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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中国的对外政策正酝酿着一个战略性变革：放弃“联合反霸”即“一条线”的方针，重申全面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年，中国决定裁军100万。这两项重大举措，震动了世界。引人瞩目的是， 邓小平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百万裁军的战略意义作了下面的阐述：“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1 〕以树立“和平形象”为一个大战略的立足点，是耐人寻味的。它同当代中国的外交战略演变之间形成了至关重要的联系。
所谓“外交形象”，无非指一个国家要向世界表明什么，以及经过某种预定的政策和外交行为，为世界留下特定的印象等等。如同人们在社会公共关系中需要一个与其内在特征相符的形象一样，国家也需要以完美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丑陋、偏私与凶恶必定为人们所疏远和唾弃；而公正、美好和善良，也必定会得到广泛的拥护和友谊。
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维护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良好形象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种对美好目标的追寻，往往要历经坎坷。因而对新中国外交形象的历史性考察，将有助于对确立中国“和平对外形象”这一重要命题的理解。
一、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长期以来，国际上总是流行着一种“中国好战”的观点。显然，这是一种使我国外交形象深受伤害的舆论。对于居心不良、有意中伤者，我国领导人曾多次予以严肃批驳。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产生这种舆论的国际性原因，认真研究造成这种现实状况的国际国内背景。
在很大程度上，“好战”的舆论同我国曾经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某些不尽确切的表述和观点有密切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坚持着“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由于世界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因此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特别是在60年代末至70年代，我们不仅认为世界性的大战不可避免，甚至感觉它已迫在眉睫：“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这种概括和其后社会上广为使用的一个口号“团结起来，准备打仗”，把战争可能性及备战气氛推向了一个炽热点。
同时，在“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上，我们也坚持“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的观点。而且，在宣传上更侧重革命的因素在增长：“越南南方、老挝、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勒斯坦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武装斗争日益壮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2〕因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 被压迫民族的迫切任务，就是联合起来，埋葬帝、修、反和一切走狗！”这种并不确切的语言的使用，无疑给我们的对外形象带来某种不利影响。
事实上，“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中国也需要世界性的和平，使整个经济落后国家获得发展自己的机会。那么，上述极端的语言和过于绝对化的判断是怎样发生的呢？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形成了我们长期来对形势的严峻估计。先是美国在朝鲜、台湾海峡发动战争，制造紧张局势，继而它在日本及东南亚对我形成包围，最后在越南挑起了一场热战；其后是前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对我构成直接的战争危胁。60年代末，前苏联发动了对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捷克的军事入侵，并在中苏边境的东部和西部挑起武装冲突；70年代后期，苏联煽动地区霸权主义者入侵柬埔寨、直接出兵阿富汗等行径，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警惕，从而对可能针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作出准备。
但是，毕竟我们作出的分析只是指出了它的可能。事实证明，针对我国或世界性的大战并未爆发，这就有可能使我们从另外的方面考虑问题：1.美、 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采取的战略是直接侵占还是军事遏制？2.美、苏两国是否真的会冒打核大战的风险？3.我们是否对国际形势作了“过火”的反应？4. 当今世界的诸种矛盾是否已经达到必然引起大规模热战的程度？换言之，这个世界的主流究竟是战争还是和平？
显然，我们当时的答案不够精确。首先，美苏两国对中国的主要战略方针是“遏制”，而非大规模的侵犯（不排除某种程度上对我国进行小规模的“偷袭”），至少现有的材料还不足以证明上述两大国有全面进犯我国的战争计划。其次，如同现在人们所认识的那样，核武器的存在，一方面造成了战争的危险，另一方面却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战争的发生。因为当人们意识到核战争的结果只是导致地球的毁灭，而不再分得出胜者和败者的时候，原子弹也就仅仅成为一种制约性的力量了〔3〕（当然，这不等于说，世界人民已无需承担制止核战争的义务）。 第三，危险和威胁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作出估计。胡乔木认为，从50年代至70年代，我们对国际环境的恶化程度估计过高，作了“过火”的反应：当时“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4〕。因此我们极力与之抗争， 极力试图消除这种危险，从而造成了我们国际国内政策中的“左”倾错误。最后，世界性大战至今未爆发这个事实说明，50年代至70年代的世界尽管动荡不已，但其基本矛盾并未激化到将要引起世界性大战的程度。因此，即使在当时，世界也仍然是存在着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老一代外交家王稼祥早在1962年就指出过这一点。他当时预言，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并不必然导致世界性战争。因而，“不要笼统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5〕这些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并进一步证明了，和平的可能性远远大过了战争的可能性。
至此，研究已经揭示，那些曾经造成我们对外形象中过于绝对化和极端性的“客观”危险，并不像描述的那样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更深的层次上，说明我们的“过火”反应。
