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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全球公开打出改革旗号的仅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到了九十年代，世界性的改革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改革风起云涌，势头最猛的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这一地区实施改革的国家已占一半以上。改革的重点是转换体制，搞活经济，扩大开放，引进外资，发展外贸，振兴民族工业，加快与国际经济接轨。发展中国家改革的兴起和开放的扩大，既增强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实力，逐步改变世界经济分布失衡的格局，为我国进一步推进改革、扩大开放提供了更多的可资借鉴的经验，但同时也使我国在引进国际资本、进入国际市场、提高外贸效益等方面面临强劲挑战。
发展中国家改革的趋势
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已有了良好开端，为了扩大改革成果，增强经济活力，许多国家和地区正采取新的措施，使改革向广度延伸，向深度推进。主要反映在：
——由零星改革向集中改革发展。发展中国家过去的改革一般都是零散的，尽管初有成效，但不成气候，因此许多国家都注意到集中改革的问题。例如，朝鲜开始在一郡一市小范围内进行改革，现在已扩大到某一地区、某一领域的大范围改革。过去由国家有关方面或州、市有关方面提出不同的改革措施，各自为政，而现在则由国家统一管理，制定宏观的改革方案和要求，使分散的改革向集中统一的方向发展。科威特在海湾战争结束后，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也由战前零散改革向集中改革过渡。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政府组成了经济改革委员会，由第二副首相兼财政大臣纳赛尔·鲁赞直接领导，包括工商大臣、石油大臣、中央银行行长和私营企业的代表组成，委员会根据国家的整体战略制订经济改革的具体措施。
——由浅层改革向深层改革发展。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不仅是满足于刺激经济的增长，而且在不断加强探索，向价格、税收等层次问题开刀。越南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实质性改革，经过几年的探索，积累了经验，九十年代决定全面深化改革。今年，越南在敏感的价格方面实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越南政府认为，近阶段除了电力、铁路运输、邮电通信、自来水供应等仍实行统一价格，化肥、汽油实行最高限价，大米、原油实行最低限价，其余商品价格全部放开。中美洲的洪都拉斯拟对税务制度进行7项重大改革：提高选择消费税（对奢侈品增税），从10 %提高到20%；除200种生活必需品外，对一切商品征收7%的销售税；对固定资产在5—6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收税1%；征收10%的金融交易税， 同时对5500美元以上的存款利息征税10%；统一进口汇率，取消海关估价因素及征收公路税；汽油提价并加大征税等等。从发展中国家的深层改革趋势看，既有利于增强经济的杠杆作用和国家的调控能力，但同时也容易冲击正常的经济活动，然而经济学家认为这可能是建立新的价格、税收机制的必然“阵痛”。
——由单项突进向配套推进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过去试图从某一方面、某一层次率先改革，待其取得明显成效和成功经验后再行推进。但实践证明，改革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仅靠某一方面、某一层次的单项突进，是孤掌难呜。因此，发展中国家正在向综合改革、配套改革方向推进。例如，韩国过去两年引进外资一度下滑，外商对韩投资热情减弱。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对此分析，认为现存的不利因素有：劳资纠纷和工资上升、国内金融条件落后、对外国人购买土地的限制过份严格、对外资企业经营活动的限制太多。鉴于此，韩国政府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搞好引资机制的同步改革；大幅度放宽外国人购买房地产的限制，优先批准外国用于制造业的房地产购买申请；取消“引进外资审议会”的机构，外商只需经过有关部门的书面确认，即可在韩国投资；废除有关“资金使用计划书”的规定；简化外商投资手续，受理外商投资申报的时间将从30天缩短到10天；建立“外商投资专用工团”，以促进吸引外资工作的进一步开发。
——由急功近利向注重长效努力。试图通过改革，尽快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实施改革的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因此，过去改革主要反映在急功近利式的现实改革上，这种改革以一时的成效而赢得民众支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急功近利式改革的弱点也显而易见，矛盾逐步暴露。有鉴于此，发展中国家开始注意长效改革的研究和推进。例如，老挝在引进外资问题上正在研究制定一部新的投资法，新投资法与现行法律的一个主要不同点是，不再明文规定外商投资期限，外商可视发展需要而自由延长投资期限，同时投资政策也不再向易于迅速见效的纺织、食品、服装等行业倾斜，而是鼓励外商向造船、汽车、钢铁、电力等“瓶颈”产业投资。印度尼西亚为长期有效的吸引外资，致力于投资环境的改善。除改善硬环境外，还着力改善软环境，如改革银行管理体制，允许外资银行在雅加达及其以外的一些城市开展金融业务；改革股票市场，对股票公开发行的限制条件放松了，外国人被允许持有股份公司上市股票的49%；废除复杂的出口许可证制度等。
