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语体分类的语法学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法学论文,语体论文,试论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注：张伯江先生对本文初稿多处指正并在参考资料方面提供了便利，特此致谢。）
语体一词在语言学和相关领域（如文学批评）中有着广泛的运用。语法学家在讨论语体时往往更关注跟语言结构有关的语体对立，尤其是口语和书面语的对立、文言和白话的对立等。语体，特别是文体，也是修辞学所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主要涉及书面文体格式以及特殊语言要求（陈望道1982）。本文主要讨论跟语法研究直接有关的语体对立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传统上认为是修辞学（含文学批评）探讨范围的语体分类问题也并不是和语法研究毫不相关。比如从话语研究的角度来看，有些语言表达方式可以独立于具体的传媒而表现出某些篇章结构方面的共性，这些篇章语体往往和特定的语言表达手段紧密相连。例如，叙事体作为叙述事件的语体，一般包含人物、时间和地点的引进和具体的事件描述，往往有一个高潮和一个主题观点，也可能贯穿着叙事者的评论(Labov and Waletzky 1967)。这样的一种话语形式可以出现在口语谈话、口头独白中，也可以出现在书面文体中，尤其是文艺作品中（浦安迪1996）。Labov(1972)曾经详细论述过叙事体不同结构部分的不同语法表现，Hopper和Thompson(1980)也曾经利用叙事体结构中前景(foreground)和背景(background)的对立阐述过及物关系(transiti-vity)的相应语法表现。由于叙事篇章这种特定语体和语言表达手段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叙事体作为一种话语文体成为当代跨学科研究的一个热点，在话语语言学、认知心理学中有所谓叙事体语法或故事语法的分支，在人工智能、人类学等学科中也有很重要的地位。除此之外，对话、论证（廖秋忠1988a）、物件描述（廖秋忠1988b）等也可以独立于不同的传媒而拥有相对一致的组织结构。这种由结构共性出发而得出的类似修辞学上的文体分类在文献中一般称为文体(genre)。尽管它的分类出发点主要是篇章的组织结构而非语言特征，它跟语言研究显然也是有密切关系的。
不过本文讨论的重点是跟语言特点有关的语体分类，大体上沿着口语、书面语的对立展开。本文主要想说明两个观点。第一，语体的分类需要更进一层，不能只停留在口语、书面语的两分法上。对此我们将介绍当代语言学在这方面提出的一些原则和方法。第二，语体的详细分类对语法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些问题在汉语语言学界都是已经讨论过的（朱德熙1987，胡明扬1993，张伯江、方梅1996），不过本文试图从新的立论点出发，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下面首先讨论如何对语体进行多角度的分类以及分类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2.语体分类：传媒与方式
言谈交际涉及的方面很广，因此语体的分类不可能从任何一个单一的角度穷尽分类。最明显的区别应该是一般所说的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了。不过一般把口语和书面语对立起来的时候，大家只是着重于交际的传媒(medium)或工具来给言谈作了一个分类：口语是口头上讲的，涉及“口”和“耳”；书面语跟书写有关，主要涉及“手”和“眼”。听觉和视觉的不同带来了语言结构上一系列的不同，这当然是语言表达方面最重要的一个分野，所以传统上的分类是有一定根据的。但是从语言特征方面来看，光从传媒的角度来分类还是远远不够的。这方面语言运用中有很多明显的例证。例如，演讲是一种口头语用方式，但正式演讲的语言特征跟普通的对话语体没什么相似之处，反而跟书面语更为接近。这主要是因为演讲的材料是书面上准备好了的，而且演讲的场合是正式的场合，用不正式的语言就不合时宜。这里就出现了传媒和语言特征的严重不一致现象，类似这样的现象其实是多不胜举的。针对这个问题，英国应用语言学家McCarthyand Carter(1994)总结前人的论述，提出从两个方面对语体进行分类：传媒和表达方式(mode)。传媒也叫工具，包括手、耳、笔、纸、声音、文字等。表达方式指语言特征的选择。我们可以把口语和书面语看作两类典型的表达方式。口头表达方式和书面表达方式都有典型的语言特征，例如口语有其特殊的语汇，指代成分多，格式比较简略等；书面语也有自己的语汇，限定成分多，格式比较复杂等。需要强调的是，表达方式可以和表达媒体无关，因此口头的表达方式可以出现在书面的表达媒体上，造成一种口语化的书面风格（如口语化的小说、戏剧作品、书面广告等）：书面语表达方式也可以出现在口语中，有时能造成幽默、轻松的效果。下面是加州三和银行在北美一家杂志上作的广告：
