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发展战略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制定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若干原则
“战略”一词原指“在战争中利用军事手段达到战争目的的科学和艺术”〔1〕， 后来逐渐被借用来泛指对某一领域（系统）发展的重大的、全局性的谋划。这种谋划主要包括：确定战略目标、制定达到目标的战略措施及其实施程序、提出针对某些可能出现的问题所准备采取的因应对策等。上述界定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共识：“战略是科学，也是艺术”。说它是科学，这是指制定战略必须遵循本系统内、外部诸要素相互作用和由此引起的系统运动所固有的规律。说它是艺术，这是指系统及其环境的复杂性使系统发展战略的“解”常不唯一，制定出来的战略总是制定者对诸多可能的战略进行选择的结果，它总是与战略制定者的价值观和某些思维特点等主观因素有关。战略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表现告诉我们，客观、主观和主客观结合状况的不同，将使制定的战略有正误、优劣之分，或者说有“合理度”的不同。而且，主客观的变化将引起已有战略合理度的变化。为使系统取得令人满意的发展，必须有相应的合理战略。因此，制定并适时调整战略，对各个领域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永恒的课题。
近年来，国内对我国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以下简称“高教发展战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 〔2〕在这里我们将不讨论高教发展战略的具体目标、措施和对策，而侧重探讨制定高教发展战略的若干基本指导思想与普遍原则，以期对高教发展战略的决策提供一点参考。
“教育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是教育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是一个已经取得广泛共识的命题。这个命题之所以正确，是因为教育系统不是一个孤立系统，它的发展是组成系统的诸要素、系统、环境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显然，如果教育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将拒绝给予它所要求的投入（人力、物力、财力、信息），这就迫使它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的要求。因此，（1 ）与社会相适应是教育系统发展必须追求的总目标，适应则进，不适应则退，不适应则亡。（2 ）由于教育与社会系统都是不断变化、发展，而不是静止的，因此适应不是一次完成，一劳永逸的。适应了，又会出现新的不适应，经过改革、调整达到新的适应了，还会出现更新的不适应。可以说，教育发展的过程是…不适应→适应→新的不适应…以至无穷的一个链形过程。（3 ）由于系统的惯性和适应有待于创造必需的条件，因此教育发展往往不可能实时地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由上述分析可知：适应是教育发展的总要求，而适应又是相对的，不适应是绝对的；适应可以是“令人满意的”，但不会有“最佳的”。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教育系统有了为自己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辩解的依据，相反，它只是说明适应实际是无止境的，追求适应是教育发展的永恒课题。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们认为，高等教育发展战略选择与决策的总原则应当是，使高等教育发展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这里需要讨论的是，这种适应的判据是什么？
一、适应应当是对社会发展需要的全面（或称整体）适应而不是片面（或称部分）的适应。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社会发展是社会各子系统（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相互作用的总体结果，而不是它们各自孤立发展的叠加。同理，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绝不是各子系统各自需要的简单加和。因此，制定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整体要求，切忌片面满足某些部分甚至个别领域的需求。必须特别注意的是，部分或个别领域的需求往往是比较明确而具体的，而整体的需求则常常是相对模糊和抽象的。或由于认识上的片面性，或由于政治、经济上的种种原因而屈从于来自某些部分的片面需求压力，国内外高等教育在发展战略上都有过许多不当或错误抉择的实例。例如片面强调政治或经济发展的需要，片面强调理论或实际发展的需要，片面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或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等等。实践证明，这种片面性对社会及其各子系统的发展都起着阻碍以至破坏的作用。这些教训是必须深刻记取的。
二、适应是指不仅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当前和近期需要，而且能适应那些可以预见的社会中、长期和未来发展的需要。由于社会及其需要是不断发展和改变的，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的，如果不着眼于未来，那么今天培养的人才必将在思想、知识、能力等方面缺乏未来工作所需的必要基础和基本储备。那将是今天教育的一个历史性错误。所以，高教发展战略应当“立足当前，着眼未来”，从发展的观点出发，具有某种超前（先行）性。必须注意的是，当前和近期的需要往往比远期和未来的需要表现得更为明显、具体、迫切和容易取得共识，它们对制定发展战略的影响和压力因而也往往是主要的。所以，制定高教发展战略必须对此有清醒的、充分的认识，防止因此可能产生的各种“短期行为”，使高等教育在规模、结构、培养目标和规格、教育内容和方法等各个方面都能为未来需要提供准备。
三、适应应当表现为教育的社会功能与个体功能的全面发挥。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两方面的功能，这两者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具有矛盾的统一性。历史证明，如果从社会本位论或个人本位论出发片面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或个体功能，最终将既有碍社会发展又有害个体发展。因此，教育发展战略必须保证和促进教育功能的全面发挥。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发挥其个体功能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与不足。这是我国高教发展战略从全面发挥教育功能的要求出发必须着重解决的问题。为此，我们的战略选择应当是：在高等教育目的上，培养在全面发展的前提下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的人；在具体的培养目标和规格上，克服过分专业化的弊端，使培养的人才具有更大的社会适应性；在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加强智能培养，为个人发展建造宽厚的基础；在教学组织与形式上，突破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现状，采取能真正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相应组织形式，向社会化、终身化过渡等等。
