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形势、面临的问题及政策目标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形势论文,目标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及未来的走势
1996年底中国政府对外公开宣布，中国顺利实现了宏观调控的“软着陆”。当时判断“软着陆”的主要依据是，经济增长速度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为9.7%，而通货膨胀处于较低的水平，为6.1%。在这样的大好宏观经济形势下，许多人包括政府的宏观调控部门的官员和经济学界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经济将进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但是，1997年的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并没有出现人们所预期的情况。1997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基本上处在走走停停的状态，其走向不是十分明朗，到了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经济增长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而且物价总水平持续走低，经济仍在下行通道运行的趋向方成定局。全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为8.8%，比1996年下降了0.8%，通货膨胀率仅为0.8%。10 月份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对国内经济发展较为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逆转，预计1998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出口需求和外国资本直接投资，都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问题将更加突出。由此而产生的失业和下岗的人员日益增多、大量产品积压和企业开工不足等现象将更为严重。从1998年1-2月的情况看， 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8%，增长幅度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4个百分点，虽然进出口的形势并没有如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糟，出口增长率比上年同期增长15.7%，进口基本上与上年持平，但总体来看1998年的开局并不理想。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自1997年10月份开始，已经连续5 个月出现负增长。因此，有些经济学者和经济观察家惊呼，中国经济出现了“通缩”和“衰退”。
近来国内各界呼吁政府刺激和启动国内需求的呼声甚高，纷纷献计献策，而中央决策高层对目前国内需求状况也有了新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目前中国经济确实存在着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在启动内需的问题上决策部门和理论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同时，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也作了较大的调整，“适度放松”将是1998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但力度不会太大。
预计1998年上半年将承接1997年经济运行的惯性，继续向下探底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调，1998年下半年由于各项政策包括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政策滞后效应的释放，宏观经济走势极有可能突破目前的盘局。至于突破方向，在短期内主要取决于公众的预期。当社会各界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前景信心不足，悲观的气氛到处弥漫，将会使政府的任何刺激经济的政策失效，并产生“自我实现”的效果（这一点与股票市场相类似，如果市场的参与者对后市普遍看“淡”，股价走势必然向下，反之亦然）。从政府自1996年下半年以来实施的政策措施看，1996年5月至今不到两年四次降息，贷款规模一再松动， 长江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和东胜煤田开发工程等大型投资项目加速启动，这都说明政府事实上已经以“适度从松”作为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导向。但是这些刺激经济的政策和措施之所以未止住经济缓慢下滑的趋势，公众的预期因素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因此，现在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于采取什么刺激国内需求的政策和措施，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新一届的中国政府，在公众面前保持其对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高度自信和决心，保持其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取得公众的充分信任是保证当前各项启动内需的宏观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则取决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是否顺利。如果不顺利，将使其对经济运行产生的自动收缩效应，抵消和超出松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刺激的效应，使经济继续向下突破，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相对时间较长的经济萎缩阶段；如果比较顺利，中国经济在渡过一段经济收缩期之后，将逐渐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长周期的上行通道，最终使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建立在一个有效率的微观经济和高层次的经济结构的基础上，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质量将会得到大大提高。
总供给能力过剩是当前宏观经济出现问题的主要方面
中国目前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总需求不足，这已经十分清楚，而且，低通胀为政府刺激和启动经济提供了绝佳的宏观经济条件。从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观点看，采取松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国内需求无疑是中国宏观调控部门目前最佳的政策选择。但问题是，中国目前的经济还远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正处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转轨时期。成熟的市场经济与处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转轨时期经济的最大区别是，二者的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经济基础不同。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宏观经济运行是建立在资源优化利用和配置的微观经济基础之上，而处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转轨时期的经济，则要通过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优化资源利用和配置，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经济基础。对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站在这样的一个高度来认识。
