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口迁移理论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理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人口在国家间的迁移和流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以往的国际迁移研究所使用的统计方法常常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偏差性，研究模型往往很简单，并对分析的变量缺乏适当的控制。这种缺陷的产生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是缺乏准确的和有代表性的数据。第二，与其他研究领域不同的是，国际人口迁移从没有衍生出一个专门的数据库。第三，即使撇开统计上的困难，无法对国际迁移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原因是没有一个被公认的国际迁移理论研究框架。本文正是根据以往国际迁移研究方面的缺陷，试图通过对一些学科和学派的国际迁移理论假设的分析，检验这些假设在不同时期和地区的有效性，并对这些具有代表意义的国际迁移理论假设重新评估。
一、新古典经济学
传统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国际迁移是个人希望通过迁移来获得收益极大化的超越国界的人口流动。在这里，预期收入被定义为就业的概率（1—失业率）乘以所有职业的平均收入。对非法移民来说， 其预期收益还要除上成功进入所在国和逃避被遣返（1 —被抓获的概率）的概率。原籍地与定居地的预期收入差距是指迁移者预期收入减去所有因迁移所支出的成本，而得到的迁移净预期收益。如果这一收益为正数，则会促使迁移行为的发生。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劳动力从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流动，而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的流向却正相反。其结果是，迁移抑制了接纳国的工资上涨压力。而对迁出国来说，国际迁移将导致工资上涨压力增加，只有当迁出国和迁入国的工资水平达到某种均衡时迁移才会停滞。在这一均衡状态下，国家间的工资差距正好等于迁移的成本（包括心理成本），此时净迁移则会停滞。
波多黎哥人向美国的迁移常常被研究者作为检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国际迁移假设的案例。Fleisher（1963）是最早研究波多黎哥向美国的国际迁移的学者之一。他发现，波多黎哥的失业率与迁移到美国的波多黎哥人数变动有很强的相关关系。波多黎哥岛的失业率越高，迁出的人数就越多。此外，国际迁移交通费用的上升将会抑制波多黎哥人向美国迁移人数的上升。Maldonado（1976）运用1947年—1973 年的波多黎哥年报数据更新了Fleisher的结论。她将波多黎哥总的净迁出人数与她在波多黎哥和美国所选出的四个州的三个比例指标（失业率、每小时工资和月平均的福利支出）进行了回归分析。与Fleisher的研究结果不同，Maldonado发现失业率与工资都是决定迁移数量的重要因素。 当波多黎哥的失业率上升到与美国相当的水平时，波多黎哥人口迁出的数量升幅惊人。而当两国工资水平相仿时，迁出人数则大为减少。
波多黎哥由于在1974年引入了美国的最低水平工资法，又给研究者进一步检验新古典经济学国际迁移理论提供了可能。与1974年之前较低的工资水平相比，波多黎哥新的工资政策使该岛的平均工资率一下提高了许多。与此同时，各职业工资的等级差距也缩小了许多。随着波多黎哥工资结构的调整和平均工资水平的上涨，岛内的失业率也在上升。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原先企业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已经丧失，盈利能力大大减弱。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这种外在的工资水平调整方式必定会导致劳动力迁移模式的转变，因为就业水平和工资水平的变化必然会调整波多黎哥预期工资分配结构。 据Santlago （1991 ， 1993）的研究表明，波多黎哥最低工资水平的调高大大减少了迁往美国的人数。
对最低工资水平的调整还影响到国际迁移结构的变化。由于波多黎哥突然对法定最低工资标准作了大幅度的提高，使得就业状况在低工资行业大大恶化，大量蓝领和非技术工人被解雇。由于美国相对较高的资本／劳动力构成，这些工人则预期可能在美国得到比波多黎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工资收入，于是刺激了波多黎哥的蓝领和非技术工人向美国的迁移。与此同时，由于该岛较高的平均工资水平，反而吸引了原来在美国工作的那些有技术和受过高等教育的波多黎哥人回到该岛工作。这种国际迁移所具有的选择性特征常常隐含于人力资本模型中，这是被那些基于调查数据的经验性研究所常常忽视的。国际迁移这一选择性特征，不仅表现在对迁移者教育程度的选择上，而且也表现在对职业的选择上。在1952年—1988年期间，农业工人、蓝领工人和手工劳动者占据了迁移到美国本土的波多黎哥人口的绝大部分。而这种以职业为特征的高度选择性可以从波多黎哥的失业率和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两方面加以解释。而波、美两国的相对工资水平并不对解释选择谁迁移去美国提供什么帮助。
