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块噫气：废名小说“传统”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12)04-0068-06
如果置身于更加广阔的历史时空背景之下，我们就会发现，一切创造无非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嚣一时的中国现代文学与本土传统文化的“断裂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亦可视为改革开放政治话语在文学、文化领域的延伸。在求新求变的时代语境之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过程亦被塑造成为与本土传统文化完全断裂的、从西方移植而来的“飞来峰”。而我们认为，真正使中国现代文学具备现代性品格的，与其说是从文言向白话的“语言的转向”，还不如说是由白话语文所体现的平民的自由言说精神；与其说是从传统向现代的飞跃或者线性发展①，还不如说是本土中国人在既有传统下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与其说是殖民话语霸权下的被迫反应，还不如说是创造主体的“有意”选择[1]35。本文探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素有“奇才”、“僻才”之称的废名的小说“传统”，力求彰显其小说创作在主题选择、审美趋向、价值判断等方面的“传统”来源，再现其别出机杼创造现代文学的个人传统的主体性努力过程与艺术成就，辨证其魅力独著的个人传统对于同代作家及后世文学的影响与得失。
一、主题选择：寻找故乡与表现黄梅
寻找和表现故乡，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学的核心主题。“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等思乡怀远之作[2]27，中国人无不耳熟能详。闻一多甚至将《庄子》也视为游子思乡之作，认为“庄子的情可难说了，只有超人才载得住他那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3]282。废名寻找故乡与表现黄梅的小说，在主题选择上与中国传统文学一脉相承。
废名小说创作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早期作品包括《讲究的信封》、《少年阮仁的失踪》、《追悼会》等，现实性比较强烈，较少诗意化的抒情气息；中期作品包括《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菱荡》、《枣》、《桥》等，“不仅反映乡村风景、风俗之美、人情之美，而且更透露出一种独有的人生态度和体悟生命的方式。在这里，废名早先对乡村小人物不幸的同情，已让位于对人间‘真’与‘梦’的编织”[4]315，此种乡土田园的诗意焕发之作，最为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推崇备至，从而成为废名小说在接受史视域中的突出色调；后期作品包括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在小说的诗化呈现之中，加入荒诞和讽刺的成分，“由于现实的实际影响，他的审美情趣从探求人性的抽象存在又稍稍向社会人生偏斜”[4]315，小说“记录了战时的社会风尚，和老百姓的生活有关，也和老百姓的情绪有关，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作家的感喟与讽刺，隽永深刻，值得回味”[5]。但这种创作转型也为一部分喜爱他的读者所诟病，甚至如他的追随者沈从文也曾批评《莫须有先生传》说：“情趣朦胧，呈露灰色，一种对作品人格烘托渲染的方法，讽刺与诙谐的文字奢侈僻异化，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6]297，“把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情形下，是完全失败了的一个创作”[6]294。
