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基于城乡多元互动的分析*
□ 汪锦军 王凤杰
内容提要 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社会背景是当前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和相对滞后的乡村发展。但乡村振兴战略与城镇化战略不是相互冲突的，两者本质上是相融相通的。乡村振兴的关键不是增加资源投入，而是要建立一个乡村振兴与城镇化相融相通的认知体系，构建一条与城镇化发展相互融合的政策路径，因此需要系统审视城乡之间的人口、权益、产业和空间的互动和统筹问题。只有城乡真正实现有机互动，才能真正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实现乡村的持久振兴。
关键词 乡村振兴 城乡 互动 动力
导言：乡村振兴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被提出后，已经成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优先发展战略，中央为此开始一系列致力于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如2018年初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
乡村振兴战略意在解决整体不断衰落的乡村发展问题。中央把乡村振兴战略提到如此高的地位，其背后反映了两方面的逻辑：其一，强调乡村振兴是因为乡村的衰落，而乡村衰落与改革开放40 多年快速发展带来的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面对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当前无论乡村如何发展，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是乡村人口将会不断减少，城市人口依然会继续增加。其二，过去大量的中央一号文件和一系列三农政策依然未能有效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战略需要有一系列的政策突破和创新。因此有必要理性思考我们的乡村振兴是在什么意义上的振兴，这需要将乡村振兴战略放在现代化发展体系中加以分析，尤其需要在理论上重新梳理城和乡的关系，在政策上梳理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之间的关系，在城乡结构的动态变化中，寻找乡村的定位，规划乡村的未来。
从历史发展来看，现代化的过程是乡村和城市此消彼长的过程。现代化进程首先带来工业发展。由于工业生产需要规模化，从而能低成本生产和销售产品，因此需要聚居的人口和便捷的交通，大量人口开始从乡村流向城市，并带来了为城市人口提供服务的第三产业，城市因此得以发展起来。可以说，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的进程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作为现代化的结果，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农业生产占整个社会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下降。研究表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西欧和日本虽然对农业采取了很高的保护措施，但是农村劳动力的减少速度并没有因此比其他采取低保护政策的工业国更慢。①也就是说，无论政府采取何种保护措施，都没能阻止农业劳动力数量的下降。而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各种投资和服务供给的规模和质量因此下降，导致乡村日渐凋零。这带来了现代化的一个悖论：一方面，现代化进程意味着社会不断发展，人均收入和公共服务的质量不断提升。但另一方面，现代化往往伴随着少数人在社会中的资源占有下降，意味着乡村的衰败，并因此衍生出大量的社会不公平问题。如皮凯蒂通过大量的数据分析证明，近几十年来，不平等现象已经扩大，很快会变得更加严重。②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大趋势的认识，很多研究提出了乡村衰败论。由于人口向城市高度集中，农业收益下降，农村环境恶化，农村老龄化问题严重，呈现衰败迹象。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农村人口呈现快速减少趋势。据统计，2006年，中国有自然村330 万个，而到了2011年，自然村只剩下270 万个，每天以80-100 个的速度消亡。行政村数量减少到59 万个，而且村均人口规模持续下降。③
为了检验高水分小麦数学模型的准确度，通过试验的方法，测量物料籽粒中平均水分的变化来间接验证所得到的数学模型。选取试验中的一组数据，试验条件为：热风温度50℃，风速为0.6m/s，物料薄层厚度为5cm，将该组试验值与模型的预测值进行比较，结果如图9所示。
尽管现代化导致乡村衰落，但乡村作为一种生活形态和生产形态不会消失。这带来了现代化的第二个悖论：一方面，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必然导致乡村衰落，但另一方面，乡村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乡村完全消失。因此现代化的转型并不能舍弃乡村，而必须与一个人口不断减少，资源不断外流的乡村社会共处。这不但源于中国的农村人口基数过大等的历史特殊性，④而且源于农村所蕴含的现代城市不可比拟的精神和价值。⑤纵观全球也是如此，几乎存在过乡村的所有发达国家，农村人口比例尽管在减少，但农村都没有完全消失。