(1) 您的生意事业建筑于传统观念之上，您的银行为什么不也如此呢？
加州三和银行以客为先，倾心竭力，价格公道，服务至上，相信您也认同这种理念。
这也正是三和银行为什么能迅速成为加州第四大银行的原因之一，也正是为什么您应该来电，
请三和银行的金融专才向您介绍我们各类金融服务项目。这对于您的事业至关重要。
我们的亚太部有十二家分行，有能说各种方言的华裔专业人士。也许在您的附近就有一家亚太部的分行。这对您一定十分方便。而且，与其他同等级的银行不同，当您到就近的三和分行与我们的职员面谈，我们不会向您收费。我们和您一样，喜欢按照老传统办事。（《美洲文汇月刊》1998年12月113期）
这则广告利用含第一人称的反问句式和‘您的附近’等说法，试图把广告人和读者的距离拉近。近距离是面对面谈话的特征之一，这里却用在书面的商业广告上了。因此这是书面媒体和口语表达方式结合的一个例证。
把媒体和方式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可以帮助我们更确切地说明传统意义上书面语内部以及口语内部的不同，从而更准确地刻划书面语和口语的不同。一般认为，语体间的不同与其说是传媒的不同，倒不如说是表达方式的不同（例如上面的书面广告并不因为其书面传媒的特点而排斥口头语的表达方式）。对于同一个传媒类型，表达方式也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区分次范畴的语体，例如，作为书面传媒的书信，其内部也有方式的区别，有的较口语化，有的更为正式。
上面广告的例子也能说明语言运用中的另一个常见特征，即表达方式的混和(mixing)。在这个银行广告中，开头和结尾两段是明显的口语表达方式，第二段却是典型的书面语表达方式（主要体现在用词以及对仗格式等方面）。表达方式的混合其实一点都不奇怪。语言运用是有功利目的的，单一的手段不一定总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为了实现有些功利目的，例如体现在广告这样的语体上的功利目的，人们常常需要有创意地利用多种手段。
3.典型语体和非典型语体
传统上的口语和书面语的说法实际上是带有典型性视点的说法。传统上所说的口语指典型的口语，也就是传媒和方式都是口语的口语，而传统上的书面语也是传媒和方式都是书面语的书面语。这两种极端或纯粹的情形无疑是大量存在的，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间状态的存在，也就是说，必须结合传媒和方式这两个因素来刻划不同的次范畴语体，区分典型与非典型语体。有的口语语体相当正规，如上面提到的演讲报告；有的介于正规和随意之间，如一般的采访：有的就十分随意，如熟人朋友之间的聊天。就这样几个口语语体来说，越靠后的越典型。而在书面语内部，我们可以区别法律条文和文书，学术论文，报纸社论，散文，小说，戏剧等类型——这里，越靠前的似乎越典型。
就口语语体内部来说，典型范畴和非典型范畴的区别有时候表现在对话和独白的对立上。对话式的口语涉及说话人和直接的听众，独白是以一个人为主，听众可有可无，即使有听众也是被动地参与。无论从那一方面来说，对话体都应该看作是典型的口语语体，但是这里的区分也是一个连续体。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真正意义上的语言运用没有不是对话式的(dialogic)，因为没有任何篇章或言谈不是对一个具体的受话人而发的（巴赫金，见Morson and Emerson 1990）。但是具体的篇章可以由于对受话人的考虑的具体程度而表现出区别。有的口语篇章在外部语言形式上明显地把受话人考虑在内，有的则比较隐含。在另一方面，在谈话语体内对话和独白交叉的情形也是非常普遍的。有时有的说话人会主宰整个谈话过程，有时话题会转移到一个具体的故事或事件方面，这时候谈话人在对话语体中也会说出大段的独白。
就书面语来说，即使是在同一个类型甚至同一个作品内部，有些部分也会比另一部分更典型。例如，作为书面语的代表，小说的描写叙述部分远远比对话部分典型（朱德熙1987）。
典型性和非典型性的区别有时是考虑问题的角度问题。例如，从口语的角度看，小说中的对话部分比描写部分更典型，而从书面语的角度看，叙事部分更典型。
典型性也是说一种大概趋势，有时语言使用者个人的风格和整体的趋势可能不同。例如在汉语语言学学术论文中，俞敏的文章就以强烈的北京口语风格著称，和我们常见的正规的书面语风格迥异。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学术论文的语体能代表书面语言的特征，这个趋势是不应该抹煞的。所以，假若我们有机会比较俞敏的文章和他平时与家人或朋友聊天时的语言特征，大概在他的语言里书面语与口语表达方式的区别也还是能看得出的。