随着近几年中国国民经济的运行环境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变化是中国告别了“短缺经济”，这使国有企业问题的实质被充分暴露出来了。国有企业从自身来看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资源利用效率低，即所谓的X效率低，并由此引出了体制改革。 资源利用效率低的最主要方面是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要素的组合是低效率的（理论上说，由于其它生产要素的效率系数取决于技术条件，是可以计量的，所以可以通过制订和实施科学的计划实现其最优组合），“增效”的根本途径是“减员”。国企改革最根本的目的是寻求有利于提高劳动力和其它生产要素的组合效率的企业组织形式，“抓大放小”也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好，其目的均是如此。体制改革结果必然是使大量的劳动力冗员从原企业中分离出来，形成劳动力供给过剩。二是资源配置效率低，即由于大量的重复建设，造成全社会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失衡，并由此引出了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产品结构调整；二是供给能力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可以通过经济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也就是说是随着体制改革的推进，产品结构失衡的问题就会得到相应的解决。而供给能力结构调整中目前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即如何处置长期资源配置低效率使国有企业“积压”的大量绝对过剩的无效供给能力。对于绝对过剩的无效供给能力，无论采取以什么方式，是市场化的还是计划分配的，无论转移到什么地方，是从国有企业到非国有企业，还是从上海到新疆，都无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唯一出路就是“就地核销”，即把在原体制内的无效的供给能力包括落后企业和生产设备，从总供给能力中“扣除掉”，这就是所谓“存量结构调整”的重要方面。
可见，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进程中大量的生产要素包括企业和劳动力，要逐步从旧体制下的经济和传统产业中转移或分离出来，形成供给能力过剩。同时，结构性供给能力过剩可以引起社会总供给能力的过剩，如纺织行业供给能力过剩本来是结构性供给能力过剩，但有可能引起生产其中间投入产品部门如电力行业的供给能力过剩，也就是说，当结构性供给能力过剩成为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时，就会引起社会总供给能力的过剩。目前中国在许多传统行业如纺织、普通机械、通用设备、矿山工业、煤炭工业、森林工业等等中普遍存在着结构性供给过剩的问题。此次结构调整对社会的冲击之大、影响程度之深、波及范围之广，是1960年出现的数千万城镇产业工人“大返乡”以来绝无仅有的。总之，供给能力过剩是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问题的主要方面。
从根本上说，解决供给能力过剩的根本办法是进行制度创新和经济结构升级。通过创造一个有利于传统体制外经济生长发育的制度环境和市场条件，促进社会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向传统体制外经济及新兴产业的转移。但是，这样说决不意味着，在短期内，政府在以总需求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方面无所作为。
创造一个有利于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环境
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中，对大量无效供给能力的进行“消化”、对整个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但是，在什么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下，采取什么方式，换言之，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进程中，追求什么样的宏观调控目标，以利于对已经“积存”了几十年的无效供给能力进行“消化”，并尽量减轻由此产生的阵痛，是需要认真分析和讨论的。我们来分析一下几种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及其可能对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种情况：由于结构失衡造成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短缺”仍是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通货膨胀高企或受严重的抑制，整个经济处于“紧”的状态。在这种宏观经济环境下，对无效供给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核销”，其结果必然是俄罗斯式的经济改革。俄罗斯对无效供给能力的“核销”是通过爆炸式通货膨胀进行的。爆炸式通货膨胀和高台跳水式的卢布贬值使大量的社会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顷刻之间化为乌有。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麦金农在其新著《经济市场化的次序》一书中，对此有过非常精彩的论述。目前国内许多经济学家从各个方面比较了中国式的经济改革和俄罗斯式的经济改革的异同，但都忽略了一点，即当年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与中国目前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完全不同。论经济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中国目前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在许多方面并不亚于当年的俄罗斯。但由于中国当前宏观经济环境比较宽松和稳定，从而增强了政府对改革进程的控制能力，使改革更加有序，对社会的冲击较小，使激进的改革内容披上比较温和的改革方式的外衣。
第二种情况：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或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经济增长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温和，市场繁荣，购销两旺。在这种宏观经济环境下，传统体制下的各种矛盾的表现不突出，尤其资源配置效率低和结构性的总量过剩将被暂时的虚假繁荣所掩盖。社会各利益主体会因为缺乏进一步变革的动力和压力，政府主导型的改革也会因为缺乏普遍的社会认同，使改革的阻力加大，从而延缓改革的进度，甚至丧失改革的良机。因此，在宏观经济形势非常好的情况下，改革只能在原有制度框架和结构内进行局部性安排和调整，而不是对整个制度结构作出全面的改造，只能是在不根本改变原有制度的运行基础上，对制度运行规则进行边际调整。同时，暂时被刺激起来的社会总需求使无效供给能力继续运转甚至增加，消耗和浪费着大量的社会资源，政府理性的结构调整行动也因为是“逆市场”的行为而受阻。一旦虚假繁荣过去了，无效的供给能力以大量的银行呆帐和坏帐、财政透支及赤字和无市场销路的存货的形式积存下来。这就是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经济曾经出现过的情况。
第三种情况：总需求严重不足，甚至出现总需求萎缩。在这种宏观经济环境下，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将使“人人受损”，公众对前景缺乏信心，有可能使改革风险演化为社会风险。在未来几年内，国有企业将逐步从大量的竞争性行业中整体退出，国有企业退出后的经济发展空间要由传统体制外的经济来及时“补位”。如果经济过冷，总需求严重不足，以市场为导向的传统体制外的经济发展将受到抑制，也就无法及时完成“补位”过程，这将加速经济萎缩，进一步加大改革风险。目前中国政府正努力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第四种情况：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但经济仍保持适度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较低，市场需求不旺。在这种宏观经济环境下，微观经济效率低下和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持续低迷的市场发出明确的信息，表明需要进行“核销”的无效供给能力的数量及部门和行业分布。政府据此对无效供给能力进行“顺市场”性“核销”，社会的各利益主体对比较激进改革和结构调整方案，就会产生较为一致的认同感，从而减少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阻力。毕竟政府干预下的对无效的供给能力的“核销”，比单纯倚靠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其对经济的破坏程度和对社会公众的伤害程度要小的多（从某种程度上说，成熟市场经济中的周期性经济波动是有积极意义的，在经济处于低谷期，可以借助市场竞争力量及时“清除”低效率或无效率的供给能力）。以目前中国政府确定纺织行业为例，纺织行业在逐步脱离原计划体制进入市场以后，经过近几年的苦苦挣扎，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从市场上得到了一个残酷而又十分清楚的信息：中国的棉花产量不会有大突破，国内市场的纺织品需求就这么大，国际市场的份额也基本上是给定的，由此计算下来，中国实际需要的纺纱能力充其量是3000万锭，而目前中国实际拥有的纱锭是4000万锭，整整多出了1000万锭。这绝对过剩的1000万纱锭甚至都不宜向国外其它落后国家转移，因为这将可能挤掉中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所以，唯一的出路是“砸掉”。伴随着1000万的“砸”锭，上百万的纺织工人将面临着失业和下岗，曾经作为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和成长作出巨大贡献的纺织工人要为改革和结构调整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这个残酷的现实并非政府所愿，是市场使然。同样，作为结构调整重点的兵器工业和森林工业，采矿业也是如此。