首先来看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城乡居民权益分化问题。城乡居民权益的分化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享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不平衡。一般而言，城市拥有更为完善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而农村所能享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质量相对更低。尽管本世纪以来，在一系列农村发展政策和民生工程的推动下，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了大幅提升，城乡公共服务更趋于均等化，但总体而言农村与城市相比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的城乡分化，是由三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一在于整体的资源配置往往优先满足城市的发展，而农村的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往往被忽视或者被拖延，导致农村居民能获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于城市。其二在于城市具有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因此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绩效会高于农村，即使在城乡均等投入的情况下，城市的服务绩效也往往更好。其三在于城乡的社会资源流动是不平衡的，即使政府提供的设施和服务是均等的，但优秀人才往往更愿意留在城市而不是农村，导致社会资源向城市流动，农村提供公共服务的人才质量下降，从而加剧了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等权益的分化。因此，城乡居民的权益在城市化进程中，无论是政府的资源配置，还是城乡本身资源使用的效率，还是从社会自身资源流动来看，都加剧了城乡权益的分化，造成了城乡居民在公共服务等权益方面的不均等。
从我国的城市化历程看，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城市化过程。由于社会保障、户籍制度等的政策限制，在城市化发展中带来了大量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城市流动人口，这个群体尽管在城市工作，但户籍和土地权益依然在农村，由此导致周期性的城乡人口迁徙。据统计，截止2018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3.37%。⑥这便导致了中国现代化特有的第三个悖论：一方面，现代化发展使城乡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另一方面，拥有巨大鸿沟的城乡之间依然存在非常紧密的关联，因为以流动人口为代表的城乡两栖人群在城乡互动中扮演着比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个群体不但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特殊角色，也是乡村振兴中非常重要的依靠力量。
从乡村的空间位置来看，不同乡村的地理位置、人文资源是不同的，这种基于历史地理的资源差异，对乡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处在东部地区的乡村，尤其处在城市群中的乡村，可以享受城市化带来的便捷的交通和良好的公共服务，乡村发展具有丰富的内生性资源。而处在中西部和偏远地区的农村，则往往不具有第二三产业发展的条件，乡村发展的资源不足。贺雪峰认为，当前中国农村至少存在三种相当不同的农村： 一是沿海城市经济带农村地区，这些地区已经工业化、城市化了，这类农村占全国农村的总数不超过10%；二是一般农业型农村地区，主要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大约占全国农村80%以上；三是适合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业态的具有区位条件或旅游资源的农村地区，占全国农村大约5%以下。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只可能长期处在小农经营的格局中。⑮
对于采用二阶形函数的反向组合型Gauss-Newton算法(IC-GN2)，为了对增量形函数求逆，需要补充公式(3)给出的6项，并将形函数写成如公式(4)的形式。
因此，城市和乡村是一个社会的两个方面，乡村振兴尽管问题落脚点在乡村，但必须在现代化转型中统筹规划和思考。可以说，没有城乡的融合与统筹，就没有真正的乡村振兴。党的十九大为此作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大决策部署。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乡村振兴指导意见也明确指出以推进城乡融合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2019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
注释：
实际上，城乡融合不仅是制度和政策问题，它更是一个社会层面的问题。尤其对日益衰微的乡村而言，城乡社会的有效互动和相互融合，是能否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关键。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本文从四个层面来分析城乡互动对乡村振兴的意义，并结合相关政策展开分析，努力以城乡多元互动关系作为乡村振兴的分析路径。
一、衰败与新生：乡村振兴的城乡社会互动
