费者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参与。正是服务消费同时又作为一种投入参与服务生产过程这个特点，加大了服务产出测量的难度，并为服务生产率的测定设置了诸多障碍。具体表现为：第一，在某些服务中，消费者为服务生产提供了劳动。这样就难以区分消费者对服务产出的作用和服务提供者对服务产出的作用。第二，服务产出也取决于服务对象的数量和质量。比如，一个交响乐团在一个空无一人的音乐厅里演奏，由于没有观众，他们的演出是徒劳的，没有任何产出可言。再如教育服务，如果老师教的是一些智力平平的学生，那么老师无论怎样努力、敬业，学生终究难有突出表现，而老师也因此没有什么产出。第三，服务需求往往波动较大，而且难以预计，但是服务供给方还是要“严阵以待”，有求必应。例如，零售店并不是一天24小时都生意火暴，就算在一天最冷清的时段还是要开门迎客，店里设备照常运转，员工也不能随意离开岗位。在非生产时段，设备的运转和职工的参与自然要计入商店的产出，因为他们的存在是为了顾客的方便。如果不承认时间和设备空置的必要性，就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和决策。能否设想，一个消防队的生产率测定是按扑灭大火的次数来计算。如果那样的话，如何进行消防队的预算和人员配备呢？
最后，难以认定服务的品质。大多数服务具有无形性和非标准性的特点，因而加大了测定服务品质的难度。而对于实物产品品质的认定，并不存在此类问题。例如，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是通过律师花费在某个案件上的时间来计算的。然而，这种服务的结果，即能否胜诉，是靠律师渊博的学识和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来决定的，而不是花费在有关案件上的时间。有些服务的品质是很难通过消费者的判断来鉴定的，因为他们并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还有些服务的产出品质与消费者及其行为有关。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就算有一个非常称职的老师，如果学生课前不认真预习，上课不专心听讲，课后又不积极完成作业的话，那么他们也学不到什么知识。
薛武德总结认为，正是由于服务产出难以量化，服务产出变化容易被低估，因此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计算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总低于实际水平。
Thijs Ten Raa和Ronald Schettkat（2001）指出，简单地认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这是不适当的。在实证检验过程中，应当慎重考虑指标选择问题。他们建议在计算生产率时，不能简单使用人均产出的概念，而应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此外，还应该使用总量来衡量服务业的产出份额，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反映服务产品需求从最终需求向中间需求的转变。
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忽略服务产品的质量问题是服务业产出被低估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质量问题导致国民生产总值低估的问题也存在于商品产值计量方面，但许多服务理论家认为，服务业这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因为计算机和网络在服务业的广泛应用明显促进了服务质量的大幅提高，但服务质量的提高并不一定能及时反映在价格中而能够进行统计调整，从而导致传统统计方法对于服务质量改进不敏感，进而就有可能导致服务产出和生产率被低估，尤其是在用投入来直接计算产出的服务部门更是如此。例如，Lichtenberg等（1996）指出，由于大量使用计算机技术，零售业现在能够比以前更好地控制存货，提供更多品种的商品并降低缺货几率，使顾客享受到更好的服务。但是，这种服务质量的改善很难计入服务产出，从而导致服务业生产率增幅被低估。[10] Humphrey（1992）考察了使用自动柜员机（ATM）对银行成本和收益的影响，发现ATM可以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在ATM上进行每笔交易的费用是银行出纳员交易的一半；而且，ATM又能提高使用便利性，从而增加消费者剩余。但由于ATM提供的服务是不收费的（在我国，ATM提供的绝大部分服务同样是不收费的），因此这些服务的质量改进和效率提高不能在产出中得到反映。[11] Steven Landefeld和Barbara M.Fraumeni（2001）认为，价格指数也不能反映新产品或新服务的面市。对于实物产品，新经济的效率可以估计；但对于服务产品，由于缺乏适当的价格指数，测度新技术增加的产出和提高的生产率变得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
再以工人炼钢和医生看病为例。以实际生产率计算，过去一个钢铁工人每小时能生产一吨钢，现在则能生产两吨钢，而且钢的质量也在提高。即使不考虑质量问题，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钢铁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了一倍。而一个医生过去每小时能看五个病人，现在他可能还是只能看五个病人，显然，医生的生产率没有提高。然而，倘若医生的治愈率由过去的50％上升到了现在的90％，尽管现在医生每小时仍只能看五个病人，但他治疗的“质量”显然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那么，为什么不把这种“质量”的提高计入医生的服务产出呢？很显然，忽略服务产品的质量问题会导致服务产出在一定程度上被低估。不过，鲍莫尔（1985）曾批评过类似的观点，他指出：“诚然，不同时期两场音乐会的质量有别，1920年的单位教育服务肯定也不同于1980年的单位教育服务，但1920年的手表和汽车同样不同于1985年的手表和汽车。”[12] 他认为质量问题对产出计量的影响在所有经济部门都存在，商品也存在质量问题，但在计算商品的产出时是不计质量的，那么为何对服务就要计算质量呢？更何况由质量问题导致的产出计量问题也并非特别严重。
