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这样做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这样做论文,古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假如我们说世界上有完美的制度，这是梦想。任何制度都是会变的，任何治理的方法也都会随着时代的更替而产生变化。“以史为鉴”，可以让我们“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我们可以实现更有效的企业管理。 以恩义相结还是严于纪律 李广和程不识都是西汉有名的将军，但熟知李广的人却要多一些。而程不识，可能除了专门研究秦汉史的人之外，鲜有人听说过他。其实，在汉朝前期，两个人是齐名的。虽然都是带兵，但两个人的风格却截然不同。 李广作战勇敢，行事果断，但他的队伍却十分散漫。他训练部队以恩义相结，不注重纪律，因此每位将领都与他交情好。在作战时，他的行军布阵没有严格的队列和阵势，习惯采用自由的作风。虽然李广的部队个个是精兵强将，但他时常带领少量突击队突袭匈奴，却也有失败的时候。 与李广相比，程不识的特点要较为鲜明一些。他为人非常严谨，训练部队也相当严格。他将部队按照最严格的纪律训练，分成部伍，有职责明确的层级指挥系统。他的军队以步兵为主，行军虽慢，却很坚实。凡是他率军作战，前面一定有斥候（侦察兵），左右一定有掩护，一队一队地互相呼应、照管，连安营扎寨都很有章法。虽然他没有取得过什么重大的胜利，但也从未让匈奴人得逞过。所以，在西汉，人们都只知道程不识是名将，因为他战无不胜。而李广，不是大胜，就是大败。 虽然李广在作战方面勇猛果敢，但打仗仅靠个人英雄主义是无法赢得胜利的，而且“个人主义”也不是统帅该有的做法。 事实上，李广和程不识各自代表了两种指挥管理的典型，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就亲和力与团结来说，李广的5000人可以顶5万人来用；而程不识的1万人则永远是1万人，虽不至于轻易被打垮，但想要夺得超乎寻常的胜利也十分艰难。 具体说来，当我们居上风的时候，李广的军队比较容易成功，而程不识的管理方法则可以维持不败。所以，在管理时，最好的方法就是适当地调和这两种风格。当我们不知道眼下局势如何时，还是应该首选程不识这样的人才，或者采取程不识这样的行事作风比较稳妥一些。 要分权制衡还是集权 如果把李广和程不识放在现代企业之中，他们就相当于一个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是需要带领团队去为老板攻城略地的先锋力量。他们的管理风格会影响团队的战斗力，而最高层领导的管理方式又对整个企业的发展有直接影响。 唐太宗和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影响力的两位帝王。虽然他们都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但彼此创建帝业的方式和施政的风格却有着极大的差别。 唐太宗的大业主要依靠三支力量：关陇集团、山东集团、江南文士。关陇集团手握兵权，大多以军功获得高位，是西魏、周、隋三朝时期的政治核心力量。山东集团以山东士族和山东豪杰为主，其中山东士族经济雄厚，以强大的宗族乡里为基础。江南文士主要是一些以文学见长的大家族。 这三支力量对唐朝的建立，以及唐前期国力的恢复与壮大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为了平衡各派的政治势力，唐太宗利用这三大政治集团的长处，从中调控，不让任何一支力量凌驾于其他集团之上。 从政府的组织形式来看，唐太宗重视在制度上保证分权制衡，在中央继续实行三省六部制，由大理寺（最高的审判机构）、刑部（司法行政机构）、御史台（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组成司法机构。如遇重大案件，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和御史中丞共同审理。 很明显，唐太宗并不是把所有权力都掌控在自己手中，而是把权力分散到各个相关的职能部门。这些部门之间既互相合作，又互相牵制。 反观明太祖，他的作风与唐太宗不同。 明太祖开创帝业主要依靠两股力量。一是他最初起家的家乡武将谋臣，包括徐达、常遇春等能征善战的将领，以及冯国用、冯国胜等运筹帷幄的文士。另一股力量则是以宋濂、刘基等人为代表的浙江文臣。 