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国际关系中语言问题研究
邓丽萍1，邓纯旭2
（1.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辽宁大连116029；2.大连医科大学外语教研部，辽宁大连116044）
[摘 要] 清代康熙、雍正两朝国力强盛又重视外语学习，在国际交往中没有出现语言与翻译问题。由于乾隆朝的闭关锁国，此后百余年翻译人才严重缺失，造成国家巨大损失。本文通过对以上史实的分析，揭示了国家强弱与语言地位相辅相成的关系，阐释了国际关系中国家话语权与强大国力之间的必然联系。
[关键词] 清朝；国际关系；语言问题；国家地位
语言与国家地位相辅相成，语言的强弱是国家强弱盛衰的反映，它也会促进国家的发展强大。同样，只有强国的语言，才是强势的语言。所以，争取国家的语言地位，也就是争取国家的地位。这是国际关系中相当重要的问题。本文从回顾清代的历史，尤其是与英国交往交涉的历史，说明上述观点。
一、清前期国家语言地位的强势
国家强势，造成语言的强势。毋庸讳言，如今英语被称为“世界通用”语；虽然说英语并非真的“通用”了，但却真可谓“世界第一语种”。英语有当今的地位，是英国在历史上发展的必然结果。英语在十七世纪还是个小语种，没有多少人讲英语，在世界上也无地位。但英国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后，在世界上建立了殖民体系。英国也把本国语言连同他们的商品，倾销到世界各地。后来，美国代替英国夺取世界的霸主地位，让英语进一步在世界上发展。当英国抢占殖民地时，清王朝还是初建强盛时期，英国既无力把中国变为殖民地，也无法把英语向中国倾销。康熙、雍正两位皇帝不但勤恳治理国家，也能以主动心态积极对外交流，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堪称当时世界上的强国。
（一）康熙时期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提高民族语言地位
奠定清朝近三百年江山基石的康熙帝不仅能以较为开放的胸怀接受西方文化，也能接受西方的语言，用来丰富中国语言，进一步融会中西文化。康熙帝本人努力学习拉丁语，以便看懂西文著作，还命令臣工们向传教士传授中文，让他们用中文讲授西方自然科学。例如：中国官员向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传授满语，他们用满语翻译出欧几里德和阿基米德的几何学，并用满语给康熙帝讲授，康熙帝学习了半年之久，基本掌握了几何原理。康熙帝对外语和西方科学的学习精神，让外国人十分钦佩[1]34-39。
康熙帝还下令在全国选拔青年才俊入宫学习外语和西方科技文化，例如著名儒学家梅文鼎之孙梅珏成、苏州府学教授陈厚耀、钦天监何君锡之子何国柱和何国宗、钦天监监副成德、官学生明安图等。而宫内的皇子、皇孙更是当然的学生，这些“学生”由通西学的传教士教授外国语和天文、算学等，康熙帝还为他们讲几何学。康熙帝晚年，曾组织这些中西结合培养出的精通拉丁语、俄语的科技精英编辑西书，以皇子允祉、允禑、允禄为纂修；何国柱、梅珏成任汇编，陈厚耀、魏廷珍、王兰生、方苞为分校。康熙五十三年（1714）编成《数理精蕴》《历象考成》《律吕正义》三部书。康熙帝命将此三书合一，赐名《律历渊源》，共一百卷。代表了当时中国自然科学书籍的最高水平，编排了明末以来传入中国的西洋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声律学和中国传统的历法学、声乐学等。康熙帝倡导学习外语和西方科技文化，宗室盛昱帮助他把学习研究和考察心得编成《康熙几暇格物编》，该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意义。
3.高校对大学生恋爱教育不够重视。高校的主要任务是人才培养，每一所高校对专业知识教育、通识教育都非常重视，但都忽视了恋爱教育的重要性。许多高校没有明确表明对大学生恋爱问题的态度，在恋爱引导方面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对于学生恋爱问题，高校基本上持不反对、不支持的态度，等出现问题后才重视，忽视防范；学校的学生管理者( 包括辅导员、班主任、心理咨询老师等)没有将注意力放到学生感情发展问题上，一般都是学生出现恋爱危机之后，才被动地发现问题，采取措施，缺乏主动防范性的教育和指导[2]。
1.思想政治工作的大环境更加复杂。从世情看，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各国利益冲突不断，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图谋从没有间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种思潮相互渗透，相互激荡，不可避免地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冲击。