胡乔木在他的上述分析中指出，正是我们所处的“某种封闭状态”，造成了20年来的“左”倾错误〔6〕。 而恰是国内政治和理论意识形态方面的“左”，又使我们越加封闭，越加对“战争与革命”问题作出过于绝对化和激烈的判断。两者互为因果，“交相放大”。
准确地说，夸大“国际阶级斗争”，正是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产物。例如，我们曾长时期地坚持认为，当今世界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而“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这两个群体概念被看作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化身——笔者注）起来反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际资产阶级的化身——笔者注）的斗争”，已成为时代的主流，两大阶级的决战已不可避免等等。显然，这是将国内阶级斗争的基本概念推及到了国际，并据而判断，世界无产阶级战胜国际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胜利，已为期不远了。
这种夸大国际上战争与革命的可能，夸大国际革命的意义，夸大战胜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现实性的“左”倾错误，同1957年后国内政治中“左”的东西的滋长，在时间上大体相平行。本来，1956年党的八大已宣布了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但不久出现的反右斗争，却又被认为是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开始激化的证据。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代表了一种对共产主义空想式的追求，从而也扩大了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大同”及战胜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信念”。胡乔木称之为“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7〕。50年代末至60年代， 中国的对外宣传口号中出现了诸如“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将世界革命进行到底”的不恰当的口号，并在实际中支持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政治运动。
极左的错误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致。在国内动乱最严重的时刻，我国外交机构基本陷于瘫痪，驻外使馆人员公然起来造驻在国的“反”。1967年8月，北京竟出现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恶劣事件， 造成严重的国际影响。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口号下付诸行动的，都是在“打倒帝修反”的狂热气氛下进行的。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盖洛普测试机构分别于1966年和1972年对美国公众关于中国的观感进行了测试，其结果是：在1966年的主要印象值中（取两项最高值参数），肯定（努力工作）和否定（好战）面各占其一；而至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的主要印象值中，肯定面（“努力工作”和“进步性”）则占100%〔8〕。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明，中国的对外形象同我们国内政治形势及外交战略的相关变化呈对应关系。
造成我们主观上易于偏激处理对外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50年代中后期开始形成，60年代初以后表面化的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争。这个论争的焦点，主要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如果说，我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始终坚持“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只要国际剥削者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观点，容易造成我们更强调“战争”的印象的话，那么在激烈争辩中的固执己见，以致最后演化成为的严厉批判，则又加重了我们思维和言词的片面性。这表现在，当我们高声呼喊“打倒帝国主义”、“支持世界人民革命斗争”时，却忽略和淡漠了对世界和平和全球性稳定的争取。当时的逻辑是，只要强调了“和平”，就是“妥协”、“右倾”，甚至“修正主义”。这犹如一场阵线分明，非此即彼的战斗，没有退让软弱可言。正是在这种针锋相对、鼓角齐鸣之中，减弱和模糊了我国外交政策本应充分强调的“和平”性质。
由此看来，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要改变我国对外形象是不可能的。因为，很难想像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我们能够树立起“和平和发展”的旗帜。
毫无疑问，外交形象受到损害所带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60年代中后期，我们不得不在极其困难和危险的局面下面对世界，不得不在孤立的状态下勉力支撑我们的外交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已无法利用外部环境积极展开对中国具有绝对意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这种状况直到1971年打开对美外交之后，才发生了转机。但真正的历史变革，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我们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理论和实践，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迈出了当代中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整个战略中心的转移，为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观察与判断，提供了新的思维。而邓小平正是这个思维的倡导者，也是新的外交战略的总设计师。
关于和平问题，是邓小平在80年代初那篇题为《目前形势与任务》的讲话中最先提出的。当时他指出：“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随后不久，他又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是可能的。”那么，就当时的世界形势而言，这可能争取到的不打仗的“一点时间”究竟有多长呢？邓小平在1982年8 月同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那个著名谈话中提出：“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如果考虑到我们实现现代化第二个目标的时间表，即用30年到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那么就需要“再加三十到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邓小平当时还以极其肯定的口吻告诉这位秘书长：“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
