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明内涵①
张江洪
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在全球化、人类文明转型及中华文明复兴的背景下提出的看待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新视角，是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一种中国判断。它根植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的一种处理现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方案，它提倡文明交流和文明互鉴，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是对各种文明观的扬弃，是一种新型的文明观，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能够推动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和世界秩序的构建。
关键词：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文明观；世界秩序
文明，与野蛮相对，既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进程。它既反映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也体现了对外部世界甚至宇宙的认识。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各个文明的发展、交流、互鉴的历史，各文明也从地域性走向世界性。文明间的融合和冲突一直存在于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之中。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由于当今国际社会包容性世界秩序的缺位，导致诸如族群冲突、宗教冲突、国际冲突和文明冲突此起彼伏，传统国家间的安全困境以及诸如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新挑战交错而生② 贾文山、江灏锋、赵立敏：跨文明交流、对话式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05）. 。而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中则阐述得更为简洁：“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这就需要我们以新的理念和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和挑战，从而共同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中国在当今历史条件下为全人类提供的这样的一种公共理念。笔者认为，“构建人类民运共同体”这一理念需要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来审视，解析其文明内涵，从文明观的高度才能发现和把握这一理念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意义。
绿色建筑工程造价成本的预估是在项目建设前期进行招投标环节进行的，主要是预测在项目建成所需要花费的费用，这是建筑项目能够保质保量顺利建成的重要参考标准。绿色建筑工程的造价成本需要考虑一定的精确性，与此同时，还需要兼顾成本造价的速度。对于招投标环节来说，造价成本的预估速度和精确度直接影响了投标单位能否顺利中标。工程造价估算成本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是基于对人类文明进程的认识和对其未来走向的中国判断
首先，从人类文明的进程来看，文明之间的相互激荡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文明就像经济一样，有其自身的节奏。它的历史结构松散，容易分成几个部分或几个时期，它们几乎都各有特色、自成一体。”③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常绍民、冯棠、张文英、王明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 对人类文明进程，麦克尼尔在其《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一书中将人类的历史视为一个处于潜在状态的整体，以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为主线，将人类文明史分为旧大陆各大文明的出现和确立、各文明之间的平衡、西方的支配地位和全球性世界主义的开端四个阶段，并强调文明间的融合、文明间的冲击与反冲击、征服与反征服，即是把世界史定位于“文明间”的互动。具体而言，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到印度河文明、黄河文明和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时期，这时由于千差万别的生存地理条件造就了它们风格各异的文明形态，这就是文明多样性的根源。而到了雅斯贝斯在其《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一书中所称的“轴心时代”时，中国、西方和印度同时产生了诸多贤哲和思想，“三个地方全都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认识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类已经迈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人们，要么和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保持隔绝，要么与其中一个保持接触；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被拖进历史。”①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14页。 而后来，有些文明消失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的则继续向前发展，文明之间既有自己发展的节奏也有相互之间文化、技术的交流融合，当然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文明之间的激荡才是人类文明前进的动力。在文明的相互激荡中，西方率先走出了“中世纪”，产生了理性思维，随着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科技快速发展，产生了探索外部世界寻求财富和市场的冲动，也就是西方文明的扩张与其他文明应对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西方文明所主导的现代化。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阐述得更为清晰：西方文明“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将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个市场，在世界各地寻找和加工原料；毁坏古老的民族工业，突破民族的闭关自守，“甚至将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并强迫他们采取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让未开化的国家变得文明，让愚昧的乡村城市化，让落后的东方从属于西方。②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2-256页。 在其后，就是人类进入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全球化与多极化的新时代，人类文明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也面临着诸多全新的挑战。
“可以说，在古代，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种文化都只以‘体表’或外围与他者进行交往和冲突，而各个实体的‘体内’或内部都仍然能够保持各自的稳定性和独立性。今天的这个世界共同运动和共同生活的画面就是所谓的全球化。人们都不得不讨论全球化，就是因为全球化是个使所有事情全方位的卷入的运动，再也没有逍遥‘在外’的存在了。”③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汉语言文献中的“文明”一词，由“文”和“明”两个概念合成，其源可上溯至商代的甲骨文。③ 陈启能、姜芃等：《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汉语“文明”一词，最早出自《易经》，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其中的“天下”就是中国古代的“天下观”。
