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台湾“本土化”政策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本土化论文,年代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2)02-0080-05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地方财团势力不断膨胀，中产阶级迅速崛 起壮大，其代表人物强烈要求重新分配政治资源。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后， 面对台湾社会矛盾日益激化，为扩大国民党统治基础，遂大力推行“本土化”、“年轻 化”政策。[1](P21)本文仅探讨1988年李登辉主政台湾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 域所推行的“本土化”政策。
安东尼·沃理斯(Anthony·F·C·Wallace)认为本土主义(沃理斯在文中交替使用本土 主义与本土化)与信仰复兴运动同属社会运动形式，除此之外，本土主义一词也用来指 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排斥外国人和外国文化的态度。根据运动兴起的条件，沃理斯将 这种运动分成极端剥削论、文化混合论、社会演变论和相对剥削论四大学派，这些学派 或主张本土化源于因剥削而导致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或乃因文化混合的压力而带来的“ 文化震撼”的状态，或者从中可以看到弱势阶级或族群对社会发出的抗议等等。[2](P4 9-51)总之，本土化是一个阶级或族群，或因文化的压力，或因经济、政治上的压迫— —也许只是主观感知的压力，而对另一个强势者的反抗与抗议。
文中所言及的台湾“本土化”，无疑是相对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而言，即追求台湾的 “台湾化”，以彰显其特性。但是其源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压迫吗?或者说其“民族主 义”受到了“大中华民族主义”的压力吗?本文将在对台湾“本土化”的具体表现及缘 起的剖析中揭示其内涵与实质。
一、台湾“本土化”的表现
(一)政党“本土化”
国民党溃逃台湾之后，其阶级基础主要以官僚资本和大陆籍的资本家为主，但是随着 台湾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台湾本土私人资本的兴起，台籍资本所占比重逐渐超过大陆籍 ，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居首位。而国民党的阶级基础逐渐就演变为以台籍资本家尤其是 大资本家为主，国民党成了主要代表台湾资产阶级的政党。另一方面，台湾地方派系一 直是国民党维持对台统治的重要依靠力量，客观上加强了国民党与台湾基础社会的关系 。特别是民进党迅速发展，并对国民党的统治权构成威胁后，为了与之进行竞争，国民 党也必须进一步依靠地方派系。[3](P45)因此，国民党“本土化”、“台湾化”有其客 观要求和趋势。然而由李登辉一手主导的国民党“本土化”的背后隐藏其险恶用意。李 登辉一向视国民党为外来政权，只有使之向“台湾国民党”转化，才能切实推行其“去 中国化”和“台独”的意旨。为此，李登辉领导国民党主流派，在民进党的支持下，将 党内主张中国统一的非主流派挤出决策圈，完全控制了党政的决策方向。同时，在其“ 台湾化”的过程中，思想理念与民进党渐趋一致，同质性大为增强，两党在“统独”立 扬上原本对立的“中华民国”与“台湾共和国”的主张也在“中华民国在台湾”与“现 状即独立”的诉求中找到共识。因此，在李登辉不断强化“本土意识”和挑战“一个中 国原则”，不断强化一种“告别中国”的态势的情况下，“本土化”很容易将国民党导 向“民进党化”。
(二)政体“本土化”
在李登辉的操纵之下，国民党逐渐脱胎换骨成“本土化”的“台湾国民党”，其政治 体制也通过一系列“本土化”措施，而凸显“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政治理念。而且也只 有通过政治体制的“本土化”，才能将其政权“本土化”，真正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最终巩固“本土化”的成果，最终实现台湾彻底的转变——“去中国化”。