但是，世界毕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整体。不仅霸权主义对别国的战争威胁不会因时间的变化而消失，各个国家之间领土、边界、主权等等的争端，也将会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如何看待这些可能引发战争的潜在问题，怎样认识和处理这种现实性的矛盾，直接关系到我国的对外姿态。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学者时， 谈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他认为，到目前为止，采取“一国两制”这类办法解决上述问题“是可取的”。他说，对于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而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可以避免“始终顶着、僵持下去，甚至发生武力冲突”的情况，他说，要“解决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而这样做的全部目的，“是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因为，“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9 〕可以说，这是当代世界政治家中最富于建设性，也最能赢得真正热爱和平声誉的精辟之见。
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认识的重大改变，酝酿于1984年至1985年之间。而这个理论判断性的重要更改，是在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仍然对我构成军事、政治威胁的情况下作出的，这正是它的极其可贵之处。因为它表现出一种对世界形势发展底蕴所进行的精确研究和准确把握。1984年2月19日， 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我们总的看法，战争的危险始终存在。前几年毛主席在世时和整个70年代、80年代的头一、二年，我们强调战争的危险。现在我们感觉到和平力量在壮大。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谈话中再次讲到：“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10〕同年9月， 邓小平在会见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再次指出：“我们对战争的看法有了变化，现在我们的看法大概一致了（指原来关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争论）……今天分析，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是可以避免的。”以此为标志，我们对世界性战争可以避免的判断趋于明朗化了。此后，由邓小平提出和确立的我国对世界形势的总看法，采用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表述。可以这样说，这是当代中国对外战略思想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革，它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深刻把握世界和平力量正在稳步增长这一历史性潮流的同时，我国先后进行了多次外交努力，以推进世界和平的发展进程，同时在世界面前牢固地树立起自己“维护和平、反对战争”的形象。这些重大举措包括：同美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实现同前苏联关系的正常化；同周边国家如印度、南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巩固和发展同欧、亚、非、拉丁美洲各国的友好关系，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积极加入世界性组织，参与国际性多边合作，并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裁军百万，以此向世界“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新形象，就是这样在历经了深刻反思、冷静判断和果敢抉择之后，才最终树立的。然而，一国形象问题所包涵的内容和涉及的方面仍要延伸到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它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结盟与战略相处
事实上，不管维护怎样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现实：它生活在集体相处的国际大家庭之中。于是，就有了大家庭成员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由于各自需要和战略利益的不同，各国间关系的性质也表现出色彩纷呈的面貌。而一个国家的形象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为人们所理解和认定。
新中国40余年的外交实践，在根本的意义上奠定了中华民族从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中重新崛起的大国地位和形象。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在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和确立自己国际形象的过程中，仍然历经了几次重大的历史性变动。大体上，我们可以确定这些变动为“结盟——强调战略关系——全面实行独立自主”等三个主要阶段。
（一）关于结盟关系
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必须结盟。对于饱受战火摧残，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并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敌视的新生政权说来，采取“一边倒”政策，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规定性的需要，更是保卫国家安全，展开国内经济建设所必须。应该说，这是在那个历史环境中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但结盟也有许多弊端。首先，我们自身的角色被严格限定在了极端分明的对抗格局之中。这里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我们必须无条件地置身于同另一阵营的激烈斗争，以逐渐削弱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其二，必须无条件地（有一个时间过程）维护和保持本阵营内部的团结、统一，以壮大阵营自身力量。显然这在两军对垒中也是绝对必要的。然而，也正是这种结盟的规定性，限制了结盟者自身处理国际事务的灵活性，削弱了他们的自由度（在以原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严禁“自由”的，一切服从纪律，一切服从大家庭，违者甚至有被“革出教门”的危险）。因为大家都要按照同一个指令和同一个方案行事，需要遵从一个共同的纲领，于是也就有了同一种面貌和同一种形象。
但事实上，这种绝对的“统一”是不可能存在的。各个国家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理解和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都存在着相当差异。因而表面统一的阵营，实际潜伏了许多深刻的矛盾。