这两批人在推翻元朝，消灭各路割据力量的过程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在明太祖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他们的长处并没有得以继续发挥。相反，明太祖对这些创业功臣满怀猜忌。为了保证朱家子孙能坐稳天下，他大肆屠杀有功之臣，胡惟庸就是其中之一。 之后，明太祖废除了丞相，罢去了中书省，并规定以后的君主都不能再立丞相，而原来由丞相管理的政务交给六部分理。 从政治制度的设计来看，明太祖走的是集权路线。他废除中书省和丞相，把政务交由六部处理，而六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从而加强了皇权。在地方行政方面，他设立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分别掌管地方的民政、财政、刑法、军事，而各自又都直属中央管辖，这就使得中央可以独揽地方大权。 为了削弱将领的军权，在废丞相的同时，明太祖又废除了统领军队的大都督府，分设五军都督府，并与兵部各自掌管军籍和军政。当国家遭遇战事时，由皇帝亲自选定官员，指派军队。战事结束之后，官员和军队又各自归位，这就防止了武将拥兵自重，危及皇权。 比较唐太宗和明太祖，两位领导人的性格和行事风格完全不同，因而他们领导下的国家政治风气也不一样。在唐太宗开放、包容的政策导向下，唐朝前期国力强盛，还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而在明太祖长期的中央集权下，明朝君主与臣下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在文化上，明朝也因此出现了故步自封的倾向。 选择法治还是无为而治 在研究古史时，人们喜欢把东晋的王导与三国时的诸葛亮相提并论。的确，论才能、道德和功业，王导确实与诸葛亮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两人的施政方针却截然相反。 蜀汉政权的建立主要依靠刘备的旧部、荆襄集团、西北凉州的军人集团。其中，荆襄集团和诸葛亮最为亲密。蜀汉建立后，诸葛亮虽平定了南中地区的叛乱，但其中的几股力量却互不统属，怎样把他们全部团结在一起，相当不容易。 时任宰相的诸葛亮用“信赏必罚”的做法，硬是把这几部分力量糅合在了一起。在诸葛亮当政期间，他以荆州的旧属为基础，尽力笼络原来刘璋的部下和益州的豪强大族，并对出身贫寒而有才干的人士，大力提拔，以个人的诚信、威望和亲和力使这两股力量结合在一起。 当时，四川的地方力量非常强大，而刘备带入四川的荆襄人士又很少，诸葛亮只能给予当地人管理益州的权力。但如果权力完全被地方势力所把持，那中央的权力就会被架空。此时，诸葛亮又用严刑峻法使四川豪杰接受他的委任，执行他交代的任务，甚至要求地方必须提供足够的兵力，支持他征讨中原。对西南少数民族，诸葛亮同样也采取了恩威并施的政策，打击为首的叛乱分子，争取当地的上层大家族。从此，这些地区的统治得以基本稳固，也为蜀国提供了充足的物质财富和兵力。 事实上，诸葛亮的这种领导风格是混合了儒家、法家的特点，把仁义与法治结合在了一起。虽然他治理蜀汉很成功，但终究还是未能消灭曹魏，恢复汉室。主要还是因为蜀汉地方太小，这就像企业的市场太小，没办法以这样少的客户和强大的对手竞争一样。 王导虽和诸葛亮是同一级别，并和他有着类似的经历，但在管理风格上却与诸葛亮大有不同。王导施政较为宽大、不苛求，对士族的管理也多是不作为。 东晋初期，士、客的斗争相当激烈。当时王导面对的局势和诸葛亮相似，同样是国内同时存在几支不同的力量，有北方来的“流民帅”，有长江中上游的军人集团。 面对分立的各派力量，南方势力觉得受到了北人的压制。王导采取的是“镇之以静”的处理方法。一方面，尽力避免冲突，少干预原有的地方势力，保持南方势力的权威，甚至给予那些地方大族某些特权，以此来寻求南北大族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在缝隙中安插进北方势力，同时把一些南方势力的代表选入中央，参与中央的决策，并容忍南方势力较多地介入中央事务。 在这种政策的治理下，东晋的外来大族和当地大族，逐渐主客相安，和平共存，形成了南人北人共治的局面。然而，“镇之以静”的措施也有它的局限，这里面有一些权谋的成分。 总体来看，王导施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家“无为而治”的特点。