从1991年开始，在李登辉的主导下，通过多次修宪，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体制 ”及其法律制度全盘“台湾化”，一步一步摆脱不适应台湾政治发展需要的“中华民国 法统”。1991年第一次“修宪”，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确立所谓“自由 地区”第二届“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的法源；1992年第二次“修宪”确认“总统”由台 湾地区人民选举；1994年第三次“修宪”开放“总统”、“台湾省长”由选民直接选举 ；1997年第四次通过包括“冻省案”在内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实现“中央政 府体制”的改变。其“修宪”表面上解决了“宪法”与“统治领域”不一致的矛盾，实 质上则否定“中华民国宪法”，搭起“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政框架”和政权体制。 如其“修宪”将“中央民意代表”的选区限定在台、澎、金、马，“全国不分区”与“ 侨选”代表只具有象征意义；作为国家象征的“总统”，依“总统直选”条款成了“台 湾总统”，这样实质上对“国家领域”进行了界定，以“宪法”形式确定了“中华民国 ”是存在于台、澎、金、马的“独立主权国家”[4](P55)其“冻省”虽标榜为“使政府 层级、组织得以精简，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台湾]《中央日报》，1997年7月19日) ，但通过冻结台湾省长、省议员选举，虚化省级建制，使台湾省级建制有名无实。“精 省条例”通过后，省监督县市自治事项职权被删得一干二净，丧失财政权、税收权等职 权，成为“行政院”派出机构，而未来县市地位提高，人权、财权扩张，形同取代了原 来省的地位与职掌。因此，“冻省”实质上就是为改变“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台 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现实制造“法制根据”，在体制上完成“独立建国”的准备。李 登辉本人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已明白无误的表明这一点：“本人于1991年修宪中废止 了中华民国统治全中国的虚构，将台湾的统治范围限定于台湾。……1991年的宣示意义 很清楚，两岸关系就是国家间的关系，这是那个时候以来的事实。”([日本]《新潮周 刊》，1999年12月22日)
(三)文化教育“本土化”
为了实现台湾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的“本土化”，让台湾人民在心灵上认同台湾而疏 远中国大陆，李登辉极力以“本土化”为号召，大肆灌输分裂意识，培植所谓的“台湾 民族主义”，挑拨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台北政府近十多年来一直在日 益积极地从事一项‘民族建设事业’。台北对台湾民族主义的扶持和推进明显地表现在 其努力发展一个‘台湾文化’和一个‘台湾人’归属意识。在台湾，‘中国’的概念已 经完全被淡化和贬值了，学校在努力地推进所谓台湾语言(中文的福建方言)教育和一个 修正了的历史课程。”[5](P57)“亡人之国，先去其史”。李登辉曾对日本右翼作家司 马辽太郎表示，在台湾小学教育里，“不教台湾的事而尽讲些大陆的事，那是荒唐的教 育。”他又说：“教育改革十分重要，因为教育不改，人心也不会改变，过去教育大都 限制在大中华的观念范围里，台湾不需要大中华民族主义。”“战后，台湾的中等教育 所学的历史、地理课程是以大中国主义为基础进行的。”[6](P56)但是自1994年公布“ 认识台湾”的新课程标准后，战后国民党所推行的大中国教育便决定性的转换成重视台 湾的教育。1997年，岛内初中开始采用“认识台湾”的新教科书，1998年成为正式的课 程。该教科书刻意宣扬“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从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割裂 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且刻意美化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企图以此淡化岛内中 学生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上的认同感，塑造、培养所谓的“台湾主体意识”，使岛内中 学生形成“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国家认同感”[7](P54)。如该书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 是“我们都是台湾人”，其他章节也大讲“台湾意识”、“台湾魂”。该书一再强调“ 台湾文化是外来文化”，把“台湾四百年历史”割裂于中国大陆之外。新党“立委”李 庆华称该书的内容故意要把台湾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分离出去，企图斩断台湾和大陆之间 的脐带。
