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日本总需求周期波动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日本论文,战前论文,周期论文,总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经济学界对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经济生活中周期性波动现象的研究已取得了长足进步。藤野正三郎、筱原三代平、大川一司，H·罗索夫期基和南亮进等日本与国外著名经济学家运用各种统计资料，证实了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和库兹涅茨周期波动现象在日本的存在，并探索了其产生的内在原因和再生机制，这对于揭示日本经济运行规律，为日本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笔者检索日本经济学研究文献，有关总需求周期波动的研究，无论是从短期或中长期角度考察皆尚未见到。本文试图就1887—1944年日本总需求周期波动的实态及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并加以国际间比较，以希望整体认识日本战前总需求运行规律。
一、日本总需求周期波动的一般趋势
总需求周期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的一种特殊形态。经济周期是指社会经济生活中总体经济活动交替出现的扩张或收缩从一个低谷到另一个低谷周而复始的变动过程。就此意义而言，总需求周期也就是其扩张或收缩交替反复出现的波动过程。根据西方经济学界一般将经济周期划为“古典周期”和“增长周期”的分法，我们也可以将总需求周期区分为“总需求古典周期”和“总需求增长周期”。前者是指总需求绝对量下降或上升的交替变动，后者是指总需求增长率上升或下降的波动过程。
本文采用以可变价格统计的战前日本总需求绝对量为分析总需求周期波动的主要指标，运用环比增长率来测度波动的周期变化，并用三年加权移动平均为计算单位的周期偏差，来消除不规则因素，从而使周期波动更加清晰。回顾战前日本58年的经济发展，我们看到，总需求不仅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呈现出周期性波动。如果把影响总需求变动的个人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净出口需求等因素的变动，作为判断战前日本总需求周期的综合性指标，那么，从图1可以看出，战前日本总需求波动大约经历了七个周期。1887-1892年为第一个周期，第一周期的波谷大约是1887年，到1890年上升为波峰，上升阶段约3年；1891年开始下降，到1892年为谷底，下降期约2年，第一个周期长度为5年。1892-1901年为第二个周期，从1893年开始上升，1896年为波峰，上升期约为4年；从1897年开始下降，1901年为波谷，下降阶段约为5年，第二个周期长度为9年。1901-1909年为第三个周期，第三个周期从1902年开始上升，上升阶段5年，到1906年为波峰；1907年开始下降，到1909年，下降期3年，第三个周期长度8年。1909年—1914年为第四个周期，从1910年开始上升，到1912年为波峰，上升期为3年；1913年开始下降，下降阶段2年，至1914年为谷底，第四个周期为5年长度。1914-1922年为第五个周期，其从1915年开始上升，约到1918年为波峰，上升时间4年；1919年开始下降，到1922年结束，下降期为4年，第五个周期长度为8年。第六个周期约为1922-1930年，1923年开始回升，到1925年为波峰，上升期3年；从1926年开始下降，下降时间5年，到1930年形成波谷，第六个周期长度8年。第七个周期从1931年开始上升，至1941年进入波峰，11年时间；1942年开始下降，大约于1944年为谷底，下降期3年，第七个周期前后共14年。
图1.战前日本总需求周期波动曲线
资料来源：根据表1计算。
说明：此图为战前日本总需求环比增长率三年移动平均。
根据图1所显示：我们可以看出，战前日本总需求周期波动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为期8年的周期波动是战前日本总需求周期波动的基本长度。除第七个周期较长外，其它各周期相差的年限并不很大，呈现出有规则的周期性波动。这种类型的波动是属于朱格拉(Juglar)提出的为期9年左右的中期波动。这种中期波动是在消除了季节性或偶然性波动后，呈现出的一种较长时间序列里经济生活中有规则性的运动轨迹，并且周期的高峰点比所有以前各点都高（阿瑟·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据此，我们认为，战前日本总需求波动存在一种为期8年的朱格拉周期波动。战前59年来，这种波动已经经历了七个完整的周期。
其次，前六个周期是属于“古典周期”，第七个周期呈现出“增长周期”的征兆。“古典周期”的突出特点是总需求绝对量低于前期，增长率接近或降至零值以下，表现为普遍衰退。从整体看，如图1所示，战前日本总需求前六个周期的三年移动平均的谷底年份的增长率呈依次递减态势，分别为4.3%（1892年）、3.1%（1901年）、1.6%（1909年）、1.59%（1914年）、-2.2%（1922年）、-3.7%（1930年），表现为普遍衰退。在第一个周期（1887-1892年）中，1892年总需求绝对量不仅在1891年1，139百万日元的基础上下降为1，125百万日元，而且总需求增长率、投资需求增长率和个人消费需求增长率分别比1891年下降了1.2%、4.3%和1.7%，均为负增长。政府需求是在上年下降了4.5%的基础上才回升了11.1%。显然，这次周期是属于“古典周期”。第四个周期（1909-1914年）中，其谷底年份里，虽然政府支出比1913年上升了4.4%，但这种上升是在前一年下降8.3%的基础上发生的。其他各项指标，均为负增长，其中，总需求绝对量下降了275百万日元，总需求增长率、个人消费需求增长率和投资需求增长率分别比1913年下降了5.5%、8.2%和6.3%。第六个周期（1922-1930年中仍表现为普遍衰退。谷底年份的总需求绝对量在1929年减少220百万日元的基础上继续下降了1615百万日元，而且总需求增长率、个人消费需求增长率和政府支出增长率连续两年都呈下降趋势，分别为1.3%和9.9%、3.5%和7.9%、4.5%和9.9%，1930年的投资需求增长率和国外需求增长率分别比上年下降了17.5%和38.9%。下降幅度均比前各周期都大。