其次，就人类文明的走向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成为现实。“文明一词首先指的是一种过程，即个人、国家和所有人类走向教化的过程，然后它也指代之一过程带来的结果。”④ [瑞士]斯塔罗宾斯基：《Blessings in Disguise》第3页，转引自[美]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汪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1页。 关于对人类文明走向的判断，习近平早在2013年的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就有提及：“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由此可见，“构建人类民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有着深厚的中华文明根源，更有着历史悠久的实践根源。
“和而不同”的思想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主要文化根源。中国传统文化很早便拥有“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思想与胸怀。⑦ 薛力：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智慧［J］.前线，2017（05）。 “和而不同”思想源于《论语·子路》，即：“君子和而不同”，主张“和”不千篇一律，“和”又共生共长，“不同”以互相促进，相辅相成，“不同”同时又不互相冲突。⑧ 王玉宝、郝爱红：论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理念的现代意义——兼评“文明冲突论”［J］.人民论坛，2014（11）。 “和而不同”在当今世界就是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各自的发展道路，世界各国不管大小都能和平相处、平等相待、共同发展。这不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最好诠释吗？
在城镇化背景之下，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家庭结构的日益小型化，农村居家养老成为一种“适合国情，符合民意”的养老模式。应认真分析中国农村居家养老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充分挖掘农村居家养老的发展优势，利用有利的发展机会，不断改善其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劣势，规避可能存在的威胁，从而制定合理的农村居家养老发展战略，不断提高农村居家养老服务质量，促进农村居家养老的可持续发展。
而中华文明的复兴则可以从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看。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是指“西落东升”，即西方国家的没落，及以中国、印度为代表东方国家的崛起，而中国则是“比任何时候都接近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至于有“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说法。中国的崛起就是中华文明的复兴。
而关于人类文明转型和中华文明复兴，梁漱溟在其《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的论述，在今天看来仍然很有参考意义。他认为西方文明是在近世复兴，而中华文明则是在“最近之未来复兴。”“近世西洋文化的发展都出于为我而用理智，而中国则为尚情勿我的态度，是已经证明了的；那么这不是由西洋路子转入中国路子么？”① 梁漱溟：《中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8-190页。 梁启超也曾说过“他日合先秦、希腊、印度及近世欧美之四种文明而统一之、光大之者，其必在我中国人矣。”
由此可见，全球化、现代化是大势所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才是时代逻辑，推动各文明和谐共处和对话，是时代的要求。“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② 习近平在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九报告中对我国发展新的历史定位中“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我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由中国提出是时代赋予中国的使命的最好注脚。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植于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文化
备自投引入负荷均分功能，能够改善某一侧主变失电时可能导致的过载现象，但是该功能也会带来一些不利因素。通过延时判别联切，取消了强制负荷均分功能，根据负荷情况自动投入负荷均分，使某一侧在主变失电时，有一个分段开关让相邻主变能够进行互相支援；通过整定不同备投时间的方式，能够避免全站失压的情况，保障重要负荷的电力供应。进行负荷均分功能的优化后，不仅能提高供电可靠性，也使一次设备得到充分利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传统文明观中的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标准评判“他者”的二元对立视角，创立了自我和“他者”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的模式，不再疏离异己，而是上升到了整个人类的高度。现在英文中的文明(Civilization)，它与以下几个拉丁词汇密切相关：（1）civis，指在某个地方定居下来的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市民或者公民；（2）civilis，其含义是与公民有关的、公民所具有的东西，也就是公民社会成员所特有的素质和修养，以及对公民有益的教育和影响；（3）civitas，意为公民自治；（4）civilitas，是指公民身份，特指罗马共和国的公民。显然，从词源上看，“文明”指的是与野蛮、蒙昧和落后相对立的开化、理性和进步的状态。在这几个词根的基础上，18世纪的欧洲人创造了civilization这个词。可以看出，这个词暗含着两种含义：一是18世纪的社会是文明开化的社会，而古代和中世纪是野蛮和黑暗的时代；另一种含义是欧洲社会是文明社会，而欧洲以外的社会则是野蛮、愚昧的。通过这两种维度，欧洲人形成了一种自我意识。例如，文明词源之一的罗马共和国公民（civilitas）就把其周边的民族称谓“蛮族”，罗马公民们认为自己是文明的，而“蛮族”则是不文明的。而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文明观，把是否符合华夏文化礼仪用来区分华夏和“蛮夷”。在近代以前中华文明一直认为自己是世界文明的核心,对于其他文明一直本着一种“怀柔远人”的态势去处理跟他们的关系。① 刘辉：文明的冲突与中华文明［J］.科教文汇(上旬刊)，2007（08）。 不管是历史上西方文明史上的“蛮族”称谓，还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华夷之辩”，都存在着一种自我和他者的区分，“对于那些试图凸显自身认同的民族来说，一些表达二元对立的概念必不可少。排斥和诋毁‘他者’是一种基本的心理机制，借此来达到突显自身的目的。文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手段）。”② [美]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汪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0页。 虽然这种区分和对立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上的，但都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走出了这种窠臼，各民族文化虽有不同，但是没有优劣高低之分，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份子。
邹庆鹏在致辞中介绍，河南作为中国农业大省，亦是全国农药生产、经营、使用大省。当前，河南省共有165家农药生产企业，年产农药约为2.6万吨，农药经营单位3.5万多家，年农药使用近1.7万吨。自新的《农药管理条例》实施以来，河南将贯彻落实新条例作为本省农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加大相关规章制度宣传工作，加强农药监管巡查工作，助力农药产业转型升级，力促农药企业做大做强，切实发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作用。
除此之外，中国自古还提倡“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礼记·礼运》中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道即为“仁道”。大同社会，呈现出平等、自由、民主的风貌，大同理想与小康社会作为儒家勾勒的和谐社会理想的美好蓝图，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启示。⑥ 苏苗苗：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7(08)。
