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敌”与“近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内部论争*
王 晋
【内容提要】作为“远敌”的西方世界和“近敌”的伊斯兰世界“叛教者政府”，哪一个才是优先打击目标，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论争的焦点问题之一。“远敌”和“近敌”的排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战略实践。以“远敌”为优先袭击目标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往往将美国和西方国家在阿拉伯世界的人员和利益作为袭击重点，同时努力向西方世界内部渗透，伺机发动大规模的暴恐袭击，挫败“异教徒”在伊斯兰世界的势力，促使穆斯林“觉醒”，进而建立一个涵盖所有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国”；而以“近敌”为优先袭击目标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则将所在国的政权和领导人视为“叛教者”，其优先的战略目标是对所在国或者周边地区发动暴恐袭击，通过暴力活动制造混乱进而夺取政治权力，建立“伊斯兰国家”。不同伊斯兰极端组织在“远敌”和“近敌”优先次序上的实践，源于不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治逻辑，因此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远敌”和“近敌”战略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政治逻辑，为国际社会更好地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及实践提供一定启示。
【关键词】伊斯兰极端主义；伊斯兰恐怖主义；赛义德·库特布；马克迪西；阿布·慕斯阿德·苏里；远敌；近敌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政治、社会和思想威胁。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在中东地区不断扩张，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伊斯兰极端分子攻占麦加禁寺、阿富汗“圣战者”抵抗苏联入侵、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刺杀埃及总统萨达特等历史事件，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1]近些年来，伴随着“基地”组织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中东的肆虐，伊斯兰极端主义也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实践，源于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指引和推动，因此探究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和防范伊斯兰极端组织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活动。
伊斯兰思想界往往将世界分为三个部分，即穆斯林占领的“伊斯兰之地”（Daral-Islam）、“非穆斯林”占领下的“战争之地”（Dar al-Harb）或“非伊斯兰世界”，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停火之地”（Dar al-sulh）。基于此，伊斯兰极端分子不仅将包括“伊斯兰之地”内部的各种“叛教者”政客、思想人士和宗教权威作为袭击目标，同时也需要处理与“战争之地”以及各类“异教徒国家”在“伊斯兰之地”的人员、机构和利益关系的问题。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都曾在中东地区活动猖獗，给国际社会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同时还深刻地影响到了当今世界其他地区的极端组织。”[2]具体到战略路径方面，“基地”组织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和以色列，即“犹太复国主义——十字军联盟”，是伊斯兰世界苦难的最大根源，因此美国和西方世界应当是伊斯兰世界的“首要敌人”；与之相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则认为，应当优先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伊斯兰世界”发动攻击，首要袭击目标包括什叶派、与伊斯兰世界各个政府合作的逊尼派，最后才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十字军”和“犹太复国主义”。[3]那么，同为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它们缘何在实施暴恐袭击目标方面具有上述差别？这实际上与它们如何认知判定“近敌”与“远敌”之间的关系、确定哪一个是“优先打击目标”密切相关。
当前，学术界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讨论，主要关注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和宗教背景、国际环境、国际社会的反恐策略等。[4]一些学者从组织演变的角度观察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史，往往将“基地”组织作为分析样本，探求伊斯兰极端主义领导人、组织建设和意识形态发展的历史进程；[5]一些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入手，着重分析伊斯兰世界内部经济社会变化发展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演变的关系；也有一些学者从国际环境入手，分析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兴起的外部环境，尤其是“美国因素”和“西方因素”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和发展的重大影响。[6]国内学者大多强调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强调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动荡的政治局势，西方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兴起和发展的巨大作用。比如，刘中民教授就提出：“转型中的阿拉伯国家陷入长期动荡，宗教与世俗、民主与民生、改革与稳定等矛盾不断加剧，都构成了有利于恐怖主义发展的肥沃土壤；‘基地’组织的战略调整尤其是意识形态调整以及美国中东反恐战略的日趋功利化，也对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泛滥有重要影响。”[7]尽管当前学术界针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是仍难以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不同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会在组织策略和意识形态上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基于此，本文拟探讨不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思想差异，进而探讨它们的“战略路径”即“谁为首要敌人”这一变量，透视宗教极端组织的行为逻辑，有利于消除宗教极端主义的思想根源。
一“近敌”与“远敌”：概念与内涵
对于任何伊斯兰极端组织来说，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厘清“谁是我们的头号敌人”这一根本问题。对于“头号敌人”的不同认知，决定了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战略战术和现实实践。以美国及西方世界为“头号敌人”的“基地”组织，其首要目标是在西方世界发动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而以伊斯兰世界的“叛教者”为“头号敌人”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则将袭击对象瞄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叛教者”，其首要目标是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开疆拓土”。明确伊斯兰极端主义话语体系下不同“敌人”的威胁程度，尤其是分析主张“打击远敌优先”和“打击近敌优先”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思想，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现实实践。
（一）“近敌”与“远敌”的概念
