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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命运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戏剧性变化：在80年代 ，当代文学曾引领风骚，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和国家意识形态度过了难忘的蜜月期。在 那一时代，从事当代文学工作或事业是令人羡慕的，那一时代诞生的文化英雄不仅数量 多，而且相当耀眼，90年代之后，资本神话的建立和商业霸权主义的崛起，使文学昔日 的风光难以再现，这种情况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或者说，文学所被有的人所关注或热爱 ，并不是一件好事，起码它是不正常的。另一方面，商业主义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宰制了 一切，同样也是不正常的。当然，“死抱着文学不放”的这些人，度过了短暂的精神困 顿之后，他们讨论的话题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这个范畴。
在文化多元主义兴起的今天，对文学前沿问题的理解应该是非常不同的，这里刊出的 陈晓明、程光炜、贺桂梅三位博士的文章，无论是对现代性，文化研究还是对再解读的 凸现，都是值得深入关注的理论话题。
文化的政治隐喻
程光炜
当代文学研究如果想保持历史敏感度和有效性，我以为文化研究的介入非常关键。为 便于说明这个观点，应该首先讨论什么是“当代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我们知道，1949 年——1976年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以高度集约化为特征的全民总动员成为中 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也就是说，如何建立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成为很长一个时期内压 倒一切的因素。而建立现代化国家的前提之一，则是确立文化领导权的问题，“社会主 义文化阵地，尤产阶级小去占领，资产阶级就有可能去占领”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深入人 心，而且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概念，唯一的支配性的概念，与上述总体策略不无关 系。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文学一开始不叫“当代文学”，而被命名为“新的人民的 文艺”、“社会主义文学”，最后确定为“工农兵文学”，我想问题的症结不在要建设 社会主义文学，而是要文学为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民”、“社会主义”和“工农兵”这几组前置词，指称的是文化，而不是文学；它 赋予当代文学的是文化的象征性内容，是文化的可操作性，而不是要求文学具有相对独 立和自主的审美功能。为什么在当代文学的历次运动和争论中，“服从中心任务”、“ 文艺的方针政策”、“主题”、“题材”、“写什么”、作者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感 情”一再成为主要话语，成为焦点?为什么强调形式为内容服务，“政治标准第一”、 “艺术标准第二”?都可以从当代文学的文化范畴远远大于文学范畴，甚至经常取代文 学存在的历史事实中找到答案。
因此，当代文化明显参与了当代文学的组织和生产过程，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前者的 指导和规范，当代中国文学(1949—1976)也才会形成今天这种面貌。例如，《红岩》是 如何从“历史回忆录”到虚构性的“文学作品”的，而上下各个方面，包括编辑又是如 何对初稿进一步加工的。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中，现代政治文化不是友情出演的角色 ，而实际是制片和导演的角色。目前的当代文学研究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历史观/生产 秘密的研究上，单纯的纯文学的思维已经不合时宜。所以，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增长， 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和深入：第一、研究文艺体制、文艺政策的建立史，并 考察它们是如何完成文学主题、题材、文学形象和创作方法的建构的，由此可以进一步 认为，当代文学实际是一部多元交叉的、由编辑、批评和创作综合而成的文学史，而不 是单纯的作家、作品史。第二，如果说文化研究有什么独特的传统，那么可以说，这就 是政治文化及其相关问题在文化研究中所居的核心地位。每一个人都知道，文化政治是 文化研究者关切和实践的焦点，他们对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极其重要。简而言之，如果说 文化研究怎样推动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的话，那就是始终坚持在不同的语境中把握文化 与权力的关系和组合的方式。由此出发，小至一个文学主张的提出，一个人物形象的塑 造，大到出版社研究、刊物研究、编辑档案研究，都可以纳入到这一视野中来重新认识 。第三，应该给作品文本研究以更宽阔的文化视野和价值的弹性，另外，应进一步加强 文本的细读工作。当代文学作品，是在纵横两个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即文化政治和文学 遗产这两个文化背景。从横的方面，它有一个文化政治将社会认同的问题化约成事先已 经决定的文本的过程：在纵的方面，它有一个“前理解”的文化背景，例如，武侠、言 情、公案、传奇等当代文学作品创作潜在的影响，等等。只有这样，当代文学作品文本 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才能得到有效而深入的解读。
但需要强调的是，应该避免用文化研究简单取代文学研究的倾向，认识到，当代文学 虽然是一种文化研究视野中的大文学史，但绝不等于是一部文化史。
重审“再解读”
贺桂梅
90年代以来，一种以经典重读为主要方法、被宽泛地称为“再解读”的研究思路，最 先由海外的中国学者实践，逐渐在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引起广泛注意。