在以上对新古典论对国际迁移的假设讨论中，我们可以判定：国际迁移与各国间的工资率差异相关，国际间的迁移变动十分敏感于迁出国与迁入国之间的工资率差异，而且收入变量也影响着其它大多数与迁移有关的变量。但另一方面，国家间收入的差距并不能完全解释国际迁移这一现象。即便在控制收入变量之后，仍然难以完全解释在国际迁移总量和个体迁移可能性方面的诸多变动。
二、新迁移经济学派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国际迁移源起于国际间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状态，这种非均衡状态是由于预期工资的差异所至；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除劳动力市场之外，其他要素市场均被假设为无缺陷和运行良好，而且被假定为对迁移决定不起任何作用。新迁移经济学派理论认为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其他要素市场的失效从而威胁到家庭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许多阻碍人们在经济上获取更多发展的障碍，从而导致了人们希望通过国际迁移来改变。新迁移经济学模型进而指出，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资本、证券和保险市场常常是不存在、不完善或难以进入的。家庭为了规避在生产、收入方面的风险，或为了获得资本等稀缺资源，会将家庭的一个或多个成员送到国外的劳动力市场去。
新迁移经济学派的这一理论日益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状所证实。在发展中国家，许多贫困家庭常常有意识地使用国际迁移来合理配置家庭劳动力的分布。如多米尼加、波多黎哥以及菲律宾和墨西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家庭中同时存在着在国外工作的家庭成员、在国内工作的家庭成员、以及家庭成员从事不同经济活动的现象。在这些国家中，显然农村社区并不是绝对封闭的，也不是完全自主的经济实体。相反，农村社区与国内及国际的许多市场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且农村社区极为依赖于移民的收入来支持当地的投资和消费。例如在墨西哥的一个农村社区，当地居民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比他们本身所生产和提供的要高出37%，这种“贸易”赤字完全是由移民的汇款收入来予以弥补的。在一些墨西哥社区，每年来自于美国的移民汇款收入，大大超过当地人的收入总和。
在这里，移民输出地区的家庭与工作在国外的移民之间的联系，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源模型假设产生了矛盾。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源理论认为，个人的永久性迁移是为了使他们自身的收益极大化，而且在迁移行为发生之后，他们对迁出地的经济生活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人们的迁出行为只是通过影响迁出地的价格和工资来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生活。新古典经济模型并没有考虑以汇款形式所表现出的收入对迁出地经济生活的作用。此外，新古典经济学家庭模型也不考虑收入转移对家庭收入具有的多重影响，所有的市场均被假定为无缺陷而且运作良好，生产的决定也被假定为不受家庭预算的约束和其他收入来源的影响 （Taylor 1992）。在新古典理论看来， 移民汇款并不对家庭在对全体劳动力的使用、安排和生产投入中产生任何影响。为了使利润极大化，家庭的投入均衡点表现为边际产品的价值等于边际成本。因此，移民汇款除非通过影响价格变动（在新古典静态分析模型中，价格变动常常被排除掉了），否则对这一假定不起任何调节作用。但是，一些学者在对墨西哥农村地区的研究表明，以上这些推论并不成立。这些学者所得出的分析结果表明：移民的汇款不仅增加了当地家庭在生产中对机器的运用，而且使家庭在对土地耕作方面的投入及在使用雇工方面都有所增长。此外，汇款还提升了促进收入增加的固定资产消费：如增加牲畜、农具以及教育方面的投资。因此，来自迁入地的移民汇款对迁出地家庭收入的增加作用要远远超过汇款数目本身，而这种汇款的放大效应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是不存在的。这种非线性影响是因为移民的汇款收入主要不是被移民家庭用于一般消费品的消费，而主要是用于为增加收入的生产性投资。当家庭在资本获得十分有限，和家庭将风险作为生产中的重要因素时，移民汇款主要是被用于投资而不是被用于消费。因此，在新迁移经济学派看来，国际迁移所能获得的高工资对移民的吸引不仅在于他们能使移民本身期望收入有很大的提高，而且也为他们的家庭提供了一种控制生产风险和增加资本来源的重要途径。