在伊斯兰极端主义话语体系下，“近敌”一般指的是伊斯兰世界内部被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视为“叛教者”（takfir）的政府、机构、团体和民众，而“远敌”则一般指的是美国和西方世界以及西方世界在伊斯兰世界的人员、机构和财产。打击“近敌”与“远敌”优先次序的选择，导致了不同伊斯兰极端组织在实践中的战略和目标不同。比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强调“优先关注什叶派穆斯林等近敌，认为它们是建立‘哈里发国家’最主要的障碍”，而“基地”组织则强调“哈里发国家”是“一项长期工作，在此之前‘圣战’的主要任务是获得穆斯林大众的支持”，因此需要“有限关注西方国家等远敌，认为远敌是导致乌玛世界不复历史辉煌的主要敌人。”[8]主张以攻击“远敌”为优先目标的极端组织，其策略在于向西方世界发动袭击，迫使西方势力撤离伊斯兰世界，为创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创造有利条件；与之相反，主张以攻击“近敌”优先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其策略在于直接向伊斯兰世界的“叛教”政府发动攻击，通过暴力方式推翻“叛教”政府，进而建立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在“远敌”与“近敌”战略上的差异，导致了不同伊斯兰极端组织在实践中的不同战略路径，甚至彼此之间因此产生竞争和矛盾。正如“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尽管曾经有着较强的组织关联性，但在实践中，两者往往相互攻讦。[9]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影响这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极端主义思想人物的主张和言论，探求这些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人物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实践的重大影响。
（二）代表人物
主张以“近敌”为优先打击目标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可以以赛义德·库特布（Sayyed Qutb）和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西（Abu Muhammad al-Maqdisi）为例。赛义德·库特布（1906～1966）是公认的埃及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人物，其主要代表作是他在埃及狱中完成的著作《路标》（Ma’alimfi al-Ta）。在《路标》一书中，库特布将现代埃及社会类比为“蒙昧主义”（jahiliyyah），号召要通过“圣战”的方式，来建立完全的真主统治。库特布在1966年被处死，当时其著作并没有完成，而且其论述的逻辑性也并非严谨，比如库特布尽管抨击“异教徒”社会和“非穆斯林”社会为“蒙昧社会”，但他同时也倡导“信仰自由”，反对“宗教强迫”，认为“我们必须牢记，不存在宗教强迫。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信仰，选择管理民政事务的法律，没有人会被迫改变信仰和接受伊斯兰教。”[10]不过，库特布对于现实社会的反抗和敌视以及对于“圣战”和暴力的鼓吹，使其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重要奠基人。
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来说，其思想之所以能够被统称为“极端”，主要是因为其观点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第一，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最终政治设想，是建立一个团结伊斯兰世界、消除国籍、语言、种族和民族差异的新的“乌玛”（Ummah）。“乌玛”不仅仅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人物建构的“理想目标”，同时也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所设想的“伊斯兰国家”的力量之源。库特布明确提出，世界上的穆斯林需要“形成一个坚信‘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共同体，只忠于真主，否定其他一切权威，否定一切非伊斯兰的法律和信仰。”[16]这个“乌玛”将会成为伊斯兰世界的“先锋”，促使人们“走上正途，穿越覆盖全世界的‘蒙昧’海洋。”[17]马克迪西提出，当前伊斯兰世界的政府都是清一色的“叛教”（kufr）政府，认为伊斯兰政府都没有能够实施伊斯兰教法，因此这些伊斯兰世界已经沦为了“叛教之地”（dar al-kufr）。马克迪西认为，“叛教行为”（kufr al-ridda）比“不信主者”（al-kufr al-asli）威胁更大，因为这些“叛教者”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假借”伊斯兰名义，宣传伊斯兰教，最终使得伊斯兰教义“被歪曲”。[18]马克迪西依据《古兰经》中“信道的人们啊！你们要讨伐邻近你们的不信道者，使他们感觉到你们的严厉”（2:123）的论述，提出应当首先打击这些“叛教者”，针对这些“叛教者”（takfir）的暴力反抗是符合伊斯兰教义的，号召全体穆斯林参与到反抗“叛教者政府”（kufr al-ridda）的战斗中。[19]
马克迪西1959年出生于约旦控制下的约旦河西岸，年少时跟随自己的父母迁居到科威特。成年后的马克迪西前往沙特阿拉伯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并在1989年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随后他回到科威特，但在1992年又被迫搬离科威特回到约旦。[11]在约旦期间，马克迪西多次因为激进言论和组织极端活动而被约旦警方逮捕。马克迪西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主要在于传播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而不是策划和组织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活动。马克迪西在约旦狱中结识了后来成为“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领导人的扎卡维，并对扎卡维产生了重要影响，扎卡维将马克迪西誉为自己的“精神导师”。2005年出狱之后，扎卡维前往阿富汗，而马克迪西则留在了约旦。随后数年，马克迪西因为涉及危害国家安全而被约旦安全机构逮捕，2014年被释放。如今，马克迪西仍然被视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最重要的思想人物之一。美国西点军校的“美国打击恐怖主义中心”（American Combat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West Point）将他列为“危险的且具影响力的‘圣战’理论家”。[12]
综上，在打击伊斯兰世界的“敌人”方面，伊斯兰极端主义组织内部虽存在打击目标先后次序的差异，但均持有“乌玛”与“非伊斯兰”的对立观。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来说，其奋斗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政教合一的穆斯林政权——“乌玛”。“乌玛”是伊斯兰教义中的重要概念，本意是穆斯林最早政教合一的政权。伊斯兰教初期穆罕默德及其门弟子建立的以麦地那为中心的穆斯林公社，突破了阿拉伯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以宗教和地区为社会组织的基础，建立起组织严密的、为伊斯兰而奋斗的政教合一的政权。伊斯兰极端分子则将“乌玛”的概念予以扩大，将任何倡导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极端分子视为“乌玛”的一部分，而将“异教徒”和“叛教行为”的“叛教者”视为“非伊斯兰世界”。在伊斯兰极端分子看来，“乌玛”与“非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对立关系，只有认同极端思想的“穆斯林”，才是“乌玛”的一部分。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否认现实世界的合法性。在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看来，一方面，伊斯兰世界的政府和社会应当基于“伊斯兰教法”来运行，因此，当前不履行伊斯兰教义和尊奉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世界政府，应当被视为“叛教者”予以推翻；另一方面，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抨击当前世界秩序的合法性，认为以美国等西方世界为代表的“异教徒”世界主导了世界秩序，且对伊斯兰世界实施控制和渗透，因此需要发动针对美国和其他“非伊斯兰世界”的暴力反抗和打击。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不同时期，伊斯兰极端主义人物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彼此矛盾，这就需要我们明确所分析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材料依据。“分析相关伊斯兰思想家的思想时，相较于讲话，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其作品；相较于实践，应该更重视其理念。”[15]因此，本文先着重分析所列举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人物的作品，试图理解今天伊斯兰极端组织在“近敌”和“远敌”优先策略上的异同，以期能进一步认识当下一些极端组织的行为逻辑。