当前的农民权益至少有三种情形： 作为传统农民的权益，作为流动人口的农民权益和成为城镇居民的既往农民权益。这三种权益都必须置于城市化进程中考察分析。作为传统农民的权益，主要是指基于农民身份所拥有的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和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权，以及相关的农村公共服务权益。作为流动人口的农民权益，主要是指农民从农村流向城市或者从边远地区流向工业服务业中心后，由于他们依然保持原农村出生地户籍，因此存在着如何在流入地满足他们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权益的问题。这些权益问题构成了中国2 亿多流动人口的特有问题。成为城镇居民的既往农民权益，主要是指农村居民从农村流向城市后，在城市购房定居并成为户籍上的城市居民，但依然存在遗留的基于农村户籍的权益问题，主要是宅基地、农村集体经济权益和土地等的一些权益。
面对人口急剧流动的城乡结构变迁，乡村振兴的首要问题是人的问题。实际上，城乡人口流动既是一种社会趋势，也在催生乡村振兴的新动能。当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后，这些人群就拥有更广的见识、更高的收入，而我国的城市化具有快速而又不完备的特点，导致至今几乎所有的城市人与乡村社会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充分认识和挖掘这种关联，可以为乡村振兴带来全新的力量，因此从城乡社会互动的角度来分析乡村振兴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本文认为，有三种城乡人际互动的新趋势，是乡村振兴的内生性社会力量。
首先是城市群体推动的城乡社会互动。大量城市精英和爱心人士发动的有组织地改善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生产生活的行动，已经成为城乡互动的新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在诸如扶贫、教育、艾滋病防治等领域，借助公益慈善组织和公益慈善项目，城乡之间开始了一种新的社会互动。比如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发起的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的希望工程。借助希望工程项目，大批贫困地区失学儿童不但得以重返校园，而且城乡之间形成了新的社会交往和互动，这种交往互动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的。因此，希望工程不但改变了农村贫困家庭儿童的命运，也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互助，给乡村带来现代化的新气象，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乡村的精神气质。
由定理1可知，当给定interval 和τ时，持续增大变换空间并不能一直降低入侵成功概率.因此，在单脆弱性变换情况下，为了获得最佳动态防御效果，同时降低防御成本和部署复杂度，NDD的最优变换空间大小应设置为
其次是外出乡村精英推动的城乡社会互动。城市化的虹吸效应导致大量农村精英流向城市。这既有体制性的原因，也有市场化的因素。体制性原因导致的精英流动表现为以高考和征兵为代表的人才选拔机制，驱动着优秀年轻人才从农村向城市汇集。市场化因素导致的精英流动则表现为优秀技能型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农村人才，为寻求更高的收入而向城市流动，并在城市取得一定的成就后留在城市，成为外出乡村精英群体的一部分。一般而言，体制原因驱动的外出乡村精英群体在城市拥有户籍，因此属于户籍意义上的城市人口。而市场原因驱动的乡村精英则只是部分具有城市户籍，但这个群体往往在城市有稳定工作，一般而言会选择长期留在城市。可以说，外出的乡村精英群体大部分都不会回乡村创业和就业，但这个群体又和乡村社会有着血缘和情感上的联系，往往在春节等重大节假日回到乡村，由此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城乡社会互动关系形态。外出乡村精英群体与乡村的这种联系和互动，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因为对乡村而言，这个群体不但是乡村社会具有最多社会资源的群体，而且是最有乡村情怀，最了解乡村的群体。
“鲲龙”AG-600机长37米，机高12.1米，翼展38.8米，总体大小和波音737客机差不多。它采用了单船身、悬臂上单翼、“T”型尾翼以及前三点可收放式起落架布局。在动力方面，“鲲龙”AG-600选装了四台国产涡桨-6发动机。
综上，当前社会结构的背后，是不同层面的人群互动和社会交往。乡村振兴需要有效推动城乡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只有当这些与乡村有关联的群体都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时，乡村才可能真正振兴。因此，我们需要构建一种有效连接城乡群体的机制平台，使城乡社会互动更加组织化和制度化。近些年，很多地方开始针对上述三个城乡群体，致力于打造连接城乡社会的新机制和新平台。比如很多地方积极倡导乡贤回归，通过设立乡村的乡贤理事会、农村商会、乡村慈孝基金会等组织载体，推动在外乡村各类人群参与乡村建设。这些组织载体的设立和相关的活动，不但有效撬动了乡村建设的社会资源，而且通过城乡之间的社会互动，重新激发了乡村的传统文化认同和价值关怀，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动力。
二、农业的前途与城乡产业融合的逻辑
农业是农村的基础产业，这是由农村的生产要素特征决定的，因为农村不仅拥有可耕种的土地，更有大量从事农业的农民。但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的发展，农业对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会不断下降。因此，乡村振兴必须探索农业的转型和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