新迁移经济学派还对收入增加对移民整体社会经济水平提高影响的无差异性新古典经济学派假设提出了质疑。新古典学派认为，迁移者的迁移行为是为了获得收益的绝对增长。无论迁移者处于社会的哪个阶层，额外收入对每个人的意义都是一样的。但新迁移经济学派却认为，正相反，家庭成员的迁移，不仅能使发生迁移的某一家庭成员的绝对收入有所增加，而且同样提高了其家庭在当地社区中相对的社会经济地位。换句话说，通过家庭成员的国际迁移，家庭可以摆脱原来在社区中社会地位相对低下的感觉。相对社会地位与家庭所处的在收入分布结构中的位置有密切相关关系。家庭收入越高，家庭相对贫困的感觉就越低。结果，越是处于家庭收入分配底层的家庭，比处于收入分配顶部的家庭更容易发生迁移行为，而且收入分布越不平等的地区比收入分配较平均的地区也更容易发生迁移。尽管工资差异可能是国际迁移的一种动机，但工资差异并不是国际迁移背后的唯一原因，在预期收入影响一定的情况下，国际迁移可以降低家庭面对的风险，减轻家庭生产中的资本限制瓶颈，而且它还能提高移民家庭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就目前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而言，新迁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模型在对国际迁移的分析时其作用是互补的。
三、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迁移经济学派的理论都将国际迁移的起源归纳为个人和家庭对市场作用的理性预期和反应。与两者不同，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将国际迁移的起源视为存在于发达工业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需求拉动。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趋势构造了一个双重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即具有稳定雇佣年限、高工资、高福利和良好工作环境的劳动力市场第一部门；和不稳定、低工资、有限福利和恶劣工作环境的劳动力市场第二部门。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内在发展趋势导致愿意从事第二部门工作工人的短缺，因为这一部门工作的收入很少与工作经历、技能和受教育程度挂钩。当地工人一般都不愿意从事第二部门的工作。因此，雇主便通过雇佣移民来填补被本国人所拒绝从事的那些第二部门的工作岗位。而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所设置的对非法移民的种种限制措施又强化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层现象。
对劳动市场分层理论迄今为止最直接和系统的检验是波特和巴赫（Ports and Bach 1985）对在美国的墨西哥和古巴移民的研究。 墨西哥移民通常在到达美国后从事第二部门的工作，而且在以后的六年时间内少有流动。尽管两部门就业并不与受教育程度有很大的关联，但那些工作在第一部门的墨西哥移民比工作在第二部门的收入高出许多。波特和巴赫还对每个部门职业状况的变动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移民职业变动的趋势与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的预测相当接近。在第一部门中，随着移民工作经历、教育程度和职业期望的提高和上升，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在上升；但在第二部门中，仅教育程度可以预测职业状况的未来变动，而且在第二部门中移民的受教育程度给他们带来的回报率仅是第一部门移民的一半。当波特和巴赫（1995）在对古巴移民的工资和职业变动模式研究时，他们不得不在双重部门劳动力市场分层中增加了一个第三部门劳动力市场分层，这一衍生的部门是由那些受雇于古巴裔雇主的古巴移民组成。与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一致，在第三部门工作的古巴裔工人，他们的英语语言能力、教育程度和经历能带给他们相应的回报。在迈阿密，古巴人拥有许多产业，由于大量古巴移民人口的存在和聚集，产生了对一些古巴民族商品和传统服务及文化的特殊需要。而这些商品和服务只能由这些古巴企业来提供。此外，这些由古巴裔雇主开办的企业对古巴移民的吸引比其他企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由于这些古巴移民的劳动力价格十分的低廉，使这些企业的产品和所提供的服务非常具有竞争力。在这些古巴裔企业工作的新移民，在他们到达之初非常愿意接收较低的工资，以期获得其它方面的便利和未来的发展。这种在雇主和工人之间隐含的契约源于民族独立性认同的原则。这种独立性特征同时也维持了古巴移民“群体”社会网络的发展，同时也为一些古巴移民在未来创办自己的小企业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基础。而一旦古巴裔移民建立起新的企业，这些新兴的企业又将回过来对新移民提供帮助。由于第三部门劳动力市场需要有那些愿意承受最初的低工资以求得日后能获得流动可能性的新移民的不断进入，因此移民企业造就了第三部门劳动力市场对新移民的不断需求。