“增长周期”一般表现为增长中的下降，主要是增长率下降，绝对量呈上升趋势。战前日本总需求第七次周期波动就体现这种特征。在第七个周期（1930-1944年）里，总需求绝对量逐年上升，其年平均增长率为12.3%。谷底年份的总需求绝对量和增长率分别比上年上升了106，79百万日元和16.7%，而且这年的个人消费需求、政府支出和投资需求的增长率也分别比1943年上升了2.1%、21.0%和30.1%。因此，这次周期是属于增长周期。
由上可见，“古典周期”是战前日本总需求变动周期的突出特征，“增长周期”已经出现。
再次，战前总需求周期波动幅度（简称波幅）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波幅峰谷值落差额各周期间呈相反走势。从表2可以看出，七次周期波幅峰谷落差值分别为5.2、8.6、5.8、6.9、38.2、8.4、3.2个百分点，最高值与最低值相差35个百分点，七次周期波幅峰谷值落差平均为10.9个百分点，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各周期间波幅峰谷值落差额呈相反走势，亦表现出较强的波动现象。
表1.1885-1944年日本总需求额 单位：100万日元
1885-1940年为大川一司、筱原三代平、梅村又次编《长期经济统计：推计与分析1国民所得》，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版；1941-1944年为经济企画厅《国民所得白皮书》1962年版。
表2 战前日本总需求波动幅度
资料来源：根据表1计算。
说明：总需求增长率为三年移动平均。
二、总需求周期波动的因素分析
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周期波动原因的分析基本分为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外生因素是指经济制度以外的诸因子，如体制、政策、战争、政治事件、灾难、瘟疫等；内生因素指经济制度本身诸因子。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影响战前日本总需求周期波动的因素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因素。在凯恩斯简单宏观经济模型中，总需求变动取决于对消费品的需求C和对投资品的需求I。萨缪尔森等后凯恩期主义经济学将净出口需求纳入总需求模型中，使其成为影响总需求波动的又一因素。为此，本文主要以总需求模型中各自变量即消费需求（包括个人消费需求和政府消费支出）、投资需求（包括民间投资需求和政府资本形成）、净出口需求作为判断战前日本总需求周期变动成因的综合经济指标。这些指标对其波动具有决定性意义。二是政治因素，包括影响总需求波动的国内政治决策和措施以及战争和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这些因素对其波动具有重大影响。当然，总需求总是以人为主体和归宿的社会总需求，从最一般意义上说，影响人的需求以及与其有关的派生需求的因素，都会导致总需求发生变动，因而也就构成导致总需求变动的因素。如人口状况、就业状况、气候环境、资源状况、文化传统、社会习惯、民族习俗、市场状况、物价水平等等，都会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以一定的方式影响人的需求及其派生需求，而成为导致总需求变动的因素。但是，从总需求周期变动的因果联系的角度看，在中长期内直接发生作用，影响全局的因素，主要是上述两大方面，特别是经济内在因子更为重要。
（一），总需求模型中各自变量的变动是战前日本总需求周期波动的决定性因素。消费需求是总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大体占总需求的三分之二以上，它的变动对总需求变动具有重要影响。从表3可以看出，在战前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消费需求始终占绝大比重，而且其波动方向也与总需求周期大体一致，因此，可以说消费需求变动与总需求周期波动密切相关。我们看出，战前日本消费需求占总需求中的份额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由1885年的88.3%降至1944年的72.3%，59年间共下降了15.6个百分点，年平均下降0.3%。其中，个人消费需求从1885年至1944年间，由80.9%下降为35.6%，年平均递减1.4%。政府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所占比重却呈上升走势，由1885年的7.5%增至1944年的37.1%，59年中上升了29.6个百分点，年平均增长为0.5%。政府消费需求增长率升降相间，七次周期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4%、13.1%、12.9%、2.6%、17.7%、3.1%、30.3%。其增长率与总需求增长率几乎呈同步波动态势，密切程度较高。而且，政府消费需求增长率多在总需求周期波动至波峰前2、3年或同年达到其最高值，成为促使总需求形成波峰的有力推动因素。例如，1890年总需求正处波峰，而该年政府消费需求增长率也高于前后年份为11.9%。其后1894年为87.9%（1896年为波锋），1904年为126.5%（1906年为波峰），1911年为20.4%（1912年为波峰），1918年为37.6%，亦处于波峰，1924年为1.9%（1925年为波峰），1941年正达峰顶，为179.9%。