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旅游开发中的产权民营化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旅游开发论文,产权论文,区域论文,民营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民营企业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社会各个领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据统计，目前在中国内地的非公有制经济中，家族式经营的企业至少占到了90％以上，规模在20万亿人民币左右。成功运作的民营企业已由业主制形式转型为家族控股股份制企业，并涌现出了鲁冠球、刘永行兄弟等在家族企业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企业家，当然，最引人注目的当数中国民营企业开始进入经济“禁地”——政府工程和社会公益等项目，并逐渐成为行业领袖。
转型经济中，民营企业表现出来的大大高于国有企业的活力源于其明晰的产权。产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和委托经营五项权能。根据产权理论的最早提出者科斯和其后的产权理论研究者认为，产权具有排他性、明晰性、可交易性等特点，并且具有以下功能：
（1）减少不确定性。确立和界定产权，使不同产权主体有相对确定的活动空间，将减少人们经济交往中的不确定性[1]；
（2）产权可以将外部性内在化。“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导引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的内在化的激励[2]；
（3）产权的激励和约束功能。任何产权都是权能和利益的统一，产权的利益是对产权主体最主要的激励手段；
（4）产权的资源配置功能。它是由产权安排或产权结构直接形成资源配置状况或影响资源配置状况，界定产权的出发点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作为政府机构的附属，不拥有独立产权，所以不具备自主投资的权力和能力。企业投资仅仅是国家投资计划实现的工具，企业对投资既无利益追求，也不承担任何责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配置资源成为基础性手段，而社会资源配置过程必然是市场主体活动的过程。投资是资源配置的基本形式，投资的成败在微观上直接影响投资主体的受益和损失，在宏观上影响资源有效、合理配置。由此可见，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方面，投资活动的宏观效果取决于投资主体的目标取向。政府由于地位的特殊，其行为往往是多目标取向的，有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有些时候为了政治的需要可能放弃经济的目标，因此，政府（主要表现为国有资本）一般不宜作为经营性项目（区域旅游开发）的投资主体。中国的民营企业则不同，民营企业作为独立利益主体，自主投资决策，其决策前的市场调查、项目筛选、评估、实施方案制定和论证都围绕降低成本、缩短周期、取得最高回报、延长盈利时间来进行，民营企业这种微观的最佳配置资源的行为直接影响到宏观上资源配置的优化节约、减少重复、提高效率。反过来，结构优化、经济运行流畅又会给民营企业提供一个优良的市场环境。可见，民营企业成为投资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但是，在区域旅游开发中民营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即产权民营化的转变，是否能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双赢呢，或者最起码能满足有政府国有产权带来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呢？
从现有文献看来，对区域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多集中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研究、经营权出让的利弊分析方面。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研究方面，杨振之等认为我国风景资源产权不明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和风景资源的产权管理存在着法律上的真空，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三权不分，导致了风景资源在旅游开发上出现种种弊端，并论述了如何建立我国风景资源管理模式和风景资源的立法体系；[3]杨晓霞认为我国现有的旅游资源管理体制主要表现为部门分割、条块分割。创新和完善旅游管理体制的目的在于明确旅游资源产权。按“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旅游资源管理应实行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模式，才能实现旅游资源产权明晰、权责利明确，避免部门管理和多头管理；[4] 钟勉也对旅游资源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进行了讨论。[5] 在经营权利弊分析方面，张广瑞认为景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是经营方式的转变，与环境破坏无直接关系；[6] 张进福认为景区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和市场化运作是景区改革的两大趋势。[7] 政府职能的专一性又使得景区经营必然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
