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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6X(2014)03-0089-06 一、“银行”一词东西方的同异 (一)关于“银行”的起源 “银行”一词出于意大利。据载：意大利文Bancd，其意是长凳，是说货币兑换商坐在一条长凳上办理货币兑换业务，所以商人就把它们称为“Bancd”。 西方各国或城市的铸币，大小重量各有不同，本地商人要到他国购买商品，必须把本国铸币换成他国铸币，才能进行交易，由此产生了货币兑换商。货币兑换商的性质，是商业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通过为客户兑换货币并保管货币谋取利益，最初为个人经营。 阿姆斯特丹政府认为，私人把出纳业与兑换业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危险，为防止危险的发生，决定建立一个公开的全权兼营出纳业和兑换业的大机构，这就是著名的阿姆斯特丹银行。从此，汇兑银行(兑换货币)、存款银行(保管货币)都出现了，也是“银行”一词起源后真正标注在一个经济组织名称上的开始。 正因为这些叫银行而实质是货币兑换商的机构的出现，所以马克思说：“阿姆斯特丹银行(1609年)和汉堡银行(1619年)一样，并不标志着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中的一个时代，它纯粹是一个存款银行。银行发行的本票，事实上只是存入的贵金属铸币和贵金属条块的收据，要由它们的持有人的背书才能流通。”(《资本论》第3卷第681页) 无独有偶，中国打造白银首饰的店铺和经营白银货币兑换的店铺，它们的行业或行业会馆，也被国人们称为“银行”、“银行会馆”。 白银首饰店铺，中国历史上早已出现，不必细说。白银货币的兑换商兴起于明代中叶。 中国长期实行铜铸币流通的货币政策。明中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铜钱价值微小，与发展的商品经济不相适应，民间“不论货物贵贱，以金银定价”了。故而明正统元年(1436年)，政府田赋开始折征白银以来，逐步确立了银两和铜钱两种货币并行的货币制度。 在银两和铜钱两种货币流通条件下，政府赋税征收，官俸兵饷发放，皆实行“银七钱三”的搭配方式。商业批发以银定价收付，零售以钱定价收付。农民售农产品收入铜钱，缴纳田赋却要缴银。这样一来，银钱兑换就成为全社会的需求，因而产生了两种货币兑换商。以银两兑钱的商人，早期称为“列肆兑钱者”、“钱桌”，乾隆初年各地始称为“钱铺、钱庄、钱店”，它们收入银两兑出铜钱。兑银的称为“银号、炉房”等，它们是碎银与元宝银的兑换，以及银锭、元宝的铸造商。 首饰铺以白银打造饰品卖出为对象，其资本为商业资本的商品经营资本。银号以经营白银货币兑换为对象，其资本属于商业资本的货币经营资本。因为都是以白银经营为对象，所以它们的行业被社会上称为“银行”。例如山西大同，在道光十五年(1835年)七月二十六日《重修下华严寺碑记》捐银的十五个工商行业中，就有“棉布行、钱行、银行”等。光绪二年(1876年)《各处宝号募化重修云冈堡》碑，载有“钱行、店行、布行、倾销银行”等十个工商行业。从大同碑刻看，银号的行业由“银行”改称为“倾销银行”，就比较符合实际，因为它熔化白银铸造“银元宝”。 由此看来，西方货币兑换商称为银行，中国经营白银商品或货币，其店铺名字只叫某某，但其行业都称“银行”，这是东西方的相同。 可是在我国学术界，有人见到历史上对银首饰铺和银号这种行业的“银行”的记载，就说成是中国现代信用制度下的银行或银行起源。如说银行一词，“在北宋嘉佑二年(1057年)已单独出现。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建康府(今南京市)修地方志时，就记录了‘今银行、花行、鸡行……皆市也’”(卫日望：《银行的起源》，《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6年6期)。还有人说，广州银号在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供奉在忠信堂的挂锺上所铸铭文，即有“银行会馆”的字样，中国银行一词即滥觞于此(《中国近代金融史》第33、34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上述说教，显然是违背历史而不能成立的。 (二)现代信用制度的银行 关于西方货币经营资本的“银行”，马克思认为，货币经营业一旦兑换业与信用结合在一起，就会转变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的现代信用的银行。这是一种途径。另一种途径，则是“产业资本为了使生息资本从属于自己而使用的真正方式，是创造一种产业资本特有方式——信用制度”(《剩余价值理论》第3卷第419页)。 西方现代信用制度的银行，是由货币兑换商转变而来的，还是职能资本创造的，没有实例说明。