尽管中共在诸如1948年共产党情报局处理南斯拉夫问题，以及在其后对待若干重大国际事务的行动中，同苏联保持了相一致的立场，但实际上，新中国的外交目标并非刻板地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所谓“同一性”，而是谋求同一切愿意与我友好相处的国家和人民建立联系。在这一点上，中国同东欧许多国家有重要区别。正如毛泽东在宣布“一边倒”的同时向世界申明的那样：中国是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在外交实践上，我们在建国初先后同印度、瑞典、丹麦、缅甸、瑞士、芬兰等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确立了在通过谈判手续之后同更多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的政策。这一切都是在我国宣布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的情形下进行的，它为新中国树立了既严守独立自主又不失政治原则的国际形象。
然而，五六十年代激烈对抗的世界冷战格局，毕竟使我们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外交选择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局限，特别是如上文所指出的，当国内政治中“左”的错误越加滋长时，我们处理国际问题的态度也出现了片面性。那种过于强调世界大战的迫近性和不可避免性的提法，那种着重强调和支持世界革命的不切实际的宣传，都影响到我国作为追求世界和平和寻求睦邻友好力量的最初形象。
值得研究的是，我国同苏联结盟关系的最终走向破裂（这种破裂首先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某些人顽强地企图以“家长”自居，对别国主权和内政施以粗暴干涉的结果。中国与苏联的“闹翻”，最根本的是反对“老子党”对中国主权的干涉），造成了我国对外方针的两个重大变化。一方面，我们独自更高地举起了反帝和革命的大旗，成为在政治上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主要力量。这一形象事实上表现为对原本社会主义阵营政治立场的执著坚持与追求；另一方面，我们对世界政治力量作了新的划分，相继提出了“广大民族主义国家有可能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中间立场”，“中间地带仍然是帝国主义相互争夺的中心”，以及最后形成的关于“第二世界”、“三个世界划分”等重大的理论观点。
应该说，同苏联盟友关系的实际破裂所产生的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变化，给当代中国外交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其意义在于，在摆脱了原有的“集团政治”性的所谓阵营之后，使我们有可能更为广泛地接触和团结民族主义力量乃至第二世界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国际统一战线，向着压迫、剥削别国的主要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抗争。这个反帝、反霸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新中国赢得了很高声誉。正是在这种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坚持一切国家应当享有平等权利的正义斗争中，中国争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信任和好评（1971年中国终于在无理地被排除20余年后，重返联合国）。同时，在世界从此由两极走向多级化的意义上，中国外交所促动的全球性战略格局的变化，对战后历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此看来，因实质上并不平等和由更多意识形态色彩维系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政治家寻求和开拓中国新的外交战略，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性联系。在新的对外政策调整中，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是，更加务实和采取一种战略相处式的关系，从而使中国外交形象有了新的意义上的改变。
（二）关于“战略相处”关系
所谓国家间的战略关系，是指人们基于某种战略需要，或从某种战略角度出发，建立起来的比较紧密的相互关系。它不以相同的意识形态作基础，也没有相互间必须承担的盟约义务，但在对付共同的敌人和危险时，会采取相配合的战略性姿态。
70年代初期，中国打开对美外交，实现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这代表了中国外交同大国建立战略相处关系的开端。毛泽东曾形象地称这种战略关系为“一条线”、“一大片”。即为了对抗苏联霸权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中国主张建立一条经过日本到西欧，再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最后到美国的联合战线，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国家（“一大片”），共同遏制对全球和平与安全形成巨大威胁的苏联扩张主义。在实质上，这是一条“联合反霸”的统一战线。
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联合反霸”的战略关系，有效地遏制了苏联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政策，对推进全球的稳定和进步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和对外战略的调整，原来的“战略大三角”关系开始改变了自身的态势和意义，中美间的战略关系也随之变化。在这种国际关系复杂演变的转折点，中国的战略地位问题和它所代表的对外形象，也需要重新予以厘定。
首先，维护战略关系，但不能受制于人。80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倒退。其原因是美国决策者中形成了四个错误的观念：1.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 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2.认为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 而美国却无求于中国；3.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 中国可以“吞”下去；4. 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大约与此同时，美国对台湾政策严重逆转，发生了售台武器和试图建立美台官方关系的严重问题。显然，这些事件不能不极大地涉及到中国在战略关系中的地位和形象。
台湾问题无可争议，任何企图向台湾出售武器和妄图改变台湾政治地位的作法，都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对此，我国作出了强烈反应。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斩钉截铁地宣布，如果认为“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同时，邓小平对上述涉及我国战略的重大原则问题一一申明了坚定的立场：第一，中国愿意维护同美国的战略关系，但并非有求于美国，我们是从制止霸权主义，反对扩张的全球战略意义上着眼的。早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初，中国政府就反复向尼克松总统说明，中美建交是全球战略的需要，因而也是美国利益和中国利益的需要。邓小平指出，正因为如此，我们很欣赏尼克松总统到北京来向毛主席讲的第一句话：我是为美国自身利益而来。中国同美国打交道，发展贸易关系，但并不抱什么幻想。因为中国同美国没有关系的时候，日子也过下去了，而且还过得不坏。邓小平严正指出，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有求于美的观点是危险的，因为这首先就破坏了全球战略〔11〕。