因此，景区经营权出让也就成为了景区的必然抉择。但景区经营权出让首先应该明确4个基本前提：出让主体；出让经营权的景区类型；经营主体；出让价格。
郑易生则认为企业拥有主导经营权将较少增加资源保护投入，使资源保护标准“降格”，并可能带来“以企代政”，因此，企业拥有主导经营权危及景区保护；[8] 郑玉歆认为让遗产资源担当起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是一种短视行为。[9]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杭州休博会主园区为例，基于投资主体经营目标框架和“领导者——追随者”均衡与“古诺——纳什”均衡模型，对区域旅游开发中的产权民营化进行系统研究及评价。
二、基于投资主体经营目标框架下的产权民营化分析
投资主体经营目标与投资主体的产权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产权结构导致经营目标的不同。
在区域旅游开发中，政府作为投资主体，通常存在两种委托——代理关系，首先是全体人民将资产委托给政府（此时政府为代理者），其次是大多数政府并不直接参与开发的具体工作，而将具体的经营权委托给相关其他机构（此时政府为委托者）。这种双重委托——代理模式，政府通常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而普遍追求管理者效用最大化（美国经济学家O.williamso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该模式认为在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管理方式中，经营管理权掌握在高层管理者手中，这些高层管理者的薪金收入是确定，所以管理者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会导致他对个人名声及对活动费用等（O.williamson称之为“账外薪水”或现在经济学界所称的“在职消费”）的追求，使得管理者效用最大化成为其经营的目标。项目管理者所追求的个人效用最大化就是其正常薪金和帐外薪水的最佳组合点。而且，这个组合点必然偏离利润最大化的目标。[10] 如图1所示：
图1 威廉姆森最小利润约束下管理者效用最大化模型
在图1中，模型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掌握控制权的管理者与拥有所有权的股东之间的利益目标差异。其中利润最大化为A，AB线表示利润和账外薪水构成的最佳组合，而I1、I[,2]、I[,3]为管理者正常薪水和账外薪水构成的管理者效用无差异曲线，AB与I[,2]的交点E为管理者追求的最大化效用。显而易见，E点的利润水平A—C大大低于本应有的最大化利润A。
而在区域旅游开发中，民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一般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里的民营（私营）企业，由于企业购买生产力要素上所花的成本最少必须与这些投入对生产和收益的贡献相称，即使亏本经营也只能是一种短期现象，盈利成为企业生存的唯一条件，所以企业的追求目标单一化为利润最大化。如图2、图3所示：
图2 利润最大化条件模型
图3 利润函数模型
图2中，TR为总收入曲线、TC为总成本曲线，两者之间纵坐标之差为利润。当TR与TC两者之间垂直距离最大时，两曲线的切线平行，即两曲线在该点的导数相等，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利润最大化。在图三为利润函数π（Q）的图像，在Q*处，π达到最高水平，π的曲线的切线呈水平，边际利润为零。
经比较，我们有了第一个结论：在区域旅游开发中，产权国有化中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造成管理者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而将管理者效用最大化作为经营追求；但在民营企业中（不管它有没有实现股权改革，在中国持最大股的还是家族股）其产权单一，经营目标就明确表现为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所以，在区域旅游开发中，产权民营化会创造出更高的利润。
三、“投入——产出”内生机制的分析比较
在分析区域旅游开发中政府产权下与民营产权下的“投入——产出”，并探究其内生机制前，本文作如下两个假设，第一，假设政府投资（国有产权）的边际成本是大于私企成本；第二，假设在旅游区域开发中，社会福利最大化为其开发目标；第三，假设政府投资（国有产权）和民企投资之间因为政府的特权地位使二者地位不一样，遵循领导者——追随者模型；第四，假设政府（国有产权）丧失了特权地位，将成为众多民企组合成的混合寡头中的一个寡头。通过这些假设可以得知，在区域旅游开发中，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演变为民企作为投资主体是由领导者一追随者均衡变成古诺——纳什均衡。所以在本模型中，政府（国有产权）的目标函数因为其企业属性并不表现为社会福利最大化，而是体现为利润最大化。
