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本质观的两个层次_公有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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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533(2000)06—0010—05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的也是基本的问题,是从理论到实践上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自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以来,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上有过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但概括起来,无外乎两种形态或两个层次;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设想,属于理论形态层次,有人称之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本质观;一是邓小平的新概括,属于实践形态层次。尽管其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社会主义实践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均有自己的认识和见解,但他们的理解(有时是曲解)基本上还没有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原设想的理论框架,为叙述上的方便,我们也将其统称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在我国当今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邓小平同志以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为依据,对社会主义本质观进行了新的探索,作出了新的概括。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是一种实践形态的社会主义本质观。

社会主义由空想走向科学之后,即开始了真正科学的社会主义实践。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来看,该过程在时空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并表现为两个层面。两个阶段是: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从“一国胜利”到多国实践成功,从而形成世界潮流的发展阶段;第二阶段,自20世纪中叶以来,虽然社会主义制度遇到和平演变的挑战,但仍然在曲折中自我改革和完善,这是创立具有民族特色并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体制模式的发展阶段。两个层面:一是社会主义由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并取得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发展和巩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巨大成就;一是社会主义事业遭受的重大挫折甚至局部失败(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巨变)。认真分析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得失,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无疑有重大意义。我们发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得失是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理解的正确与否密切相关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本质观的框架下,我们取得了革命的巨大胜利,建立和初步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我们却又遭受了重大的挫折和失败,走了许多弯路。邓小平实践形态的社会主义本质观的提出,把社会主义事业再一次引向光明,极大地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两种形态、两个层次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存在着对立呢?是否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过时,不再适合当今的世界潮流”呢?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和邓小平实践形态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尽管其立足的层次和视角不同,其表述和理论的针对性不同,但二者之间又有着内在的理论关联,它们是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得出的科学的预测,而不是对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具体规定,具有理论模式的性质。虽然由于各国的经济、文化、历史、地理条件的差异,这些设想在实践中有某些变形和局限,但其基本精神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质观的继承和发展、突破和超越。邓小平理论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典范,是现实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可靠保证,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亦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统一的社会形态基本结构层次分析社会主义本质的。虽然在他们的表述里鲜有“社会主义本质”这样明确的概念,但他们的论述经常涉及到“社会主义本质”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这种本质观认为:(1 )社会主义就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的社会,其经济运行方式是计划经济;(2 )社会主义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本质是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得出的科学的预测,它所描述的是一种成熟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特征,侧重于阐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差异性,而不是对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具体规定,具有理论模式的性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人所有制是产生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和弊病的基础,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弊病表明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已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要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弊病,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讲的国家, 很清楚地指明是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代表全体劳动者利益的国家。把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集中在这种国家手里,也就是集中在全体劳动者手里,即生产资料为全体劳动者公有。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只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工人阶级才能摆脱被剥削和穷困的状况,才能得到彻底解放,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按劳分配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用于个人生活消费品分配的原则。马克思说,在社会总产品中,一部分作为生产资料,“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2]在马克思看来, 个人消费品之所以必须按每个劳动者的劳动量进行分配,是因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每个劳动者在公共劳动中,除了能提供他自己的劳动外,不可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每个劳动者除了能领到个人的消费资料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就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应该考虑计划经济的运行模式。恩格斯说,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后,“社会那时就应该考虑,靠它所掌握的资料能够生产些什么,并根据这种生产力和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来确定,应该把生产提高多少或缩减多少,应该允许生产或限制生产多少奢侈品。”[3]“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 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个人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来领导。”[4] 马克思也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部门而不致受任何危害,……”[5]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社会主义经济的这种有计划的生产方式能够消除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大量物质财富的损失和生产力的破坏,能把生产和消费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消除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以及这种危机所导致的大量工人失业和贫困化现象。

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是马克思恩格斯构建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主要内容,是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三个基本经济特征。