西洋来华雍正友好待之，如葡萄牙使臣麦德乐到了北京他依礼接见，并赠送礼物。麦德乐对雍正帝感激，遂率领人去天主教堂为雍正帝祝寿祈福。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对利用乡土资源开展幼儿美术活动进行了明确要求，强调了在幼儿园教育教学中，教师需要充分开发并利用丰富的自然环境以及社区的教育资源，来扩展幼儿的学习空间，提升幼儿的学习能力。乡土资源具有极为浓郁的乡土气息，尤其是农村的幼儿园拥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富含大量的自然资源，开展以乡土资源为材料的美术活动可以充分激发幼儿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培养幼儿的环保意识；同时农村所特有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可以给幼儿更多的接触生活、体验生活的机会，保证幼儿能够不断增强生活能力，培养社会生活意识。因此在幼儿园的美术活动中，教师需要充分利用乡土资源，保证教学的顺利、高效开展
利玛窦是意大利的耶稣教士。明万历十年（1582）来华，他一直努力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化，成了一名中国通。万历二十九年（1601）入京觐见明神宗，获准永久居住，直到万历三十八年（1610）去世。他努力传播西方文化，中国对世界有正确了解，大都始于利玛窦，如世界地图、中国之外还有“万国”的存在、地球是圆的，等等。所谓“利玛窦的规矩”是指利玛窦在中国从来都是尊重中国的礼仪习俗，努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儒冠儒服，尊孔读经，老老实实宣传西方文化。
工艺C：蓝莓打浆→添加白糖150 g/kg→添加酵母0.2 g/kg→25℃主发酵30 d→压榨后添加偏重亚硫酸钾和果胶酶各0.1 g/kg→25℃继续发酵30 d添加偏重亚硫酸钾0.1 g/kg→杀菌→成品酒。
马戛尔尼回英国两年后，英王乔治三世又给乾隆送来了一份国书，由东印度公司送到两广总督朱珪之手。朱珪把这份国书送呈乾隆时，奏书认为“文理舛错，难以句读”。[6]4史料介绍，当时英国本土无一人能翻译和书写中文，那个文理不通“难以句读”的国书是出自马戛尔尼使团副使之子小斯当东之手，在马戛尔尼访华期间，小斯当东能用中文同乾隆对话，很受乾隆喜爱，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时，小斯当东成了使团的副使。英国第二次来华使团的英文本国书由马礼逊译成了汉文文本，而译好的国书没有直接呈送给嘉庆皇帝，而是交给了负责接待的中国官员，这是清政府朝贡制度的规定：朝贡国先将表文和礼单交给边疆省的督抚大员安排翻译；如果贡使已达京师，则把表文送给礼部，由礼部安排翻译，再呈皇帝御览[7]149，在京师担任翻译工作的是礼部所属会通四译馆。从清廷制度看，马戛尔尼是打破规定的，因为他们不承认来华使团是贡使，而认为英皇和乾隆是平等的关系，他们带来的是国书，只能先由乾隆帝拆阅。
（二）雍正一朝主动解决国际间的语言问题
雍正一朝虽只有短暂的十三年，却是清代“康乾盛世”的里程碑。雍正帝励精图治，使国力较康熙朝更加强盛，对外较康熙朝更为开放。例如康熙五十六年（1717）谕令久居外洋不归的中国人，行文留居国解送回中国处死。这个命令阻止了国人出海，让已出国的中国人不敢再回国，大量中国人留居海外。例如留居菲律宾（吕宋）者数千人，留居爪哇者数万人。雍正初年便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到雍正六年（1728）制定了出洋和对外贸易法则，打破了康熙末年以来的闭关政策。不久，中外贸易频繁进行，迁徙海外的华人往返国内外也逐渐正常化。康熙末年留居国外的华人害怕惩罚不敢回国，而雍正朝在自由往来的政策下大批华人出国，移居巴达维亚（今印尼的雅加达）的华人达万人以上，移居马六甲的两万余人，移居菲律宾的四万人之多。
下面的区分方法使用了三分量位移A（t）的矢量和以及加速度k（t）的垂直分量。采集用k（t）的短期平均／长期平均完成，短期窗为1s，长期窗为10s。该方法也计算预期的P波和S波到时（tP和tS）以确定台站是否观测到了P波、S波，或是都未观测到。这些到时用日本气象厅的一维分层速度结构计算（Ueno et al，2002）。
雍正一朝涉及国际间的语言问题都能主动解决。例如为解决中俄谈判的译员问题，雍正帝要求俄方派遣精通俄文和拉丁文者来华，充当京师俄罗斯文馆的教员，中国也派出留学生去俄国学习[2]420。
由于雍正朝的开放政策，促使意大利于雍正十年（1732）在那不勒斯设立了以吸收中国留学生为主的“中华书院”，又称“圣家书院”[3]177，该校到鸦片战争前已吸收百余名中国学生。因此，雍正朝国力强盛，与俄罗斯等国的谈判有自己的译员，有效地解决了翻译问题，没有出现在国际交往中语言失位的问题。
二、闭关锁国造成清中后期政府国际话语权的失位