四、适应应当表现为教育的发展符合教育自身固有的运动规律。社会各子系统的发展有其不同的特殊矛盾，因而各有其内在的固有规律。正因为如此，社会各系统的发展具有相对独立性。不符合子系统规律的战略决策，显然将阻碍本系统并因此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在制定高教发展战略时，必须把握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不能简单搬用其它领域的规律和战略。例如，不能把物质生产的规律和战略搬用来指导教育这种社会人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不能把一般商品市场的运行规律和战略搬用来指导人才市场的发展等等。
综上所述，制定一个能使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战略时必须做到：遵循高等教育的运动规律；在战略的空间维度上正确处理社会整体需要和局部需要的矛盾；在战略的时间维度上正确处理社会当前需要和未来需要的矛盾；在战略的功能维度上正确处理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需要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对上述矛盾的估量和所采取的解决矛盾的措施都是正确的。这里所谓的正确，是指对认识（对矛盾的估量）和行动（准备采取的解决矛盾的措施）在尺度上的适度把握——既避免“过”，也避免“不及”，而适度的标准就是“符合客观实际”。这正是制定战略的难点和它的艺术性之所在。
面向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战略
1996年我国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在校本专科学生567.8万人，18 —21岁学龄人口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约为7%。 根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对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划分，我国高等教育仍处于英才教育阶段。关于面向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问题，目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过大，有的认为应当保持稳定，有的认为只能适当发展，有的认为应当有较大或大的发展。究竟应该怎样为宜呢？笔者将就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效益、公平的关系并结合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水平，讨论面向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战略选择。
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仅是由其自身决定的，也是由人口、经济、社会、科技等因素决定的。首先，从经济发展来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处在高速增长时期，高速发展的经济需要高层次的人力资源与之相匹配。其次，从科技进步来看，我国将在21世纪实现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这就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需求。第三，随着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我国城市人口将有较大的增长，特别是我国目前已有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开始实行普及高中教育，城市人口的增长和高中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也将刺激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与我国目前较低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之间的矛盾，正成为促使我国高教规模迅速发展的主要压力。
然而，社会和经济发展仅为高等教育规模提供了一个发展的空间；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最终确定，还要看一国及其社会为高等教育发展可能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从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来看，如果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迅速增加，必然导致生源质量的下降；必然在短期内需要增加很多教师而导致大批不合格教师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由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水平较低，教师待遇偏低许多优秀人才不愿进入教师队伍，造成现有教师队伍不稳定。这种状况势必对教育质量造成严重影响。但是，随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初等、中等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增大，高等教育规模将有所扩大。国际经验表明，许多国家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后，高等教育的质量开始分化，出现了不同水平的高等教育，甚至出现了各种形式的中学后教育。
从高等教育的物力和财力资源来看，高等教育属“准公共产品”，除政府财政支持外，还可从其它渠道筹措部分经费，由政府和市场共同调节，但政府对公立或国立学校的经费承担较大责任。1995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总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2.46%，其中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0.43%（估计值），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全社会的教育经费普遍严重不足，各级教育生均经费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即使到本世纪末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我国人均教育公共支出也只能达到90 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是，从高等学校在校生的绝对数来看，我国已成为一个高等教育大国。大规模的高等教育系统和低水平的教育投入必然带来办学条件较差等问题。教学科研设施不齐全、设备低劣、公用经费紧缺、图书资料陈旧等低水平的办学条件，造成我国大多数高校的教学、科研质量不理想。所以在高等教育投入水平较低的条件下，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如果以较快的速度或较大的幅度发展，则有可能与低质量相伴随。