马克思论述的是“银行的充分发展”，其代表是1694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 “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统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资本论》第1卷第823页) 这说明，现代制度的银行，一开始是利用投资的资本从贷款开始的，随后才发展了存款等业务。“货币的借入和贷出成了他们的特殊业务，他们以货币资本的实际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中介人的身份出现。一般地说，银行业务的这个方面就是：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为整个商业界而借款，他们也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一般地说来，银行的利润在于，他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资本论》第3卷第453页)。 英格兰银行作为西方银行的第一家，说明是沿用了西方货币兑换商的牌号，但它们却是商业资本的货币经营资本和生息资本的借贷资本两种不同性质的资本。为什么都用银行来命名?只能说是西方工商业者命名的习惯。 中国现代信用的银行却不叫“银行”，这是与西方的异。 中国的货币兑换商，从发生到鸦片战争的近四百年间，没有见到向现代信用制度银行转变的史实。中国的银行业是职能资本陆续创造的新的信用形式，被社会上称为“账局”“票号”。 至清代末年，账局存世已经有200年，票号存世也有90年。之所以把账局、票号视为不叫银行的银行，因为它们经营存放款业务执行着“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的职能。所谓贷者和借者的集中就表现在他们存放款的数量上。 账局(清末改称账庄)没有留下业务统计数字。从万源盛账局章程可以看出它的职能。章程第二条规定：“所营之业如左：收存款项无限，放出款项无限，买卖生金生银，收受各种银钱票纸。” 票号有一些不完全的统计数字，14家票号民国初年在全国54个城镇有存款25091708两，放款31509295两；日升昌票号1906年14个分号全年汇兑公私款项32225204两。 这些文字和统计数字，足以说明账局、票号是中国现代信用制度的银行。 (三)中国政府的《银行通行则例》 从账局发生至清末，中国银行业一直处于无政府发展状态，既不向政府注册，也没有缴税的明文规定，而且名目繁多。账局、票号之外，鸦片战争之后咸丰、光绪年间，部分货币兑换商——钱铺、钱庄、银号也改营存放款业务了。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后又有户部(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四明商业、浙江兴业、中华等银行成立。20世纪初，地方财政严重困难，各省又兴起官钱局、官银号。 这时，政府意识到对银行业应进行管理。但是，要管理，就得弄清哪些是银行哪些不是银行?为此，清政府度支部1908年制定了《银行通行则例》，上奏批准施行。 这个则例连附则共十六条。第一条和附则，把银行和货币兑换商区分的一清二楚。 “第一条，凡开设店铺经营左列之事业：一、各种期票汇票之贴现；二、短期拆息；三、经理存款；四、放出款项；五、买卖生金生银；六、兑换银钱；七、代收取公司、银行、商家所发票据；八、发行各种期票；九、发行市面通用银钱票。”附则规定：“凡只兑换银钱，无银行之性质者，本则例施行后，均作为银钱兑换所，免其注册。”(《大清光绪新法令》第十册) 至1911年注册者： 账局京城注册92家，资本不满万两者13家，万两以上79家，最多者7万两(度支部档，《账局注册册》批注，宣统二年十月初一到局)。 票号清末改称汇兑庄，日升昌、蔚泰原、大德通、志成信京都分号系志一堂、天顺祥云南总号系同庆丰等22家，共总分号358家(天津商会档，《汇兑庄日升昌等商部注册卷》，卷号1909年502)。 京城仁昌、乾泰、广元等45家钱铺注册(度支部档，《京师商务总会禀呈注册文》，宣统元年八月)。 清政府施行的《银行通行则例》，也得到辛亥革命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的认可。其颁布的《商业银行暂行则例》第一条规定：“凡开设店铺经营贴现、存款、放款、汇兑等之事业者，无论其用何种名称，总称之曰银行。”第十三条规定：“本则例实行以前所设立之票庄、银号、钱庄等一切有银行性质者，均应遵守本则例。”(《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416、417页) 前人已经弄清楚的票号和部分钱庄银行性质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和80、90年代，又被一些学者搞混乱了。有的说票号和钱庄是前资本主义的封建金融组织，有的说票号是高利贷资本，甚至有的反复说“典当、印局、账局、票号、钱庄、银号是货币经营资本”。这些把生息资本与商业资本、借贷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混同在一起，有必要再做一些说明。 马克思在论述高利贷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区别时，是以贷款人的身份(面貌)决定的。