最后，人类文明的转型和中华文明的复兴共同促进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诞生。关于人类文明的转型，正如习近平在2018年9月3日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中所说：“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同时，我们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抬头，战乱恐袭、饥荒疫情此伏彼现，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
最后，中华文明的进程也是一部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在中华文明的嬗变进程中，都有着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影响。从中华文明核心的儒释道文化中的佛教文化到近代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思想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些重大的中华文明嬗变都是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中国古代先贤对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精辟之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是当前习近平总书记对世界文明互进共荣的精彩诠释。从古代“丝绸之路”到今天的“一带一路”，既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理念的继承与发扬，也是实践理念的继承与发扬。《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就首先提到：“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历史上，“丝绸之路”激活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是丝路文明的当代性命题和未来性使命，这是一场伟大的世界梦，亦即世界文明大同梦。”① 文明传播课题组.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全球化认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J］.文明,2017（Z1）。 现在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的中华文明、西方文明、世界其他文明（包括伊斯兰文明）之间正在的深度交流与融合，中华文明，以其平等与正义、开放与包容、中庸与和谐的价值观，将会在拓展世界文明间的沟通与理解空间、提升世界文明间和谐相处与共生的可行性等过程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② 贾文山、江灏锋、赵立敏：跨文明交流、对话式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05）。
2.3.2 拉丁舞练习组男女对比分析 根据表12显示：通过13周的拉丁舞练习，女生和男生在4项测试中均为P＜0.01，训练前后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表明拉丁舞练习对女大学生和男大学生协调性与灵敏素质均有显著影响。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一种新型的文明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各种文明观的扬弃，是一种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新型文明观。
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在反思借鉴西方文明的基础上，把传统中华文明中的“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思想创造性的继承和发扬并运用到处理现代国际关系的一种中国方案。近代西方文明的扩张是在对其他文明不公平的情况下将它们拖入了西方所主导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西方化的过程，即实行自由市场，接受西方资本、私有化、法律法规、人权制度和民主规范的过程。”③ [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但是西方文明扩张的过程中存在着与其他文明存在着经济技术与政治、文化、习俗、宗教等方面的鸿沟，从而破坏和摧毁了其他文明原有生态关系和社会秩序。可以说这个过程既让世界成为一个整体，也加剧了世界的分裂。除此之外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霸权主义和不同时期的霸权国家。更是有“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等惟西方利益为首、不尊重文明道路多样性的文明论断。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在“西方的没落”、东方文明的复兴崛起并进入“亚洲世纪”的情况下，中国逐渐走上世界舞台中央时提出的一种尊重文明多样性、共同创造文明丰富性的处理现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方案，是“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理念的创造性承扬。这个方案主张各个国家要平等、要商量，不搞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中国领导的世界秩序，而是一个平等的体系。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彰显了中国作为大国的担当，又显示了中国与人友善、不搞扩张称霸的决心。
"天下观"形成于先秦,它是中国古代的世界秩序观,其最高理想是天下大同,这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包容非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向心力。中国传统对外思想表达了一种"一"与"和"的原则化理念。封贡体系中的天朝与朝贡国不是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平等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也绝非殖民体系下的殖民关系。这一秩序在近代以前数千年中的主要特征是和平互利的。④ 刘丹忱：中国的“天下观”与西方的世界秩序观［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05）。 而在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一书中对于中国的天下理念对于世界秩序的建构阐述的更为直接清楚，他认为“西方世界可以思考冲突，但只有中国思想才能思考和谐。”⑤ 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 而中国的天下思想能够超越西方古代帝国思想、现代帝国主义和全球化帝国主义，为当今世界提供一种超越西方文明“民族-国家”理论的世界理念和世界制度，而世界理念、世界制度正是西方文明中一直缺乏的。
再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倡文明交流和文明互鉴，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是一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文明观。如前所述，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文明间相互激荡的历史。19世纪的时候，德国诗人荷尔德林和哲学家海德格尔就倡导国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的栖居”。而到了20世纪，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一直在寻找人类文明交流最为繁盛的地方，这种地方就是“诗意的栖居”。他曾说：“若果可以选择出生的时代与地点，我愿意出生在1世纪的中国新疆。”因为这里是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南亚文明等东西方文明的最大交汇点之一。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中国智慧对这种“诗意的栖居”的美好理想的升华。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它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的、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因此，“诗意的栖居”不再是少数贤哲的美好愿望，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会让全人类“诗意的栖居”成为可能。