二 “近敌”与“远敌”：相通的思想与行为特征
甲状腺癌是常见的内分泌肿瘤之一，通常情况下，甲状腺组织中的恶性结节硬度比正常组织的硬度及良性组织的硬度要大[1]，在对甲状腺癌患者进行诊断时通过超声弹性成像技术，对组织硬度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对传统超声检查中的不足进行弥补改善，应用价值较高，基于此，对甲状腺癌的超声诊断的具体价值进行分析，现就分析结果作如下报道。
而即使认定某个统治者为“不信道者”，且不思悔改，也并不意味着民众可以随意使用暴力。传统伊斯兰教义倡导民众服从伊斯兰统治者，其中最为典型的表述表示“60年不义的伊玛目统治胜过一日没有苏丹”。哈桑·胡代比就提出，穆斯林应屈服于国家领导人统治的义务即“服从先知和你们之中的主事者”。[43]埃及著名的伊斯兰学者、现旅居卡塔尔的“穆斯林兄弟会”核心人物之一的尤素福·格尔达维（Yusuf Qaradawi）也提出，穆斯林拿起武器反抗自己的政府，需要保证自己的暴力活动不被其他力量所利用，不会给伊斯兰世界造成比当下更大的灾难。“通过暴力方式来改变‘恶行’，必须要得到全体穆斯林学者的认同。否则的话，随意地宣布惩恶扬善，就会带来邪恶和混乱，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随意地运用暴力手段，强迫人们遵从自己的意志。”[44]
第二，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往往将伊斯兰世界的政府视为西方的傀儡，视之为西方世界侵略和压榨伊斯兰世界的工具甚至“阴谋”。库特布将纳赛尔领导的埃及社会视为“蒙昧主义”，“我们必须将自己从‘蒙昧’社会、‘蒙昧’概念、‘蒙昧’传统和‘蒙昧’权威中解放出来。我们的任务不是与‘蒙昧’社会的行径妥协，也不是忠于‘蒙昧’社会，而是要将其彻底推翻。”[24]马克迪西也认为，伊斯兰世界的“叛教者”政府所推行的政策其实是“非伊斯兰的”，在这些“叛教者”政府的领导下，伊斯兰世界已经“与法国和英国没有差异”，沦为西方世界的“殖民地”。[25]马克迪西将“世俗主义”政策视为“异端”，进而推导出使用“刀剑圣战”来实施暴力的合法性。苏里同样将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视为“异端”和“叛教者”，认为这些统治者只知道享乐，通过出卖伊斯兰世界的利益而换取西方的庇佑，求得自己的生存。
第三，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往往高呼“刀剑圣战”在伊斯兰教义中的作用，号召穆斯林通过暴力方式来履行自己的“宗教义务”。伊斯兰极端分子之所以突出“刀剑圣战”的暴力作用，最大的原因在于伊斯兰极端分子对于温和伊斯兰的失望和对伊斯兰世界国家政府和宗教权威的不屑。伊斯兰极端分子认为，当今世界以美国和西方世界为代表的“异教徒”势力空前强大，而伊斯兰世界的“叛教者”政府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任何力图通过和平的“宣教”方式来建立伊斯兰政权的企图，都是徒劳无功的。库特布指出：“‘蒙昧’社会总是积极主动地捍卫自己的合法性。‘蒙昧’思想往往碾压一切，危及个人。当‘蒙昧’思想最终实现，并且成为社会主流，那么任何想要粉碎‘蒙昧’意识和行为的努力，都将十分困难……在此情形下，单纯的理论斗争已经不再足够。我们的目的是废除‘蒙昧’，代之以全新的体系……那么我们有必要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刀剑圣战’，来促成新体系的实现。我们应当坚信，我们要建立的新的社会组织，新的人际关系，要比旧有的‘蒙昧’体系更加坚定，更有力量。”[26]库特布借此称颂“刀剑圣战”的合理性，认为其目的在于“在世间建立真主的国度，根据真主的意愿安排人间事务；废除异教徒的力量和生活模式，抛弃不平等的政治体系，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真主所造，因此人人平等。”[27]库特布认为，“刀剑圣战”的目的并不是捍卫穆斯林的土地，而是要捍卫“伊斯兰教法”，因此打击“异教徒”（takfir）也就具有了合理性和合法性。
马克迪西突出“刀剑圣战”在实现“伊斯兰国家”中的作用，认为“刀剑圣战”是每一个穆斯林的义务，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允许的宗教行为”。马克迪西认为，“刀剑圣战”的展开并不一定要有政治领导人或者“哈里发”（Caliph）的授权，也并不是局限在战场上与武装的敌人直接的作战，而是随时随地可以开展。[28]苏里也认为，单纯的“说教”已经无法恢复伊斯兰教法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而只有“刀剑圣战”才是驱逐西方势力、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唯一可行的手段。“伊斯兰教育理论是为了获取知识，是基于善行的典范。伊斯兰教育理论是以先知为典范，以他的伴侣（Sahabah）及其再传弟子（Tabi’in）为典范，依据他们的言行代代相传……但是这种模式如今已经无法再被复制。”苏里认为，当今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和平的“教育”手段不仅很难吸引普通民众，而且那些致力于成为新时期伊斯兰典范的宗教人士，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和生存压力。[29]因此，苏里提出，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政治目标就是为了实现我们的口号……所有‘圣战’的目的就是为了击败敌人，最终建立伊斯兰政权。”[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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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特布在《路标》一书中也提出，“一切当前的‘穆斯林’社会其实都是蒙昧社会。”[35]库特布认为，人类只能依靠伊斯兰才能赢得真正的解放，而穆斯林只有通过重新拾起旧有的荣光才能得到拯救，“我们必须在一些伊斯兰国家发动伊斯兰复兴运动……必须有努力开创未来的先驱，我写作《路标》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希望通过写作来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36]苏里将批评自己观点的伊斯兰学者视为“叛徒”。[37]他认为攻击这些伊斯兰学者和教士“在伊斯兰教法之下是合法的”，因为“他们是‘叛教者’，违背了真主和先知的信仰”。[38]
阿布·慕斯阿德·苏里（Abu Mus’ab al-Suri）是主张打击“远敌”优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代表。苏里是叙利亚籍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也是很多伊斯兰极端分子推崇的思想人物。苏里早年曾经加入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下属的武装组织“战斗先锋”（al-Tali’a al-Muqatila），并且接受了系统的军事训练。在1982年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武装暴动失败之后，苏里前往阿富汗，参加抵抗苏联入侵的“圣战”，并且结识了包括“基地”组织创始人阿卜杜·阿扎姆（Abdul Azzam）在内的众多伊斯兰极端主义者。1992年，苏里前往西班牙，不久后再度返回阿富汗，先后向塔利班领导人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和“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登宣誓效忠，并领导了“基地”组织在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的恐怖分子训练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苏里参与并且策划了2004年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恐怖袭击事件。苏里在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第三代圣战者”的理念。在苏里看来，“‘九一一事件’之后出生的新一代‘圣战分子’，面临着新的时代背景。伊拉克仍然被占领，巴勒斯坦‘大起义’正处高峰，因此这让我们的时代成为一个十字路口。在当下，我们的信仰者们已经耗尽了所有资源，我们的国家成为旁观者，那些伊斯兰教士们被迫不能发声，国家统治者们则面临压力，国家无力报复当前的挑战。”[13]苏里将“基地”组织的领导层称为“第一代圣战者”，认为“第一代圣战者”或者战死，或者被抓；而苏里将自己和其他一些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参加“基地”组织和其他伊斯兰极端组织的伊斯兰极端分子，称为“第二代圣战者”，认为“第二代圣战者”既有实战经验，又有理论知识，因此需要将这些经验和知识传授给“第三代圣战者”。苏里的著作《全球伊斯兰抵抗的召唤》（Da’wat al-Moqawma al-Islamiyah, the Global Islamic Resistance Call）被视为伊斯兰极端分子重要的“战略教科书”。[14]苏里也因此成为“基地”组织重要的思想理论家。