乾隆朝虽也在“康乾盛世”之中，但乾隆帝本人对国力无建树，真正的闭关时代是从乾隆朝开始。他因循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观和宇宙观，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团漆黑，对待洋人失去了宽容，把外国语言文字斥之为“鸟语”，更谈不上对语言与国家地位重要关系的认识。抱守着“天朝”对“夷”的蒙昧之见，对国际关系毫无概念，不但不对外输出观念，对主动前来者也不再欢迎。当乾隆五十七年（1792）已经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派出正式遣华使团来华时，乾隆帝既不想接待，对马戛尔尼带来的国书也无人能看得懂，译得出。乾隆一朝，丢掉了康熙那般研究学习西方的传统，使清朝失去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常交往的机会，嘉庆帝持同样态度。
（一）清中叶中英外交中语言沟通的茫然
乾隆之后的一百多年，因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与外人进行外交活动，乾隆朝的马戛尔尼外交使团和嘉庆朝的阿美士德使团，都是英国主动叩门，乾隆和嘉庆两位皇帝只因麻烦未予接待。而且，英国使团送给清政府的国书，清廷无一人能翻译，而英国使团要把英文国书译成中文也感到十分困难。清“贻误了战前两次与英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迅速进入国际主流社会的时机”。[4]83当时中英两国皆缺乏外语翻译人才，其原因是从乾隆朝开始，又恢复了康熙末年禁止华人与外人私自接触、居留境外，为外国人服务的禁令，而违者将被处死。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是从意大利那不勒斯中华书院里聘来两名即将归国的中国留学生柯宗孝和李自标，这两个留学生因幼年随传教士去的意大利，中文水平太差，译出的国书不能成为官书，他二人害怕被惩罚，随船到澳门后就离去了[5]9。
只要不违背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习俗，连外事活动康熙帝也让传教士参加。例如在中俄谈判时，康熙帝让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法国传教士张诚等人参加，充任译员，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还派遣来华传教士回到他们的国家，传达中国的外交文献，谈判两国的外交事务。然而，罗马教皇十一世派使节多罗来华，向传教士宣传中国文化为“异端”，还粗野干预清廷内政。康熙帝几番警告多罗等传教士，绝不允许干预中国内政，不然将被驱逐出境。而罗马教皇不听警告，继续违反中国政府的禁令，康熙帝遂宣布逐赶外国传教士，又因其他原因宣布到外国居留、为外国人服务的华人“解回立斩”。①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一，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庚辰。 罗马教皇的态度，迫使康熙末年实行了闭关政策。
开展食葵机械化收获技术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食用向日葵的机械化收获水平，减轻了农民的体力劳动，将更多地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创造更多地经济价值[2]。
最近参加了省内一些群众文化活动，感慨颇多，也深受教育和启发。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越来越自信了，因为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中，为我们的群众做了实实在在的好事情，为我们国家的文化事业建设做出了贡献。我们默默无闻地辛勤工作，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群众一些生产生活习惯，让百姓习惯了健康的文化生活，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由于中国方面几个月也没能找到英文译员，只好同意由英国方面的译员马礼逊担任中英两国的共同翻译。虽暂时解决了翻译问题，但是中英两国的语言沟通权被英国方面控制，这种尴尬局面对中国方面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英国急着要在中国开展贸易和外交事务，他们更感到缺少翻译人才。当年任中英两国翻译的马礼逊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任职，曾把《圣经》译成中文，还编辑过《英华字典》，也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的中文秘书兼翻译。他身兼数职，皆因英国方面会华文的人才奇缺。