并且，在领导者——追随者均衡中，追随者以领导者的产出为既定目标进行利润最大化，并遵循反应函数，可得追随者函数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在区域旅游开发中，当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拥有绝对产权，其投资成本与民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拥有绝对产权的成本差异达到临界值时，区域旅游开发必须进行产权民营化操作。而且，当n不断变大（愿意参与开发的民营企业不断增多时），
必然大于民企的边际成本（c），所以产权民营化是一种必然。
四、区域旅游开发中产权民营化的“杭州模式”及进一步的思考
2005年起，区域旅游开发活跃着大量民间资本的身影：万向集团投资8亿元开发“千岛湖旅游景区”，开元集团投资3亿元开发淳安县城附近的半岛景区，广厦集团投资5亿元建设“中国渔村”……尤其是首届世界休闲博览会，休博会主园区“一湖三园”（萧山湘湖旅游度假区、世界休闲博览园、世界休闲风情园、东方文化园）建设投资全部来自民营企业，其中宋城集团投资35亿元开发休博会的主场馆——世界休闲博览园，闯出的一条“由地方政府牵头、知名企业参与、市场化运作、聚集民资”的“杭州模式”，动辄上亿元，多则上千亿元的区域旅游开发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多民间资本涌现？它们的利润源泉来自何方？
1.区域旅游开发中“杭州模式”的经营分析
我们以民营投资力度最大的休博会主园区“世界休博园”为例。宋城集团投资35亿元承接了此项目，那么它是否能取得比较理想的投资回报呢？现以2006年4月开始执行的最低短期贷款利率（6个月到1年）年利率6.18％计算，并假设贷款期为一年，由“利息＝本金×利率×期限”计算公式可得35亿元本金的利息为：
3500000000×6.18％×1＝216300000
35亿元的资金将要花费2.163亿元利息，也就是说，如果宋城集团采用银行贷款的方式筹集资金，必须要保证有2.163亿元的年利润才能不负亏。退而言之，假如35亿元全部由宋城集团自有资金，按照普遍通行的5％投资回报率，那么必须最少有1.65亿元的投资回报利润。鉴于数据尚无法得到，我们以世界休博园营业额数据为计算标准，并以2004年利润最高的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参照，2004年其营业额为45.47亿元，利润为3.35亿元，两者比为13.57∶1，那么如果休博园要获得1.65亿元的最低利润回报，就必须创造22.69亿元的营业额。而数据显示，至7月30日，休博会主园区“一湖三园”共接待游客288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5.37亿元，主场馆休博园营业收入5亿元。休博会180天的举办时间至7月30日已过近100天，游客量由7月30日之前平均每天2.88万人次下降到之后的每天游客量1.8万人左右，后期营业额最多只能维持4亿元。照此算来，在这种“杭州模式”区域旅游开发中，经营负亏，产权民营化并不能创造更高的利润。
2.从“休博园”到“休博商圈”
什么吸引着大量民营资本“倾巢出动”，先可对我国举办的其他两次世博会进行简要分析。同样为带动一个区域旅游开发的博览会，1999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举办的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由中国政府主办、云南省人民政府承办，并且由于该会是我国第一次举办的高级别博览会，采用举全省（甚至全国）之力的举办方式，实行产权完全国有。昆明世博园参观的海内外游客总人数达940多万人次，按照每张门票100元计算，门票收入为9.4亿元，而当时各级政府投资就达40多个亿，此外，为了迎接世博会的召开，云南共投入183.6亿元用于全省的机场、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和昆明城区的改造。时至今日，作为世界上唯一在世界园艺博览会举办后仍保存完整未移作他用的昆明世博园成为一个收门票的主题公园，一直为花草养护费高昂等高经营成本与和因游客减少导致的经营所困扰。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当时昆明世博会对昆明的旅游开发中，政府产权的边际成本c[,s]与民企产权的边际成本c，出现c[,s]≥c，而且因为（c[,s]－c）足够大，导致W[,tf]＜W[,cn]。也就是说，在此项旅游区域开发由政府承办，实现国有产权对社会福利的贡献大大小于由民企承办、产权民营化对社会福利的贡献。
2006年5月1日至10月31日在沈阳举行的世界园艺博览会，由辽宁省人民政府举办，沈阳市人民政府协办。沈阳世博会“由一个城市单独举办，在建设中引进市场化运作”，建设资金以“市场化运作为主，政府投入为辅”，绝大部分建设资金，通过多元化投资、土地出让、企业冠名、赞助、招标、出售经营权等方式解决。同时，作为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公益性的原则来建设，通过它来提升沈阳的名气、提升沈阳的知名度，提高沈阳市民的生活水准和市民的精神文化水平”[11] 的园区，其开发大部分是采取政府拥有国有产权、企业拥有经营权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管理模式，经营目的是在投入和支出平衡的前提下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沈阳世博园投入由以下几方面构成：政府支出园区的投入2.5亿市场化招标项目5000万左右，其他城市包括国家在世博园内接近2到3亿的投资，共计6亿元人民币，左右，预计收入4亿人民币左右，而截至8月底，沈阳世博园迎客超过800万人，经营收入超过2.4亿元，目前经营依旧处于负亏。