2.3.1 生物总碱 精密度、重复性和稳定性试验小檗碱标准品溶液的RSD分别为2.41%、2.19%和3.60%。表明，试验的精密度、重复性和稳定性良好。从图2可见，生物总碱含量各地均以根皮中最高，其中，兴隆产小檗根皮的含量最高，为33.47%，足纳和野鸡河产小檗根皮的含量其次，分别为28.52%和26.00%；小坝产小檗生物总碱含量较其他3个地区都低。兴隆和小坝产小檗各部位生物总碱含量均为根皮>根>茎皮>茎，野鸡河和足纳产小檗生物总碱含量均为根皮>茎皮>根>茎。总体上看，生物总碱主要集中在小檗药材的皮部，特别是根皮部位，与《中国药典》规定的用药部位为根相符。
另外，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高呼“刀剑圣战”在打击“远敌”或“近敌”中的作用，在具体实践中往往出现“圣战”概念的泛化或滥用现象。从教义学来看，“刀剑圣战”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不仅需要有明确的组织领导，即“埃米尔”“苏丹”或者“哈里发”来统一指挥“刀剑圣战”，还需要由高级的宗教权威来发出“宗教法令”（fatwa），但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则将“刀剑圣战”歪曲为每一个穆斯林的“个体义务”，一些极端分子将“刀剑圣战”与穆斯林“五功”并列，甚至提出“刀剑圣战”不需要过多的“繁文缛节”，穆斯林人人都参与，随时随地都可以以“刀剑圣战”的名义向“异教徒”和“叛教者”发动攻击，这实际上是对“圣战”理念的歪曲。
三 “远敌”与“近敌”：相异的战略规划
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这种对于“叛教”思想和行为非此即彼的激进认知，很容易造成“叛教者”标签的主观化和随意化，进而撕裂整个伊斯兰世界。从伊斯兰教创立早期“出走”的哈瓦利吉派，到当今随意在伊拉克、叙利亚以及其他地区杀害什叶派、苏菲派和其他“异己”教派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对于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危害，实际上比对于“非伊斯兰”世界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近敌优先”：谁是“叛教者”？能否使用暴力？
对于倡导优先打击“近敌”的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一方面需要明确“近敌”，即“叛教者”的标准。在伊斯兰语境下，“叛教”（Kufr）分为“信仰”（l’tiqadi）、“言语”（Lafzi）和“行为”（’Amal）三种形式。其中“信仰叛教”指的是除了信仰真主之外，还信仰其他神灵和巫术、魔法等“异端邪说”；“言语叛教”指的是侮辱真主和先知，反对或者否定宗教教义；“行为叛教”指的是违背教义的暴行，比如奸淫杀戮，不履行宗教义务等。主流的伊斯兰学者普遍认为，只有当一个穆斯林公开宣称自己放弃伊斯兰教、放弃自己的宗教身份，这个穆斯林才成为“叛教者”。比如，“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Hassan Banna）就提出：“我们宣布，没有哪一个穆斯林是叛教者。那些公开诵读‘清真言’指认，遵循伊斯兰五功——无论他持何种观点……只要他没有拒绝伊斯兰的真谛，没有拒绝《古兰经》中的真理，或者没有与阿拉伯语通用解释中的意义相违背，或者做出那些让我们认定为‘叛教’的言行，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叛教者。”[39]
但是，主张优先打击“近敌”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其判定“叛教者”的标准非常主观和随性。对于伊斯兰极端分子来说，身边穆斯林的一些“罪行”，比如喝酒、抽烟，甚至是“看电影”“听音乐会”，都被贴上了“偶像崇拜”或者“非伊斯兰”标签，参与这些活动的穆斯林进而被视为“叛教者”。近代以来，很多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家，如赛义德·库特布、阿卜杜·法拉吉（Abdul Faraj）等人，都煽动穆斯林反抗“叛教政府”和“不信道”的统治者。1984年，马克迪西完成了《伊布拉欣正途》（Millat Ibrahim）一书。在书中，马克迪西强调了瓦哈比教义里“效忠与拒绝”（Al-wala’ wa-l-bara’）的概念并加以歪曲，为自己的极端思想进行辩护。[40]根据马克迪西的解释，“效忠与拒绝”是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的核心思想。“效忠”就是要对真主和伊斯兰教忠诚，对其他穆斯林显示出博爱和友善；“拒绝”即不承认其他的“非伊斯兰”宗教的合法性，对不遵循伊斯兰教法的“叛教”政府要保持警惕和仇恨。
凤凰何处散，琴断楚江声。自古悲荀息，于今吊屈平。皂囊百岁恨，青简一朝名。碧血终难化，长号拟堕城。[9]260-261
碱液：40%的氢氧化钠溶液。吸收液：每2 L的2%硼酸溶液加0.1%甲基红的乙醇溶液14 mL与0.2%溴甲酚绿的乙醇溶液20 mL。
据此，马克迪西提出，不认同“认主独一”（Tawheed）原则的穆斯林，都不是真正的穆斯林，认为这些人实际上已经成为“叛教者”（Takfir）。马克迪西将“认主独一”的概念扩大，认为一切不行使“真主法度”的行为，都与“偶像崇拜”并无差异，而那些采用伊斯兰文明以外的政治制度，如民主选举、议会立法等，都被视为违反“认主独一”的原则。在1989年前往阿富汗期间，马克迪西完成了谴责沙特王室的论著《沙特王国叛教的证据》（Al-kawashif al-jaliyyeh fi kufr al-aawleh al-Saudiyyeh）。在书中，马克迪西认为自己是来自于阿拉伯半岛内志（Najd）地区的“真正的逊尼派”，赞颂瓦哈比教派的创始人瓦哈布以及早期沙特家族所推行的宗教政策。但是马克迪西认为，20世纪30年代沙特王室与伊赫万运动的内战，标志着沙特王国从“穆斯林”彻底沦为了“叛教者”。马克迪西在书中指责沙特王室“叛教”的证据包括：在一些地区允许烟酒；允许外国（尤其是一些基督教国家）外交官进入沙特；加入联合国等。[41]因此马克迪西提出，应先打击“近敌”（伊斯兰国家的“叛教者”政权），再打击“远敌”（以色列和美国），因为穆斯林“叛教”（ridda）比其他“异教徒”（kufr asli）更危险、更邪恶。[42]
提出“乌玛”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对立关系，突出“刀剑圣战”的合法性和巨大作用，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高呼暴力和恐怖活动提供了思想依据。但是“远敌”（al-‘aduw al-ba’id）与“近敌”（al-‘aduw al-qarib）哪一个才是“优先打击目标”，不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有着不同的观点。主张优先打击“近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将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和社会的诸多问题之源，归咎于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叛教者”领导人和社会风气的“非伊斯兰”。主张打击“近敌”优先的极端分子认为，西方世界尽管势力强大，但是其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渗透”和“控制”，是借助于伊斯兰世界的“叛教”政府和“愚昧”民众。因此，在这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看来，只有推翻了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才能驱逐美国和西方世界在伊斯兰世界的利益，建立“伊斯兰国家”。而主张优先打击“远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将伊斯兰世界视为更加宏大的国际秩序的一部分，因此将伊斯兰世界在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苦难，归咎于美国及西方世界主导的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在主张优先打击“远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看来，伊斯兰世界内部的“非法的”（taghuti）和“压迫的”（zulmi）政府，其实只不过是西方利益的代理人而已。因此，如果直接打击“远敌”，驱逐美国及其盟国等“异教徒”在伊斯兰世界的力量，或者直接颠覆其主导的国际秩序，那么伊斯兰世界的各种“叛教者”代理人政府自然会土崩瓦解，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所设想的“伊斯兰国家”也就能够最终建立。
1.3 1 导管固定评估 比较两组患者术中和术后气管导管固定情况，观察气管导管固定良好和气管导管异位情况。
此外，当认定伊斯兰世界的某个统治者或者统治阶层为“叛教者”，普通穆斯林是否有权通过暴力方式进行反抗，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主流的伊斯兰学者都认为，明确统治者是否为“不信主”者需要格外谨慎，即使统治者有“叛教”言行，也要努力帮助其改正错误。比如，“穆斯林兄弟会”第二任总训导师哈桑·胡代比（Hassan Hudaybi）就坚持认为，统治者一旦犯罪，应当明确违反伊斯兰教法的行为是否真的发生，而这需要“叛教”的统治者公开宣称“背离真主”，并且被广大的穆斯林所见证。如果一个统治者公开背离真主，伊玛目和其他穆斯林应当通过“手”“口”“心”三种方式来予以纠正。首先，“手”指行动，其包括身体的或甚是武装暴力干涉行为，以此来积极打压违法犯罪的领导者。其次，用“口”即采用演说或写作的方式来说服犯罪者放弃其职权，或迫使其辞去职务。最后，最脆弱的形式即“心”，通过温和的个人行为来消除其罪行，或者促使其辞去职务。