最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真正意义上以整个人类、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待人类命运的理念。当代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化冲突和利益冲突。而要解决这些冲突纯粹靠政治手段和经济措施是不可能解决的。只能是从文化理念上来找到共通点。近代西方文明的“民族—国家”理论中国家是最高政治单位，没有正真意义上的“世界观”，存在着以本国利益优先的缺陷，这样就不能有效的解决冲突，反而制造了很多冲突，这是近代历史已经证明了的。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超越了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以全人类、全世界的眼光看待当代世界的问题，认为所有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哪个国家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单边主义，纯粹只讲利益是不能解决冲突的，只有认识到了全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才能做到和平相处、平等相待、命运与共，才能保证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利益。
选取2017年8月～2018年8月在我院治疗的神经内科患者180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90例。其中，观察组男52例，女38例，年龄45～78岁，平均年龄（63.47±5.25）岁，脑出血8例.脑梗死65例，肌萎缩侧索硬化17例；对照组男50例，女40例，年龄45～79岁，平均年龄（63.52±5.16）岁，脑出血7例、脑梗死62例、肌萎缩侧索硬化21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晓本次实验的研究目的、方法和意义，自愿配合，且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四、结语
现在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大的引擎，但是关于“中国威胁论”的论调一直不绝于耳，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由中国提出，就说明了中国不会只顾及本国利益，闭门造车、关起门来搞发展，更不会走美国全球化帝国主义那一套，而是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实现共同发展，一起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
2017年10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宪法序言第十二自然段中“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早在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已经写入联合国决议。由此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源于中国，但属于世界，能够为世界其他文明所接受，存在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要建立真正的世界秩序，还需要一种全球性的、结构性和法理性的文化，这就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③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89页。 而早在1965年毛泽东就曾预言：“进入21世纪中国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在吸收中华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自身历史定位的一种新型全球治理观、文明观，对于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世界秩序必将产生巨大的引领作用。
综上所述，对于Hcy与Cys C的检测对于高血压早期肾损伤具备较高的特异性与灵活性，基于早期发现的高血压疾病患者我而言，肾功能损伤的具体程度显得极其重要，此外，早期治疗能够显著的降低患者治疗与预后产生的费用，在临床上非常值得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美]布鲁斯·马兹利什：《文明及其内涵》，汪辉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常绍民、冯棠、张文英、王明毅译[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
[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周琪等译[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
[4][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5][美]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施诚、赵婧译[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6][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7]梁漱溟：《中西方文化及其哲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
[8]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英]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张莉、刘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9]陈启能、姜芃等：《世界文明通论·文明理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10]贾文山、江灏锋、赵立敏：跨文明交流、对话式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05）.
[11]文明传播课题组：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全球化认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J］.文明,2017（Z1）.
[12]王玉宝、郝爱红：论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理念的现代意义——兼评“文明冲突论”［J］.人民论坛，2014（11）.
[13]刘丹忱：中国的“天下观”与西方的世界秩序观［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05）.
[14]张涵：从文明范式看人类文明转型与中华文明复兴［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6）.
[15]虞崇胜、余扬：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背景下类文明发展的中国预判［J］.理论视野，2016（07）.
[16]卢元芬：“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文明观［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
[17]孙聚友：儒家大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J］.东岳论丛,2016(11).
[18]王公龙、韩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四重维度探析［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6（03）.
[19]明浩：“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6).
[20]李爱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本质、基本内涵与中国特色［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02).
[21]徐艳玲、李聪：“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意蕴的三重维度［J］.科学社会主义，2016（03）.
[22]苏苗苗：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J］.市场周刊(理论研究)，2017(08).
[23]陈来：中华文明蕴含全人类的共同价值［J］.智慧中国，2017（06）.
[24]刘洋：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现代性问题的中国智慧与方案［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1）.
[25]薛力：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智慧［J］.前线，2017（05）.
①本论文为西藏社科院2018年度院级课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中国西藏与南亚地区的人文交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
责任编辑：李 宏
标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文; 中华文明论文; 文明观论文; 世界秩序论文;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