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比较的文学研究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胡适先生(1891-1962)的英文文章《比较的文学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Literature,1922)，我是在1981年偶然见到的。文章收在董寿朋选编的《英语今文选》(Modem English Essays,1929,1930)。文章原是为A.E.Zuker为中国学英语的学生选编的《西方文学》(Westem L-iterature,1922)所作的导言。见到这篇文章时，我正对所谓“比较文学”颇感兴趣，因此很想将此文译出，但是不知此文是否已经收入胡适先生的有关文集，或是否已经有人译出，同时，仔细读过文章，觉得不少内容似曾相识或曾有耳闻，也就没有贸然着手。时隔几年，胡适研究在国内方兴未艾，国外以及港台有关胡适研究的专著和文章也有不少译成汉语或介绍过来，但很少见到专门谈胡适关于比较的文学研究方面的文字，也未见有人涉及《比较的文学研究》这篇文章。我核实了一下，这篇文章胡适的各种文集或选集均未收入，各种年谱和著译目录也未见提及，在我孤陋寡闻的范围之内，也未见有人译出。于是我找出这篇文章，重新仔细看了一遍，觉得文章的许多内容尽管胡适先生在别的文章、演讲、书信里已多有涉及，但这是一篇比较系统阐述胡适先生的比较的文学研究观的文章，值得译出。何况这是一篇胡适先生的学术史料，理应引起重视。国内讲到近现代中国的比较的文学研究（一般称之为“比较文学”）的开拓者，总是提到鲁迅、吴宓、朱光潜、季羡林、钱钟书等学者，从来未见提到胡适，好像胡适与比较的文学研究毫不相干，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公允的。不说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吧，至少也应该在中国的比较的文学研究史上给胡适一个客观公正的地位。这正是我译出胡适的《比较的文学研究》一文的主要动机。这篇文章的出处，即A.E.Zuker博士选编的《西方文学》，我至今尚未找到，不知道这篇文章是胡适先生为该书所作导言的全部还是一部分（按照《英语今文选》所收该文注1的"From Introduction"，当为节选），但这关系并不大，因为现在这篇文章是一篇首尾完整可独立成篇的文章。译完此文，觉得有必要对胡适先生的比较的文学研究观，从文化背景、思想来源、现实社会、文学语境、主要内容和特征，以及这一研究观的具体运用诸方面作一番梳理和评价。
二
先从胡适先生这篇文章的题目说起。Comparative Study of Lite-rature可以译作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可以译作比较的文学研究。到底哪个更恰当，更符合胡适先生的原意？我选择了“比较的文学研究”。这是有根据的。胡适先生在作于1918年9月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有三处明确使用了“比较的文学研究”这术语：1、“我现在且不说这种‘比较的文学研究’可以得到的种种高深的方法和观念，我且举两种极浅近的益处——”（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80页。）2、“这便是比较的文学研究的大益处。”（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82页。）3、“这也是比较的文学研究的一种益处了。”（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84页。）胡适在第一处这个术语上打了个双引号，显然是为了特别郑重提出这一术语。几年以后，他用英文Comparative Study of Litera-ture要表达的无疑是他心目中的这一术语。
这，不仅仅是一个译名问题，一个术语问题。胡适先生自称“只开风气不为师”，“比较的文学研究”也是他想要开的一种风气。他为这种风气定名为“比较的文学研究”，自有其深意。
这深意包含两个方面：1、与他提倡文学改良、提倡白话文一样，是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上的焦虑。2、将中国传统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之中，深感中国的文学研究中迫切需要比较研究的方法。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关的。先说说第一个方面。
比较的文学研究观，对胡适先生而言，乃是情理中的事，也是与他的基本思想相一致的，这就是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学习，是一种个人的思想理路，学术趣味，也是一种文化态度。这种文化态度基于深刻的民族焦虑感和危机感。从晚清到民国初期，随着西学东渐步伐的加快，随着出洋留学生视野的不断拓宽，这种文化态度在不少知识精英身上已成为一种基本态度。从这种文化态度出发，将中西各方面加以比较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比较研究的方法，一开始就与文化上的焦虑感相联系。胡适先生留学美国的几年，当他隔洋遥望古老的中国，心中不时浮起这种焦虑感，并时常以一种比较的眼光来看待中西文化。胡适先生于1916年4月5日夜所作《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一文中称“文学革命，在吾国史上非创见也。”（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2页。）又称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若非明代八股之劫，复古之劫，我国文学必为白话文学，语言也成言文一致的语言。“但丁(Dante)之创意大利文，却更(Chaucer)诸人之创英吉利文，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之创德意志文，未足独有千古矣。”（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5页。）比较之意之情之志毕现。该年11月所抄寄之《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所列八事之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中，胡适先生称：“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et)，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翱也。”（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22页。）文化上的焦虑感于此可见。而比较与焦虑感如影相随。