从教育系统内部的资源分配来看，我国目前发展教育和提高国民素质的重点在于“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在教育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有限的资源在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中的合理和有效分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必须有高质量的初等和中等教育做后盾。有数据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生均公共教育经费支出相对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水平偏高，公共教育资源在高等教育阶段相对密集。根据我国的国情，普及9 年义务教育的任务相当艰巨，如果高等教育规模以较快速度和较大幅度发展，在现阶段是不适宜的。除非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以外的高等教育经费有突飞猛进的增长。
高等教育规模与效益的关系，体现为高等教育的毕业生与社会需求是否一致，即供求总量是否均衡。需求总量由经济和社会发展规模决定，供给总量由高等教育的规模决定。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过剩或短缺都会造成高等教育总体规模的不经济。不足的高等教育规模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高等教育外部效益低的一种表现；过度的高等教育规模会带来教育资源的浪费，这是高等教育内部效益低的表现。根据我国现状，7 %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意味着我国高校毕业生是一种稀缺的高层次人力资源。然而，这几年却戏剧性地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分配难的问题。某些专业的人才过剩和另一些专业的人才短缺并存，说明高层次人才培养存在结构失衡和局部失衡现象。它一方面会影响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另一方面会导致高等教育内部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形成资源浪费。因此，面向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要与高等教育结构布局的调整配合进行。同时，从社会发展全局而言，高等教育规模必须要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必须与经济、贸易、国防、医药卫生等各行各业协调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应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稳定、适度、协调发展。
从受教育机会的公平性来看，当高等教育尚处于英才教育阶段时，高等学校必然是选择少数“英才”的机构。由于教育筛选功能的存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往往比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职业等级和社会地位。处于英才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必然会面临“高等教育是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多数人的权利”的追问。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公共教育资源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如果为满足大多数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盲目地迅速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则原本就紧缺的教育资源将不得不平摊给更大的受教育群体。这样极容易造成高等教育的贬值，带来实际的教育不公平和教育资源的浪费。
从教育投入的潜力来看，高等教育属“准公共产品”，由受教育者个人或其家庭分担部分高等教育成本和兴建部分民办高等学校，在很大程度上可缓解政府负担高等教育的财政压力。面向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如果在这两方面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合理的、可操作的规范制度，将可望对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有较大推动。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教育投资力度的加大，以及初等和中等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必将不断扩大，高等教育的质量也将随着规模的扩大而有所分化，逐步形成不同水平的高等教育形式。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德国的职业技术教育系统、美国的社区学院十分发达，并为其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将第13和第14年的教育即两年学院教育，作为今后4年内普及高教的目标。相比而言， 我国的两年制大专教育却相对萎缩且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总之，面向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不是一个单纯的应以多大的发展速度在多长时间内发展到多大规模的问题，而必须在综合考虑教育资源及其配置、质量、效益、入学机会公平等各种因素的前提下，制定适度的短期发展目标和长期发展规划，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条件进行调整。
面向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战略思考
建国以来，我国对高等教育结构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与改革，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类别、多形式日趋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但是从总体上讲，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仍不能充分适应当代社会和人的发展需要。第一，高等教育结构的构成要素及其关系仍不够清楚、合理。在类型结构上，普通高等教育、职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的划分不够清楚；在层次结构上，中专、专科、本科的部分学制交叉重叠，功能定位不清；在科类结构上，专业划分与设置不尽合理，口径宽窄有待调整。此外，各级各类教育的规模和比重不尽适当，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与沟通。这种状况不利于高等教育的有效管理，不利于各级各类学校办出特色，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需求多样性的要求，也不利于学生的合理流动和能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受教育要求。第二，高等教育系统的环境正在发生迅速而深刻的变化。全球社会信息化、国际化的发展和我国正在实行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都会导致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城乡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已经并必将进一步对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和结构不断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第三，为满足这种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高等教育结构应及时作出相应的适应性调整。而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仍以政府的行政性、计划性调控为主要手段，这种调节机制不适应结构调整的要求，也加剧了高等教育结构的不适应性。