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阻力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呈U 型的函数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很低时，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将成为“人人受损”的社会变革，其阻力很大，甚至可能出现社会动荡从而导致改革流产。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阻力将减小，但当经济增长速度超出到一定的临界点，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阻力将减小，但当经济增长速度超出到一定的临界点，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阻力又会逐步加大。
由此可见，创造一个偏冷但不是过冷、总需求不足而不是严重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利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整体推进，应该成为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进程中，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中长期目标。如果我们是从市场出清的意义上，理解“实现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基本平衡”的话，那么对当前正处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攻坚阶段的中国经济来说，应该暂时摒弃这个一向作为各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视为金科玉律的宏观调控目标而应有新的理解。同时，“创造一个偏冷但不是过冷、总需求不足而不是严重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作为中国目前宏观调控政策的中长期目标，又不必囿于难以灵活操作的“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以此作为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中长期目标，是基于“需求膨胀是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长态特征”这一判断。在经济过热的形势下，“创造一个偏冷但不是过冷，总需求不足而不是严重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的目标与“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际上是等效的。但是“创造一个偏冷但不是过冷、总需求不足而不是严重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的目标比“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意义更为宽泛，而在操作上更具灵活性，因为在经济过冷的形势下，它又可以与“适度从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搭配。
保持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降低实际利率和汇率水平，对于“核销”无效供给尤其是消化银行坏帐和呆帐是有利的。但是，对于突然卷入市场经济大潮的社会各阶层来说，未来将充满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低通货膨胀和稳定的人民币币值实际上是为全体中国人民上了“改革保险”，这是避免由于改革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的最大社会保障措施。一旦出现社会动荡，社会公众对改革的前景丧失信心，受冲击的首先是人民币。请不要忘记，俄罗斯经济的全面大溃退，就是从“卢布保卫战”的失守开始的。
基于以上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和评判，我们得出一个全新的认识。这就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中出现的总需求不足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下滑的运行态势，对加速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是有利的。但重要的是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要注意把握调控力度，既要防止出现经济过冷的局面，也要防止对总需求刺激过度，要正确处理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特别要注意这三方面的政策协调和搭配。
从1996年开始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工业和集体工业增长速度呈现出逐月下降的趋势，1998年1-2 月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工业增加值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速度仅为3.6%，增长幅度比上年同期回落高达2.7%。据国家统计局估计，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的回落，对全国工业增长速度回落的影响达1.4个百分点。 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分析，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现象正说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已经初见成效，说明传统体制内经济的生产要素，正在政府的干预和掩护下逐步安全有序地向传统体制外的新兴经济转移和退出。有下列数据为证，1998年1-2月， 股份制企业工业增长速度为8.7%，外商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工业增长速度为13.1%，其他经济类型企业工业增长速度为12.7%。可见，这些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规则运行的企业仍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势头。由此可推断，一旦这些非国有经济显露出经济增长乏力迹象，才真正表明中国经济进入衰退期。
主要的政策结论
一、在当前的形势下，经济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问题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宏观经济层面的问题，而成为一个能否保证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顺利而又平稳实施的，涉及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二、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进程中，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的目标与进行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相互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宏观调控目标及其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就应该跳出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这个圈子，主要着眼于创造一个有利于推进体制转轨和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环境。
三、创造一个偏冷但不是过冷的宏观经济环境，以从竞争性行业中整体退出为重点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以“核销”无效供给能力为突破口的结构调整，这三项政策组合的有效运转，是使中国经济走出目前困境的关键。在具体操作上，如何把握宏观经济调控力度和体制改革及结构调整的进度，寻求这三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需要政策制订者具有驾驭全局的高超的能力和技巧。
四、如果站在战略的高度，从现在起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顺利完成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这一伟大的制度变迁，实现由初级工业化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转变，可以得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结论：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利用市场力量挤出经济中的水份，政府顺应市场以渐进方式分步“核销”和“消化”过剩的无效总供给，最终使宏观经济的运行建立在有效率的微观经济和高层次的经济结构基础上，是中国政府目前唯一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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