陈建华君在《晚清“诗界革命”与批评的文化焦虑——梁启超、胡适与“革命”的两种含义》一文中说，梁启超、胡适等人“更关注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语境’及其终极命运”。（注：John C.Y.Wang ed.,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1),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1993,p.211.）他们有着一种“深刻的文化上的焦虑”。（注：Ibid.,p.21.）他又指出：“这一焦虑中的文化，如果用雷文森(Joseph Levenson)的语汇，处于‘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区域主义’(provincialism)的两极之间：革命既有推动走向世界主义的一面，同时也带有强烈的来自传统的原生力，在区域主义的历史幻像（即雷氏所谓‘儒家普遍主义’Confucian univer-salism)的光照中重构自身及其与世界的文化秩序。”（注：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of Ching Period(1644-1911),p.212.雷氏语汇参见Joseph Levenson: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Ber-keley,1971,pp.4,24,30.）我如此详细引用陈建华君的观点，是因为它们涉及了胡适先生的比较方法和文化焦虑感的很深的层面。其中有两点很重要，其一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现代“语境”及其终极命运；其二是如何重构焦虑中的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二者作为一个整体的秩序（或者说包容中国文化的世界文化的秩序）。这两点，正是胡适心目中的比较研究的方法的使命，而这正是由深刻的文化上的焦虑所激发的。他把这两点具体化到了两个关键的方面，其一是活文学与标准国语的关系；其二是文艺复兴。换言之，他从西方文化、文学演进的历史中选择了从中古时期到文艺复兴的转型时期和文艺复兴运动本身。他在许多文章中不断提及和论述西方中古时期各国如何以俚语替代死文字拉丁文著书创造活文学，而后确立各国国语。早在1916年4月的《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中就已提出这一点。随后有《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直到1922年3月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还念念不忘。论述最详的要数《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都经历过从死文字到活文字，从死文学到活文学，然后确立标准国语的过程。他明确指出：“我们今日提倡国语的文学，是有意的主张。要使国语成为‘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有标准的国语。”（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
44-45页。）并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这就是白话文运动。而他在心目中把新文学运动一直看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早在1922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已涉及这一点。在文章中，他引用了当时的政论家黄远庸发表在最后一期《甲寅》上给章士钊的信里的一段话：“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133页。）胡适先生肯定了黄远庸的这一觉悟，因为这话正合胡适之意，这话里已将新文学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等量齐观。1958年5月4日，胡适先生在台北专门以《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为题作了一次演说，演说中他说到：“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名词，有人叫做‘文学革命’，也叫做‘新文化思想运动’，也叫做‘新思潮运动’。不过我个人倒希望，在历史上——四十多年来的运动，叫它做‘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285页。）他还多次提到民国七年北京大学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创办的杂志《新潮》的英文名字就叫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1961年1月10日，即在他去世前一年，在一次以《四十年来的文学革命》为题的英文演说中又重申了他的看法，他说：“这一运动——一般称为文学革命，但我个人愿意将它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我与我的朋友在1915、1916与1917年在美国的大学的宿舍中所发起的。直到1917年，这一运动才在中国发展。”（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310页。）胡适先生从白话文运动和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确立了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语境，探及了其终极命运，同时也找到了从“区域主义”走向“世界主义”并重构中国文化、文学以及中国文化、文学与世界文化、文学二者作为一个整体的秩序的道路。白话文运动和中国文艺复兴也正是由深刻的文化上的焦虑所激发的比较研究的结果。而比较的文学研究在完成这两个使命尤其是后一个使命的过程中无疑可以起到重要作用。这正是胡适先生使用“比较的文学研究”这一术语的第一层深意所在。
三