因此，城市劳动力市场事实上是分层的，但在那些拥有大量移民的城市，这种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并不是二级，而是三级。在分层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中，移民常常被排除在第一部门劳动力市场之外，而且绝大多数移民零星地分布于第二部门劳动力市场中；在第二部门的劳动力市场中，移民的学历，技术和经历对他们的收入并不起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作为“劳动力市场飞地”的第三部门劳动力市场中，移民企业却对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技术和经历提供了相应的回报，并为这些企业中的移民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机会，尤其是对那些男性移民来说，更是如此。然而，大多数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的研究并没有将移民经济从主流经济中的第一和第二部门劳动力市场中分离出来加以比较。
四、世界体系理论
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国际迁移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衍生物。随着资本主义从欧洲、北美、日本向世界其它地区延伸，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使原先这些国家的非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结构被迫转型以适应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发展。在这一市场经济的渗透过程中，大量人口从原来封闭的社会迁移到其它地方，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国内和国际迁移的发生变得越来越频繁。世界体系理论还指出，这种市场经济扩散至边缘地区的过程是由一些数量相对较少的国际性城市进行控制和协调的。随着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更多地转移到低工资收入的国家，而资本密集型生产却在向高收入国家和地区集中，整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已日益分散化。这种地区间的劳动力分工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在1973年以后，这一过程明显加快了。导致这一世界范围内劳动力分工过程加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一些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因边际利润下降、资本积累停滞而引发的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恶化。生产的全球化趋势，减轻了这些国家在工资、通货膨胀、劳动环境、就业等方面来自国内的种种压力。如何管理运作一个全球经济，对一些行业，如电子、通讯、银行、金融、保险和法律等行业的人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需求，因此有越来越多的高技术人才迁移到这些国际化大都市以填补那里的技术人才短缺。另一方面，高收入以及财富不断在这些城市的集聚，导致了如宾馆、餐饮、建筑、个人服务等行业工人需求的增加。但由于这些工作常常是又苦又累，而且收入很低，当地人一般都不愿意从事这些职业，而且这些工作和服务又难以转移到海外，所以，这些行业不得不大量雇佣移民，让他们来填补这些空缺。而一旦移民社区建立，社区本身又会产生出一些工作岗位，从而又需要由新移民来补充。
尽管移民被吸引至那些国际性大都市是因为国际经济结构变动的内在要求，但这些城市与海外生产基地日益发达的交通和通讯联系也为这种国际性迁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使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蓄水池；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也使这些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与海外的劳动力市场联在了一起，并将随时通过迁移来满足这些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战后一些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导致了大量移民的产生，但另外一些政治经济事件也是影响国际迁移流的重要因素。外交政策和军事干预的失误常常会导致新的移民潮的出现，而其中有一些难民会迁移到原来的宗主国寻求避难，即使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部署也会产生相当规模的国际迁移。