总之，我们认为，即使我们一时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语体类型按照典型特征全部排列起来，带着典型性的视点来看问题也可以对我们认识语料有帮助。
4.语体分类的多角度特性
表达方式的区别当然也跟其它很多因素相关，例如场合的庄重性和准备的程度。比较正规的场合常常是准备程度较高的场合，其表达方式往往体现出典型书面语的特征，而比较随意的言语活动往往是在没有或缺乏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语体特征也就更靠近典型口语。美国语言学家Ochs(1979)曾经提出，话语语体可以从有准备的(planned)和无准备的(unplanned)的角度加以区别。有准备和无准备主要指事先投入的思考和组织努力的相对程度。Ochs是从儿童语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她的假设是，成人的无准备的谈话所需要的技巧大概在儿童生活的头三四年内就学会了，而成人的有准备的谈话所需要的技巧是后来接受正式教育学会的。语言技巧的习得因此是累积的(accumulated)而不是由一个阶段完全取代另一个阶段(sequentially replaced)。她的主要证据是，成人的无准备的谈话跟四岁以前儿童的谈话策略有很多相似之处，其语体特点是：谈话内容较依赖当前环境；谈话中有较多的词汇方面的重复和修复现象；涉及人际关系的行为排列顺序也十分相似。在语言结构方面，无准备的语体常常表现出下列特征：所指成分的省略，话题前置(leftdislocation)，缺少连接词，句法结构简单，指代成分多，重复成分多等。
有准备和无准备只是进行语体分类所需要的众多对立因素的一个方面。不同的分类角度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语体对立的不同方面。例如，有的语言学家提出，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也伴随着庄重(formal)和非庄重(informal)的对立。前者语言明确(explicit)，后者语言含糊(impli-cit)：前者涉及距离较远的人际关系(lessinvolvement)，后者涉及距离较近的人际关系(high involvement)（前面提到的银行广告就充分地利用了这个特点）：前者对当前言谈语境的依赖性要小(context-free)，后者对当前语境的依赖性要大(context-dependent)。（参看Chafe1982,Tannen 1982）当然这里所列举的对立特征都是根据典型的——即传媒和方式一致的——语体特征提出来的，交叉的情形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我们也不排除人为地把不同类型的传媒和方式揉和在一起而又追求不露痕迹的效果的情形，例如有的有高度准备的篇章追求在表面看起来完全是随意的表达方式。相声就是有高度准备而又非常口语化的一个例子。对这类材料我们在利用时必须谨慎行事。
总结上面所说，我们认为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是一个必要步骤但还比较粗线条。区别“媒体”和“方式”的对立为我们进一步划分语体提供了一对有用的概念工具，也可以帮助我们说明语体划分时的典型性和非典型性问题。依靠任何单一的标准把语体（以及文体）作穷尽的分类都是不现实的，分类的方法和角度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类的目的和语料的实际情况。
5.语体与汉语语法问题
篇章语言学在语体的划分问题上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和细致的探索，相比之下我们前面的介绍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语体的划分对语法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汉语语言学界，明确提出语体区别对语法研究有方法论意义的是朱德熙(1987)和胡明扬(1993)。他们都主张“应该对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分别进行细致的研究”，“一部‘现代汉语语法’应该全面反映现代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现状”。我们这里只想在他们讨论的基础上再强调两点：第一，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精细，所谓的口语和书面语其内部的区别也必须进一步明确化。第二，研究的深入也要求我们对语体的区别和相关的语法研究方法论问题的认识程度有同步提高。换句话说，这两个方面也是语法研究深入化的途径之一。当然从语法哲学的角度来看，语体问题还为语法的性质提出了更为深刻的问题，对此我们留在文末讨论。下面我们结合汉语语法的一些实例来说明区别语体的实践意义以及相关的方法论问题。第一个现象涉及汉语句子的基本句型，第二个是“将”字句和“把”字句的对立，第三个现象涉及如何解释“怎么”独用的格式。
