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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在分析税收收入增长原因时指出，税收收入的增长与财政支出的膨胀具有相关性。
税收收入的增长可以区分为意义截然不同的两部分：计划内的增收和计划外的超收
高培勇指出，对于历年税收收入增长规模的测度，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标尺。以上一年的实际数字为标尺，得到的是增收额。以当年的计划或预算数字为标尺，得到的是超收额。这便意味着，中国税收收入的增长规模，可以区分为意义截然不同的两部分：计划内的增收和计划外的超收。相对于前者来讲，后者的影响更为深刻，更值得关注。从1994年起，我国每年都会有为数不小的超收。进入本世纪后，超收额一再上扬，到2004年，超收额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了2826亿元。在2005年，又保持在2394.26亿元的高位。2006年，进一步跃升至3930亿元。高培勇说，之所以会有规模如此之大、持续如此之久的税收收入超收，可能主要出于以下环节的原因，一是计划的制定环节。迄今为止，历年税收收入计划的确定，基本都是以GDP的计划增幅为基础，外加2个～3个百分点。在税收收入计划的制定环节，事实上预留了超收的空间。二是预算的约束环节。在中国现行的预算管理体制下，超收收入的动用和决策基本上在行政系统内完成，而未纳入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批视野。
财政支出规模的膨胀，是在税收收入迅速增长的支撑下发生的
财政支出规模的迅速膨胀，是以税收收入的迅速增长为基础并在税收收入迅速增长的支撑下发生的。正是由于税收收入的迅速增长弱化了政府扩张支出的约束条件，才使得财政支出的迅速膨胀成为可能。高培勇进一步指出，近30年间，中国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所呈现出的一个耐人寻味的“V”字型轨迹。以1994年划界，中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在近30年间内，1994年前的15年和1994年后的13年分别走出了两条迥然不同的轨迹，它恰似一个不完全对称的“V”字型。将财政支出规模的年均增速与同期GDP的年均增速联系起来，不难发现，前者几乎是后者的两倍。作为一个必然结果，GDP的分割格局越来越向政府一方倾斜。
问题还有复杂之处。上述中国财政支出规模，只是预算内的政府支出，并非是政府支出规模的全部。除了纳入预算内的政府支出之外，游离于预算外的政府支出并未进入上述统计范围。倘若换一种口径，以实际发生的政府支出计算，那么，在2006年，在41326.16亿元财政支出规模的基础上，至少还要加上当年未列入预算的偿还到期国债支出、统筹层次不一的社会保障支出、预算外支出和制度外支出等几个类别的支出项目。一旦如此，中国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便可能由此上升至30％以上，已经相当于1978年的水平。从1978年～2006年，在经过了近30年的市场化改革历程之后，以政府支出占GDP的口径而论，我们又回到了改革的起点。将前15年和后13年分别走出的不同轨迹统统收入视野，已经恰似一个完全对称的“V”字型了。
总结一下上面的分析，如下的判断可能是成立的：以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而论并以其作为衡量社会资源配置格局的指标，当前中国的社会资源配置格局已经走出了一条耐人寻味的体制复归轨迹。已经到了重新审视社会资源配置格局并重新评估目标取向的时候。而这一轨迹的形成，是以税收收入的持续高速增长和财政预算制度的不规范为基础，并在两者的交互作用下发生的。由此可以得到的又一个重要判断是：除非拟议中的新一轮税制改革得以全面启动，并且，除非财政预算制度得以步入规范化的轨道，否则，反映在社会资源配置格局上的这种体制复归势头，很可能继续蔓延下去，甚至带来与市场化改革初衷相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