高等教育结构的合理化不仅要求认识什么是“合理”的，同时也应考虑怎样才能形成合理的结构体系。策略之一，是通过人才需求预测与规划确定各级各类教育的构成及其相互间的比例关系。这一思路从理论上讲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却往往很不成功。这是因为社会的人才需求具有不确定性，尤其是未来社会发展引起的人才需求变化更是令人难以把握；能够获得的需求信息并不总是全面、准确的，由于种种原因，有些信息甚至是对真实的实际需求的扭曲；人才具有可替代性。因此很难进行准确的预测与规划，“地中海规划”的失败就是一个例证。正因为如此，这一策略在国际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非难。策略之二，是通过国际比较寻求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吸收和借鉴它国的经验是应该的，但实际上，一国的高等教育结构对该国本身就不一定是合理的，更何况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简单地套用它国的结构体系（即使对该国是合理的）也不可能形成本国的合理高等教育结构。因此国际比较只能提供必要的参考信息，而不能提供如何合理化的答案。策略之三，是建立一种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劳动力市场自动调节高等教育结构的机制。既发挥劳动力市场在人力资源分配与调节中的基础性作用，克服政府计划调节不利于因时、因地制宜，缺乏灵活性、及时性的不足，同时又发挥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宏观引导作用，克服市场调节的滞后性、盲目性、短见性等不足。这一机制反映了现代社会对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要求，也顺应了国家转变政府职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一宏观形势，因而可能是我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策略的理想选择。
如何形成这一机制并保障这一机制的运行，是当前亟须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以下两点是应该优先加以考虑的：第一，形成这一机制的关键是改变以往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以政府为单一调节主体的状况，发挥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会、高校和有关中介组织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形成多主体的格局。为此应明确区分各主体在结构调整中的地位、作用和责任。更重要的是，应进一步改变国家单一利益主体的状况，明确国家、政府、地方、高校、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形成相对独立的多重利益主体，并使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与有关调节主体的利益得失密切联系起来，促使各主体通过结构调整争取物质的、精神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各种利益，避免可能的利益损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多主体格局才能真正形成。第二，自动调节就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引导学生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分配与流动，从而实现结构调整，其前提就是学生有可能根据必要的有关规定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纵横自由地流动。为此，必须改变我国各级各类高等教育之间缺乏衔接与沟通的状况，真正形成一种开放的学制体系。
成本补偿：面向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投资的战略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在各国政府的支持下，高等教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快速发展，劳动力市场上对完成高等教育者的需求得到了一定的满足。此后主要由于个人追求经济或非经济利益的需要，高等教育规模仍持续扩展，以至到了政府难以独自支撑的地步。近20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系统普遍面临着越来越紧的财政约束，在许多国家，以可比价格计算的生均政府高等教育拨款出现了下降的势头。在这种条件下，多数国家开始了高等教育投资来源多元化的努力，同时逐渐放弃了以前的免费或低收费的高等教育政策，转而推行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即由受教育者个人或其家庭分担部分高等教育直接成本的政策。
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国高等教育，除了面临与其他国家类似的由于在校生规模扩大而导致的高等教育经费需求的增长外，还面临着由于整个宏观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数1978年为85.6万人，1995年达到290.6万人，是1978年的3.4倍，17年间年均增长率为7.5 %。 同期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0.7%下降至1995年的10.7%，政府负担教育的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经费需求增长以及政府支持能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我国高教系统开始探索建立一种多渠道筹集经费的体制，自80年代中期起也开始了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实践。
从长远发展的观点来看，成本补偿政策的实施并非权宜之计。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初等、中等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社会各方面对高教的需求也将增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会随之提高，逐步达到大众化（毛入学率超过15%）以至普及化（毛入学率超过50%）。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必将不断扩大，经费不足的困难将长期存在。为了满足高等教育不断增长的经费需求，实行成本补偿政策无疑是一项合理的、可行的战略选择。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高等教育除了使社会获得收益之外，更主要的是使完成高等教育者个人获得了经济或非经济的收益。按照“付费者受益”的市场原则，个人应当承担部分由于实施高等教育而支出的成本。从建国至80年代，与我国实行的免费高等教育政策相配合的是高等教育毕业生的低收入政策。就是说虽然高等教育是免费的，但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个人在收入方面较其他人的优势并不明显。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形成，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收入优势逐渐显露出来。