第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有着极强的“排他性”，往往较为轻易地将与自己政治和宗教思想观念不同的政治思想人物和政治团体定义为“叛教者”（takfir）。很多学者都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人物在“定叛”方面的观点，都沿袭了14世纪著名的伊斯兰教法家伊本·泰米耶（Ibn Taymiyeh）的观点。[31]尽管14世纪西亚地区的蒙古人已经皈依伊斯兰教并且宣称自己是“穆斯林”，但是泰米耶认为，这些蒙古“穆斯林”并非真正的“穆斯林”，因为他们在尊崇“伊斯兰教法”的同时，还遵守蒙古人自己的“部落法”（Yasa），因此泰米耶号召“穆斯林”对这些蒙古人发动“圣战”，消灭这些“叛教者”。[32]马克迪西在其作品中大量引用伊本·泰米耶的观点，进而提出“任何寻求或者借鉴非真主创立法律的政府，都应该被视为‘拜物者’。”[33]在其20世纪90年代所著的《揭露今日嬗变的穆尔吉埃派》（Ishba’a al-nadher fi kashf shubuhat Marji’et al-‘asr）一书中，马克迪西将那些不支持自己极端思想的穆斯林派别称作“今日的穆尔吉埃派”。[34]马克迪西这种“非友即敌”的倾向，也影响到了后来扎卡维领导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扎卡维在2004年就将不支持自己“圣战”暴行的伊拉克温和伊斯兰团体“穆斯林教士联盟”（Hayat Al-Ulama Al-Muslimin）和“伊拉克伊斯兰党”（Hizb al-Islami al-Iraqi）称为“今日的穆尔吉埃派”。
多立克柱是古典建筑中常用的三种柱子样式之一，起源于古希腊。另外两种柱式为爱奥尼柱式和科林斯柱式。多立克柱粗大雄壮，柱头没有装饰花纹，柱身有时雕刻有槽纹，有时为平滑的。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就采用了这种柱式。
苏里也提出，对西方世界的抵抗，将会促使“乌玛”的建立，促使全体穆斯林的“觉醒”。“在伊斯兰历史上，个体的巨大贡献总是不断出现……很多单独的小团体和小组织都在履行着‘圣战’的宗教义务。”[20]苏里列举了很多伊斯兰极端分子单独发动的暗杀和恐怖主义袭击的例子，并且盛赞袭击活动给美国和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恐慌。苏里指出，单独的、非组织性的恐怖主义袭击，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恐慌，促使各个国家的情报机构抓捕一些看似与这些极端分子存在关联的组织和团体，进而造成了“乌玛”的复兴。“我们需要以全球性（umami）[21]的视野来发动‘个体圣战’”。[22]“全球伊斯兰抵抗号召，就是为了号召所有人来参与“圣战”，无论身份和团体……不分种族、部落、肤色、民族、语言或者其他一切差异。”[23]
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往往将伊斯兰世界现实中的一切“罪恶”归咎于领导人的“叛教”行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不仅在伊斯兰世界随意地贴出“叛教”标签，也极力刻画现实政府的“腐败”和“顽固”，构建出“伊斯兰”理想与现实世界“非伊斯兰”之间的“二元对立”，进而提出只有通过“刀剑圣战”，建立“伊斯兰国家”，才是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出路。这种将现实复杂政治问题简单化的思维，完全忽视使用暴力可能给民众和社会带来的巨大风险，事实上给伊斯兰世界自身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和巨大的伤害。
（二）“远敌优先”：谁来发动“圣战”？能否杀伤平民？
不容否认，发动针对“异教徒”的“圣战”是伊斯兰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和圣训两大经典都指出“圣战”的重要性，号召穆斯林为信仰而战。《古兰经》中就记载“战争已成为你们的定制”（2:216），《圣训》中曾记载穆罕默德的话说：“我岂能不把事情的尖顶、支柱和最重要部分告诉你们？事情的尖顶就是伊斯兰；支柱就是祈祷；它的最重要部分就是吉哈德。”[45]苏里将美国及其盟国以及西方“异教徒”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机构和个人，视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袭击的首要目标。苏里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及其盟国代表着一种“新的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因此穆斯林需要反抗的不仅仅是美国及其盟国，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圣战”，来最终打乱这种“新的世界秩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根基，最终促成美国及其盟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的崩溃，进而帮助以“伊斯兰教法”为根本的“伊斯兰国家”的建立。
但是，使用暴力手段来发动“刀剑圣战”，反抗“异教徒”，则面临两个伊斯兰法理上的问题：一是谁来领导“圣战”？根据主流伊斯兰教义，发动针对“异教徒”的“刀剑圣战”，需要有合适的“领导人”（emir），还需要得到宗教权威的“宗教法令”（fatwa）授权。二是如何在“刀剑圣战”中处理“异教徒”与平民关系的问题？在主流的伊斯兰教义中，都要求“圣战者”应当尽可能地避免过度杀戮，伤及平民、妇女和儿童。《古兰经》中就明确提出，“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2:190）；《穆斯林圣训实录》记载先知穆罕默德也曾告诫穆斯林战士：“你们当出征，但不可贪污，不可欺诈，不可毁容，不能杀死儿童和在茅屋里的人们”（3:1357）。
本工作介绍了一种改进型DIC分析技术.基于室内模型试验,结合改进型DIC分析技术,针对静压沉桩过程中桩-土界面土体位移进行了测量和分析,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实际上，号召打击“远敌”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并不恪守“圣战”发起的程序问题，在实施暴力活动时，更是直接将平民纳入袭击范围。一方面，苏里提出，在当前的特殊时期，“人人皆可发动‘圣战’”，提出“圣战”的发起并不需要宗教权威的认证，更不需要组织领袖的领导。苏里认为，当今的伊斯兰教士不可信，因此穆斯林发动“圣战”并不需要伊斯兰权威的授权。“那些穆斯林教士们……脱离了‘圣战者’（Mujahidun）的队伍……这些教士或是考虑自己的得失，或是有政府的职务，因此他们害怕遭到恐怖主义和暴力的波及。他们呼吁‘温和伊斯兰’，呼吁‘彼此尊重’，寻求‘中间路线’（al-wasatiyyah）……他们签署宗教法令（fatwa）将‘圣战者’视为‘歧途者’（mufsidun）……发布宗教法令，赋予政府和西方侵略者屠杀‘圣战者’的法理权力。”[46]苏里甚至认为攻击这些伊斯兰学者和教士“在伊斯兰教法之下是合法的”，因为“他们是‘叛教者’，违背了真主和先知的信仰”。[47]在组织方式上，苏里提出，在发动针对西方世界恐怖袭击的过程中，应当以“独狼式”的袭击方式为主。“个体圣战或者小团体圣战的目的，在于使用城市或者农村游击战战术，消耗敌人的实力，迫使他们溃败并且撤离”，最终“从根本上控制领土，解放土地，在真主的庇佑下重树伊斯兰教法权威”。“对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武装抵抗活动，必须基于‘游击战’和‘民众恐怖主义’（al-irhab al-madani）的模式，通过秘密手段，尤其是单个个体行动和小规模的行动队”来予以实施。[48]
百香果汁、胡萝卜汁、白砂糖、接种菌种、稳定剂黄原胶∶CMC（1∶1） 的添加量分别控制在4.0%，25.0%，10.0%，1.0%，0.1%；然后将灭菌温度分别控制在85，90，95℃，研究产品的最佳灭菌温度。
另一方面，在袭击平民的问题上，苏里主张，应当向美国及其盟国等“异教徒”国家平民发动袭击。苏里认为，美国及其盟国才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恐怖分子”，因此发动针对美国和西方世界目标的大规模袭击，只不过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对此，苏里解释道：“因为我们和西方世界之间，需要形成战略平衡。他们对我们使用导弹，空袭我们的民众，并且在军事行动中毫无顾忌……这一切只能通过对等的威慑行动来予以制止。”[49]苏里提出，针对平民发动袭击并不是伊斯兰极端分子“首创”，在历史上西方世界内部就经常针对敌对国家的平民直接发动大规模的袭击。“英国和德国在二战期间都针对对方平民发动空袭，造成了420万人死亡。而美国也通过核击广岛和长崎，杀死了22万人。我们发动针对平民袭击的逻辑，事实上就是西方人教会我们的。”[50]
主张打击“远敌”优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将伊斯兰世界遭受的苦难简单归咎于西方世界的干涉，而没有关注自身国家治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伊斯兰极端分子刻意降低发起“圣战”的门槛，随意将平民、妇女和儿童作为袭击目标，不仅与倡导“平等”“博爱”的伊斯兰教义背道而驰，还给伊斯兰教和伊斯兰世界的自身形象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