同时，李登辉一直带头鼓吹“新台湾人主义”。李登辉声称，台湾在近50年的发展过 程中，在精神上形成了一股“敢于向不可能挑战”的“台湾人精神”，在文化上“已经 逐渐蕴育着一种崭新的文化生机，已经形成了文化的‘新中原’”。那么此人所标榜的 “新台湾人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怪胎呢?其一，突出“以台湾为主体”，要“新 台湾人”破除“孤儿意识”，树立“以台湾为主体的意识”，破除“边缘人心态”，树 立“新中原思想”[8](P6)。其二，公开标榜“台湾民族”，强调台湾民族要有“现代 国家公民意识”，要民众树立“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国籍认同”，以“台湾民族主义 ”对抗、取代“中华民族主义”。因此，李登辉的“新台湾人主义”就是要“改变人心 ”，“重塑台湾人灵魂”，从思想文化上改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将在台湾的中国人“ 在地化”，建立新的现代“台湾民族”，为将来建立“台湾民族国家”铺路。
(四)陈水扁时期的“本土化”
2001年3月，台湾当局公布了蓄谋已久的“乡土教学”，从2001年8月开始在小学一至 六年级专设“乡土语言课”，随后也将在中学跟进推行“乡土教学”。所谓“乡土教学 ”是台湾当局“本土化教育”的一环，即用台湾的地方方言(即闽南话)讲学，对台湾中 小学生进行台湾历史、地理、人文、风俗、社区等各个方面的教育，而所谓“本土化教 育”，实际上是基于从“台湾主体意识”异化出的“台独意识”，进行“脱中国化”的 历史、文化教育。台湾有识之士认为，当局强调“乡土教学”，体现的是所谓“去中国 化”的“台独”观，将从根上对台湾青少年从小潜移默化，日积月累，直至影响其对民 族和国家的认同。
早在2000年10月，台湾“教育部国语推动委员会”公布了“中文译音统一规定”草案 ，以台湾自行研发的“通用拼音”取代国际通用的汉语拼音，并作为岛内人名、地名、 街名的英译统一规范。目前全球广泛使用的汉语拼音在某些人的眼中，代表的是“中国 ”，是“统一”，只有由台湾自己设计的“通用拼音”才是“本土”，甚至才是“独” ，一旦采取汉语拼音系统就会丧失台湾的主体性。(《亚洲周刊》，2000年10月22日)
民进党时期的台湾当局不仅对内继续推进本土化演变，其台独势力还往往结合海外反 华势力进行鼓噪，推动台湾的“去中国化”。2001年2月，日本右翼漫画家小林善纪的 《台湾论》连环漫画(中文版)在台湾出版。台湾大学教授李永炽指出，《台湾论》的内 容相当程度上宣扬台湾意识及台湾精神，鼓励台湾人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也贬抑大中 国意识对台湾的影响。[9](P42)而这样的一本被誉为无知、浅薄的书却得到台湾一些人 包括当局者赏识。李登辉对该书作者如是褒奖道：“只要看你的《台湾论》，简直不需 要任何其他参考书就可以知道台湾的历史。这本书概括了台湾的一切。”[10](P26)
同时，正如李登辉时代国民党主流派排挤非主流派，陈水扁上台之后，也借扩大晋升 将领的机会，加紧培植亲信，加速“本土化”，排斥外省籍，从而加快台军的非中国化 变异，以此为“台独”保驾护航。[11](P24)因此，只要“台独”势力继续主导台湾政 治，台湾的“本土化”无疑会持续发展下去。
二、评析
(一)“本土化”的动因
著名作家、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认为，在台湾，文化本土意识的增强是一个 事实并且已经变为一种意识形态，但是不能简单地用对或错来看待这种现象。(《南方 周末》2001年6月28日)
只有透过历史的鉴照才能清楚地掌握台湾文化本土意识，进而揭示“台湾意识”形成 的背景及其演变的历程。从1895年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到其在台湾长达半 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期间，日本在台湾所推行的政策，莫不以殖民母国的发展、壮大为目 标，台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皆受到歧视。正是在维护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生活 方式的抗争中，台湾人愈益感受到日本殖民母国和台湾本土之间的差异，本土意识油然 而生，并且起初本土意识是通过争取保存汉文教育而呈现出来的。1945年国民党政权接 管台湾后，特别是从国民党溃逃台湾到1987年解除戒严的几十年间，国民党施行戒严体 制，强力推行中国文化，不让人挖掘、研发台湾内部问题，包括台湾本土文化、艺术也 遭到全面打击。压力之下台湾意识的反弹是必然的，因此在1986年肇始的民主化扫除政 治上的禁忌之后，聚积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从环保、女权到农民、劳工的社会运动风 起云涌，台湾人当家作主的意识也就蓬勃兴起。[12](P26-27)