较高的预期个人收益使个人追求高等教育的积极性将不会因高教成本补偿政策的实施而降低。从可行性的角度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扣除物价因素，1995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978年的375%， 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也增长到了1978年的287%。而且在过去近20 年的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中，个人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由1978年的40%增加到了1996年的70%以上。人们普遍认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将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居民收入水平也会随之得到提高。居民个人收入的持续提高使高教成本补偿成为可能。一般认为，实行成本补偿政策除了能够为高等教育系统提供随在校生数增长而增加的经费外，还有利于促使高等学校通过对学生的需求做出反映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另外成本补偿政策的实施将推动高等学校为了争取学生而在学费价格、教育质量以及所授知识技能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等方面付出努力。所以，有人说这样一个由需求牵引的高等教育系统，在提高内部效益和外部效益方面比一个完全依赖政府支持的系统更主动。结合我国的现状，实行成本补偿制度有助于改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共给驱动的高等教育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相脱节的情况。
高等教育对社会收入、财富、地位和权力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具有公认的决定性影响。因此在高等教育政策选择和评价时，其对社会公平的影响往往受到人们特别的关注。随着大学学费的不断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平性问题也日益受到各界的关注。人们担心越来越高的学费将使低收入家庭无法负担，因而使其子女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种现象导致知识、信息、能力以及社会财富更加向高收入者集中，从而导致社会公平状况的恶化。在政府补贴对高等教育资源分配公平性的影响问题上，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表明，由于富裕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远远大于贫困家庭，所以政府对高等教育实施高补贴政策事实上是将收入从贫困的纳税人家庭向富裕的纳税人家庭转移。免费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通常会导致收入分配更加不公平。自60年代至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斥巨资补贴高等教育，并没有使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的不公平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因为即使在完全免收学费的情况下，由于低一级教育机会（事先选择）、对高一级教育的社会态度以及高等教育的私人总成本等方面的影响，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的主要还是高收入家庭的子女；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补贴程度越高，社会公共高等教育资源向这些高收入家庭倾斜的程度就越高。反过来说，如果辅之以适当的向低收入家庭倾斜的学生资助政策，由于成本补偿而受到影响的将主要是高收入家庭，并不一定使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丧失入学机会。累计公共教育支出的分布情况所反映出的高等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被偏向的程度，是考察教育公平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累计公共教育支出指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整个过程中所消耗的公共教育资源的总量。如果在总人口中占少数的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所消耗掉的累计公共教育支出占全社会累计公共教育支出的比重过高，则说明公共教育投资向高等教育的偏向程度过高。也就是说，很小的一部分能够上大学的社会成员要消耗掉相对较大的一部分公共教育资源；而没有上大学的社会成员则只能分享相对较少的公共教育资源。这显然是教育资源配置中的一种不公平现象。显而易见，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改善这种不公平现象，有助于利用有限的公共高等教育资源向更多的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结果也会使高等教育机会的分布更加公平。
当然，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对教育资源分布的公平性影响，并不能抹杀大学收费政策对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的不公平性影响。单纯的大学学费的提高不但提高了高等教育的个人总成本，而且也影响到了一些家庭，特别是低收入家庭进一步接受教育的热情，从而使这些家庭的子女在高等教育前的各级事先选择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此，为了避免危害社会公平，成本补偿政策的实施总是伴随着向低收入家庭倾斜的学生资助政策。资助力度的加大和资助面的增加，不仅能够抵消部分由于学费的提高而使低收入家庭的个人高等教育成本的增加，甚至还有可能补助一些低收入家庭由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而多支出的生活成本。不过，在中国推行学生资助政策，除了要解决好资助资格认证等常见的问题以外，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广泛地宣传学生资助政策，使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农村和边远山区的低收入家庭，能够理解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必须支付更多的学费，对于低收入家庭甚至意味着个人高等教育成本的降低。这样才可能避免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政策的实施使低收入家庭接受高等教育的热情降低，进一步确保高等教育机会分布的公平性。