贷款给农民等小生产者，贷款资金只发挥消费的作用，是高利贷资本，包括典当铺、印局。贷款给工商业者或前资本主义的商人，贷款资金发挥资本的作用，可以为贷款人带来剩余价值，是借贷资本的银行。高利贷资本和借贷资本属于生息资本，贷出的货币资本只是使用权的暂时转移，资本所有权不变。货币经营资本和商品经营资本是商业资本，货币和商品经过交换，所有权换位。中国的钱铺、钱庄、银号在它们只经营货币兑换时是货币经营资本，一旦改营存放款业务时就变为借贷资本的银行，不再是货币经营资本了。这样的解释，不知道持上述观点的学者是否可以接受。 二、银行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 (一)工场手工业和大商业发展阶段必然要出现银行 一切生产方式都是先发生在旧的社会母胎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必然发生在封建社会里。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虽晚于地中海沿岸国家，但毕竟在15世纪发生了。自明代中叶至清代康乾时期，在制瓷、铁冶、木材、造纸、丝织、棉纺织、制茶等工业部门出现了工场手工业。以铁冶来说，以广东佛山和山西潞州为最。佛山“炒铁之肆有数十，人有数千。一肆数十砧，一砧十余人”(《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256页)。“潞之西山中有苗氏者，富于铁冶，业已数世矣，多致四方之贾。椎、凿、鼓、泻、担、挽，所籍而食者常百人。”(唐甄：《富民》康熙七年)因而，广锅和潞锅行销全国。 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同时，以长途贩运为生的大商人也出现了。明末清初即有了徽商、晋商、陕商等商帮，他们在京城建立自己的会馆。全国兴起众多市场，以京师、苏州、汉口、佛山为大，号称“天下四聚”。 这一阶段，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发生经营资本的困难，即自有资本与生产经营所需资本发生不平衡的矛盾，向社会提出了借贷需求。 在这个矛盾中，企业间自有资本又是不平衡的，有的多有的少，于是资本少的向资本多的以商品形态开始借贷，从而中国发生了商业信用，有了工商会票的流通。1985年《文献》杂志公布了徽州谢氏收藏的23张汇票，共拨兑银两13980两，计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4060两，二十三年(1684年)6505两，二十五年(1686年)3415两。其中，第九号会票拨兑银两300两，用途注写着“将鼎谦号布价兑付”，是典型的商业信用的说明。 商业信用固然可以调节企业自有资本不平衡的矛盾，充其量是自有资本的充分运用，并不会增加自有资本的总量，所以也不能解决自有资本与生产经营所需资本不平衡的矛盾。 企业自有资本与生产经营所需资本不平衡矛盾要得到缓解，必然要有货币资本家从工商业中分离出来，创办属于自己的信用制度——银行。 因为信用制度，“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资本论》第3卷685页)。 中国账局大约出现在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元年(1716～1736年)，开设于国家首都京城。雍正年间，停止了俄商来京贸易，开通了中俄恰克图贸易，张家口华商为恰克图贸易的主要商人，因而张家口也开设账局。 清末京城账局注册记录中，有一家张家口账局在京设的分号名曰“祥发永”，成立于乾隆元年(1736年)，资本家为山西汾阳县商人王庭荣，资本四万两白银。“祥发永”成立的1736年，与英格兰银行成立的1694年比较，虽晚42年，但都是发生在工场手工业阶段。由此也说明，不管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封建主义社会，都会在工场手工业发展阶段出现银行，绝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出现银行。 账局起源于北方，是与京城工商业发展和中俄恰克图贸易紧密联系的。京城在明弘治时(1488～1505年)，人口66万，“京师之民皆四方所集，素无农业可务，专以懋迁为生”(《明经世文编》中华本，第1972页)。万历时(1523～1620年)，成为“百万生灵所聚，前居民富实，商贾辐辏”(《明经世文编》中华本，第4818页)。清康熙时(1662～1795年)，“京城九门外，铺户何至数万”(《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十)。 中俄恰克图贸易，路途数千里，又是一种易货贸易，华商运去中国货，再运回俄国货，在国内销售，资本周转期长，又加大了资本困难，没有银行的支持是很难生存的，所以张家口也发生了账局。 京城账局发生至道光年间(1820～1850年)，《清实录》见到的记载，是账局为候选官吏和在职官吏放债的记录，或被“严行禁止”，或“违例私设账局者，即行拿宪”，给人印象好像账局是专为官吏放债的。延续至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革命发生，京城引起混乱，账局收账不放，工商业倒闭，王茂隂才揭示出账局为工商业服务的史实。