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研究”与科学践行的方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实验室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20世纪90年代的科学践行哲学的兴起，哲学家开始用参与和考察科学家“践行”的视角，取代传统科学中科学进步的“回溯性”视角，科学哲学摆脱理论优位走向践行优位。结果，科学践行得以真实发生的时空——实验室生活，就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焦点，“实验室研究”开始恢复“发现语境”中的“含蓄的”意会部分。
“实验室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拉图尔等人所提出来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为ANT)。这种理论终结了科学合理性的传统讨论，从理性、认知和逻辑的理论领域转移到践行、书写和仪器的操作领域。拉图尔等人的实验室研究并没有去发展传统科学哲学的因果性解释，而是更关注以具体行动为焦点的描述性研究。在真实的实验室环境中他们强调情境化的和即兴展现的研究活动。不是在教科书中和研究报告中理性重建与实验推理，而是以描述性的说明为科学增添了鲜活的细节。这种研究的独特语汇是把科学工作描写为“建构”，把科学实在描写为“人工物”，即物质资源和实验室工作的建构物。这使ANT一开始就显示出反逻辑经验论的强烈姿态。
行动者网络的结论之一是科学家的实际研究与在他们的报告、传记以及方法论的著述中表述的内容不同，也就是说，科学家仅在最后的科学理论上持有逻辑可靠性与理性认同的正式的科学版本，而实验室在“事实上”却是充满争斗的社会行为。因此，ANT“不借助于这个[科学]部落本身的术语来解释科学”。[1](PP8-9)
ANT所描述的实验室活动充满着内在混乱和无序，哈金认为这是其建构主义的首要症结。[2](PP68)拉图尔认为科学是包含着种种随机组合、特设活动、即兴创作、说服、偶然判断、场所性修补仪器等等的各种显在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实际上使得实验室科学呈现为一种实际的和认知的泥沼。科学家成为一个修补匠，实验室中的科学成为铭写、技术装置和具体技能之间的偶然组合，理性主义的科学图景就此消解，科学合理性在此丧失意义。拉图尔时常告诉我们很有必要透过实验室的“大墙”去追踪事件的网络航线。这种向外看的任务的目的是要解释在追踪行动者网络建造的过程中，什么使实验室的“混沌”转换为科学的“秩序”。“从特定的实验室项目的琐屑的细节和混乱中退出去；关掉录音机；仔细看看相互组织、合作和军事赞助的链条、科学文本的修辞、相互组织的网络、跨地域的共同体以及长跨度的历史”[3](P316)。这就是说，要通过“超越”实验室中的解释性要素去寻求形成科学事实和科学描述的“显在”秩序力量，利用实验室“大墙之外”的事件和社会结构去规训科学家的“微观”混乱行为。毫无疑问，这种工作的确批判了科学合理性的神话教条，彻底抛弃了科学的内在合理性、效力、秩序和实际科学活动的稳定性。尽管这里强调了“实际的”科学活动不能“内在地”证明自身，但它完全无法终结科学探究的理性基础和自然基础的争论，因为这些议题无非重弹了哲学相对主义的老调。正如林奇所指出地那样：“它们术语中经常包含一种他们的观点所无力支撑的更鲜明的形而上学锋芒。”[3](P101)针对ANT的外在性和抽象性，凸显其内在性与具体性的视角，让科学合理性重返实验室的日常活动，常人方法论研究由此登上了理解科学的舞台。
在讨论传统的认识论主题，如观察、测量、理性、解释和表征时，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研究不是去寻求一种认识论的或者认知的纲领，而是研究这些术语在实验室的日常活动中的“显现”，其目的就是寻求各种科学的研究中被“丢失的东西”。不像寻求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原则的传统科学哲学，也不像放弃关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ANT，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研究用一种“自然观察的基础”去填补科学文本与科学践行之间的裂缝，目的是要考察科学发现和数学证明是如何产生、如何从实验室活动或者数学研究的生活世界中“提取”出来的。