分化与整合：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途径的战略选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寻求高等教育现代化途径的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在“西化”和狭隘民族主义这两条道路间摇摆。早期现代化理论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西化”，即非西方发达国家逐渐获得西方发达社会共同特征的过程。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也必须照搬西方模式，并把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视为“西化”的表现。这一理论曾经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流行一时，然而它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反而使社会处于有增长无发展的恶性循环之中，也使高等教育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然而，当这些国家醒悟到早期现代化理论的弊端时，有的国家又采取了全盘否定和消极抵制西方文化教育的态度。例如在拉丁美洲国家就产生了反现代化理论——依附发展论。这一理论认为，第三世界的不发达主要不是封建主义等社会落后因素造成的后果，而是来自美国等西方大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压迫和影响，因此主张第三世界国家同世界市场“脱钩”等等。显然，这种理论与“西化”论同样不可取。在现代社会，这种“脱钩”是不可能的，而且必将导致进一步的封闭和落后。有鉴于此，我国高等教育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根据我国的国情，广泛地、主动地批判吸收他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有益经验，为我所用，从而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
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过程是高等教育系统与其环境系统及高等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间相互作用的过程。高等教育系统目标的形成、功能的实现正是这种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平衡态的结果。这一过程的实质就是高等教育系统各要素的进步性分化与功能的专门化和整个系统不断整合的过程。这里的分化是指高等教育系统及其构成要素不断朝异质方向分裂并形成各功能性领域的过程。例如，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学科、专业就是不断分化的，这种分化正是高等教育与生产和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劳动分工等多种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世界的构成要素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世界的发展既高度分化又不断整合。这里的整合是指对系统分化后的子结构进行协调和组织，使它们成为功能统一的整体，以满足系统生存的各种必要需求，使其保持一致性和完整性。高等教育系统正是在这种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过程中得以进化。根据这一分析框架来检讨我国高等教育的现实，可以发现，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化与整合未能得到很好地平衡，或者过度或者不足。例如，培养目标上，强调培养“专才”而忽视通识教育，强调对人才的统一要求而忽视多样化的个性发展；在专业设置上，专业口径过窄，与当代学科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势不协调；在教学内容与方法上，统一要求过多而因材施教不够，教学计划缺乏必要的自由度与弹性；在高等教育的结构上，各层次、各类型高等教育彼此封闭，难以沟通，在管理体制上，政府过去的行政计划管理职能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高校不能真正做到面向社会自主办学，而条块分割又增加了进行有效调控的困难。
由以上分析可见，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进化的关键，是保证高等教育系统，在分化与整合中协调发展，其核心在于建立一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合理运行机制，它能自动调节分化度与整合度。这一机制合理与否的基本判据，就是它能否促进社会与人的发展。即合理的机制应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满足人的发展需要；在强调社会的主体性的同时不忽视人的主体性。从根本上说，这一机制就是社会主义的劳动力市场机制，也就是劳动力市场与政府宏观调控结合的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有赖于两个基本的环境：竞争与开放。竞争是促进高等教育系统及各要素不断分化的基本条件，没有竞争，高等教育系统的分化就缺乏动力与压力，系统就不能发展、进化；开放则是系统自身生存与进化的又一基本条件，孤立系统必须停滞不前以至解体。应当强调的是，市场调节机制的建立绝不意味着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削弱。保证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各地区、各行业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发达、很不规范、很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的盲目性、短视性变得特别突出，亟需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加以克服。
高等教育正是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来适应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并进而实现自身现代化的。这种适应是高等教育系统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不断进化的定向性运动，这种定向性运动又以创造和保持为基本手段。前者是一种结构和模式的进化，它使高等教育系统实现必要的调整和改革以适应社会大系统对它提出的要求；后者是一种稳定化的趋势，即保持已实现的适应社会要求的结构和模式。通过这种创造与保持，可使高等教育系统既不断得到改革与调整又相对稳定和连续。这种创造与保持向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提出了如何处理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因为保持的往往是已获得的稳定因素即传统性，而创造则总是为了适应现代性而作出的改革。我国有着悠久的教育传统，丰富的教育遗产。这一切都是我们建立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不可缺少的基础，任何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都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应以“批判地继承”的态度来接纳这些遗产。
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面向21世纪的中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