贯穿废名小说创作三阶段始终的，是其主题选择上对于故乡的执著寻找和持续表现。无论是《病人》、《去乡》、《枣》的怀乡怀人，还是《初恋》、《鹧鸪》、《柚子》描写初恋的失落，《阿妹》、《桃园》抒发生命消逝的哀愁，《浪子的笔记》、《小五放牛》的怜悯人生，《浣衣母》、《河上柳》叙述人世的坎坷等，都以作者的故乡——湖北黄梅为背景。即使是长篇代表作《桥》，这部被文学史家界定为构造了一个世外桃源或一个“仙境”、一个乌托邦式的东方理想国的文本[7]238，也源于故乡生活。县城里小林天真的乡塾生活，小林与史家庄琴子两小无猜的童年岁月，长大以后小林返乡与未婚妻琴子和堂妹细竹三人之间的微妙感情关系，无不构成一幅宁静和谐波澜不兴的化外牧歌图景，而小说也并非刻意回避苦难困厄，如史家奶奶和长工三哑叔都有历经沧桑的不幸人生，但在废名的笔下，这些人物无一不是自尊自重之人，他们返璞归真的人格性情和自然适意的生活形态，与村庄中无处不在的茂林修竹、水井蓝天等天人合一，物理与人情达到完美的统一和谐。所以，朱光潜称赞废名的《桥》“撇开浮面动作的平铺直叙而着重内心生活的揭露”，“偏重人物对于自然景物的反应”，“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8]。钱理群等人也认为：“这种对人生丑陋一面的有意规避，正反映了作者对人间纯美的向往，于乱世中有意采取执拗的童心视点。从人生困窘到乐天知命，所谓冲淡为衣，悲哀其内，已经不是纯粹的童心，却很容易与主张虚静的任机随缘的禅宗观念合拍，更何况废名是真正读经参禅打坐的。”[4]316废名的小说背景，正是典型的湖北黄梅风景，那些已为读者所广为熟悉，宛若废名小说经典意象的小溪河、破庙、竹林、桃园、佛塔等，绝不会被误读为江浙小镇或者北方乡村，已经成为废名乡土小说的专用“符号”。到《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创作阶段，废名小说的艺术风格由诗化一变而为散文化，以微愠的幽默和善意的讽喻状写故乡世俗的百态人生，不少地方甚至采取“实录”方法，书写故乡人事的原生状貌；叙述语言愈为奇僻生辣，行文转成繁琐绵密。先前那个藏身“竹林”、“桃园”之外远距离书写故乡人事的作者，踱步出来直接参与到战争时代故乡人民的生活之中，审美情趣从探求人性的抽象向描摹社会人生倾斜，其中有直抒胸臆的议论，有记录思想和情感变化的意识流过程，小说在文体结构上变得复杂起来，但他确已“从语言和哲学之乡站在了现实之乡——他的故乡黄梅的土地上了”[9]。小说主人公莫须有先生显然是作家自己与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人物形象的混合，他以隐逸的姿态，将知识分子在战争年代中内心积聚的浓郁的忧郁，凝注于对乡下人事的同情了解、对禅化世俗生活的积极认同。由此，废名为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写作别开新路。
从寻找到表现，废名的“故乡”书写姿态发生明显改变。此中原因，既有时代变迁对作家主体的规制，也有作家自身文化观念的转变。
在通行的文学史著作和叙述中，废名属于京派小说家的行列，又称“乡土文学流派”。废名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进入本科英文系，成为胡适、周作人的弟子。此期鲁迅也在北京大学担任讲师，废名得以经常向他请教。废名1929年毕业留校任教，次年创办《骆驼草》，刊物以周作人平淡隐逸的文艺思想为指导，成为京派作家的重要阵地。京派小说家多为学院派的文化精英，却热衷于发现和书写各自的平民世界和故乡人事，总体上而言是一种身在都会心怀故乡的流寓叙事。废名创作于1925年至1932年期间的《竹林的故事》、《桃园》、《枣》、《桥》等小说，以“题材的新鲜，结构的完整，文字的流丽”[10]97享誉文坛，其笔下的黄梅故乡，直接影响到了以后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芦焚的河南果园城世界和萧乾的北京城根的篱下世界等，堪称乡土文学写作的一代宗师。现实主义小说“朝外看”的特征与废名诗化小说“朝里看”的特征大相径庭、扞格不入，在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正是诗化小说的独特魅力之所在。废名寄寓北京时的创作，主要以诗人气质的主体性的“内向”笔触诗意地书写故乡，于千里之外构建出独具魅力的“纸上黄梅”。
由“纸上黄梅”的诗意寻找转向于对现实黄梅的表现，废名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笔法趋于写实，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是一部真实的“避难记”。抗日战争期间，废名从北京回到故乡黄梅避难，在黄梅停留近九年(1937年12月至1946年9月)。正是这段难得的逃难(“跑反”)经历，才使得废名这位颇具隐逸色彩的京派作家走出书斋，接触到了真实的苦难的战时乡间生活，他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担任家族的“户长”，主动融入乡土生活，从而认识到了中国农民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伟大贡献，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不屈抗争的伟大精神。