为此，常人方法论提出一个重要原则：践行活动的秩序性原则。即认为场所性践行远非混乱，科学践行活动本身就表现出稳定的与可理解的秩序，并且，这种践行活动中的秩序是形式化科学与数学秩序的根源。因此，与拉图尔的 ANT不同，常人方法论没有把科学践行视为一种从“混沌中产生秩序”的活动，而是把实验室践行视为一种手段，通过它，“实验的秩序”被转化为“明晰的数学秩序”。常人方法论就是研究场所化实验的独特秩序，并检验它们如何转化为更为稳定的与更为形式化的秩序。
如在说明伽利略“摆的等时性原理”时，常人方法论就是要说明伽利略的科学践行是如何情境性地产生出摆的等时性原理，在技术上去重构伽利略利用摆去演示—证明等时性定律的实验。然而，对于当代的操作者来说，由于时过境迁，所重构的摆显然无法复制伽利略时代操作活动的践行情境，这是人类学的一种困境。因此，重建摆或恢复其最初的操作时，并不是再现历史上的伽利略实验，而是从践行的视角重构其实验的逻辑秩序。除了人类学困境外，我们还注意到，在伽利略的文本中其践行的逻辑消失了，只留下了“指称对象”的语义结构，而不是真实的践行逻辑。也就是说伽利略的文本并没有具体阐明如何建造这个摆、如何打结、如何进行摆动、如何观察摆动、如何进行或需要多少次演示—证明才能最终提炼出这一定律。这些问题留给了后代物理学家自己去重构，只有通过对文本进行线索式的探索，才能揭示这些未能被解释的践行。对伽利略践行的重新详细阐述就是对其发现结构的践行的“详细目录”进行阐述，揭示其演示—证明是如何获得的。
在这一实验中，实验者利用仪器去制造出一种可观察的现象领域：三个下垂的球在一个水平轴上由不同长度的三条线悬挂着，它们在一种机遇情境中同时摆动着，这要求实验者必须具备操作摆的特殊技能以便让三个球摆动出一种等时性运动现象。这种特殊技能涉及以下要求：如何制造摆，即如何正确把球系在弦上，这是实验的第一步；其次，如何精确复制弦的长度；第三，打第一个结时如果缺少相关技能，实际位置与理想位置就可能不同，摆就不会以实验者所期望的那种方式同时摆动，不会准确显示出相同比例的重复，或在终点同步性停止。如它们可能无规则地在一个平面上摆动，或者飘忽不定的摆动，或会相互纠缠在一起。这意味着成功的结是实验者熟练技能的建构，只有通过实验者的成功打结的技能性活动才能显示一种聚集摆的秩序。这里，借助于实验者的践行技能，实验者面前的工具——弦及长度、球与独特的位置之间会显示出一种操作秩序，具身在伽利略等时性原理之中。这也意味着建造伽利略的摆不是把摆的各个部分简单组装在一起，而是源于实验者熟练的具身性操作。球要达到等时性摆动必须与身体进行调节，从而达到一种成功的演示秩序。一个成功的秩序必须由两个已经获得的成就所组成：即所有的三个球必须被置于同一平面上；所有的球必须同时从同一斜面上被释放。如果其中一条件未能得到满足，摆动就不会演示出所声称的等时性或比例。这意味着(1)尽管释放一个球是一个自然事实，但摆的等时性现象却不是，因为等时性是相对于具身性技能的一种时间性成就。(2)实验秩序的重构也是一个意会问题。即仪器的具身性操作活动，是对仪器、技能与所获得的演示—证明之间的内在关系的一种“意会性”探索。组织仪器的践行具有自身的“意会”逻辑，而探索这种无法言说的组织仪器的践行逻辑只能由身体通过直觉去解决。(3)只有在某些可观察的距离或时间条件下，人们才能观察到被组合对象的等时性摆动，从而证实其理论主张。这样，伽利略摆的重复总是呈现为情境性的秩序。这些就是摆等时性原理的实验秩序。
这种实验秩序林奇称之为“索引性表述的理性特征”(“rational properties of indexical expressions”)，表明自然科学的实验建构本身就是一种有序的践行行动，其结构本身具有客观的秩序。在其中，一个关键术语是索引性(Indexicality)：它指语言的一种性质，意指在语言运用的不同语境中一种语言的某些表达具有不同的意义。最简单的例子是英语中的代名词，如“you”，“you”指什么直接依赖于这一词被应用的语境。索引性陈述蕴含的特定“语境”秩序本身是不稳定的。在既往的研究中，对那些试图客观地表达科学的逻辑学家来说，索引性是一种长期折磨他们的问题，他们尝试用各种方式，如时空参照、恰当的命名、专业术语以及“客观表述”等消除索引性。常人方法论认为索引性无需以逻辑的方式来展现自身，索引性表述本身就拥有“理性”品质。“索引性表述和索引性行为的显著的理性品质，就是日常生活的活动的组织性的持续性的当下展现”。[4](PP34)一旦我们同意所有的表达和行为都是索引性的，那么，认为一个与情景无涉的、具有标准化意义的、可以使用任何自然语言的场合就不再具有意义了。