结合上述分析可知，在沈阳世博会对沈阳旅游规划开发中，政府产权的边际成本cs与民企产权的边际成本c，已经面临临界值Δc*，且Δc*＝（c[,s]－c），c[,s]＝c，此时，W[,tf]＝W[,cn]。这就表明，政府在追求社会效用最大化、产权国有化、经营权企业化时，它实际所能带来的社会福利并不比完全由企业（在中国主要为民营企业）带来的社会福利更高。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目前为止，不管是完全由政府投资、产权国有的昆明模式，抑或“市场为主、政府为辅”产权政府国有、企业拥有经营权的“沈阳模式”，还是完全由民营资本投资，民营化的“杭州模式”，在这种属于政府工程和社会公益项目的大型区域旅游开发，经营基本负亏。那么，民营企业为什么愿意承接这种政府工程和社会公益项目呢？2002年，宋城集团董事长黄巧灵作为第二个登上《福布斯》封面的浙江商人，曾以1.5亿美元的身价荣登福布斯2002年度中国内地100富豪排行榜的第42位，而到2006年，宋城集团总资产超过10亿美元。当休博园开园之后，宋城集团经营不仅没有为35投资所累，资产反攀上百亿元。其原因有以下方面：
（1）政府扶持。2003浙江省就颁布了《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意见》，提出“最大限度地开放投资市场，放宽民间投资准入领域；支持基础设施项目经营权或产权依法转让；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和完善对民间投资主体的金融服务”等政策，在休博园建设项目上，由于宋城集团对休闲经济的积极倡导，对杭州成为休闲城市定位的助推，成功承接作为政府工程和社会公益项目的休博会，获得了极低的进入成本，撬动庞大的融资，并将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以内；
（2）范围经济效应。范围经济学认为，当正常的投入产生额外的产品时，就产生了范围经济。宋城集团以建设休博园为正常投入，先买冷僻生地，通过休博会项目把地带旺，生地变熟地，再变热地，地价上涨成为其额外的产品。据有关资料披露：杭州乐园和休博园项目原始地价约为8万元／亩，至今已至少上涨10多倍，按此计算，占地2万多亩的休博园地价近200亿元，同时，休博园房产事业发展迅猛，休博园一期300余套房产，公寓均价170万／套，别墅则在450万——1500万／套，占整个建筑面积120多万平米40％左右的房产，收入就更加可观。由于范围经济效应，休博园在为自己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促进了整个城市空间的拓展，完善了基础配套，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客观上使企业行为具有了社会公共价值；
（3）“休博后经济”的休博前考虑。无论是昆明世博会、沈阳世博会或者是杭州休闲博览会，为期虽然只有180天，但其举办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城市大规划的过程，一次性投入之后的后续如何发展，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当政府作为投资主体时，由于对管理者效用最大化的追求，更多时候考虑的是如何规划一个漂亮的城市谋取个人声望或政府政绩，而民营企业由于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在“赔钱的事不做”原则指导下，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赚现在的钱以及未来的钱。休博园抓住杭州“跨江发展”的政策方针，提出新型的“休憩商业区”开发模式——RBD模式（Recreation Business District），目标使休博园在后休博时代一般的商圈商业功能占60％到70％，溶入娱乐、表演、休闲，形成休博商圈，目前休博商圈尚未正式启动，其经济效益上无法分析。但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由杭州休博会带动开发的萧山地区的区域旅游开发，民营企业在项目开发中拥有完全主权，政府不投入任何项目开发资金，c[,s]，－c达到足够小，所以W[,tf]＞W[,cn]，民营企业和政府达到了双赢。
五、结论
第一，民营企业进入政府工程和社会公益项目的区域旅游开发，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是企业利润化最大追求和政府管理者效用最大化追求的碰撞，碰撞的结果是在目前中国政府缺乏有效监督现状下，不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样不能提供社会福利最大化；
第二，区域旅游开发的产权民营化由于产权的清晰，能提供更小的边际成本，并在开发中能够对自身的起始条件、主要机遇、优势和劣势进行正确评估，然后找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最可靠的途径，从而满足社会福利和自身利润双赢的追求；第三，区域旅游开发中，进入开发的民营企业越多（n越大），民营化经营的边际成本Δc*将越降低，为区域旅游开发民营化创造更好的条件。
注释：
① 这里的W为不考虑分配因素的社会总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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