5.1 从语体的角度看汉语的基本句型问题
关于汉语基本句型的问题，目前各家已经有不少说法。例如，赵元任(Chao1968)指出，汉语的句子可以划分为整句和零句两类：整句包括主语谓语，零句不一定包含这两种句子成分。例如(2)是整句，(3)和(4)是零句：
(2)我不知道。
(3)对！
(4)着火了！
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对汉语句子的概括实际上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展开的。《八百词》在总结汉语句法时说，汉语的“句子一般都有主语和谓语两个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没有主语”。这实际上就给整句和零句分出了主和次。目前大家一般不会觉得说汉语的句子有主语谓语有什么问题。跟这个有关的现象是关于SOV、SVO的讨论。Li and Thompson(1974)提出SOV是现代汉语的基本语序，后来很多人提出不同看法，直到最近还有孙朝奋和Givón(1985)用篇章材料来论证SVO是汉语的基本语序。不管争论各方的结论如何，讨论的范围显然都是局限在S-V-O三种成分上。
这里我们并不想质疑主谓格式或SVO、SOV在汉语中存在的事实。我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是，这些有关基本格式的种种说法是建立在什么语体之上的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有的语体中这些格式不占主要地位，或者对于有些功能来说，这些格式一开始就没有太大相关性，而我们还坚持只关心SVO、SOV的不同地位问题，这会不会容易让我们忽略汉语中其它很重要的语法事实呢？
赵元任在提出整句和零句的概念时也确实谈到了这两种类型的句子在篇章和句子的功能类型中的分布情况。按他的说法，在连续的篇章(connected discourse)以及陈述句中，整句占主导地位，在对话(two-w-ay conversation)、伴随动作的言语活动(speech interposed or acc-ompanied by action)以及祈使句、呼语句和答句中，零句更常见。更值得注意的是，赵元任认为，因为整句在连续的篇章中很常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它看作是汉语中受偏爱的句子格式(the favorite sen-tence type in Chinese)。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是连续的篇章赵元任并没有加以定义。因此我们无法确切地用语料来检验。根据原文的说法，我们猜测连续的篇章指书面的篇章。第二，因为篇章类型和句子的功能类型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这也为利用实际的语料检验理论增加了困难。例如，如果在连续的篇章中祈使句都是零句的话，我们应该怎么解释规则的合理性？如果说连续的篇章也倾向于用零句，这显然跟另一条规则相矛盾。第三，跟传统语法一样，这里的结论都是根据个人的印象得到的，没有用到任何数据对之加以说明。这一点是当时的传统，我们自不必苛求前贤。但是如果我们在今天仍然继续这样的做法，那就没有多少让我们开脱的理由了。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整句只在连续的篇章中常见，在谈话中不常见，为什么单凭这一点就可以把整句看成是汉语偏爱的句子格式呢？尤其从赵元任的书本身来看，该书是要讨论汉语口语语法的，这个推论就更不好理解了。