四 余论
如前所述，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在政治目标（建立统一所有伊斯兰世界、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哈里发国家”）、实现方式（通过“刀剑圣战”的暴力方式）、与政府关系（将现实伊斯兰世界政府统治者视为“叛教”和“不信道”）方面具有共性，但在选择打击目标的优先次序方面则相向而行，其中还有基于伊斯兰世界面临的内外压力而产生的不同研判这一因素。对于“远敌”与“近敌”战略差异的争论，实际上反映出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对于伊斯兰世界所面临的发展困境的不同认知。尽管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都认为，伊斯兰世界受到了来自于“远敌”即西方世界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打压，同时也受到了“近敌”即伊斯兰世界内部“叛教者”和政府的阻碍，但是究竟“近敌”和“远敌”哪一个对于伊斯兰世界的负面作用更大，或者说“近敌”和“远敌”哪一个才是伊斯兰世界“苦难”的“罪魁祸首”，不同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有着不同的认知。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知，也导致了不同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和极端组织在战略实践上的巨大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论述中的“远敌”与“近敌”，本身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将“远敌”和“近敌”视为互为因果的两股势力，因此，他们将对于“远敌”和“近敌”的打击都视为构建“伊斯兰国家”的必然手段。比如，号召打击“远敌”优先的苏里，同样认为攻击“近敌”——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政府领导人具有正当性。苏里提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敌人包括“西方世界依靠的阿拉伯国家的国王、总统、王公贵族、高官显爵”，“直接与占领者合作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以‘圣战者’为目标的安全和情报机构”，[51]以及美国等西方“基督教势力”在伊斯兰世界的代表处和各个机构，美国和西方盟国的各类经济设施及其雇员，美国及其盟国的使领馆，各类情报机构，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团，各类旅行团，与美国及其盟国合作的“叛教者”政权及其机构。[52]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实践中，号召优先打击“远敌”的“基地”组织，也会针对伊斯兰世界的各国政府等“近敌”发动攻击。比如，“基地”组织在北非的马格里布分支，也经常在阿尔及利亚策动针对政府、军警和平民目标的袭击活动。[53]
而号召打击“近敌”优先的马克迪西，也同样突出了“远敌”对伊斯兰世界的巨大威胁。尽管马克迪西认为“当代伊斯兰世界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一个遵循伊斯兰教法所建立的伊斯兰国家”，因此鼓励极端分子直接对伊斯兰世界的“叛教”政府发动袭击，以求建立真正的“伊斯兰国家”。然而，马克迪西指出，针对西方世界的恐怖袭击，尽管事实上可能无法撼动西方世界的霸权，但是仍然十分必要。在伊斯兰极端主义实践中，号召优先打击“近敌”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也多次鼓励和协调极端分子，在欧洲国家发动大规模的恐怖袭击。
倡导打击“远敌”优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除了客观认知上对于西方在伊斯兰世界的“渗透”和“影响”深感焦虑，主观上也受到自身客观生存条件的限制，不得不以打击“远敌”来保证自己及其所在组织的生存。苏里承认，自己作为一名“国际圣战者”是一个无奈的选择。苏里和其他的“圣战分子”受到中东地区所在国政府的封锁和打压，而曾经所依赖的“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已经沦为海外的“流亡政客”，无法再对其祖国的现实政治施加影响。苏里自己只能逐渐远离自己的祖国，娶了一名西班牙女子为妻，换取其在欧洲的合法身份。当被欧洲国家的安全机构通缉时，苏里只能通过参加在阿富汗的“圣战”来逐步实现自己建立“乌玛”的目标，通过“曲线救国”的路径来“光复”自己的祖国——叙利亚。“之前距离祖国有数千公里，现在有数万公里”。[54]“基地”组织前任领导人本·拉登与苏里的身份相似，在20世纪90年代被自己的祖国沙特阿拉伯驱逐之后，才逐渐转向为优先打击“远敌”的政策。优先打击“远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的一种无奈的策略，即通过消除既有的民族、国家、种族身份，构筑一个新的“远敌”威胁下的共同的“乌玛”，来超越“民族主义”的魅力，为自己的组织吸引足够的政治资源。
与“远敌”优先的主张者相反，“近敌”优先的主张者往往是那些可以在自己母国动员到大规模资源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近敌优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以及秉持“近敌优先”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易出现在母国或者周边邻国出现政治动荡之时。比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领导人阿布·巴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本人就是伊拉克人，其倡导的“哈里发国”（Caliphate）的政治主张，就是希望建立以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中心的“伊斯兰国家”。而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在阿拉伯历史上往往被视为一个大的“沙姆”（Sham）地区。巴格达迪的主张，即号召全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来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勤王”的政治目标，也是在2011年叙利亚动荡之后才得以乘乱实施。
“近敌”优先还是“远敌”优先，反映出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战略分歧，也显示出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思想和实践中的内部纷争，还与伊斯兰世界所处的外部环境有一定关联。但是，它们无论持何种战略，通过暴力手段建立伊斯兰极端政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都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所面临的重大安全威胁。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包括“近敌”与“远敌”在内的诸多差异，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和实践中的作用和影响，更好地评判不同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及其思想对于中国的威胁。
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滞后，金融发展水平薄弱，人力资本存量较低。尤其是当前，西部地区作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进方和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如何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成为新时代的重要课题。因此，现阶段从人力资本视角研究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揭示如何实现西部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对于我国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吴云贵：《试析伊斯兰极端主义形成的社会思想根源》，载《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3期，第2-3页。
[2] Aaron Y. Zelin, “The War between ISIS and AL-Qaeda for Supremacy of the Global Jihadist Movement,”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No. 20, June 2014, p. 6, http://www. washingtoninstitute.org/uploads/Documents/pubs/ResearchNote_20_Zelin.pdf.