工业革命以来，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与发展大体有3 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一是秉承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由（博雅）教育传统，轻视甚至完全排斥专业教育科目；二是强调高等教育专业化，甚至把高等教育与专业教育完全等同起来；三是主张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这种教育思想认为，高等教育包括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两部分，两者都是必需和重要的。这里所说的通识教育是指所有大学生均应接受的、专业以外的有关共同内容（一般包括口头与文字交流能力的培养、道德教育、本国与外国历史与文化、数学、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知识和理论）的教育。它首先关注培养学生成为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和公民，旨在使学生获得作为社会的人和国家公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知识、理论、技能和态度，从情感和理智两方面促进人的协调发展。19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日益分化使专业教育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成为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主要特征。我国自50年代初开始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全面推行专业教育，形成了较为典型的专业教育体制。但是，在专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高等教育如果过分专业化，将产生种种不利于人和社会发展的弊端，因而开始呼吁加强通识教育。在对21世纪可能产生的、与高等教育密切相关的趋势和特征进行分析以后，我们认为，专业教育仍将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能成为它的全部。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相结合是面向21世纪高等学校课程改革与发展应有的战略选择。
一、在新世纪，科学技术发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趋势将继续存在，并将向更深的层次发展。科学技术的分化要求高等教育的专业化，但是仅有专业教育的高等教育却不能满足科学技术综合化的要求。当前，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大量涌现，学科之间的界限已有逐渐模糊的一面，这种综合化的趋势今后将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单一学科已不能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如环境、资源、人口、多元政治经济和文化冲突等，只有依靠多学科的协同与综合，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与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过分专业化，所培养的人才仅只受到与某一专业有关的教育与训练，那么，他们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将有很大的专业局限性，学术事业和社会发展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把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起来，使学生的知识与能力结构向综合化方向发展，应是我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一项战略选择。
二、在新世纪，社会发展对人际交流与合作的要求将大大提高。信息经济与信息社会的到来与发展，使人们的生产和工作方式不再是分散的、小规模的、封闭的，而是日益趋向网络化、集团化、开放化。这意味着个人的工作不可能孤立地进行，每个人必须与具有各种不同背景（包括不同专业、组织、地区、国家等等）的人进行交流与合作。这还意味着个人的工作不可能是纯专业性的，每个人必须接触和处理大量的对本人来说属于非专业性的问题。这就要求高等学校必须加强通识教育，使得培养的人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在知识和能力上具有宽厚的基础和扎实的功底，能够打破专业的局限性与不同的人进行各种必要的交流与合作。
三、在新世纪，社会发展与变化将更为迅速，人们的职业和岗位变动将更加频繁。研究表明，目前在工业发达国家，一个人全部在业期间内平均更换4至5次工作岗位。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个人工作选择自由度的加大，上述情况出现的频次无疑还会增大。职业与工作岗位变动必然导致一些人工作的专业领域与他们在高等学校所学的专业不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才交流中心对本校58、59、60三届毕业生的调查结果是，约70%的人不在原专业的岗位上工作。这些情况表明，高等学校必须使自己所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能够适应职业与工作岗位变换的要求。这就要求高等学校的教育和课程能为学生毕业后不断进行知识与能力更新打下宽厚的基础，而通识教育则是达到这种要求的重要措施与保证。
四、在新世纪，高等教育必须切实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警惕专业化引起的新的片面发展。工业革命以来，知识分化和社会生产的需要使大学进行专业教育成为时代的要求。专业教育给予人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然而，如果认为专业教育就是一个人所应受的教育的全部就有失偏颇。无论是律师、医生，还是科学家，他首先是一个人。人所以成其为人在于他具有理性，在于他有情感、意志、欲望、兴趣等。对人进行狭窄的专业教育，把人的知识和能力限定在狭窄的范围内，把人作为“做事”的工具来培养，这就使得人的知识、能力、思维以至情感都变得专业化了，这种人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就难免犯“以管窥天，不见整全”的错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新的片面发展。“新”是相对于传统的由体脑分工引起的片面发展而言的，新的片面发展的人是指“过分专业化”的人。人们常常指责的“科学的奴隶”和“经济动物”等都属于此类，这种人显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必须是站在比过去更高的水平上使人全面发展的教育。这就要求我们更好地把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克服专业教育带来的弊端。
信息化：面向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技术发展的战略选择
高等教育信息化意味着信息技术中的“多媒体技术”、“计算机网络”、“网上通讯”、“远程通讯”等先进技术广泛地应用于高等教育，使教育手段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教育手段的变革深刻地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各个层面，促进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信息社会中的高等教育模式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开放的学校形式。交互式网络系统的延伸和多媒体计算机的普及，使远距离教育更趋完善。有效地覆盖世界各个角落的计算机网络使它的全部信息都是开放的，这就使人们可以在他们各自选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受有关的教育，学生不用上学校，在家里就可以学到有关的知识。因此，大学的界限将变得模糊起来，未来的高等教育形式将不再那样“垄断”和僵化，而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开放。