现在来谈谈第二层深意。一旦将中国传统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语境之中，就会深切感到中国的文学研究迫切需要比较研究的方法。胡适先生在《比较的文学研究》一文中说：“比较研究的方法在中国也许比在任何别的国家更为迫切需要。”这种迫切性是与中国文学改良和中国文艺复兴密切相关的。比较研究有明确的目的性。综观胡适先生对此的论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1、比较的文学研究不仅为比较和阐释提供资料，而且提示了把握中国文学史上尚未系统处理的材料的新方法。比如中国戏剧史上的许多材料。
2、人们通过比较的文学研究可以得到种种有关文学的高深的方法与观念，从而为新文学的创造输入新方法、新形式和新观念。比如易卜生问题剧的比较研究，悲剧性问题，戏剧中的三一律，即“戏剧的经济”，情节的剪裁布局，长篇小说的统一结构，短篇小说的创作，等等，也就是比较的文学研究的各种益处。
3、人们通过比较的文学研究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学和新文学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长处，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比如《文学改良刍议》中深受西方意象派原理启发的八事。
4、人们通过比较的文学研究可以了解新文学的来路，从而自觉创造新文学。来路有两条，一为民间文学，一为外来文学。外来文学，除印度外，即为欧洲文学，中国的新文学，受欧洲影响极大。“我们的新文学，现在我们才知道有所谓自然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象征主义、心理分析……种种派别之不同，非小道可比，这是我们受了西洋文学的洗礼的结果。”（注：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187页。）
5、人们通过比较的文学研究可以获得对于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理想的欣赏。
从以上5点可以看出，胡适先生的比较的文学研究观始终不脱离文学，文学是其中心。在胡适先生看来，“比较的文学研究”是一般的文学研究的一个门类，一如美国文学研究，英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研究等。当然，“比较的文学研究”可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己的特点，但它与别的文学研究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的任务和本分是研究有关文学的各个方面，诸如历史，形式，技巧，风格，主题，形象，意义，功能等等，只不过它使用的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国别的文学之间的比较方法。换言之，其核心是文学研究，运用比较的方法，只不过是为了拓宽视野，转换视角，使某一国别的文学研究的某些问题，尤其是某些被长期忽视的问题突现出来，并且在原来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从而加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之道，推动该国别文学的革新和发展。胡适先生在这方面显然是很清醒的。比较的文学研究总要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多解决些问题，当然是有关文学的问题。有关中国文学的问题。这并不是说，比较的文学研究是一门封闭的学科。它并不拒绝各相关的人文学科乃至跨学科的有关理论，比如胡适先生的比较的文学研究中始终贯串着进化论思想和实验哲学，但它不是各种理论的试验场，更不是这些理论的附庸和脚注，而应在比较的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寻找某种理论的适用性和对接点。拿了一种新的理论，就来做所谓跨学科研究，难免于文学研究离题太远，而论者常常又非此理论的专家，因而难免说了半天，还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文学的比较研究”不脱离文学时尚可，不然往往就会如此。至于那些比附，拉郎配，比较的学术杂耍，就更不必说了。
再说说所谓“比较文学”。这名词当译自法文或英文(comparative literature;la littérature comparée)，原意当为“比较的文学”，是指可以进行比较的文学，包括输出影响的国家的某些文学作品、作家、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等等，还有接受影响的国家的相应的文学作品、作家、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等等。这些可以加以实际比较的文学才可称作“比较的文学”。“比较文学”照字面的意思应指称一种文学。后来用这一名称来指代进行这种文学研究的学科，这容易造成误解，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并不恰当。我总觉得还是胡适先生的“比较的文学研究”比较恰当，而且其范围也更大一些，可以包括适度的平行研究。胡适先生在《比较的文学研究》一文中的“对于中国的比较文学的学生来说”（注：ModemEnglish Essays,p.279.）这句话中运用了comparative liter-ature这一名词，这里说的比较是“进行比较研究”的意思，并且还含有欣赏，在“比较”中欣赏。其实，在胡适先生的心目中，“比较的文学”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在借鉴、比较的欣赏后的尝试、创作。这样尝试、创作出来的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作“比较的文学”。
总之，胡适先生的“比较的文学研究”的核心是文学研究，其目的是推动和促进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实现中国文艺复兴的使命。这，我想，应是他的“比较的文学研究”的另一层深意。
从这两层深意来看，胡适先生的比较的文学研究观是一种相当深刻的切合中国实际的观点。这种既鲜明又独立的观点在当时并不多见，也是难能可贵的。毫无疑问，胡适先生理应在中国的比较的文学研究史上占据相应的地位。同时，他的观点对于我国今天的比较的文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也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
胡适先生的比较的文学研究观可论述的尚多，他还有丰富多彩的比较的文学研究的实践，这些，日后当另行撰文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