三、基于服务产品性质的解释
以富克斯和鲍莫尔为首的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低是由服务业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而并不像格里利兹等人所言，是由服务业产出被低估所致。
美国经济学家富克斯（1968、1969）较早就对服务业生产率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其《服务经济学》一书中，富克斯以美国为例，分析了服务业就业人数增长状况及其原因。美国服务部门的就业人数占全美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已从1929年的约40％增长到了55％；仅从1947年到1965年，美国服务部门的就业人数就增加了1300万，工业部门只增加了400万，而农业部门还减少了300万。针对二战以后美国服务部门就业比重急剧上升这一社会现象，富克斯首先假设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服务最终需求增长；第二，服务中间需求增长；第三，服务业人均产值增长较慢，也就是服务业生产率相对较低。经过实证分析，富克斯发现1929～1965年间美国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的收入弹性差别远不足以解释服务业就业的增长，而服务业人均产出增长缓慢则更具说服力，即第三个假设原因才是主要的。[13] 不过，富克斯将当时生产率进步最快的生产者服务业——交通、通信业划出了服务业的研究范围，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对服务业的狭义界定进一步凸显了服务业生产率低增长的特点。
对于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这一事实，富克斯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解释②：（1）受服务需求易波动的影响，实际投入到服务业的工作时间要比工业少，也就是服务业的人均工作时间减少快于工业。富克斯指出，若按人均工时产值计算生产率，服务业与工业的差距会小很多。（2）工业的劳动力素质提高快于服务业，或者说，服务业的人力资本增长较慢。（3）由于多数服务产品的劳动密集度高于工业产品，因而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人均实物资本也处于比服务业更有利的地位，即工业的资本密集度上升较快。（4）大多数服务的定制化程度较高，因此它们的生产难以利用先进技术，于是服务业的技术变革速度、规模经济水平均落后于工业。也就是说，工业的技术进步要明显快于服务业，工业比服务业具有更大的规模经济。显然，富克斯以上四方面的解释有三个方面与服务业本身的性质有关。
不仅如此，富克斯还对美国1929～1965年间的三大产业部门及主要行业生产率的变化率进行了详细考察。[13] 结果显示：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部门，无论是以劳动力投入还是生产要素总投入的单位产值衡量，服务部门生产率的变化率都是最低的，而且都为负数；在其考察的几个主要服务行业中，生产率的变化率几乎全部为负值。
鲍莫尔（1967、1985和1989）对服务业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他认为并非所有的服务业生产率都很低。有些服务业如交通、通信业的生产率很高，增长也很快，几乎接近制造业的水平。通常这类服务行业不需要顾客的直接参与，而且有可能用资本来代替劳动力，因此其中的某些服务行业还可以实现自动化。电信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约在50年前，绝大部分的电话接线工作是靠接线员手工操作来完成的，而如今的电话接线都通过自动交换机来完成。电信业的生产率增长是十分显著的。通话技术从无线传输、微波传输、同轴电缆传输发展到卫星传输，其成本正在逐年下降。另一些服务行业则就如马歇尔所指出的那样，生产率几乎保持不变，如教育服务业、医疗服务业、法律服务业、旅馆业和社会服务业等。因此，笼统地认为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是不正确的，由此下结论断言服务业产出计量存在问题也是不合适的。其次，鲍莫尔指出，服务业中的许多“停滞性个人服务”（stagnant personal services）是导致服务业生产率低增长的主要原因。这类服务本身就是劳动过程，要求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消费者直接接触，因此劳动力节约型生产率增长方式对这类服务几乎没有意义。而且，这类服务作为交易品就是人的劳动过程，无法像商品生产那样通过生产过程的标准化和机械化来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因此无法实现规模经济。鲍莫尔所举的这类服务业的“经典例子”就是“莫扎特四重奏”，也就是现场演奏，它需要的演奏人员和演奏时间与200年前毫无二致，在确保演出质量的前提下，任何旨在提高生产率的举措都是徒劳的，不可能导致投入需求的变化。[14]
为了进一步验证其结论，鲍莫尔以当时美国城市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即“成本病”问题）作为考察对象，提出了一个两部门非均衡增长的宏观经济模型，并对制造部门和服务部门的生产率进行了比较分析。[14] 在该模型中，鲍莫尔将整个经济分为技术进步部门（progressive sector）和技术停滞部门（stagnant sector）。在进步部门中，创新、积累和规模经济推动单位资本产出不断增长，劳动力只是重要的投入要素之一，资本和技术能大幅度提高生产率，这在制造业中表现尤为突出；而在停滞部门里，劳动生产率固定不变，并导致单位资本产出增长主要来自于生产过程本身，资本和技术没有发挥作用的空间，这以服务业为代表。鲍莫尔解释说，服务部门的生产率增幅微乎其微，而它们的工资水平往往与其他部门等幅增长。随着服务部门占经济比重的上升，整体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将越来越慢。假设技术停滞部门（服务业）的产品需求没有价格弹性，而是随着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长，结果会导致从业人员不断从技术进步部门向技术停滞部门转移，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的进一步下降。