[3]Graeme Wood, “What ISIS Really Wants,” The Atlantic, February 24, 2015, https://www. 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2/what-isis-really-wants-reader-response-atlantic/385710.
[4]关于西方学术界对于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论争，参见Stuart Gottlieb, ed., Debating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Conflict Perspectives on Causes, Contexts and Responses,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10。
[5] Randall Law, Terrorism: A History, Cambridge: Polity, 2009; Marc Sageman, Understanding Terror Network,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4.
[6] Tahir Abbas, ed., Islamic Political Radicalis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7.
[7]刘中民：《中东变局以来中东恐怖主义的新发展及其根源》，载《西亚非洲》2014年第6期，第3页。其他关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探讨的文章，可以参见刘中民、俞海杰：《“伊斯兰国”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载《西亚非洲》2016年第3期，第41-61页；吴冰冰：《圣战观念与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1期，第36-41页。
[8]曾向红：《适当性逻辑的竞争：“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架构叙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4期，第80页。
[9]关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之间的关系历程，可以参见王晋：《“伊斯兰国”与恐怖主义的变形》，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2期，第51-76页；周明、曾向红：《“基地”与“伊斯兰国”的战略差异及走势》，载《外交评论》2016年第4期，第130-156页。
[10]Sayyid Qutb, Milestones, New Delhi: Islamic Book Service, p. 70.
[11]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阿拉法特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支持伊拉克萨达姆政府，因此被科威特政府所嫉恨，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科威特政府开始驱逐国内的巴勒斯坦人，马克迪西也被迫离开科威特返回约旦。
[12] Robert Worth, “Credentials Challenged, Radical Quotes West Point,”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2009, https://www.nytimes.com/2009/04/30/world/middleeast/30jihad.html?_r=1&hp.
[13]Murad Batal al-Shishani, “Abu Mus’ab al-Suri and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Salafi-Jihadists,” Terrorism Monitor, Vol. 3, No. 16, 2005, p. 16.
[14] Murad Batal al-Shishani, “Abu Mus’ab al-Suri and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Salafi-Jihadists,” Terrorism Monitor, Vol. 3, No. 16, 2005, p. 16.
[15] Roxanne L Euben and Muhammad Qasim Zaman, Princeton Readings in Islamist Thought: Texts and Contexts from Al-Banna to Bin Lad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
[16] Sayyid Qutb, Milestones, New Delhi: Islamic Book Service, 2002, p. 33.
[17] Sayyid Qutb, Milestones, New Delhi: Islamic Book Service, 2002, p. 12.
[18] Joas Wagemakers, A Quietist Jihadi: The Ideology and Influence of Abu Muhammad al-Maqdisi,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17.
[19] Joas Wagemakers, A Quietist Jihadi: The Ideology and Influence of Abu Muhammad al-Maqdisi,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18.
[20] Brynjar Lia, Architect of Global Jihad: The Life of Al-Qaeda Strategist Abu Mus’ab al-Suri, London: Hurst Publisher Ltd., 2007, p. 364.
[21]苏里经常使用“umami”一词，“umami”原意为“全球性”“国际性”，反映出苏里对于号召全球穆斯林参加“独狼圣战”的目标。
[22] Brynjar Lia, Architect of Global Jihad: The Life of Al-Qaeda Strategist Abu Mus’ab al-Suri, London: Hurst Publisher Ltd., 2007, p. 369.
[23] Brynjar Lia, Architect of Global Jihad: The Life of Al-Qaeda Strategist Abu Mus’ab al-Suri, London: Hurst Publisher Ltd., 2007, p. 369.
[24] Sayyid Qutb, Milestones, New Delhi: Islamic Book Service, 2002, p. 21.
[25] James Brandon, “Jordan’s Jihad Scholar al-Maqdisi is Freed from Prison,” Terrorism Monitor, Vol. 6, No. 7, 2008, p. 4.
[26] Sayyid Qutb, Milestones, New Delhi: Islamic Book Service, 2002, p. 32.
[27] Sayyid Qutb, Milestones, New Delhi: Islamic Book Service, 2002, p. 70.
[28] James Brandon, “Jordan’s Jihad Scholar al-Maqdisi is Freed from Prison,” Terrorism Monitor, Vol. 6, No. 7, 2008, p. 6.
[29] Brynjar Lia, Architect of Global Jihad: The Life of Al-Qaeda Strategist Abu Mus’ab al-Suri, London: Hurst Publisher Ltd., 2007, p. 362.
[30] Brynjar Lia, Architect of Global Jihad: The Life of Al-Qaeda Strategist Abu Mus’ab al-Suri, London: Hurst Publisher Ltd., 2007, p. 363.
[31]对于伊本·泰米耶的观点是否直接影响到了赛义德·库特布乃至苏里和马克迪西等人，学术界并无统一意见。认为伊本·泰米耶观点与近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人物传习有序的著作，参见Devin R Springer, James L. Regens and David N. Edger, Islamic Radicalism and Global Jihad,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08；而认为伊本·泰米耶与近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并无因果联系的著述，参见Joas Wagemakers, A Quietist Jihadi: The Ideology and Influence of Abu Muhammad al-Maqdisi,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32] Roxanne L. Euben and Muhammad Qasim Zaman, Princeton Reading in Islamist Thought: Texts and Contexts From al-Banna to Bin Lade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23.