索引性还概括出常人方法论“理性”的两个重要的时空特征，当下性与场所性。“索引性表述的理性特征”并不是对“科学方法论议题”的一种理性重建，而是体现在具身性实验操作的过程中。这种过程无法得到形式化处理，因为科学家都能在直觉上领悟到他们所言说的对象。实验者的活动之所以是合情合理的，是因为他们的活动是与当下的事物、仪器以及情境复杂性联系在一起的。为此，林奇借用伽芬克尔的特质(haecceity)[3](PP256)这一概念来表达当下特殊场景中的理性，意指一个过程的“就是这个”(just thisness)具有可说明性，即“这里”并且是“当下”的展现状态。这种研究描述了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中科学家如何基于他们“所处情境”的特质而行为，并能够客观地说明其践行目标。
这样，针对行动者网络理论对科学合理性的极端相对主义瓦解，常人方法论不仅重新确认了科学合理性，而且在反本质主义与反基础主义的前提下重构了科学的合理性。这种“索引性表述的理性”与传统科学哲学对理性的理解完全不同。传统科学哲学认为科学行为在单个时刻是混沌的、随机的、无序的，直到秩序化在一个平均趋势、典型模式、模型结构以及方法论“过滤了的”数据水平上。因此，科学哲学不适合理解“单独的”事件，因为科学方法只能去辨明深层原因和一般性概括，单个事件的偶然性细节会模糊这些深层原因和一般性原则。而常人方法论不是一种研究的归纳模型，它明确认为单一科学活动在实验室的日常活动中是有秩序的，直觉上是可领会的，相应的科学研究的日常活动同样具有这样的性质。
于是，常人方法论拒绝承认任何一组特定的方法论能够充当界定实验室日常活动中“隐藏”的“索引表述理性”的标准。在传统科学哲学中，我们很容易把本质或核心意义归于那些会引起共鸣的词汇，如“理性”与“客观性”，其目的是为了发展出一种普遍的“知识”、“表征”、“理性”与“真理”的概念。常人方法论拒斥这种有效性、可信性证据的规则以及确定标准的方法论基础主义的研究路径。常人方法论认为科学事实是一种“在行动中生成”的“实在”，或是通过“日常理性”而发现的“实在”，这类陈述表达了清楚、清晰与可理解的行动。对一位常人方法论学者来说，客观性与科学方法就体现在实验室的日常行为之中，没有先验的统一基础能永远保证其普遍的有效性与确定性，但也没有什么能够把科学活动排除到有秩序的、稳定的、可重复的、可信的日常状态之外。
在《欧洲科学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一书中，胡塞尔通过揭露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来解读伽利略对数学的普遍化的“发明”。他认为伽利略应对以下事件负责，即“以数学的方式的理念存有世界偷偷摸摸取代了唯一的真实的世界，即通过知觉被实际给予，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5](PP58)这种普遍化纲领在逻辑实证论那里达到了高峰。ANT的目标是使科学重新复归“实验室日常生活世界”。然而由于其符号化的特征，ANT最终背离其初衷，走向了相对主义。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研究明确地让科学的合理性重返实验室的日常活动之中。基于对传统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批判，科学的常人方法论向我们表明如何在科学的日常行动中重新刻画科学哲学、科学史中的认识论主题，如观察、表征、发现与说明。这种研究既不是解释性的，也不是基于所谓传统科学哲学中规范性科学方法，而是基于实验室日常活动中具身性操作秩序，基于“实验成员的直觉”。这样，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研究开启了从内部践行，从科学本身的客观逻辑来理解与言说科学，在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前提下回归科学的合理性与客观性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