鲍莫尔的两部门非均衡增长模型自提出以来不断引发争议。批评者认为，鲍莫尔忽视了服务业内部组成部门的异质性，将所有服务部门统称为技术停滞部门未免太武断，因为有许多服务业（如交通、通信业）有着比制造业还要高的生产率增幅。对此，鲍莫尔及其助手Blackman和Wolff（1985，1989）对他的理论进行了修正，除了两个典型部门（技术进步和停滞），又增加了第三个部门——“渐进停滞部门”（asymptotic stagnant sector）。[15] 所谓渐进停滞部门是指兼具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双重特征的部门，最典型的例子是计算机数据处理服务。这种服务需要两种主要的投入：计算机硬件和软件。计算机硬件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生产率提高非常迅速，而软件开发则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活动，技术进步缓慢。根据修改后的非均衡模型以及实证分析，鲍莫尔等认为生产率的不均衡增长表现为：进步部门的生产率增长较快；停滞部门生产率增长缓慢甚至停止；而渐进停滞部门的生产率开始增长较快，但随后就停滞。如果在实际产出方面要求这三个部门保持均衡增长，那么劳动力必将逐渐转移到停滞部门和渐进停滞部门的停滞成分中，它们占产品总成本的比重也将不断上升。
鲍莫尔认为，造成服务业和制造业生产率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的不同作用。[12] 在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只是生产最终产品的工具。例如，消费者在购买冰箱、彩电时，并不知道同时也不会在意冰箱、彩电在生产过程中到底使用了多少劳动力。只要冰箱、彩电的质量和价格不受影响，消费者不会反对某种技术创新使凝结其中的劳动力减少10％。于是，随着技术的变迁，许多制造业产品生产所需的劳动力投入越来越少，同时还伴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
就许多服务产品而言，产品本身直接通过劳动来体现，劳动力投入的多少是判断产品质量好坏的直接标准。以医生给病人看病为例，平均每个病人享受到的诊断时间乃是评判看病质量的重要指标，医生花在病人身上的诊断时间越长，病人享受到的服务质量就越高，医生的劳动力投入就越多，而医生的服务生产率当然就越低。再以教育为例，平均每个学生享受到的老师的辅导时间乃是评判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尽管现在出现了各种辅助教育设备，如闭路电视、网络等，但班级的规模始终无法迅速扩张。为论证服务部门技术停滞的特征，鲍莫尔还举了一个更加极端的例子：现场表演。半小时的五重奏现场表演总共需要2.5小时的工作量，因此无论演奏者怎么努力，要想在不改变音乐会效果的前提下提高生产率，总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鲍莫尔的观点。Edward N.Wolff（1999）对美国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1958～1987年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详细比较，[16] 结果显示：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制造业部门都比服务业部门高，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率甚至比整体经济的增长率还要低；在服务业内部，也并非是所有行业的生产率都很低，如交通、通信业生产率的增长率就一直较高，其全要素生产率甚至比制造部门还要高。[16] Wolff的实证研究结果强有力地验证了鲍莫尔等人的观点。Bosworth等（2003）通过对美国服务业若干分行业的具体计算，发现服务业很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率都很低，甚至为负值，特别是在被鲍莫尔称为“停滞性个人服务”的部门尤为显著，如旅馆业、个人服务、卫生服务、法律服务和教育服务等。[17] 这一实证结果也证实了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率低并非由服务产出被低估或是生产率核算误差所致，而是由服务业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还有一些学者（Baily和Gordon,1988; Sichel,1997）通过计量经济分析发现，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增长低迷、生产率停滞增长甚至下降与服务业产出计量无关，或者说受服务产出低估问题的影响十分轻微。也就是说，美国七八十年代出现的服务业生产率停滞增长或下降的现象确实是美国经济存在的实际问题，而并不是格里利兹等认为的错误的计量方法问题。萨奇尔（Sichel,1997）认为，服务业产出被“低估”这对国民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服务业占经济比重的增加所产生的影响，即经济资源由生产率高增长部门向生产率低增长部门转移会导致国民经济增长率下降；二是对服务业产出“低估”程度的加剧也会促使国民经济增长率在计量上表现为下降。萨奇尔对服务业产出“低估”对国民经济增长率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计量分析，结果发现服务产出“低估”对80年代早期美国经济增长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只有0.1％～0.2％，而并不是丹尼森（1985）所估计的1.5％。[18] Baily和Gordon（1988）对第一个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尽管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微乎其微，也就是说服务业的增长不是造成生产率停滞增长的主要原因。
四、结束语