——由政府行为向法人行为转换。发展经济重要的是要搞活企业，这已成为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共识。因此，改革的取向逐步由政府行为向法人行为过渡。首先是改革管理制度。韩国废除了过去以工作年限作为晋升职员级别和提高工资基准的“年功制度”，而代之以工作能力和实际成果决定升降员工职务的“人才拔擢制度”。其次是改革经营管理制度。如巴基斯坦在投资及外汇领域取消政府对外国投资的批准手续，除了军火、造币、以及放射性物品等必控领域外，外资企业被允许拥有百分之百的经营自主权，外国客商投资的企业同样可以从事出口贸易和转口贸易活动。
我国面临的强劲挑战
在某种程度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的改革大多是受到我国改革的影响，这对我国改革来说，既是一个助推，同时也是一种挑战。
首先，区域性经济的发展使竞争加剧，我国扩大出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多是经济薄弱、工业落后、外贸萧条，只能进口工业制成品，而不能出口工业制成品。而现在，这些国家工业迅速发展，不仅实现了许多工业品自给有余，而且开始部分出口国外。这一方面使我国的相当一部分产品出口这些国家，受到关税、价格和数量的多重限制；另一方面，他们的产品已批量出口国外，而且与日俱增，又直接影响到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占有份额。这种双重挑战使我国扩大对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国际市场的出口贸易，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例如，由于东南亚国家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而带动民族工业发展的成功，继而南亚、拉美、非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这一模式，并通过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外汇管理，放宽外汇留成，促进了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迅速扩大了出口规模，增加了创汇效益。印度即是典型例子，从1993年起，通过改革外贸体制后，调动了企业出口创汇积极性，连续2年保持20%的出口率，出口额分别达到222亿美元和270美元。由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经济结构相类似，产品替代性强，特别是纺织、轻工、食品、机械等产业和产品无需多大的技术含量，可直接与我国企业争夺市场，因而给我国带来很大压力。
其次，国际资本多头分流，我国吸引外资难度加大。过去的几年，由于观念的差异，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意识到利用外资发展民族经济的重要性，引资力度不大，竞争不太激烈，加之我国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投资环境明显改善，许多方面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国际资本大量涌进我国。而现在，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观念越来越开放，经济越来越发展，环境越来越改善，加上一些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固有的优势，对发达国家的投资者颇具诱惑力。我国尽管目前实际吸引外资居发展中国家第一位，但人均占有和递增幅度却远远低于更多的其他国家。例如，墨西哥只有1亿人口，而近几年引进的外资高达700多亿美元，人均约700美元，而我国12亿人口，累计引资不过1000亿美元， 人均不足100美元。 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与我们竞争国际社会有限的资本，加之发达国家经济复苏需要大量资本投入。资金竞争激烈，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人才竞争加剧，技术外流现象不容忽视。发展中国家改革的扩大，不仅改善了经济条件，更主要的是创造了吸引人才的良好环境。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生活贫穷，人才奇缺，国内人才留不住，国外人才引不进。而现在，这些国家提倡科技立国、人才兴邦，大力改善基础条件，创造吸引人才的软硬环境，收到了明显成效。如东盟国家以优厚待遇，大量吸引香港、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人才，加勒比地区国家则千方百计吸引美国和欧洲人才，从而使大批的国际人才涌进这些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也随之流入这些国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预言：二十一世纪，我国既面临稳定国内人才的压力，也面临引进国际人才的竞争。近几年，我国人才特别是许多技术业务人才，不仅继续流向美国、西欧、日本，而且也开始流向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因而人才政策和科技政策将面临新的挑战。