我们上面并没有对赵著吹毛求疵的意思，我们想提出的只是下面一些想法。第一，对不同语体所偏爱的句子格式必须结合实际语料分别讨论。第二，讨论必须是统计意义的。第三，利用统计数字时也要谨慎。对不同的句子格式的价值判断（基本、非基本，主要、次要等）必须结合它们在语体中的分布与各自的功能价值，不能单凭出现频率的高低而定，也就是说，对频率的诠释必须在语体类和功能类确定以后。例如，假定X语体只允许a类句出现，Y语体只允许b类句出现，即使a类句的出现频率高于b类句，在Y语体的意义上我们也只能说是b类句而不是a类句更基本。又如，假定A功能只能由a类句传达，B功能只由b类句传达，即使a类句的出现频率高于b类句，在B功能的意义上我们也只能说是b类句而不是a类句更基本（关于功能在判断句类时的作用，参看Payne1990）。（注：这一段中所说的“只允许”“只能用...表达”等说法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实际的情况往往是“偏爱”，而没那么绝对。）汉语的整句和零句在很多方面都有X语体和Y语体的区别以及A功能和B功能的区别，可惜我们习惯于用别的语言中常见的主谓格式或SVO的眼光看待它们，认为零句不过是整句的变体，很少结合语体和功能来判断它们各自的真实价值和地位。（注：如果因为写书面的连续的篇章是正式教育的主要内容，因此说连续的篇章中常见的主谓格式是汉语的受偏爱的句子格式或重要的句子格式，我们对此并没有异见。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说明这种评断是基于社会学的标准而不是语言学的标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赵元任关于整句是汉语偏爱的句式的说法值得重新考虑。对真实口语语料的调查统计发现，在对话式言谈语体中零句的确是更常见的格式，这证实了赵元任的语感（陈建民1984和Tao1996也有类似的结论）。但是我们据此得出的整体结论和赵元任不同。我们的看法是，不能笼统地说汉语只有一个受偏爱的句式；在对话语体中，如果说有受偏爱的格式的话，那也应该是零句而非整句。
再从句式功能上来说，零句在很多方面也是整句所不能替代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也在没有考虑到语体以及功能的情况下提出，主谓语齐全的格式是汉语的主体，无主句是支流。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八百词》本身在列举非主谓句时也提到，没有主语的情况包括主语是‘任何人’和自然现象句等。根据我们对口语的统计(Tao 1996)，在表示主语是任何人的泛指(generic)或不确指的意义上，零句是整句所不能替代的。虽然整句也能表示泛指的意义，但汉语在这方面远远偏爱零句。下面是来自不同语体中的例子：
(5)（（）代表主语空缺，即零句）
a.现在呢，管不了啦，那火车上面（）抢得那么厉害。（口语谈话，作者自己语料）
b.农民负担重的问题为什么总是禁而不止、减而不轻呢？客观上讲，与机构庞杂、人员过多有关；从主观上看，不外乎两条：一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忘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日报》社论1997.4.1）
c.（）活到老，（）学到老。（格言）
汉语表示自然现象（天气等）时不用整句更是众所周知的。
在谈话语体中，提醒、呼语、追询、评断等句式常用零句（陈建民1984），有时根本不能用整句。这些句式虽然在表面上不一定总是表达一个完整的逻辑命题，但有三个重要特点值得我们注意：(a)其类型之多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b)它们在调节人际关系、征询信息、约束话轮转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不是整句总能替代的；(c)具体的整句、零句之间如果有内在关系的话，它们在实际语言运用中的交替规律应该是汉语研究的重大课题，也常常是很多汉语作为外语学习者的难点，因此不能因为零句比整句成分少就一概降低其地位。下面是一些零句的例子（有的是上下连续的，但大多是不连续的）：
(6)谈话中的零句（双括弧（（））中的是整句）
面对面的谈话（作者自己的语料）： 电话谈话（美国语料共建会语料）：
－女： 是不是啊？－A2： 二姨。
－女： 对。 －B： 特别俏。
－女： 是吗？－B： 啊，是，
－男： 不太小吧？－B： 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坚持下去。））
－A1： 哎哟，是嘛，（（刚好你也刚毕业。））
－男： 噢。 －B： 要过去哈？啊。
是两年以前[去的]。－A1： 听不听见阿姨说话？
－女： [嗳]。 －B： 短裤啊？
...就到桂林去了一趟。 －A1： 嗯？
不一共三百块钱吗？
－女： 嗯，－B： 听妈妈的话，好吗？
没有。...这个＝＝，－A1： 你？
因此，我们认为《八八词》拿主谓格式作为汉语常规的结论也是忽略语体和功能的一种做法，这种说法严格来说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成立。
朱德熙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篇著名论文里曾经批评过把不同汉语变体（大陆普通话和台湾国语）揉在一起寻找共同语法规律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过于粗略，得到的结果必将会是非常抽象、缺乏信息量的。我们认为这个道理同样可以运用到不同语体上面。脱离语体来判断汉语句型的地位，其结果充其量是抽象的，有时很可能还会有误导性。