尽管国外学者迄今未能就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的理论解释达成一致，仍然存在不少争议，但他们一致认为应通过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来解决服务生产率低增长的困境。对于如何提高服务业生产率这个问题，国外学者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多。目前研究者主要以统计学家和管理学家为主。统计学家主要致力于改进服务产出和生产率测定方法、减少计量误差与提高计量精确度等方面的研究。如Charnes、Cooper和Rhodes等（1988）发明了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用于测量非营利组织生产率。Thanassoulis（1992）将DEA方法应用于测度英国和芬兰银行的效率及生产率，并认为运用DEA方法可以评价、监督和改进银行的服务表现。Caves Christensen和Diewert（1996）进一步发展了Malmquist指数法，在测度生产率时不必做近似处理（这对于连续时间是必需的）。[19] 而管理学家则从企业微观管理层面出发，认为服务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有赖于管理层的决策和行为。他们认为，出色的组织工作、有效的工作方法、管理层和普通员工之间的良好沟通、员工培训、团队合作以及分级负责制等，不仅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生产率，而且也有助于提高服务业生产率。[19] 管理大师德鲁克和列维特可以说是该领域研究的杰出代表人物。德鲁克曾预言，发达国家经理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提高知识工作者和服务人员的生产率。在未来的数十年里，经理们将长期面对这一挑战。知识工作者和服务人员的生产率最终还将决定企业的竞争能力。[19] 毫无疑问，如何提高服务业生产率必将成为今后研究服务业生产率的一个重点领域。
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并非是西方国家独有的经济现象，我国服务业也同样存在这种现象。尽管服务业的生产率比制造业低，增长也比较缓慢，但是加快发展我国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是多年来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导向之一。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要耗用大量的土地、能源和原材料，同时会造成沉重的环境和生态压力。对于许多重要资源占有量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我国来说，采用重化工业发展模式必将受到资源制约。而服务业从总体上看，具有能源资源消耗低、对环境和生态相对友好的特点。大力发展服务业能够减少经济增长对资源能源的消耗，减轻增长产生的环境与生态压力。其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也呈现多元化趋势，会增加对旅游休闲、医疗保健、文化娱乐、教育培训等方面的需求，因此必须加快发展相应的服务行业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再者，人民群众希望有能够安居乐业的良好社会秩序，要求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也需要政府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服务业对扩大就业、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制造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后，其吸纳就业的能力就会下降。而服务业在提供就业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服务行业多、门类广，劳动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行业并存，就业和创业的方式灵活多样，能够吸纳大量不同层次的人员就业（江小涓，2005）。大力发展服务业还可以促进农业、工业的协调发展，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正如Riddle（1986）所指出的那样，不能孤立地看待服务业生产率增长缓慢问题，服务业的发展因其“黏合剂”作用而有可能提高整个经济的总体生产率。
努力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对加强服务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发挥服务业较强的吸纳就业的能力至关重要。结合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来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从政府层面来说，可以通过以下政策措施来提高服务生产率：改进服务业增加值的核算方法，完善服务业统计制度；加快服务业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垄断性服务行业的改革，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大服务业的科技投入力度，促进服务企业的技术进步；加强劳动力的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吸引高素质劳动力流向服务业。企业是市场行为的微观主体，是提高生产率的具体实施者和参与者。具体来说，服务性企业可通过采取如下措施来提高其生产率：加快数字化建设，提高现代化的管理水平；提升顾客服务消费的参与程度，努力依靠消费者来提高服务生产率；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更多采用制造业的方式，使服务生产尽量实现系统化、标准化和专业化；改变消费需求的时空分布，减少和缓解服务供需结构的错位与失调状况。
注释：
①服务产品与实物产品的概念是由我国学者李江帆教授率先提出的。本文基于论述的需要，也使用这一提法。
②参见黄少军.服务业与经济增长[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216—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