农业转型的关键问题是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乡村振兴必须要增加农民的非农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都表明，非农收入的增长是农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重要原因。⑨而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农业发展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但农业本身的发展是农村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且农业发展对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很多研究表明，农村的农业和非农活动具有协同作用。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农业已经成为其他领域中间投入的重要供应者（例如食品加工业），农村非农领域雇用人员的增加与农业增长密切相关。例如，农村贸易和运输雇用的人口为非农领域劳动总人口的30%。⑩
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关系，本质上是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农村与城市的关系。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要以新型城镇化为依托，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农村发展新格局”。因此，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也就是城乡之间的深度融合，农业的前途问题也就是城乡产业的融合问题。
机场企业财务管理在作业成本法应用的过程中，会应用到很多的财务和非财务数据，这也是作业成本法的基础。因此为了提升作业成本法的作用，必须要保证这些资料的准确性以及获取的可行性，并对作业成本法的基本原理进行掌握和分析，理清企业资源、成本对象以及作业间的关系，保证作业成本法的科学应用。
农业与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存在三种路径，即基于兼职从业者的农业融合路径、基于一二三产业统筹的农业融合路径和基于城乡交换的农业融合路径。
第一，全球温室气体浓度变化。温室气体如CO2、CH4，自工业革命以来有明显的增长趋势，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改变了热量的平衡，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是全球变暖的重要原因。
（2）要有充足的水源和良好的水质，场内人畜每天均消耗大量用水，因此，不可在缺水或水质差的地区建场。羊场还应建在水源的下游，距居民生活区至少300m。
如果宝宝经常间隔10～20分钟定期哭闹，屈膝收腹，有时还会有呕吐、红果酱样便或鲜血便等现象，应怀疑是否患有肠套叠。要立即就医B超确诊，空气灌肠治疗，充气无效时要进行手术治疗。肠套叠如果不及时治疗有生命危险，应及时发现。
首先，从乡村人口就业角度来看，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农村从业人员整体呈现从农业就业向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转移的趋势，但在转移中也出现了兼职从业群体，即农村从业者部分时间从事农业生产，部分时间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工作。兼职从业又分农村农业人口兼职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和城市流动人口兼职从事农业两种情形。前者主要是在一些工业化城市的周边农村地区，很多农民闲暇时间在家里承接工厂的来料加工，从而弥补了农业生产收益不足的问题。后者主要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在农忙时间返乡从事农业活动，而其余时间则在城市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工作。这种兼职从业尽管不是农村三种产业的融合，但兼职从业往往需要城乡产业的互动，一般在农村区域有一个中心城镇，从而形成城乡之间的这种产业从业转换。研究显示，对较为贫穷的农村家庭而言，移民中小城市的收益潜力可能还高于移民较大城市的收益潜力。由于受能力和权益要素等的制约，农村居民保留农村住所并以农业为立足点，在城乡之间往返参与城市经济，不失为农村减贫的最有效途径之一。⑪
其次，伴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推进和休闲经济等的崛起，农业在很多时候不再是简单的谋生手段，而开始与乡村旅游、文化、健康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这便是一二三产业统筹的农业，尤其是农业与服务业深度嵌入、两者相辅相成的乡村发展格局。国务院的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指导意见页提出，要“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家乐”、“有序发展新型乡村旅游休闲产品”、“加强农村传统文化保护，合理开发农业文化遗产，大力推进农耕文化教育进校园”等。因此，乡村的多元化发展必然需要农业与旅游、教育等服务业结合。而这些产业的兴旺，不但需要来自城市的大量消费群体，而且需要依赖离农村最近的小城镇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支撑体系。因此，农业与服务业的相互嵌入，需要城乡之间的有机互动。只有各类城镇发展以后，才能有效统筹周边农村农业和文化、教育、旅游等服务业的融合，才能真正形成乡村独有的，吸引城市居民消费的乡村产业和乡村特色资源。