5.2 从语体看“将”字句
前面说过，在研究语法问题时，习惯的做法是要么不管语体（和功能）问题，要么就把不同的书面语材料放在一起谈，似乎只要区别了口语和书面语就可以了。这里我们可以举一个词汇—句法相关联的例子，即“将”字句的用法，通过比较“把”字句和“将”字句的不同来说明细致的语体分类的必要性。
翻开现有的语法论著，人们几乎无例外地把宾语标记“把”和“将”的区别归纳如下：“把”字句应用范围广，频率高，“将”字句只用在书面语上（参看《现代汉语八百词》1980年版，李忆民主编《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这里的关键词是“书面语”，但问题也出在“书面语”上。我们对不同的书面语的考察发现，两者的分别还有待细说。例如，在书面语中，《人民日报》社论很少用“将”字句，在全部1997年的49篇社论、近十万字的语料中，“将”字句只出现7次，而“把”字句则用到145次，“将”与“把”的比例是1:20。而在我们收集到的206个菜谱、近五万字的语料中，（注：这些菜谱是作者从英特网上面收集到的，其中一大部分来自刘建成等著《大众川菜》，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将”出现372次，“把”字只有166次，“将”与“把”的比例超过2:1。下面是菜谱中“将”字句的一些例子：
(7)将排骨打切成薄片状，越薄越好。
将鸡肉开条切成二分见方的丁。
将块状青鱼用酒、味精盐稍加伴渍。
将锅烧热。
取饭碗六只，碗底抹上少许猪油。将糖冬瓜、蜜青梅等切成条。
趁糯米饭未蒸熟时，将白砂糖、熟猪油放入饭中拌匀，
用勺子将拌透的米饭放入碗中。
食用时将碗里的饭反扣另一只碗内。
将豆腐切成三分见方的丁，放入热油。
将锅烧热，放素油一两。将牛肉末（或猪肉末）下锅炒散。
显然说“把”用得广，“将”只用于书面语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因为社论和菜谱都是书面语，我们不能说菜谱比社论更像书面语。那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将”字句在不同场合使用的巨大差异呢？能不能从庄重与非庄重来解释这个区别呢？似乎也不能。因为要说庄重的话，《人民日报》社论怎么也应该比菜谱要庄重，“将”字更应该出现在社论中。在我们看来，“把”与“将”的主要区别是简练和非简练、“文气”与非文气的区别。两者相比之下，菜谱是指导操作的语体，要求更简练和“文气”，报纸社论是要论证说明问题的，当然也讲究简练，不过它无需简练到菜谱那样的程度，也无需特别讲究文气。简练加文气在汉语中刚好等于文言词，而“将”字正具有这个特征。在汉语史上，“将”字用在处置意义上比“把”早（王力1957，刘坚1982），因此有更浓的文言色彩。（注：俞敏(1987)曾提到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的政治影响对“将”字句的扩散有影响。可备一说。）
我们的上述说法还有其它方面的证据。首先，我们发现不光菜谱中“将”字句比“把”字句多，其它类似的指导操作性(procedural)语体中也有同样的现象。我们统计了利方多元系统中文软件的用户手册（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997）的头45页约两万五千字的材料，发现“将”字出现33次，而“把”字只有1次，显示出跟菜谱语言平行——如果不是更显著——的趋势。例如：
(8)将逻辑字体装入系统
在“文件中逻辑字体”列表框中选择要装入的字体名，按“装入”按钮，将选中的字体装入当前系统中。按“删除”按钮可将存储在文件中的逻辑字删除掉。
其次，“将”在这些语体中也有其它文言词和结构与它作伴，它们放在一起，可以说是共同服务于这类语体的简练和文气的要求。在菜谱中，类似下面的现象很常见：
(9)将青鱼杀洗干净，斩去头尾……起大油锅烧至七成热。鱼片拌上花生米末挂糊。逐片下锅炸定型。油温降至五六成，炸透捞出。待油温升高至八九成，鱼片回锅炸至脆捞出。
这里用到不少文言词：斩＝切，尾＝尾巴，至＝到，逐＝一一，待＝等到。菜谱中的句法结构也常常是十分简练的，例如，有的连动格式换到口语中可能会说成几个句子（炸透捞出＝鱼片炸透以后就把它们捞出来）；对仗格式常见（杀洗干净；斩去头尾；炸透捞出）；零句占绝大多数。正如我们所期待的，前面举的电脑软件用户手册的例子也有用“可”而不用“可以”，用“装入”而不用“装到／装进……里／中”这样的现象。（注：张伯江、方梅（1996第一章）提到被字句的语体区别，跟这里所说的“把”、“将”句式有异曲同工之效。）
上述讨论说明，在书面语体内部，进一步区分操作性语体与非操作性语体，简练、文气语体与非简练文气语体对说明某些语法问题是大有必要的。