（二）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对英谈判中对话权、书写权的丢失
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到广州，急需要懂英文的华人，京师理藩院经皇帝批准，任袁德辉为林则徐的译员。此人早年在马六甲马礼逊创办的英华书院学过英文，后在广州十三洋行任英文翻译。而理藩院需要翻译又把他要去京师，如今林则徐需要翻译，袁德辉又“奉旨”到了广州总督衙门。由于林则徐在广州的时间很短，袁德辉在中英交涉之中并未发挥大的作用。
由于乾隆朝的出使中国受到阻碍，所以嘉庆朝英使来华是按照清廷原来的制度进行的。但是负责接待的中国官员苏楞额和广惠接到英国使团的国书后，于第二天又还给了使团，表面上让他们作进一步修改，实际上他们没有能力把国书的英文版译成中文。中方早在几个月前知道英国使团将要来华时，就到处找寻“谙晓夷语夷字之诚实可信”的通事[8]3，可是一直没能找到会英文的翻译，而会通四译馆也没有会英文的翻译生。
通过合作学习的方式，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语文知识的学习，并促进其积极性的提升，进而激发小学生对该课文学习的乐趣，更好地解决其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学生合作能力的提升。通过运用这种学习方式，师生与生生之间的情感都会得到升华，学习效率也被大大提升。由于社会各因素所产生的影响，导致很多学生与人交流时的难度不断增大，更加以自我为中心。通过合作学习的方式，使同学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学生心理与人格等都会得到完善，进而实现快速成长。
清政府战败，“谈判桌”对话权、中英文书写权，完全由敌方操控。清政府从乾隆朝抵制开放国门，抵制学习外语，至此已付出沉重代价。
康熙帝对外人、外语、外国知识认识态度正确，就外语而言是学习吸收，为丰富中国的语言而用，把外语当做学习了解西方的工具，并不是盲目推崇，不让洋人和外语影响中国的政治，更不许他们取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地位，要求来华的西人必须遵守“利玛窦的规矩”。
英国人要聘请中国人做老师，学习华语。但一是中国的惯例，严禁国人教外国人学习华语；二是中国人不懂英文，也无法做英国人的中文教员，广州、澳门两地与外人沟通的买办和通事，都没有阅读、书写英文的水平。他们混迹于中外商人之间，所用的“外语”是广州地方话的葡萄牙、印度、英国等语言的混杂，加上手语表情并用，毫无语法可言。这种“广州英语”后来被称为“洋泾浜英语”，只能作口头交往的工具，无法作为官方外交语言。
实际上，不光是清政府广州方面的通事们英语水平很差，英国方面的极少几个译员中文水平也很差。我们现在阅读鸦片战争史料时，经常看到当时的中国官员批评英国人发来的中文照会“文理不通”“文义粗鄙”“词语支离，多不可解”，等等。我们举出一个应该是水平最高的文件，这是当时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写给两广总督卢坤的信，由我们前文多次提到的马礼逊和他的儿子马儒翰合作译出，下面列出一段来，人们怕是很难读懂其含义的：
问：《养生三记》作者，我来向你求教：我妈妈今年64岁，十几年前做了一次子宫肌瘤切除手术，在手术输血过程中出现短暂的血液过敏反应，之后就患上了皮肤病。目前，其他地方都好了，就是双腿小腿上仍断断断续续地发病。伴随年龄的增长，她的睡眠也不好了，一天仅睡两三个小时。三年前检查发现她有双肾结石，并有肾囊肿，每个秋天要发病一次。20天前我去看她，发现她的尿颜色不对，呈现砖红色，并且混浊。她自己也说走一点路就觉得很累，并“尿血”。我心里很着急，快帮我看看，妈妈这是怎么了？
斯王令。准我等，英国主所设各位监督。有权治理凡有英国人等自从，大英国四海各地方来，大皇帝各地方为贸易。向特准属贵公班衙人来广贸易。惟令本国，大主同协治国政之大部发谕。令公班衙贸易止息终者。[9]136
这样拙劣的文字，怎能不让那些进士、翰林出身的中国官员感到“文义粗鄙”呢。然后，中国方面呢？英文口语无一人能说得通，英文文本更无一人能看得懂，哪怕是“文义粗鄙”的英文也是写不出来的。
早在鸦片战争前，英国政府委派商务监督律劳卑前往广州，打破了过去由十三洋行沟通中英双方的模式，直接与两广总督交涉贸易和外交各方面事务。由于中国方面无一人能看懂英文文件，所以中英双方的文件往来全被律劳卑控制着。律劳卑先写出英文文件，由马礼逊等英国译员译成中文，再交给两广总督。在中英两国交涉中，中国完全失去了语言地位，其后果之严重，当时的两广总督和许多地方官都是知晓的，但却毫无办法。
林则徐主持广州的交涉时，总算有了一个英文水平很差的袁德辉应付局面，而当林则徐被撤任后，继任的琦善所用的译员是山东巡抚托浑布引介的鲍鹏，他原是因协助英国商人贩卖鸦片被林则徐通缉，逃往山东潍县的罪犯。他的英文水平就是“洋泾浜英语”，他从山东随琦善来广州与英人义律交涉时，很快便被收买成为泄露机密的汉奸，琦善因私定《穿鼻条约》被索拿进京，鲍鹏也以贩卖鸦片和泄露国家机密的汉奸罪名被捕治罪。