再次，乡村振兴的农业需要从传统的自给自足小农生产向市场化商品化的农业转变。市场化商品化农业的实质是城乡交换的农业，即农村生产农产品，而城市消费农产品。交换型农业有两种发展方向，一种是现代化标准化的规模农业生产，这需要一系列配套体系的完善，包括现代化农业所必须的规模土地、农业专业化人才、便捷交通等条件，以及农业规模化所需要的农产品集散中心、物流配送中心和展销中心等。因此，现代农业在消费端需要大量从事非农就业的消费人群，在生产端需要适应现代农业生产的规模土地和科学管理，在流通环节需要大量服务业从业人员和相关的配套设施。这是一个乡村与城市的资源交换过程。农业的现代化促进了城乡的资源交换。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作为交换型农业另一种方向的中小型农业和特色农业，甚至传统农业生产也得以借助农村电商让农产品销往城市。农村电商的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发展战略，依赖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大量偏远地区的农产品通过电商销往城市家庭，也催生了农村服务业和物流业的发展，一些以农村电商为代表的小城镇也因此而崛起。
因此，现代化的农业，不再是单一的一种生产和就业形式，而是在城市化发展中不断与其他产业相互影响、相互嵌入和相互融合。我们也因此需要一个更为统筹的城乡互动思路来分析农业的未来前景。
尽管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过去付出了诸多努力来促进各国会计准则的一致性，但仍然困难重重，仍有诸多问题等待商讨与解决，在这个漫长的协商过程中大大阻碍了全球经济发展效率与资本流通，而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三、农民权益问题与城乡统筹发展
农民权益问题是乡村振兴的根本问题。农民的权益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在社会结构、资源交换和人口流动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下形成和发展变化的。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民权益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城乡统筹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乡村人口的减少导致乡村的衰败。但各国历史反复证明，乡村依然具有潜在的生命力。比如，1965年，我国台湾省有46%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到了1990年，这个比例只有13%。但是，1990年农村家庭的数量几乎和1965年相同。⑦可见尽管乡村社区作为一种生活之地，依然具有吸引力。
2.3 两组患者凝血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PT、APTT、TT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凝血各指标均高于治疗前，且试验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PT、APTT及TT水平比较见表3。
基于上述三种权益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我们需要从城乡统筹的高度来思考农民权益问题。从城乡结构来看，当前的农民权益存在两种特征：分化与隔阂。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权益的分化，而城市化进程中相关权益保护政策的滞后又带来城乡不同身份权益的政策隔阂。
首先，企业管理者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资本积累，通过提高自身实力，与银行建立科学有效的合作关系[10]。
其次是关于城乡不同身份权益的政策隔阂问题。城市化和城乡人口的流动带来了一系列关于农民权益的政策冲突和政策衔接问题，而这突出表现在城乡不同身份权益的政策隔阂。一方面，基于传统农民的土地、集体经济和宅基地等权益只能留在农村，比如2003年《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民全家迁入设区市的市并转为非农业户口的，集体应当收回其承包的耕地和草地。这使得进城农民不安心在城市定居生活，这也成为大量人口长期如候鸟般来往于城乡之间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来自农村的城市就业群体又无法完全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很多城市对随迁子女申请就读当地学校设置了较为严格的准入资格，不但入学难度大，而且很多有择校费、赞助费等。⑫因此，城乡之间人口是流动的，但与人口相关的权益却依然是隔阂的。