6.结束语
朱德熙(1987)在论述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时曾经指出，“目前专门研究口语的语法著作不多见，专门研究书面语的书更是绝无仅有。为了使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深入下去，恐怕应该对口语语法和书面语语法分别进行细致的研究。”时至今日，朱德熙当年所指的情况现在已经大为改观了，但是他的基本观点仍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我们完全同意。不过本文也指出，只作口语和书面语的划分还是很粗略的。而且，与语体相关的一个更大的语言学问题是：如果我们同意应该根据具体的语体来总结语法规律，那么语法研究的终极目标将会是什么？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汉语语法，还是只适用于不同语体的具体语法？即，(1)要不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汉语语法？(2)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汉语语法？
对于上述问题的第一个方面，很多语言学家并不认为会构成一个问题，成问题的是如何处理具体的语体差异（胡明扬1993）。我们当然欢迎建立一个真正能够包罗万象的汉语语法，不过，这样的语法必须能够避免现有语法理论的主要缺陷，即必须能够说明、解释所有汉语语体中的语法现象。这就涉及到了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可行性问题，一个真正科学的、包罗万象的汉语语法固然非常吸引人，但实践很可能会告诉我们，这种想法大概永远只能停留在理想的阶段。主要原因是，第一，我们不知道现代汉语的语体有多少；第二，语体也是发展变化的，新的语体在不断产生。例如，传统意义上的书信是一个常见的语体，但当代电脑通信(e-mail)的出现对传统的书信的概念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电子通信既保留了很多传统通信的特点（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文字往来），又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传统书信（速度快，可以一信（非常）多投，文字加多媒体，格式常常没有传统书信庄重等）。所以至少从理论上可以推断，要著述一部内容上有保证的、包罗万象的汉语语法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也将是异常困难的。因此我们认为，所谓唯一的语法（the grammar)的概念最好用多种语法(grammars)的概念来替代。
如果一部包罗万象的汉语语法在理论上是近乎不可能的，而我们又不能置语体差异这样的重要事实于不顾而假定我们的语法规则是有普遍意义的，一个自然的结论似乎是，语法研究必须以具体的语体为中心。也就是说，在任何条件下，以一个个具体语体为中心的探索将永远会是必要的。原因很清楚，只有系统地研究清楚了多种（可能永远不是全部）主要语体中的语言现象，我们才有资格、才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描述汉语不同语体之间的共性有多少，差异有多大，才能更有效地回答涉及汉语全貌的重大语法理论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更愿意强调朱德熙提出的关于各类语体的同等重要性的说法而不必完全同意他提出的汉语语法研究必须以北京口语为基础的研究主张——尽管口语（尤其是北京口语）是目前最需要加强也是作者自己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换句话说，语体的不可穷尽性不应该妨碍我们对主要语体（或者是研究者自己特别关注的语体）进行系统、细致而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们的结论是，以语体为核心的语法描写应该是我们今后语言研究的最基本的出发点。任何严谨的语法学家如果打算忽视语体的区别而提出汉语语法的规律必须首先在方法论上提出自己的依据来。我们当然更希望汉语语法学界的同仁能切切实实地展开基于更细致的语体分类系统上的语法研究。
作者通信地址：Department of Modern Linguistics,Cornell University,Morrill Hall,Ihca,New Yovk 14853-4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