受鲍鹏案的影响，后耆英、伊里布在签订《南京条约》时，因为没有英语翻译可带，伊里布的家仆张喜代跑英国军营里去“谈判”，在中英谈判的整个过程中，中方代表是无人出席的。连中英《南京条约》的草拟和最后确定，全是英国单方面担当。不光是英文文本，连中文文本也是英国译员马儒汉等人译出的。耆英他们不过是把英方交过来的文本再抄缮一遍，送给道光皇帝御览而已[10]162。更加可悲的是，英国人生怕中国代表不懂条约内容和意义，每出一通条文他们都要逐句向中国代表解释，以便他们写在条约里面内容都能得到落实。在这种情形下，中方只能充当条约有限的共同商定者角色，被动地接受英方提供的译本。清朝方面无一例外放弃使用本国译者的权利，完全听任外国译员占据谈判桌，包揽翻译工作。
英国方面曾委托马礼逊培养翻译，但没有成功，因此勉强可以充当译员的只有几个人，即洪任辉、小斯当东、万宁等。洪任辉是东印度公司的中文翻译，在乾隆朝封闭各口岸，只留广州一口时，他去天津找中国官员申述，并控告粤海关的勒索行为，曾引起很大的风波，在外交史上被称为“洪任辉事件”。被他投诉的广州地方官被撤任，但他被圈禁三年，禁满后被逐离境。小斯当东即前文提到的阿美士德使团的副使，曾翻译《大清律例》，是当时中文水平较高的英国人。万宁于1806年来到广州，开始学习中文，做了东印度公司的译员，1810年也离开了中国。此外还有几名传教士懂中文，因居所不定，难以充任英国方面固定的译员。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语言文字主权的丧失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迫使清政府与他们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里英国人要求写下这一条款：
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此次定约，汉、英文字详细校对无讹，亦照此例。[11]102
这个条文包括几层意思。一层是说，中国方面缺乏翻译人才，看不懂英文，所以英国方面既用英文书写，再配上汉文，好让中国方面看得懂。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方面无论怎样讨厌英语，也不得不设立外语学校。这层意思虽已能迫令清政府改变对学习外语的一些看法，但还不是主要的，因为几十年来中英文件往来，包括《南京条约》的文本，都是“英文文书俱用英文书写”，而且也是英国人把文书译成中文，配送给中国方面的。
但是，第二层意思尤为重要：“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曾想以外交文本的书写来控制英国人。例如要求他们以英文书写但英文翻译是中国方面完成，英国方面无权译文，也不许英国人学习中文，英国就难以掌握语言制控权。《天津条约》规定，英国人负责制作英文、中文两个文本，而且要以英文文本为准，英国的语言在中英外交中，便凌驾在中国语言之上，两国语言运用的大权为英方控制。
还有一层意思是：等将来中国有了自己合格的译员后，英国方面不再配送汉文译本，因为中国方面可以看懂英文，自己能把英文译成汉语了。然而，这层意思只是表面文章，其更深的一层是：既然中国方面有翻译英文成汉文的水平了，以后就只送英文文本了。再说明白一点是：中英交涉只用英文，把英文译成中文是中国的事，译得不准，“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只有中文错误，英文永远都正确），英语作为中英两国的沟通语言，其权威性完全得到确认。
四、结语
清政府十九世纪早期并没有意识到语言文字主权的重要性，在中西语言交流与沟通上设置种种限制，[12]1-4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逼无奈，开始认识到培训外语人才的必要，所以才有批准容闳的留学美国的计划、设立同文馆等，这都是争取本国语言在国际上的地位而引发的，从而，中国人主动走向世界的步伐迈开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篇章开始了。
清廷内部以恭亲王奕
为首的开放派和地方官员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争取中国的语言地位及开办所谓的洋务事业，经多方努力，派出了第一批留学生，即120 名幼童出洋留学美国。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挠，这批留学生未能完成学业，中途返国。但是，归国后的留美学生，成为出使西方国家等方面的重要外交人才。鸦片战争和此前的中外交涉外语人才奇缺的现状得到改善，中国在外交中的语言地位也得到提升。