在上层建筑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国家是代表和维护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组织。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上的成功始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相继地,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的大地上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与其说是马克思斯理论设想的胜利,不如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胜利。因为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中并不是教条式地、机械地拘泥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理论设想和预测,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本国的实际国情,创造性地、发展地去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前苏联,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都曾出现过教条主义、“左”倾路线的错误思想。在实践中,他们无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预想中的社会主义和本国现实社会主义的“建立”背景和物质前提的差异,无视本国的具体国情,要么教条地、机械地照搬照抄马克思恩格斯的词句,割裂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联系,要么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重大挫折和失败,使社会主义事业蒙受巨大损失。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总结国际国内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思想上达到第二次新的飞跃,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样,终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了较之过去更为准确的认识和理解。

邓小平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层次以及社会主体价值目标层次来探索社会主义本质的,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新的科学概括。他在1992年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 这是一种实践形态的社会主义本质观。邓小平不是从书本上思考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他是循着“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问题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他考虑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有一个现实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到1978年已经进行了近3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及其现实。邓小平关注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名”,而是社会主义的“实”,这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症结和关键。他在1980年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7] 邓小平关注的不是社会主义现有的特征,而是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相比有哪些一般的区别,而是社会主义如何才能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观继承的基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它反正了长期笼罩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的种种错误观念,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性。

邓小平概括的社会主义本质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第一个方面,“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从生产力的高度来揭示社会主义本质,认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统一。马克思一直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但过去讲解放生产力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和消灭旧的社会制度,把生产力从旧制度束缚下解放出来。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就是发展生产力,似乎不再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力两个讲全了。”[8] 邓小平这里所揭示的实质上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在运动规律方面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根据。所以邓小平又说:“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9] 改革是应该贯穿于社会主义发展过程始终的。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的第二个方面,“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从社会历史活动主体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最终目的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主义纯粹的形式特征上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10]这种认识,有利于从根本上克服对社会主义教条式理解的错误,同时这也表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并非单一的,我们应根据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历史条件去探索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的第二个方面和第一个方面也是密切相关的。离开共同富裕,离开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生产力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邓小平始终非常重视共同富裕对社会主义的根本意义。他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1]由于讲社会主义本质既讲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讲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讲完全了、讲清楚了。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它是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拨乱反正、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长期思考的结果。这是一个凝结着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的思考过程,是一个体现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勇气的思考过程。从这一不断深化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鲜明特色的务实求新思维品格,这种品格正是他能够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有重大突破的关键。

邓小平一开始就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置于科学、现实的基础之上,扎根于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实践的深厚土壤当中,他的思维路线是从实践到理论,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他在1985年会见一位外国客人时说:“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好,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12]邓小平大胆解放思想,不拘泥于前人。他是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站在同一高度去思维,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去揣摩经典作家的词句。他早在1980年就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13]解放什么思想呢?就是解放被教条主义禁锢的思想,解放被种种错误观念束缚的思想,不拘泥前人的论述;要讲新话,用新思想、新观念去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的提出就是解放思想的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典范。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本质观虽然在形成的历史背景、视角层次和表现形态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但二者在实质内容上又是统一的。前者是对后者的继承,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本质观侧重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统一的层面来描述成熟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无视社会生产力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十分重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把是否容许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制度是否已经过时的标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发展社会生产,“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14]马克思恩格斯还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5]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了上述预见的真理性。在谈到“按劳分配”原则时,马克思指出,这种带有“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的弊病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之后,……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6]邓小平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又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7]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科学预测都含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邓小平把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

那么,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是否就没再涉及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呢?也不是。如前所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中,不仅讲了发展生产力,而且首先讲了解放生产力,这已不是单纯的生产力问题,而是生产关系问题,经济基础问题,即如何变革生产关系中那些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的问题。至于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观的第二个方面——“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不仅涉及到经济基础,而且联系到上层建筑。这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本质观所关注的问题也是统一的。

同时,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并没有否定“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特征。相反,他还多次强调这些方面。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体系,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建立了“在国家宏观调控(宏观计划)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

在应如何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观以至怎样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在继承和坚持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今天,我们学习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观,学习邓小平理论,也应该持同样的态度。

收稿日期:200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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