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中常见的“离去——归来——再离去”[4]42的写作模式迥异其趣，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书写的则是“在乡”的生活。我们可以说，废名通过这部长篇小说，书写出与先前诗意化的故乡完全不同的黄梅，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普通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同情和尊重。他在小说中写道：“莫须有先生在民国二十六年以前，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民众，简直有点痛恨中国民众没出息，当时大家都是如此思想，为现在青年学生所崇拜的鲁迅正是如此，莫须有先生现在深知没出息是中国的读书人了，大多数的民众完全不负责任。”他认为民众并非甘于做奴隶，所谓的“奴性”更多地存在于士大夫身上。而中国的民众为什么不爱国呢？废名认为是因为他们“不知有国”，根本的原因是“士大夫”和“官”们“不爱民”：“若说他们是怕官，并不是爱国，那么只要官爱国好了，官为什么不爱国呢？他们不爱国，是因为他们不知有国，你们做官的人，你们士大夫，没有给‘国’他们看！换一句话说，你们不爱民。”[11]226废名充分肯定中国民众的“求存”精神，他“同情地理解”这种“决不随便放弃责任，跑反便是为得牵猪牵牛！奴隶的‘三纲五常’观念与此民族精神相反”的“求存”精神，同时也“悲哀”于国家政府不能让中国民众免于战乱的可悲时局。这次逃难生活对于废名而言，是一次“发现”和“归家”的旅程，《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实在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写作的巨大收获。
二、创造传统：审美取向与价值判断
废名开创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叙事传统，这种传统在文体上表现为诗化叙事与散文化叙事；在文化资源上是对中国古典传统和西方文学的有效融合和超越，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在审美情趣上表现为宁静幽远情韵并致，情感内敛含蓄节制；其价值观的基础是融会儒、道、释于一炉的“道”，核心是“诚笃”与“真实”，即“不自欺”；在古典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冲突和选择之中，废名彰显出其鲜明的文化价值观。这一切构成了废名小说的写作“传统”，一方面，他是对既有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另一方面，他以其执拗的个人努力开创了现代乡土小说写作的崭新传统。
创造传统的前提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传统实施超越，而继承传统本身并非易事，诚如艾略特所说：“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传统并不能继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12]438创造的“条件”就是传统，因此传统是一切创造摆脱不开的前提。
对于废名而言，传统乃是他少年时代所受《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等“启蒙”教育，及其以后所读老庄、唐诗宋词等传统文学著作。废名曾说《诗经》中的国风是古代人民的文艺，是最真的写实作品；说《论语》是天下最好的学校日记，孔子这位先生真好，他的学生也真好；他最喜爱的诗人是陶潜、庾信、杜甫、温庭筠和李商隐，他说李商隐喜用典故，其实都是“感觉的联串”，“都足以见作者的个性与理想”，温庭筠写风景“也就在闺中，而闺中也不外乎诗人的风景”，他喜欢李诗温词的原因，是他们的作品让人感到“贞操”——这一点是中国传统文人所不能及的，因为传统文人总是因“多情”而滥情，“于是白发红颜都来入诗”[13]196。废名说他直到上大学以后，才“有了小学生的喜悦”，乃是因为他读到了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发现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从此生长出书写自己童年生活的雄心。废名在英文系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名著，其中最受影响的还是英国作家哈代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戏剧，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他曾说阅读哈代的小说，“总觉得那些文章里写风景真是写得美丽，也格外的有乡土的色彩，因此我曾戏言，大凡厌世诗人一定很安乐，至少他是冷静的，真的，他描写一番景物给我们看了”[14]。又曾谈到自己阅读莎士比亚时所受的感应与震撼，“莎士比亚的戏剧多包含可怖的事实，然而我们读着只觉得他是诗”，每每感到“字与字，句与句，互相生长，有如梦之不可捉摸。然而一个人只能做他自己的梦，所以虽是无心，而是有因”[15]。字句的“互相生长”，这也正是废名小说的叙述特征，因情生文，因文生情，情文相生，共同推挽小说的叙述进程。