其次，如果国际上的政治家、活动家把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估计过低，就不会对世界形势作出正确估计，也不会有正确的政策，更不符合事实。邓小平指出，中国本身落后，军事装备更不先进。但中国也有一点长处，中国不怕包围，有长期进行持久战的经验，有用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作战经验。中国地方大、人多，有“大块头”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中国人“不信邪”，“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10年来中美战略关系的历史也说明，中国不是“一块豆腐，拿指头一戳就垮了”，否则“为什么能够形成一条线”呢〔12〕？这些强有力的申明，澄清了战略关系中一系列深刻的道理，为我们维护战略关系而又不受制于人奠定了政策和策略基础。
确立反霸战略关系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关系不应损害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一般说来，发达国家都有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殖民侵略和掠夺剥削的不光彩历史。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它们怀有警惕、鄙视的心理是正常的。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一员，在处理同发达国家的战略关系时，对第三世界所形成的影响常常处在很“微妙”的状态。这其中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我们在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确立战略关系的同时，不应轻视、缩小和疏远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其二，进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但对第三世界各国却不能“以苏划线”。显然，这两种关系处理得是否妥当、适度，将直接涉及到我国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地位和形象。
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当我们需要同发达国家建立紧密的战略关系时，就容易产生同发展中国家疏远的印象；当我们强调“三个世界”划分中“制衡”的思想，更侧重于宣传联合反霸时，就容易忽略反映第三世界的要求；特别是当我们感到苏联威胁增大而霸权主义确在进行对第三世界的争夺时，就容易造成“以苏划线”的倾向。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说来，这些问题都带有重要的“原则”性质。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外交政策策略的一些偏向进行了及时纠正。1982年底，中央明确提出，不能只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而丢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旗帜；对第三世界的正义斗争和合理要求要旗帜鲜明地支持。1982年4月，中央再次提出， 我们要利用美苏矛盾，侧重反对苏霸，在有些问题上也要侧重反对美霸。“一边倒”不利于利用美苏矛盾，不利于反对霸权主义，对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也是不利的。上述这些论断不仅确立了我们在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关系中所应坚持的立场和态度，更重要的是，它已酝酿了对外战略方针上的一个重要转变。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明确提出中国要树立自己作为和平力量和制约战争的形象，并在实际上担当这个角色的同时，也正式宣布，中国将对自己的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这就是放弃使用“一条线”的战略策略，而真正将对外方针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
无庸讳言，现存国际政治关系仍是一种持久和稳固的体系。因而，在全球范围内，人们不应过于意志化地追求某种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变革，而重要的是寻求作为主权国家同别国的和平共处，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权利。对于这种历史性的昭示，邓小平曾赋予了它经典性的断语：“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历经了国际舞台上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之后，我们今天越加步入了自己的成熟。这成熟意识着，我们应该把“和平共处、独立自主”更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把“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的形象长久地坚持下去。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8页。 以下凡引邓小平的话，均出自《邓小平文选》第2、3卷。
〔2〕《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
〔3〕1985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 邓小平提出只有美苏两家有资格打世界大战，但“谁也不敢先动手”。 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
〔4〕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 《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3页。
〔5〕《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页。
〔6〕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的“左”倾错误》。
〔7〕同上。
〔8〕科林·麦克尔拉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 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9～50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11〕参见邓小平1980年12月25日同巴基斯坦外长夏希的谈话； 1981年4月6日同英国前首相希思的谈话。
〔12〕参见“邓小平谈中苏战略形势和苏联的全球战略问题”（1980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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