[33] James Brandon, “Jordan’s Jihad Scholar al-Maqdisi is Freed from Prison,” Terrorism Monitor, Vol. 6, No. 7, 2008, p. 5.
[34]穆尔吉埃派（al-Murji’ah）是伊斯兰教早期派别之一。约于7世纪中叶出现于麦地那和大马士革等地区。它与逊尼派、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同为伊斯兰教早期的四大政治派别。“穆尔吉埃”一词系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延缓者”“推缓者”“留待以后判断者”，因该派在教义上对穆斯林中犯大罪的人（包括当权者）是否构成叛教罪等有争议的问题，坚持“暂不作判断，可推延到末日由真主裁判”，因而得名。该派思想较为温和宽容，提倡团结和平，反对战争和分裂。
[35]Sayyid Qutb, Milestones, New Delhi: Islamic Book Service, 2002, pp. 80-82.
[36] Daniel Benjamin and Steven Simon, The Age of Scared Terror, Radical Islam’s War against America,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2, p. 68.
[37] Brynjar Lia, Architect of Global Jihad: The Life of Al-Qaeda Strategist Abu Mus’ab al-Suri, London: Hurst Publisher Ltd., 2007, p. 408.
[38] Brynjar Lia, Architect of Global Jihad: The Life of Al-Qaeda Strategist Abu Mus’ab al-Suri, London: Hurst Publisher Ltd., 2007, p. 409.
[39]David L Johnston, “Hassan al-Hudaybi and the Muslim Brotherhood: Can Islamic Fundamentalism Eschew the Islamic State?” Comparative Islamic Studies, Vol. 3, No. 1, 2007, p. 42.
[40]马克迪西认为，“忠诚与抗拒”来自于《古兰经》：“易卜拉欣和他的教徒，是你们的好模范。当时，他们曾对自己的宗族说：‘我们对于你们，和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确是无干的，我们不承认你们。我们彼此间的仇恨，永远存在。直到你们只信仰真主。’但易卜拉欣对他父亲所说的话，不可做你们的模范。他曾说：“我必定为你求饶，我不能为你抵御真主的一些刑罚。”他们曾说：“我们的主啊！我们只信托你，我们只依归你，只有你是最后的归宿。”（60:4）
[41] Nibras Kaimi, “A Virulent Ideology in Mutation: Zarqawi Upstages Maqdisi,” hudson. org, September 12, 2005, pp. 63-64, https://hudson.org/content/researchattachments/attachment/1368/ kazimi_vol2.pdf.
[42] Joas Wagemakers, “A Purist Jihadi-Salafi: The Ideology of Abu Muhammad al-Maqdisi,”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6, No. 2, 2009, pp. 281-297.
[43]《古兰经》（4:59）。
[44] Sheikh Yusuf Al-Qaradawi, State in Islam, Cairo: Al-Falah Foundation, 2004, p. 178.
[45] [美] 托马斯·李普曼：《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陆文岳、英珊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
[46] Brynjar Lia, Architect of Global Jihad: The Life of Al-Qaeda Strategist Abu Mus’ab al-Suri, London: Hurst Publisher Ltd., 2007, p. 408.
[47] Brynjar Lia, Architect of Global Jihad: The Life of Al-Qaeda Strategist Abu Mus’ab al-Suri, London: Hurst Publisher Ltd., 2007, p. 409.
[48] Brynjar Lia, Architect of Global Jihad: The Life of Al-Qaeda Strategist Abu Mus’ab al-Suri, London: Hurst Publisher Ltd., 2007, p. 373.
[49]Brynjar Lia, Architect of Global Jihad: The Life of Al-Qaeda Strategist Abu Mus’ab al-Suri, London: Hurst Publisher Ltd., 2007, p. 310.
[50] Brynjar Lia, Architect of Global Jihad: The Life of Al-Qaeda Strategist Abu Mus’ab al-Suri, London: Hurst Publisher Ltd., 2007, p. 311.
[51] Brynjar Lia, Architect of Global Jihad: The Life of Al-Qaeda Strategist Abu Mus’ab al-Suri, London: Hurst Publisher Ltd., 2007, pp. 403-404.
[52] Brynjar Lia, Architect of Global Jihad: The Life of Al-Qaeda Strategist Abu Mus’ab al-Suri, London: Hurst Publisher Ltd., 2007, pp. 396-397.
[53]关于“基地”组织在北非的活动情况，可以参见王晋：《“基地”马格里布分支的组织演变与行为模式》，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5年第2期，第52-64页。
[54]Brynjar Lia, Architect of Global Jihad: The Life of Al-Qaeda Strategist Abu Mus’ab al-Suri, London: Hurst Publisher Ltd., 2007, p. 75.
“Near Enemy” or “Far Enemy”: Disputes among Islamic Extremists
WANG Jin
[Abstract]Although both the “far enemy” represented by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near enemy” represented by “Kufr” governments in the Arab-Islamic world are “mortal enemies” of Islamic extremists, which enemy should be the priority target of strike has become one of the heatedly debated issues among Islamic extremists.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largely determines the concrete strategic practices of Islamic extremist organizations. On the one hand, the Islamic extremists who advocate the “far-enemy priority” consider the individuals and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Arab world the focus of their attack, try to infiltrate into the western world and watch for an opportunity to launch massive terrorist attacks in due course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downfall of Islamic “Kufr” governments, prompt Muslims to “awaken” and then create a “Caliphate” in the Islamic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other Islamic extremists believe that it is of overarching importance to target and overthrow the “Kufr” governments in the Arab-Islamic world and facilit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slamic State” by plotting terrorist attacks and seizing political power through violent activities and chaos. Different opinions concerning the prioritization of “near enemy” and “far enemy” stem from diametrically different political logic followed by varied Islamic extremist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the analysis of their strategic line of thinking will be conduciv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logic and ideologies of Islamic extremists and will shed some ligh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ir grappling with the ideologies and practices of Islamic extremist organizations.
[Keywords]Islamic extremism, Islamic terrorism, Abu Muhammad al-Maqdisi, Sayyed Qutb, Abu Mus’ab al-Suri
【作者简介】王晋，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科学学院博士候选人、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Author] WANG Jin,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Haifa; Research Fellow, Syria Research Centre, Northwest University in China.
【DOI】10.14093/j.cnki.cn10-1132/d.2019.04.006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4X（2019）04-0138-19
【修回日期：2018-10-29】
【来稿日期：2018-05-16】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伊斯兰极端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6ZDA096）子项目“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历史演变”阶段性成果。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语学院马晓霖教授、对外经贸大学阿拉伯语系丁隆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李睿恒博士、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陈娟博士的帮助和支持，在此表示感谢。作者亦感谢《国际安全研究》三位匿名评审专家的审稿意见。文中错误，由作者承担。
【责任编辑：谢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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