因文生情，因情生文，这是废名小说的主体叙事特征，凸显出作者鲜明的叙事主体性，因此，周作人评价废名的文章已“近乎道”。周作人说：“莫须有先生的文章的好处，似乎可以旧式批语评之曰，情生文，文生情。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走，这都不是他的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16]28在这个“流水”之喻之后，周作人引用了《庄子》中说“风”的文字，再次譬喻废名文章的好处：“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能做好文章的人他也爱惜所有的意思，文字，声音，典故，他不肯草率地使用他们，他随时随处加以爱抚，好像是水遇见可飘荡的水草要使他飘荡几下，风遇见能叫号的窍穴要使他叫号几声，可是他仍然若无其事地流过去吹过去，继续他向着海以及空气稀薄处去的行程。这样所以是文生情，也因为这样所以这文生情异于做古文者之做古文，而是从新的散文中间变化出来的一种新格式。”[16]29这种“新格式”就是作家主体的“表现”，明显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重“再现”的小说文体特征。
重“表现”是废名小说创作的核心手法，天地万有融汇于作家主体的内心，构建成美丽生动的纸上世界，无不带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借用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的概念，此种创作方法绝非被动地映照万物的“镜”，而是经由主体性的理解和过滤之后照亮世界的“灯”。在这种重“表现”的创作观念指导之下，废名打通了中西古今文学的天然隔阂，将文学史上成千上万的文学家视作“一个诗人”，浩如烟海的文学著作视作“一本诗作”。
西方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文学观念与表现技巧，中国传统文学中的庄禅思维方式和唐人绝句的优美表达，在废名身上得到有机统一，创造出以诗意的语言、象征性的意境、散文化的结构、意象式的抒情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乡土小说写作新传统。从《竹林的故事》到《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废名不断地自我否定，探索精进，艺术风格趋于艰涩，文体形式趋于多元。他曾反思为其赢得过巨大声誉的《竹林的故事》：“我以前写了一些小说，最初写的集成为《竹林的故事》，自己后来简直不再看它，是可以见小说之如何写得不好了。”[17]废名自己较为满意的“创造”终于在《桥》的写作中开始得到体现，令他欣慰不已：“我感谢我的光阴是这样的过去了，从此我仿佛认识一个‘创造’。真的，我的《桥》它教了我学会作文，懂得道理。”[16]7这个“道理”就是传统之“道”，而废名对传统并非一味继承，而是进行了有效的主体选择和创造性转换。即以儒家孔孟思想而言，废名就认为其在传播过程中遭到知识阶层的曲解和篡改，而充斥着空洞的说教与虚妄的自欺。他曾感叹说：“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影响，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好些好看的字面。”[18]58显然，儒家文化传统中的糟粕为他所捐弃。废名所进行的文学探索，所创造的乡土小说写作传统，“最基本的，是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因素融会到现代文学中，以之承接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精神”[19]。在思想、艺术、叙述技法、意象结构等方面的中西融合，就是废名的小说之道，也是他所称引的庄子笔下那位擅长解牛的庖丁所说的：“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