目前，还没有学者就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重要部门，即国际性大都市对国际迁移的影响进行过实证研究。弗里德曼（1986）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对国际性大都市作了如下的定义：拥有一个金融中心、许多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国际组织的所在地、迅速增长的商业及服务设施、制造业中心、重要的交通枢纽、和一定的人口规模。当这些标准运用于美国时，他选出了三个主要的国际性大都市：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以及另外三个次一级的国际性大都市：迈阿密、休斯顿和旧金山。根据美国移民归化署的统计，纽约在1992年接纳的移民人数比其它任何地区都要多，其次是洛杉矶、迈阿密、芝加哥、旧金山、华盛顿和休斯顿。换句话说，由弗里德曼所定义的美国三个主要国际性大都市在移民接纳数量方面分别排在第1、2和第4位。1992年， 以上六个国际性大都市接纳的移民人数平均为1.4万人，而其它城市的移民人数平均只有2300人，因此在美国，移民的主要去向是这些国际性大都市。弗里德曼所定义的加拿大国际性大都市只有多伦多一个。根据1992年加拿大的统计，多伦多吸引了当年30%的移民规模，其次是蒙特利尔12%和温哥华11%。因此，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加拿大移民迁移到这三个大都市。
此外，国际迁移与发达国家在外交上和军事上对海外国家的干预也有密切的联系。1992年在15个主要向美国输送移民的国家中，有5 个是美国曾经直接进行过军事干预和政治干预的国家，如越南、菲律宾、南朝鲜、萨尔瓦多和伊朗；另外三个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注有关，如前苏联、波兰和中国。这八个国家的移民人数占了全美移民总量的37%。总之，尽管以往的研究十分有限，但一般而言，世界体系理论对国际迁移原因的解释还是有其独到之处，但需要指出的是，世界体系理论有关国际迁移的假设至今还没有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五、移民网络理论
移民网络是迁移者、以前的移民和在原籍地的家庭和朋友，与迁入地移民基于亲属关系、友情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特殊联系。这一系列联系被视为可以降低迁移成本，增加迁移收益和减少迁移风险，从而增加迁移的可能性。移民网络是一种社会资本，人们依据这种社会资本来达到获得在国外就业和获得高收入的有效途径。在一些城市，由于一些特定的民族和群体的存在，极大地增加了具有同样文化背景的另外一些人迁移到那里去的可能性。
有大量的研究对近期迁移到美国的移民的定居方式进行了分析。邓鲁威（1991）在1987年对来自11个加勒比海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移民在美国的定居点的研究后发现：对在大都市的移民群体来说，某一国家移民存量是对未来来自这一国家迁移者规模预测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一旦移民存量被包括在回归方程式之中，其它一些变量的作用则明显降低。而且，不仅迁移者的朋友与家庭对新移民的迁移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这一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一直维持着，这表明了移民网络具有动态的自我延续的特征。梅瑟（1987）就移民网络的动态形式与个人的迁移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发现那些想迁移到美国的墨西哥人中，如果其父母有移民美国经历的，则他们迁移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对于那些有过第一次迁移经历的人，他们以后的迁移的可能性则完全依赖于个人以前的迁移经历和与其它移民之间的社会联系。换句话说，他们以后迁移不再由原来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所决定，而更多的是由与以往的移民网络的联系程度、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在以往移民网络中积累的社会资本等因素所决定的。此外，家庭中有海外关系或与曾经去过海外的人有着某种社会关系的人，会极大地增加他们国际迁移的可能性。梅瑟还指出，如果迁移者在海外融入了某种移民网络之中，那么他们会比那些未进入移民网络者更快地回国探亲。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来去自由具有比后者更强的信心，同时，那些业已融入移民网络的人其短期出差和旅行会变得十分的频繁。此外，移民网络对外籍劳工收益的增长也具有重要的潜在作用力。如果与移民网络具有密切的联系，不仅会增加移民本身的小时工资，而且可以获得更长的工作时间，从而使其收入大大提高。