“闻账局自来借贷，多以一年为期，五六月间，各路货物到京，借者尤多。每逢到期，将本利全数措齐，送到局中，谓之本利见面。账局看后将利收起，令借者更换一券，仍将本金持归，每年如此”。其之所以如此，是企业自有资本与生产经营所需资本不平衡矛盾决定的。王茂隂的表述是：“各行店铺，自本者十不一二，全恃借贷流通。”(《王侍郎奏议》卷三) 这时，京城账局有了相当规模。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勒令京城账局、票号、典当、茶庄等大铺户捐银助饷。在清政府档案中，有吏部尚书柏俊报告捐银字号的奏章附单，依其不完全的统计，共有账局268家，其中，山西商人开设210家，顺天府商人开设47家，山东、江苏商人各4家，安徽、浙江、陕西商人各1家。可见，山西商人创办的账局，在120年后仍占78％多。 中国工商业从明清时期看，不论生产经营何种商品，都不把商品的性质写在字号牌号上，像“同仁堂”、“六必居”一样，都只有三个字，这就是中国的商业文化。因而，账局牌号也只写“祥发永”三个字，票号牌号也只写“日升昌”，都不把“账局”“票号”写在自己牌号上，这也是中国的商业文化。 (二)国内通信事业制约和促进银行业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时间最长。为了传递皇上谕旨和接受封疆大臣的奏章，沿官道普设驿站，可谓邮通天下。 但是，驿站不理民事，民间长期处于书信不通的落后状态。在此环境下，离乡外出经商做工的人，要与家人通信，只能靠回乡探亲的人代送。无此条件，甚至客死外乡，家里还在苦苦等着。商业信用的工商汇票，也是靠自己或顺人投送。也正是落后的通信条件，在道光年(1820年)前，限制了账局设立分号，只经营存放款业务，不经营埠际间汇兑业务，市场间贩运货物一直沿用着运送现银的方式。 社会总是要向前发展的，没有的会有，已有的会发展得更好。随着外出经商做工者和工商业要求通信舆论的高涨，聪明的宁波商人创造性地开设了民信局，为全社会民间传递书信，兼或捎寄养家糊口的少量银钱。据《申报》载，民信局创办于“嘉庆道光年间”。我们查到的资料：长沙道光二年(1822年)有“胡万昌”信局，重庆道光三年有“松柏长”信局。到了光绪年间，像安徽芜湖县就有胡万昌、森昌、协兴盛、裕兴福等17家信局，说明信局在当时发展快且规模可观。 民信局兴起为银行设立分支机构开展汇兑业务创造了条件。这个时候，账局没有抓住这一机遇，而被山西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掌柜雷履泰看到，经与东家商议，于道光初年(1823年左右)将企业改名“日升昌”，经营起存放款和汇兑业务来。 雷履泰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决策，其一，因为平遥人经营的颜料是一个很大的行业，明末清初就进军京城，并建立了平遥颜料会馆。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重修庙宇碑记》载：“在京都中城中，东北草原地方，建有仙翁庙一所，祀者有年矣。”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捐银字号碑载，京城、通州、保定府、天津、汉口、江西吴成(产蓝靛)字号有90家，西裕成也在其内，并在京城崇文门外设有分庄，可能信息灵通又具有汇兑条件。其二，西裕成在东家达蒲村里设颜料作坊，县城设店铺，是个生产兼批发零售的颜料企业，或许与京城同行做过商业信用签过汇票，熟悉经营汇票的业务和了解账局的存放款业务。 由日升昌一家到几家，由平遥一县到太谷、祁县三县，形成平、太、祁三帮，因其从经营汇票开始，故社会称其为“票号”。清同治年后，云南、浙江等省又兴起南帮票号，最多时全国保持票号二十八九家，总分号在400家以上。票号的大量兴起，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推进了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由账局时代发展的极不平衡做到全国的基本平衡；二是使银行业的贴现、存款、放款、汇兑四大业务完善起来，在全国组成为工商业融通资本的网络，把北方货币资本调到南方放账；三是开始改变了各地市场间货币清算方式，由运送现银逐步改为汇兑，从而大大节约了社会劳动；四是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和一些工场手工业走向机械化生产，如营口东盛和油厂由手工操作走向机器生产，并置两海轮向广州运送油品；五是带动账局开始增设分庄并经营汇兑。 (三)大银行排挤中小银行 中国的钱铺或钱庄在各商业城市都有发展，票号设分号后，有的已经由货币兑换商转变为经营存放款银行，所以钱铺、钱庄是中国的小银行。 票号总号大都设在山西晋中地区，每家平均资本最多时不过20万两白银，设分号八九个、十几个或二十几个，可以称得上是中等银行。 票号在各地设庄，除重要城市或买或租有自己的营业店铺外，不少的地方是住在货栈里，因之一般没有保管银两的库房，而委托银号、钱庄为其保管大额银两，钱庄资本周转困难时票号又给予贷款。所以，票号与钱庄是“合作共赢”的关系，共同为地方工商业服务。因此，在评议上海钱庄兴盛时，报载是“盛于票号、银行(外商银行)放银于庄”。 