要维护农民权益，就需要在城乡关系结构中进行政策的统筹规划。近些年来，中央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致力于打破农民权益在城乡之间的各种藩篱，推动城乡之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于2014年7月30日正式发布。意见规定，要进一步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加快建设和共享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1 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浙江从2015年开始，在全省全面启动实施“三权到人、权随人走”的农村改革，“三权”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经济股份权。通过确权、登记、颁证等工作将权利量化到人（户），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权随人走”、“带权进城”的具体办法，在保障农民权益基础上，推进“人的城镇化”。中央和地方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构建城乡居民权益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而城乡之间实现相互衔接的关键节点在于城镇化，因此农村权益改革和户籍改革的实质是城镇化问题。比如农民的农村权益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带走，但这些权益很多是空间权益（如宅基地），是固定在农村的，只有就近城镇化才能使农民更好享受城乡两方面的权益。也只有就近的城镇化发展，才可能提供更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因此才能使更多的人愿意留在农村，并吸引更多人才回乡创业。据农业部统计，目前全国返乡下乡双创人员已有700 多万人，其中80%以上搞的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⑬因此，只有城乡统筹发展，才可能真正维护好农民权益，而只有大量小城镇良性发展，才能为城乡统筹提供良好的支撑。
四、乡村的空间变迁与以城镇为核心的城乡空间联结
从绝对地理空间而言，任何社会变迁基本都不会改变乡村的空间位置。但是现代化的发展对乡村的空间结构造成了很多相对意义上的变迁。
考察乡村的空间变迁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乡村内部的空间结构、城乡空间关系和乡村空间位置。
从乡村内部的空间结构来看，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改变以后，乡村的产业格局、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乡村内部的空间结构也因此发生改变。在空间密度上，随着乡村人口大量从农村迁移，原来拥挤的村庄变得更为空旷，乡村的居住空间往往会扩大。比如，1980年，浙江农村人均居住面积14.0 平方米，2012年达到61.5 平方米，扩张了4.4 倍。即使按农居容积率增加50%，农村居民减少40%保守计算，浙江农居占地面积起码扩张了1.8 倍。⑭在乡村内部空间格局上，乡村生活方式的变化会带来乡村空间格局的变化。比如，传统村落以井水为主要生活用水来源的时候，乡村的井口周围往往成为全村的公共空间。而受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影响，乡村的生活方式因此改变，井水不再是村民生活用水的来源，井口周围也因此不再是村民汇聚的中心。
从乡村与外部的空间关系来看，城市化发展带来了乡村与外部的空间关系的变化。偏远地区的农村，由于缺乏足够的产业支撑，乡村人口会不断涌向远距离外的城市，乡村与周边空间难以形成协同效应，这些乡村整体上走向衰败。而城市周边的乡村，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城市在空间上会不断向周边蔓延，乡村由此不断被改造升级，在空间上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乡村振兴问题，是一个转型过程中的问题，是一个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和社会价值选择问题。
因此，乡村振兴不但依赖对农民的权益保护、农业的现代化，还与乡村的空间位置及与周边的空间关系密切相关。但遗憾的是，至今理论缺乏对城乡空间关系的系统性讨论，在实践中缺乏对包括空间规划在内的乡村系统性规划。比如，解放初期，高校专业设置中的规划专业叫做城乡规划专业，包含着城市和乡村，但是渐渐地，乡村规划在这个专业中却消失了。一直以来系统、科学的乡村规划的缺乏导致乡村发展无序，乡村产业虚无，城乡联结不畅。因此当前非常有必要从城乡空间联结的视角来深入分析乡村的发展问题。一方面，需要制定一个既包括城市也包括农村的统筹城乡规划体系，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的发展问题。包括农村的基础设施与城市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的农村各项公共服务空间布局，城乡统筹的产业规划布局等。另一方面，城乡的空间关系还需要在统一性基础上考虑互补性问题。因为既然有城和乡，就意味着这两者有各自的特征和使命，因此城乡之间的空间关系就应该是一种异质性的空间关系，或者说是互补的空间关系。城市或城镇作为一定区域的中心，与周边乡村存在各种互动，城镇是商业的中心，也是该区域的公共服务中心，而周边则是农业生产、乡村旅游等的空间规划。只有城乡之间形成空间的互补性分布，才能在产业、人口等方面相互融合。
结 语
从长期而言，很多乡村将会消失，变成城市的一部分，也有很多乡村会延续发展。但任何一种乡村发展路径，都与城市化进程密切相关。因此，乡村振兴本质上是城乡关系问题，是城乡关系大背景下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我们需要在城市化背景下统筹规划农民的权益问题。只有在城乡统筹之下思考农民的土地和集体经济等方面的权益，才可能真正激发农民的权益资源，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只有在城乡互动的视角下去思考农民的工作和生活，才能真正促进农民自觉自愿有序地流动，实现城市化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只有在城市化进程中思考农村的产业问题，才可能真正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因此，当前乡村振兴不但需要考虑城乡融合发展，更关键的是要探索城乡之间如何融合发展，以及何种路径和形式的融合发展。