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言，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发生改变，党员 与党的领导者中的省籍由于政权的需要也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逃台之初，其党员的绝 大多数是由大陆去的大陆籍人，发展到今天台籍党员已占党员总数的75%，而真正由大 陆去的国民党员只有3%，作为国民党机构的中常委和中委会的人员在省籍比例上也有了 质变。1952年国民党七大时选出中委32人，台籍只有1人，占总数的3.1%；中常委11人 全部为大陆人所占有。1988年召开的十三大上，不仅本省人李登辉当选国民党主席，中 委增加到180人，本省人占了其中的38.3%，为69人，中常委为16人，占总额31人的51.6 %，第一次超过外省人。1993年召开的十四大上，台籍中常委仍居首位，占31人的58%， 而且台籍的中委人数也第一次超过了外省人，为总数210人的55.2%。以此为标志，以李 登辉为首，台籍人为主的国民党主流派完全掌控了国民党，以大陆籍为主的国民党非主 流派被挤出了决策圈。[13](P45-46)而国民党的“本土化”必然导致其政策走向上的“ 本土化”以及奉行“台湾优先”的原则。
(二)悖论：“本土化”的背后
诚然，台湾的“本土化”演变有其客观缘由，但是关键在于这种政府主导的“本土化 ”成了台湾社会异化的一种表现。“以本土对非本土的政治号召，包含太多也太强烈的 族群动员意味，而族群动员的本质主要以排他的族群区隔为基础，一经挑动，台湾社会 只会更趋情绪化和非理性化”([香港]《新报》，2000年12月22日)。“台湾意识”、“ 台湾精神”的形成，有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的复杂背景，但是在台湾 ，当朝野各党竞相以民粹、媚俗的语言争取选票时，“台湾意识”也可能在相激相荡之 下，被过度规约，甚至于扭曲，从而变成对封闭、排他的宗教情绪。因此，任何将台湾 本土意识绝对化、封闭化、定型化的企图，都是非理性的作法，违反历史发展的规则。 若刻意做民粹的诉求，即兴的鼓惑，将使其扭曲而成为野心家的工具。[11](P28)
更为重要的是，在“本土化”诉诸之下被鼓动起来的“台湾民族主义”，将对台湾人 民的认同产生更加深刻也更危险的影响。
民族主义从18世纪以来一直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从历史上看，许多次民族集团 的政治和宗教领袖都曾经创立、利用乃至伪造民族主义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在实践中，一个创立的民族主义倾向易于引发难以避免的冲突乃至战争，因为被新创的 民族主义所影响的原来的次民族集团的人民必然与现存的母国发生冲突。”[5](P57)李 登辉主政以来的台湾，一直致力于“台湾民族”的建设，其对台湾民族主义的挟持和推 进明显的表现在其努力发展一个“台湾文化”和一个“台湾人”的归属意识。前文谈到 的新的历史教科书的应用及其对“台湾意识”的标榜即是明证，而这种“台湾民族主义 ”的兴起及至台湾人民归属意识的位移很可能导致未来海峡两岸之间的冲突。李光耀对 此也表示忧虑：“台湾新政府的‘民族主义’意识过于强烈，将会升高中共攻台的威胁 ，进而引发远东地区战争，造成台海两岸冲突。”([台湾]《中国时报》，2000年7月12 日)
事实上，全球化时代以来，特别是后冷战时期，主体政治效应席卷全球，台湾也不可 避免的会受到影响。“台湾没有出现针对全球化的民族主义质疑，……但不可避免在主 体政治论述之下感到无限空虚。……在台湾，人们则有一种或许即将取得主体的悸动。 ”[14](P62-63)因为世界范围的冷战抑制了台湾发展自主意识的空间。但是，在被少数 政客主导下的“本土化”却向“去中国化”的方向越滑越远。李登辉本人在接受日本右 翼作家小林善纪时就明确表示了其本土化意图：“……是没有宣布台湾独立的必要的， 将中华民国‘台湾化’即可，亦即‘本土化’。([台湾]《中国时报》，2001年7月24日 )”而国民党主席连战则认为：“本土化不应是‘除中国化’，而是深植基层、草根。 ”这就道出了“本土化”真正应该发展的方向。“广东人、福建人、湖南人、湖北人、 山东人、山西人读了中国的历史几百年，也没有听说因此而不认同自己的乡土的”，“ 认同中国本来就包括认同台湾在内。”[15](P41)因此，所谓的“台湾意识”、“台湾 精神”，应该是基于“中国精神”之下，台湾的“本土化”理应在整个中国的框架之内 去认识台湾，因应台湾的政治现实来构筑台湾的特性。
台湾“本土化”政策演变的历程，经历了从上层的政治体制到历史、文化等心灵层次 的逐渐深化的过程，反映了台湾从政治体制到文化教育领域的全方位的“本土化”态势 。因此，这种异化的“本土化”——“去中国化”将从而且正在从客观实在的政治建构 到主观的心灵上重新塑造台湾民众基于“台湾主体”和“台湾民族主义”的政治和文化 认同。无疑，这一切将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及国家统一大业的完成产生极其严重的消 极影响。
收稿日期：200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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