“再解读”的主要特色在于文本重读，重读的对象是已经被过去的文学史经典化了的 —重要作品，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等现代小说，《 白毛女》、《千万不要忘记》等现代戏剧等。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说，“再解读”主要包 括这样几种方式：一是讨论作品的修辞层面与深层意识形态功能(或文化逻辑)之间的关 联。比如《革命·历史·小说》(黄子平，1996年)的部分章节，或讨论“革命”的社会 实践与“疾病”这一社会病理学概念之间的隐喻关系，或讨论小说如何借助“绿林传奇 ”故事模式和宗教修辞，把政治话语实践于文学的叙述层面。另一种方式，是考察同一 主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文本结构和文类特征上的变化，辨析不同文化力量的冲突或“磨合 ”在文本中留下的“痕迹”。较为成功的是孟悦的《<白毛女>与“延安文学”的历史复 杂性》，比较《白毛女》的歌剧、电影和“革命芭蕾舞剧”这样三种形态，呈现“民间 伦理逻辑”、“市井流行文艺”和“政治话语”等在文本范围里“交锋与会合”的问题 。第三种方式，则试图把文本重新放置到产生文本的历史语境之中，呈现文本中“不可 见”的因素，探询文本如何通过压抑“差异”因素而完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全面覆盖。这 方面的代表性文章是唐小兵的《暴力的辩证法——重读<暴风骤雨>》，从写作方式、语 言形态和象征形态三个层面，讨论小说如何“在最表层也是最深刻的意义上，回响和阐 释着主流意识形态，服务于体制化了的‘象征秩序’”。
“再解读”思路为重新理解当代重要文本和文学现象，提供有效地“深入历史情境” 的研究方法。最明显的“成效”，是能够呈现被视为“一体化”时期的40—70年代文学 (文化)的多层次内容，及其或冲突或融合的编码过程，从而暴露出表面上看似“铁板一 块”的文本的缝隙和矛盾。但迄今为止，相关的研究仅止于对具体文本进行重读，尚未 出现更“完整”的研究论著。“再解读”思路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80年代“重写文学史 ”思潮在90年代的延伸，着眼的是如何“瓦解”40—70年代的“体制化”叙述。不同的 是，“再解读”思路不希望“仅用一种叙事去取代或是补充另一种叙事”，或将其看作 “纯粹的政治运作的产物”而进行简单的“拒绝和批判”，而希望追问文学的诸多基本 前提，重新编码文学运作过程并呈现其裂隙。选择具体的文本入手，无疑更有助于从“ 边缘”处解构“大神话”，举重若轻地完成解构工作。但有趣的是，“再解读”诸篇论 文无一不是从“大”的理论问题入手，并通过文本重读再次回到大问题。这些问题涉及 诸如“民族国家文学”、“民间文学与主流的文人<通俗>文学”、“新文化、通俗文化 ，以及新的政治权威”，“时间观”，“革命的核心逻辑”，及有关“现代性”的诸多 问题。值得提出的是，为什么这些论文形成了如此相近的研究思路，以及这种思路有意 无意间遗漏的另外一些与理论不相容的文学史事实。正如一篇反省此一研究范式的论文 所说，这些论文的主要依据仍旧是一种“宏大理论”，文本分析的过程是“从理论走向 特殊的个案”，“以证明某种理论的地位并将其作为中心任务来完成”。这种方法一方 面有可能“失掉那些与其假设相抵梧的部分渊源”，另一方面研究者常常对他们提出的 理论加以“寓言式或比喻式”的表达，而遗漏了文本自身的复杂性或暧昧性。这大概是 为什么“再解读”采取“文本中心主义”研究的原因。形成更为复杂完整的历史叙述， 并不一定要做“伪哲学的抽象”叙述，或“从问题的提出到术语的使用，乃至作出的结 论，都往往着眼于某种理论的统一性，并受其限制”，而是如何摆脱理论本身的限定性 ，完成对文学发展的复杂过程的描述。因而关键问题在于，理论的阐释限度与历史叙述 的复杂性之间如何更好地融合。从另一方面来说，“再解读”主要是要打碎40—70年代 的体制化叙述，揭示其中的矛盾和裂隙。相关的研究也仅仅止于这一层面。至于这一时 期的文学(文化)如何建构起特定的历史叙述，在建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冲突和调整， 最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叙述的“无效”，则并未成为“再解读”关注的问题。这大 概正是“再解读”仅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的“启示”，而不能完成更为完整的历史叙 述的主要原因。
陈晓明
文学研究的前沿课题可能会因人而异。由于知识背景和专业的方面区别，以及个人的 兴趣差异，都使人们会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发展问题。现在是一个崇尚保守和复古的 年代，只有成熟老到才会令人尊敬。标谤前沿、前卫、先锋、时髦、新奇、怪异，那显 然要见笑于大方之家。
如果说前沿的问题，我以为“现代性与文学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文学中的现代性 ”问题可以视之为前沿问题之一。
从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就开始寻求在总体上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如提出“20世 纪文学”的概念，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口号等等。那时，敏感的学者感觉到当代文学 的突破口在从新的角度，摆脱原有的意识形态框架，从整体上理解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 文学。打通现当代的意识形态分界。在我看来，可能还要打通文学史与理论的分割。“ 现代性”这一理论视点打入二十世纪文学史，就能起到这种效果。
以“现代性”来重新审视文学历史的总体性，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不再是以必然性的结 构推演其历史行程，毋宁说是多种叙事话语拼合而成的精神地形图。而现代性则使其具 有方向和形状，使它在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同时，又包含着内在分离和关联、转折和断裂 。当然，不应该把“现代性”看成一个篮子，把现代以来的文学都扔进这个篮子就完事 ，而是应把它看作一个地形图，看出文学在复杂的历史情势中，所表现出的可能性，以 及反抗历史异化的力量。有必要强调的是，现代性并不是我们重新建构历史总体性所依 靠的一个巨大的脚手架，相反，它是我们业已建构的历史总体性的一个反思纲目。
在这里，困难的是如何处理中国的本土化经验，特别是当代的经验。我以为始终保持 这样一种观点和立场是必要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既走到尽头，又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这就是说，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资本与高新技术输入，以及全球自由市场开始形 成，高速城市化等因素，已经使中国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步入后工业化社会；而学术界自 90年代开始逐步接受后现代主义观点，反思中国的现代性，这些都使中国社会的现代性 面临剧烈的冲击。但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又依然保持着深厚的前现代传统，并且现代社 会的那些理念并未实现。这就使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具有相当大的包容性，以其巨大的 历史跨度重叠几个时代的内涵。这是我们在理解中国的现代性——从过去到现在——始 终要把握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