再次是农村流动人口带动的城乡社会互动。人民公社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得农村产生了大量富余劳动力，由此逐渐形成了城乡人口流动。这种人口流动由于受农村土地权益交易、城市户籍等的限制，往往不是整个家庭全体流动的。有学者基于家庭成员的情况，将流动农民类型分为单身子女外出、兄弟姐妹外出、夫妻分居、夫妻子女分居、全家外出等五种类型。⑧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的流动形态日益呈现出家庭化的趋势。但总体上目前农村的人口流动普遍存在的依然是家庭部分成员（如老人）留守在农村的流动形式，因此是不彻底的人口流动。由于城市户籍问题、农村土地权益问题和经济收入问题等的制约，这个群体未来在城乡之间的生活选择也存在不确定性。在上述具有城乡关联性的三类人群中，流动人口群体是对乡村依附性最大的群体，也是最可能选择重回乡村创业和生活的群体。
那么，城乡融合的制度化路径是什么？对这个路径的探索有赖于对三个问题的认识和回答：城乡应当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当前城乡融合存在哪些障碍？ 这些阻碍要素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①⑦[美]约翰逊著，林毅夫等编译：《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82、383页。
我们还对一系列的双侧腮腺图像进行了实验，实验参数：ν=0.2×255×255，Iter=2000，其它参数设置与分割单边腮腺图像时相同。图4（A）为3幅不同的双边腮腺图像和初始曲线，（B）～（E）依次对应为C-V模型、LBF模型、RLSF模型和本文模型的分割结果。从图中不难看出C-V模型、LBF模型图像细节不如FALD模型，而RLSF模型在弱边缘处理上也和FALD模型相差很大。
②[法]皮凯蒂著，巴曙松等译：《21世纪资本论》，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③何宇鹏、陈思丞：《还有多少村庄等待消失》，《中国建设报》2014年2月19日。
④张鼎如、蔡雪雄：《无法“终结”的中国村庄》，《中国农学通报》2006年第10 期。
⑤龚春明、朱启臻：《村落的终结、纠结与未来：经验反思及价值追寻》，《学术界》2012年第6 期。
⑥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2/t20190228_1651265.html。
⑧李强：《关于“农民工”家庭模式问题的研究》，《浙江学刊》1996年第1 期。
记者了解到，在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农业从业人口只有2%，但为农业提供服务的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14%左右。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表明，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大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⑨⑩世界银行：《2008 世界发展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74页。
⑪Satterthwaite, D., and C.Tacoli.2003.“The Urban Part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Role of Small and Intermediate Urban Centers in Rur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Rural-Urban Interactions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Working Paper 9.
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中国： 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⑬韩俊：《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八个关键性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年第4 期。
⑭徐友龙、俞斌主编：《2014 浙江乡镇发展报告》，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⑮贺雪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几个问题》，《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8年第3 期。
作者汪锦军，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杭州 310018）王凤杰，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杭州 310059）
*本研究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19NDJC290YB）。
责任编辑 陈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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