面对未来挑战的对策思路
第一，逐步将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周边国家的经济改革相接轨。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改革有许多相通之处，甚至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把我国的经济改革，或者说区域性的改革与周边国家的改革相衔接，既有利于我们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与合作，使我国的改革有一个更好的国际环境，也有利于搞好我国周边地区的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外向型周边经济。九十年代以来，自亚太地区成立APEC组织（亚太地区经济合作部长会议）以来，不同层次的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不断涌现。除1993年1月成立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外， 东北亚经济圈、湄公河流域经济圈正在发展形成，西亚经济合作组织也在酝酿发展之中，亚太地区的许多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与我国东西南北的边境地区水土相连，基础相似，具有很大的相融性，而且周边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也希望我国参与多边合作，加强经济联系，发挥经济互补作用。我们应当抓住这些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崛起和发展的机遇，加快我国周边地区的经济改革，扩大我国周边省、市、县、区的经济权限，除国家参与国际性的合作外，还应鼓励这些省、市、县、区与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经济、技术关系，在坚持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下，不仅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而且要在许多方面发挥核心作用，掌握区域合作的主动权，利作外部条件，加快发展经济。主要应在设置边贸市场、完善外汇交换市场、建立健全关税和工商管理及其法律法规上多作一些探索，并注意与周边国家相衔接，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向经贸、管理一体化方向发展。
第二，研究分析我国改革与海外改革的异同，借鉴国际经验，拓宽改革思路。我国改革先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改革成效也十分显著，但是许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后起之秀的发展中国家，其成功的改革对于我们也有很多可资借鉴的东西。如与我国相邻的越南既改革物价，又抑制通货膨胀，避免了经济生活的严重震荡；加纳对非重要的国有企业实行多成份共存制改组制，利用社会力量搞活国有企业，取得了明显成效；韩国企业改革用人办法，实行“人才拔擢制度”和发展外贸集团公司，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墨西哥出售长期亏损的部分国营企业，盘活沉淀的国有资产，以创办新兴产业企业；摩洛哥试行外债转投资，减缓外债压力，吸引外国投资。这些经验，对我国加快改革和巩固改革成果，都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因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应重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改革经验，并结合国情和地方实际，进行课题研究，解决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东西，使我们的改革不断有新的内容和新的突破，更快更好地进行下去。
第三，深化改革的重点应在扩大开放上，加快与国际经济接轨。扩大对外开放，把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应成为我国未来改革的一个重要取向。我们要大力引进外资，同时也要走向国际，创办跨国公司。从国际经验看，没有一个发达国家是单纯引进资金而不输出资本的，资本的输出即意味着外汇的流入。单在国内发展无法参与国际循环，当然也无法驾驭国际市场。泰国、韩国、新加坡的许多企业集团都是一边引进外资，一边输出资本，靠双向启动、内外齐上而发展起来的，著名的正大集团、三星集团在海外都有上百个分支公司。我们应当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在发展跨国经济上迈出较大步伐，同时要扩大开放产业，包括交通、通讯、金融、信息等产业，都可以向外商开放，利用外资，加快发展“瓶颈”产业。
第四，规范引资政策法规，进一步改善经济环境。我国吸引外资很有成效，但目前引进外资的政策法规还不够完善，有的方面还是空白。我们应一方面应借鉴韩国和土耳其的经验，根据国际惯例，结合本国国情，制订完整规范的引资政策，同时改进引资规定，以调动外商进一步对我国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应完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重视优化外向型产业经济结构，尤应通过产业政策的导向，使外商投资与优化我国产业结构相统一，发展新的产业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