近来，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涉及移民的乘数效应问题。研究表明，每一个新移民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潜在移民群。但大多数这种潜在可能性并没有完全变成现实。造成这种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差距主要有二个原因：某些群体较低的入籍比率，因为许多移民的家庭成员已经在美国；第二，并不是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希望移民美国。显然，家庭链中的实际移民人数并没有理论上的那么多，但家庭链移民的潜在影响无疑还是十分巨大的。在美国，每个移民工人背后潜在的移民人数是1.2人， 即每个新移民如果是作为劳动力身份而非家庭移民身份进入美国的，那么在未来10年中，他可以带出1.2个人的移民配额。因此， 尽管美国对最初的移民流具有强烈的选择性，即主要是选择那些技术工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家庭团聚条款下的家庭移民将成为美国未来移民流的主体。通过这种乘数效应所体现出的未来迁移的潜在可能性，直接表现为为获得签证而不得不进行长长的排期等候。在1985年，菲律宾的这类等待排期的人数为36.2万人，印度为14.4万，南朝鲜为13.4万。在所有的这些国家中，排期人数的规模还在扩大。至此，移民网络在个人及家庭迁移决定、迁移指导和推动迁移进程中的巨大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了。
六、国际迁移的累积因果关系
国际迁移累积的因果关系是指国际迁移有一种内在的不断重复的趋势，而这与最初导致国际迁移产生的原因没有多大的关系。对个人而言，每一次迁移行为是一种不断调整个人迁移动机和迁移预期，从而促使另一次迁移行为产生的过程。因此，迁移过程本身会得以不断地自我维系。尽管对许多国际迁移者来说，他们最初的迁移动机只是出于一种非常短视的为了提高个人收入目的的行为，但正是这第一次迁移导致了以后的不断迁移和对相关经历的积累。累积的因果关系使移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迁，即导致了在迁入地某一移民社区的形成。这种移民社区是吸引未来移民的强大磁场，并且为某一“移民种族飞地”的产生播下了种子。
第二个累积的因果关系机制是通过社区的收入分配状况来体现的，通过海外家庭移民成员的汇款，迁移者也影响着家庭在社区中的收入分配状况。由于收入分配的改变，影响了家庭在社区中相对社会地位排位的变化。这反过来又影响到另一些家庭成员的迁移选择。因为移民汇款使移民家庭收入和地位超过了那些原来相对社会地位高于他们的家庭，那么这些社会相对地位下降的家庭又会送他们的家庭成员出国。移民的汇款常常被家庭用于购买土地，这从三个方面导致了潜在累积的因果关系的产生。第一，从某种程度上，这种土地的集中使原社区中没有土地的家庭会越来越多，从而使他们丧失某种生活来源和依靠，迫使这些家庭成员迁移的压力上升。第二，迁移者家庭对土地的使用要比非移民家庭对土地的使用密度要低，因为他们购买土地主要是为了投资，或者作为对财富拥有的象征；他们常常宁愿让土地抛荒或从事一些畜牧业生产，而不对土地进行密集型耕作；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实际上是退出了农业生产，这导致对当地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反过来又增加了当地迁移的压力。最后，尽管有些拥有土地的移民家庭确实还继续从事农业耕作，但此时他们已趋向于更多地采用资本密集型耕作方式，如使用机器、高产种子、杀虫剂等以替代劳动力，因而，再一次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最后一个对累积的因果关系模型具有影响作用的因素是文化。根据后现代化理论：人员、物质和思想的流动和交流会产生一种新的跨国文化，这种跨国文化融合了迁出国与定居国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态度，从而产生出一种新的、具有高度自治社会空间的文化环境，对推动国际迁移的作用十分明显。第一，移民表现出的生活方式会吸引另一些人去模仿，迁移者在物质上的成功为那些潜在的迁移者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示范效应；第二，尽管大多数移民的示范作用主要表现在物质方面，但同样他们也体现在精神作用方面。移民所表现出的毅力和智慧对潜在迁移者具有强大的精神昭示力；第三，随着迁移在社会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迁移已成为许多年轻人证明其能力，实现其理想和成家立业能力的一种方式和证明。