废名钟情于历史人文，他曾经讲过：“故是历史，新是今日，历史与今日都是世界，都是人生，岂有一个对，一个不对呢？……人生如果不爱历史，人是决无意义的。”[11]321他尊崇智慧道德，难免会对当时的显学——“进化论”持怀疑态度。废名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借小说主人公莫须有先生之口说：“什么叫做进化呢？你们为什么不从道德说话而从耳目见闻呢？”一百多年以来，“进步”与“落后”的观念始终在中国人的脑际萦徊不已，“借鉴西方、渐渐赶上、最终超过”的思想体现在学术、文化研究方面，可以称之为“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加快生产的实业家心态”。在这样的心态下，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已被置于“时间上的后进者”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危险的怪圈——如果不能排除这种竞赛的意识和“进步/落后”的二元概念，我们就注定总是要被自己囚禁在“追赶者”(或者惧怕被人赶上和超过)的角色里面[20]111。在文化、文学、学术领域，只要这种“赛跑”意识不消除，只要我们不跳出“追赶”心态的局限，那么我们就会永远在没有希望的跑道上浪费时间。废名质疑进化论的思想意义也正在于此，其所思所论置于当下仍然振聋发聩，具备相当的价值。
三、文学影响：选择与超越
岁月远去，尘埃落定之后，一个作家是否会有作品存留于世，或者会有哪些作品存留于世，这是文学接受、传播学研究的有趣课题。事实上，我们所能接受和乐于接受的作品，往往只是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史”接受，距离历史的真实状貌会有很大的距离。文学史接受、传播、研究的这种由“效果史”所造成的“粗疏”，往往会为某个作家、某部作品的研究专家所诟病。废名研究也概莫能外。如废名研究专家陈建军批评道：“一提到废名的小说，不少人就以‘诗化小说’、‘田园小说’来概括其艺术风格。‘诗化’或‘田园化’代表着废名小说创作的‘纯正风格’，废名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如《浣衣母》、《竹林的故事》、《河上柳》、《菱荡》、《桥》等都是这一风格的体现。但是，‘诗化’或‘田园化’并不是废名小说艺术风格的全部。废名小说的艺术风格有一个从平实到诗化到散文化的嬗变过程。他的早期作品(如《讲究的信封》、《少年阮仁的失踪》、《追悼会》等)现实性比较强，没有一点诗的气息。他的后期创作，如《莫须有先生传》，特别是《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也一扫《桥》等小说具有的诗性特征，或以微愠的幽默与讽喻来状写人世间的百态俗相，或采取‘实录’方法再现人生的原生状态；语言不再是简洁凝练的，而是相当奇僻生辣或繁琐绵密。因此，认为废名的小说是‘诗化小说’或‘田园小说’，这种观点至少说是片面的，不能概括废名小说的整体风貌。”[21]以“诗化小说”或“田园小说”来概括废名小说的“整体风貌”，当然是“片面的”，至少无法概括其后期小说如《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文备众体”的写作风格，但是，“诗化小说”或“田园小说”又的确是废名的独特文学符号，藉此成就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效果史”接受与理解的前提是文学观念的时代变迁。废名的“诗化小说”、“田园小说”得以凸显，以致成为作家突出的符号特征，是由于1980年代以来文学审美性价值的回归。以审美性价值评价文学作品的得失成败，本身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基本衡文标准之一，虽然在近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屡遭“思想性”、“政治性”等其他标准的打压和抑制，但也仍然是纯文学研究者衡文的核心标准。如周作人评价废名小说的价值，就以“文章之美”来称誉：“废名君的著作在现代中国小说界有他独特的价值者，其第一的原因是其文章之美。”[22]304废名的《桥》出版之后，读者顿感眼前一亮。