而创办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才是争取语言地位最直接的手段。从同治元年（1862）开始，中国创办了一批外国语学校，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又称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虽举办十分艰难，由于主持人是国家当权者，还是办起来了，从而培养了外语翻译人才。此后中外交涉、派使臣出国考察等，都有了自己的合格译员，中国在外交活动中的语言地位基本得到了解决。但是，由于封建政府体制腐败，国力孱弱，尽管有了合格的外交官，优质的外语人才，仍然不能改变“弱国无外交”的局面。
语言是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国力之一，是一国文化的灵魂，在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社会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加强对语言重要性的认识，既不能轻视外国语言，更不能轻视本国语言文字，只有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国家竞争力和国家语言地位才能得到切实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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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anguag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Qing Dynasty
DENG Liping1，DENG Chunxu2
(1.Press of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Dalian,Liaoning 116029,China;2.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Dalian Medical University,Dalian,Liaoning116000,China)
[Abstract] Kangxi and Yongzheng Periods in the Qing Dynasty had strong nationalstrength and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thus,there were no problems of language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Du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osed-door policy during Qianlong Period,there was a serious shortage of translation talents in the following hundred years,which caused great losses to the nation. By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facts above,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national strength and language status as well as expounds the inevitable relationship a country's power of speech and its strong national strengt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 words ]Qing Dynasty;international relation;language issues;state position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2991（2019）02-0009-06
doi： 10.3969/j.issn.2096-2991.2019.02.002
［收稿日期］ 2019-01-26
［作者简介］ 邓丽萍（1968—），女，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研究方向：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近代出版史；邓纯旭（1975—），男，辽宁大连人，大连医科大学外语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翻译与西方汉学史。
［责任编辑 孙守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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