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成立，改变了账局、票号、钱庄独资和无限责任制，实行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制。因为通商银行只在11个城市设立分行，1908年成立的交通银行也只有8个分号，对票号影响不大。通商银行虽为盛宣怀呈请皇帝批准成立，但毕竟是私人银行，他想在设行的城市包揽地方官款存汇业务，户部不准，并说：“银行之设，系分商人利益，而使之流通，非揽天下之利权，而归其垄断。” 1904年成立的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却是另一种情况。户部银行是国家银行，资本1000万两，名为官商各认股一半，但经营管理权由政府操之，至1911年6月在21个行省设分行、分号58个，从而在公私业务两方面排挤票号。一方面，通过行政手段将各省和海关库存银两收存于行，从而逐步控制公款汇兑，一步一步把票号排挤在公款以外。1906年是票号汇兑官款最多年份，达2257.6万两，1911年只汇兑533.7万两，比1906年减少76.4％。另一方面，在金融市场上与票号竞争，打压的票号处处哀叹：“大清所做皆我号生意，致我存款减少”；“大清银行未设以前，无论生意多寡，辞受取与，我帮颇有其权。大清银行来了，凡生意果无化算，我帮意在鼓舞涨价，伊反下价贪做”；“营口倒账之事，银行收其十足而有余，我帮则收其半而不足”。 在国家银行的竞争与打压之下，票号感到生存的困难，有识之士倡议票号东掌合组三晋银行广集股份，作为票号的后盾，以维生机。在酝酿中遇到“辛壬春秋”。辛亥十月，武昌起义，义军占领汉口，清军反扑，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几成一片废墟，商民受害，工商业倒闭。京城本无发生新军与清军的战争，而袁世凯阴谋篡夺辛亥革命大权，壬子年搞了北京清军的“二月兵变”，兵匪纷抢，工商业继庚子事变抢劫又遭浩劫，账局、票号、银行均遇挤兑风潮，有的相继关闭。票号为什么是从京城分号倒闭的呢?京城是票号最重要的存款行。延至民国三年，14家票号尚有存款713.6万两，放款只241.3万两，存款比放款多472.3万两。有存款而无现金支付存款，因为存款为总号用于存款少的分号放账了。在这种情况下，能拿出现银的票号才能生存，拿不出现银的则相继倒闭了。 (四)国家银行必然要过渡为中央银行 在中国，随着社会制度的发展与变革，曾三次实行国家银行制度，即清代末期开始建立的大清银行，民国时期的中央银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银行是拥有货币发行权和全面经营商业银行业务又管理商业银行的银行，时间长了容易把货币发行与贷款捆绑在一起，影响货币流通的稳定，又管不好商业银行，因而必须把商业银行业务分离出去，成为货币发行的银行、代理财政的银行、管理商业银行的银行。大清银行随着清王朝的结束而终结，没有过渡。民国的中央银行是在抗日战争环境下于1942年过渡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是在专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发展的情况下，1984年将商业银行业务分离出来组建中国工商银行后，才成为中央银行的。 三、关于开放民营银行的问题 从银行业发展历史考察，银行总是从小银行发展开始，慢慢有了中等和大银行，形成大中小银行并存的格局。大、中银行设分支机构，为大的工商业服务。小银行设在一城一地，为微小企业服务，就像历史上中国的钱庄一样。 社会主义新中国在解放战争中，受苏联建立大银行的影响，在解放每一个城市的时候，除接收旧政权的银行之外，对民营的银号、钱庄一般都令停业转业了。个别大城市民营银行较多，允许继续经营，接着帮助其联营和改造为公私合营银行，“文化大革命”中又变成中国人民银行的下属机构。至此，全国只有一家银行，那就是中国人民银行。 大一统的银行制度，如果说实行计划经济时是适应的话，当改革开放后允许民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户发展，以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大一统的银行制度就非常不适应了。于是，首先恢复了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制，建设银行也由基建拨款监管改营商业银行，并有股份制银行、省、市银行的成立。与此同时，浙江温州等少数地方也出现了民营钱庄，唯恐引起混乱，各地即劝止了。 这样一来，国有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主要设在省会和地级市，县级主要是农业银行，形成民营经济与民营银行发展的不协调，出现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曾经允许开设小额贷款公司和投资担保公司，但依旧成效不佳，才有放开民营银行的政策。放开民营银行，实际是弥补我国银行体制中缺少小银行的空白，与民营经济相适应，才能更好地为中小微企业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