第二，教学个别化。信息技术的应用使教学过程倾向于“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和个别化教学。这将改变传统教学中学生的被动地位，使学生能主宰学习进度，做到自主学习、充分学习和有效学习，使学习成为一种大规模的各取所需的过程。同时，多媒体文件和便于自己使用的编辑工具，使教师能对课程表做出有关安排，实施一种柔性的教学计划。这种教学计划已不再按传统的知识组织与结构的观念来制定，学校的教育内容正变成一些单元的体系。由于这些单元是可以互相调换的，因此，学生可以按照各自的学术性向和水平选择一条最适宜的发展途径。所有这些将使“因材施教”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教师角色的转变。信息技术使教师的作用得到加强。信息社会中的教育模式使教师的权威不再建立在学生的被动与无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教师借助学生的积极参与以促进其能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有人把信息社会中教师角色的转变，形象地比喻为“独奏者”向“伴奏者”的转变。可以预测，未来教师的作用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将得到体现：（1）对学生学习的监控、评估和指导作用。 教师将帮助学生选择那些有价值的信息或课程，并通过计算机自由地与单个学生或小组一起工作，把注意力集中于解决问题而不是讲课上。（2 ）成为参与课程开发的主要人员。课程软件的质量及适应性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直接参与教学实践的教师应是课程开发设计的最主要人员。（3 ）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和价值教育。这种教育是任何技术所不能替代的。教师通过给学生提供适当而充分的学习机会，建立师生之间稳定的、个人的情感关系，调动学生学习的信心和动机。
第四，学习社会化。信息高速公路可以延伸到千家万户，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延伸，整个社会逐渐联成一体，受教育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学校、课程和教师，学校与社会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界限将变得模糊起来。学校教育将逐步社会化，而社会教育也可以家庭化。信息技术的推广使得学校对社会全方位开放，高等学校与社会之间不再受围墙的限制而互相融合。学校与社会的一体化，将使信息化社会成为一个学习化的社会。
第五，教育终身化。现代信息技术为人们提供了灵活的学习方式，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超越时空和地域的限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使随时随地学习成为可能。信息技术的使用可以把一切具有教育功能的机构联系和连接起来，融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高等教育为一体，融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为一体，为每个人提供进修和丰富知识的可能性，可见，信息技术为终身教育的实现提供了基础。正如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提到的，信息高速公路使得“教育的最终目标将会改变，不是为了一纸文凭，而是为了终身受到教育”。
信息技术使高等教育面临新的挑战，21世纪的高教发展战略必须为迎接这样的挑战采取相应的对策。为此，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应当：
1.调整改革思路，更新教育观念。事实告诉我们，中国高等教育技术现代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技术本身的落后，不如说是人员培训上的不足。美国网上网络的突破不过是几年以前的事，而中国现已建成全国电子邮件信息网，教育科研计算机网示范（CRENET）也已启动，并于1995年5月作为第71个国家级网络正式加入了INTERENT。 但人们对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意义和紧迫性还认识不足，缺乏对高等教育信息化的战略目标和对策、措施的整体思考与策划，以致措施不力、行动迟缓、效果不显著。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应尽快调整思路，转变观念，促进高等教育的信息化。
2.全面研究信息技术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会带来教育手段的革新和学校形式的变化，而且也将对高等学校组织结构、管理体制、教育投资体制等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变革还将在更深的层次上触及到高等教育哲学观念的变革。如国外“虚拟大学”的出现已使人们对高等学校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有人认为“新技术开始为人们开辟校外学习途径的可能性，是学校不得不认真对待的一场挑战”。再如，信息技术使得人们学习知识的途径多样化，高等学校已不再独具传播知识的优势，而高等学校对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将加强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功能，这些变化可能带来高等教育功能的重新建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国情的不同，决定了中国不同于发达国家发展信息技术的途径，因此立足国内实践，研究信息技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将为中国适应21世纪信息技术发展的新形势，及时调整高等教育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3.大力加强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信息社会中的学生不仅要学习知识以及不断发展与认识水平相适应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还要发展对充斥于自然界和社会的各种信息的判断、选择和处理能力，以使自己得到健康的发展。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针对未来信息社会中的教育新使命，提出了“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生存”的教育原则。现在的大学生很快将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将面临一个信息化的社会。为迎接下世纪的挑战，在大学教育阶段，改革课程设置，加强学生计算机基础教育，培养学生学会选择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学会学习的能力，应成为我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4.加强教师在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教师应学会充分利用各种好技术改进教育质量。由于技术发展的迅捷性要求教师具备良好的技术消化能力和宽广的知识面，因此教师队伍的知识和技术更新迫在眉睫。
注释：
〔1〕《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版，第9卷，第367页。
〔2〕参见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等：《面向21 世纪中国教育发展战略若干问题研究》（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