以上对一些理论和学派的国际迁移研究的分析显示，国际迁移发生因素的复杂性和多层面性使目前还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完全将国际迁移的发生发展完全概括其中。就各种国际迁移理论本身的发展而言，还有许多可被深入探讨之处。如新古典经济理论应将预期工资（工资乘以就业率）作为其解释国际迁移的先导指标，而不是停留在工资变量本身的变动上；新迁移经济学派应将迁移的有关决定直接与市场失效指标相联系，如高市场利率、保险制度缺乏、或信用制度缺乏等因素；劳动力市场分层理论也不应该停留在二部门分层的狭隘分类中，应更加注重对“移民飞地”等由迁移所派生出的劳动力市场分层层面的研究；而世界体系理论应扩大其考察国家的范围，而且在收集数据时应更加谨慎；移民网络理论则应该超越网络联系的二分法则，将移民网络视为一种数量和质量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社会资本；最后，对累积的因果关系理论来说，积累长期的、多层面的数据是最终建立起该理论模型的关键所在。
结合各理论学派的观点，对国际迁移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综合性的结论：国际迁移是全球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经济增长与政体转变过程的必然结果（世界体系理论）；市场经济对原来实行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不断渗透，改变了非市场经济国家原来的发展轨迹，导致了大量劳动力在地区、行业、职业上的重新分布，并且游离出一批为提高收入、获取资本、控制风险而发生迁移行为的流动人口（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迁移经济学）；对一些核心工业化国家而言，后工业化发展过程产生了一个双重的劳动力市场，导致了以低工资、不稳定的工作环境和缺乏发展机会等为特征的第二部门劳动力市场的产生（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这种双重劳动力市场分层在一些国际性大都市中特征尤其分明，由于高级管理人才、行政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的聚集，使他们对一个低工资服务阶层有着强烈的需求（世界体系理论）；由于本地劳动力都不愿从事第二部门的工作，这些地区的雇主只能依靠移民来提供这些服务，最初的国际迁移流起源于对移民的雇佣。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同样使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大量流动人口，而交通、通讯的发展又将这种流动和迁移变得更加方便和便捷（世界体系理论）；发达国家为保护其在世界各地的投资和对其自身的安全考虑，其在外交政策和世界各地的军事驻扎和军事干预又产生了大量难民和随军家属的流动（世界体系理论）。
从微观层面看，个人和家庭的迁移都是对这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一种回应。通过迁移，家庭可以提高收入、集聚资本、和分散家庭风险。而这种迁移过程一旦启动，迁移本身又有一种不断维系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每一次迁移行为都会对移民网络的扩张贡献一份力量，而且又为未来的迁移积累社会资本（网络理论）；同时，移民在某一地区的集聚又产生出一种“家庭和朋友”效应，从而推动新的迁移者更可能向这一地区迁移。如果当该地区移民人数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在这一地区又会发展出一种“移民飞地”经济。这种“飞地经济”转而又产生出对新移民工人的需求，同时也为新移民达到创建了一个良好的、相对安全和熟悉的生存环境（飞地理论）；移民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在原籍地的传播，导致当地社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动，收入、土地的再分配，当地文化模式的转变，会推动新的迁移发生（累积的因果关系理论）。
在某一地区迁移最初发生的阶段，市场经济渗透的影响、移民网络的形成、和累积的因果关系是影响迁移流量最主要的因素；当迁移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整个国家开始向工业化、城市化过渡，此时迁移的成本和风险下降到了较低水平，国际间的工资差异又成为决定这一时期国际迁移的主要成因（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当迁出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国际间工资率越来越接近，对资本、信贷、保险和期货市场的进入变得更方便，因而会降低原迁出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一旦迁出地的经济完全融入发达的国际市场，净迁出则会停止，而原来迁出地可能转而成为劳动力的净迁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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