他息事宁人，善于调和南北集团和江南土著力量的矛盾，为东晋的长期稳定奠定了基础。虽然整个南朝历史都没有特别的繁荣强盛，但也一直没有崩溃。 蔡丹红（杭州蔡丹红营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咨询师）：管理没有最好，只有适合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管理，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管理风格。但管理的类型最粗放的分法基本上就是文中所表述的那两种，一种追求自由、随性，一种严谨有度。前者“理”的成分少，就需要临时性地“管”多一点；后者“理”的成分多，一切事物就按照规则有序进行，于是“管”就少了。 “理”是找到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忽略因个体参与者的差异所可能产生的例外要求，对主动的例外行为进行了控制，将偶然纳入了必然之中，所以就能让事物的发展有序进行。但缺陷是会忽略许多无法纳入“理”中的事件所带来的机会。当事物都按照“理”在向前推进时，个体参与者的主观能动性自然也会被限制。 “管”得多的人由于缺少“理”的梳理，没有将诸多杂乱的、因个体差异带来的变化纳入轨道，就必然需要借助管理者临时性的发挥去解决。这就给“管”的人带来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因此更容易给予各种偶然性机会以个性化的解决，从而给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由此看来，管理的这两种风格也没什么好坏之分，只是各有其优缺点。 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者而言，到底应该采用哪种管理风格，需要考虑很多因素。 在企业的实践运用中，我们首先应该考虑企业所处的时代背景，即宏观环境的影响。企业就像一条船，在风平浪静的环境下航行时，它需要更多地关注自己微观环境的变化。而在一个波涛汹涌的海面航行时，它需要关注的是外部环境对它的影响。 今天，所有的企业都有转型创新的苦恼，因为我们生存在一个剧烈变化的互联网时代。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与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业化时代，企业的管理风格就有很大的差异。总体上看，变数越大，“管”的成分就越多，而临时性的反应决策也就越多。你根本难以进行梳理，因为梳理的前提是该事物之间的联系已经形成了一种常态，从而使你可以为它建立规则。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地借鉴唐太宗的风格。 过去的二十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工业化时代，企业追求的是通过机械自动化技术来提高产量，创造规模经济。企业间的竞争聚焦在提高质量、产量，降低成本，提升性价比和竞争力之中。通过“理”，企业可以消灭各种个性，达到提高速度、提高产出的效果。 因此，在那个时期，明太祖的风格比较适合。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个时代这么多的企业崇尚军事化的管理风格了。今天，如果管理咨询还是无视时代的变化，无视个性化管理咨询的需求，也将会陷入新的困境。 除了时代的影响以外，管理风格的选择也与企业所处的行业、市场有关。比如，在一个面向年轻女性的服饰行业，个性化需求是一个主调，产品的生命周期将会越来越短。原来一双皮鞋的流行周期是一个月，而现在是一周。 因此，用原来以“理”为主的产品开发模式就不太适应市场需求了。这种产品开发路线对个性化需求的反应很慢，缺乏对消费者的人文关怀。当需求变化后，如果开发管理模式不变，企业就容易陷入滞销的困境中。 小团队形式、项目型的开发模式，其实是一种偏“管”的风格类型。因为个性太多，无法找到共性，进而无法建立规则，自然就需要付出更多的“管”。但如果在一个产品标准化生产的行业，市场需求的个性化要求相对不高，那么“理”的风格就适合些。标签：三国论文; 历史论文; 唐朝论文; 诸葛亮论文; 程不识论文; 李广论文; 王导论文; 蜀国论文; 西汉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