在废名的小说中，《桥》是一部恰到好处的“和谐”之作，理趣与诗意完美交融，相得益彰。如小说描写小林、细竹他们前往八丈亭观赏牡丹，小林吟诵李商隐七律《牡丹》中的两句“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并解释说：“红花绿叶，其实在夜里都布置好了，朝云一刹那见。”又说：“记忆这东西不可思议，什么都在那里，而可以不现颜色……我的灿烂的花开之中，实有那盲人的一见。”细竹听说后，“把眼睛一闭”，得意地说：“我的花更灿烂了。”这段描写，活色生香，意境优美，又有天人合一的玄思冥想，尤其难得的是对谈禅论道与写诗绘画之间的“度”的把握。所以，朱光潜说：“‘理趣’没有使《桥》倾颓，因为它幸好没有成为‘理障’，因为它融化在美妙的意象与高华简练的文字里面。”[8]《桥》之令人沉醉，正在于此种诗意的美。废名笔下的田畴、山水、树林、村庄、阴晴、朝夕，无不带有缥缈朦胧、如梦似幻的世外桃源色彩。他曾经说过：“就表现手法说，我分明受了古典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23]163“唐人写绝句”讲究炼字炼句，语言精练、跳跃。从上引废名小说描写段落中，可见其对古典诗词典故和表现技法的熟谙。
在接受史视域中，废名的小说“《竹林的故事》的冲淡近王维、孟浩然；《桥》的高华近庾信、李商隐、温庭筠；《莫须有先生传》的奇僻近李、温而又近庄、老；《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平和温良近《论语》、陶潜”[11]19，一部废名小说史，几可以读成一部中国诗史。废名自创的现代乡土小说写作传统，对同时代及其以后的作家创作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并形成清晰的传承谱系。
与废名同时代的作家沈从文曾说他“写乡下”的作品“受了废名先生的影响”[24]，自称他的小说风格与废名最为接近，“一是因为农村观察相同，二是因为背景地方风俗习惯也相同。于是从同一方向中，用同一单纯的文体，素描风景画一样把文章写成”[18]217。沈从文的《边城》、《三三》等作，诗意弥漫，人物形象质朴浑厚，故事情节简单淡化，自然风景清丽优美，的确具备废名小说的风采。如沈从文的《边城》表现素朴的自然美，与翠翠依偎在爷爷身旁听他讲那悠远绵长的往事的情调十分契合。这种“物我合一”、泯灭“人我之分”的主体沉醉、主客体互相交融的情调，也是属于深谙古典趣味的废名式的。
1930年代开始创作的沙汀喜爱废名的小说，曾将自己的创作寄给鲁迅求教，鲁迅在回信中不客气地指出：“忸怩作态，有废名气。”[25]可见沙汀创作曾经受到过废名小说的“不良”影响，半个世纪之后，老年沙汀仍然在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自己年轻时喜爱阅读废名的《桃园》、《竹林的故事》等小说。
汪曾祺在1980年代说过：“废名不写故事，只写意境”，“我确实受了他的影响，现在还能看得出来”[26]。他的《受戒》、《看水》等小说就从孩童的视角描写真挚的情感，以诗意的笔触书写江南水乡的旖旎风光，利用语言的空白造成余音绕梁的效果。如《受戒》结尾写道：“芦花才吐花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松松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飞远了。”这种充满生机的大自然景象，与小说主人公朦胧的爱恋形成“复调”关系，达到了古典文学“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当代作家中寻根文学派重要作家何立伟，也曾承认自己极喜爱废名的小说，他向废名学习描写生活在古老乡镇一隅的小人小事，文本中弥漫着淡淡的哀愁和深深的寂寞。何立伟在谈到创作经验时说：“我以为短篇小说很值得借镜它那瞬间的刺激而博取广阔意境且余响不绝的表现方式。……绝句类如中国国画中的文人画，重简约、空灵、含蓄、淡雅，还特讲究留空白。……达到虚生实、无生有的境界。故空白问题其实不但涉及技巧，也与美学观念有关。同时也颇符合我们民族含蓄、内向和多思的性格。”[27]这种创作观念，与废名的用“唐人绝句写小说”的策略如出一辙。
废名自创的写作传统在不断的接受、传承之中，逐渐打破了乡土小说、田园小说的樊篱，而对其他文体的写作也产生极大影响。如何其芳的《画梦录》、梁遇春的散文、卞之琳的诗作等，都曾受到过废名传统的巨大影响。在当代作家中，阿城的“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贾平凹的散文，甚至新武侠作家小椴的小说等，都明显地受到过废名小说传统的影响。相对于现代文学史上某些骤得大名、红极一时的“名家”而言，废名及其传统一直都是寂寞的，但诚如汪曾祺所说：“它像一股泉水，在地下流动着，也许有一天会汩汩地流到地面上来的。”[26]废名的写作传统一直没有断流，代有传人，自成谱系，这就是寂寞的力量。
①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概念被研究者反复引用，“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参见汪晖：《韦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学人》第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