导致政府消费需求规模扩大的原因在于战前日本实际军事费用开支膨胀及政府财政支出的“转换效果”所致。政府消费需求中用于军费的比重因战争需要而不断增加，30年代军费开支恶性膨胀，占政府消费支出的80%以上，牵制着政府消费支出的变化。个人消费需求增长率与总需求增长率亦具有较强的关联，二者基本变动方向同步。虽然个人消费需求占总需求总额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但其增长率从1889年至1938年间年平均增长1.5%。其与同期发达国家相比，美国(1889-1948)为2.1%，瑞典(1882-1948)为2.3%，都比日本高得多。加拿大(1870-1930)为1.3%，德国(1851-1931)为1.4%，与日本增长率相近。英国(1880-1939)为0.8%，意大利(1861-1940)为0.5%，挪威(1865-1930)为0.9%，低于日本。从整体上看，战前日本个人消费需求增长率与西欧各国的平均水平不相上下（南亮进《日本的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365页）。而同期日本人均收入却增加了四倍半，年增长率达3.1%，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2.3%（同上）。即高于人均消费需求增长速度，也高于人均实际总需求增长速度。
表3 战前日本消费需求所占份额及增长率与总需求周期比较 (%)
资料来源：据表1计算。
一般来说，在正常条件下（例如价格水平一定），消费需求数量的变化主要是受下例因素影响和制约的：一是可支配收入水平；一是边际消费倾向(MPC)；一是消费的示范效应。如果消费倾向不变，可支配收入水平较高，那么，消费水平必然较高，反之亦然。假如收入水平相同，边际消费倾向大，则用于消费的支出就多，对消费品的需求就越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其收入的影响，而且也受周围其他人消费行为的影响。高收入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常常是低收入者消费行为的导向器，努力进行“模仿”，并力图尽快“赶上别人”的倾向是消费“示范效应”的典型反映。
表4 个人消费需求与所得变动 (%)
资料来源：①②⑥引自南亮进上引书，192页；③引自野田孜《食物需求》，④⑤引自尾高煌之助《个人消费》，见大川一司、南亮进主编《近代日本的经济发展——长期经济统计分析》，东洋经济新报社1975年版。
依据表4可以看出，在战前日本经济发展历程中，国民收入的增长一直是以高于个人消费的速度增长。人均消费变化比较缓慢，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战前虽有缓慢下降，但其所占比例仍然很高，1895-1936年期间，平均高达60.28%，生活水平属于绝对贫困类型。日本在其经济发展各时期恩格尔系数偏高，反映了其消费结构变化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的增长。战前日本消费需求之所以上升缓慢，是由于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效地避免了近代西欧生活方式的影响，日本在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制度安排的同时，日本人的消费模式仍很大程度上依赖过去形成的习惯，避免了消费需求和通货过度膨胀所造成的困扰，制约和影响消费需求变化的三大因素对战前日本消费需求的变动的影响不大，为此，在日本学术界形成了独特的“消费习惯假说”。消费水平的上升落后于生产率的增长，其结果导致了储蓄率的上升，从而保证了资本形成的迅速扩大，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投资需求是总需求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总需求变动的一个内在“助推器”，总需求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投资变动的影响。从图2和表5可以看出，战前日本国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以年平均9.5%（为不变价格计算，若以1934-1936年价格7年移动平均，年均为5.4%）的高比率增长，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值得注意的是，不仅这个增长率在战前出现了激烈地变化，并且投资扩张或收缩直接造成总需求的扩张和收缩。两者长期波动的颇率以及每次周期波动的波峰、波谷出现的年份也基本相对应。所不同的是，投资需求在第三个周期内以1908年为峰顶，出现最大波动，而此时与之相对应的总需求的峰顶很小。这个时期是日本政府的实际经常消费支出显著减少的时期，为此，投资需求急速地增加，但总需求没有上升。另外，投资波动的波幅比总需求增长的波幅更大一些，例如，总需求七次周期波动的幅度分别为5.2、8.6、5.8、6.9、38.2、8.4、3.2，而投资波动的幅度分别为2.3、12.5、11.1、10.7、2.8、5.9。这说明，战前日本总需求周期的不断再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波动引发和推动的。
表5 投资变动对总需求周期的影响(%)
资料来源：①②③依据表1计算。④⑤引自南亮进上引书167页。
图2.战前日本投资需求波动
按照现代经济学一般原理，反映投资变动关系的因素主要是两项：一是投资效率（即投资收益率）；二是收入水平。其中收入水平对投资波动的影响最大，投资的变动最终是收入变动的函数，它通过“乘数效应”引起总需求的扩张和收缩，最终影响国民收入的升降。但也不能忽视投资收益率的作用，在国民收入稳定条件下，活跃的投资活动主要取决于资本的高收益。战前日本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三次投资高潮，根本原因是高额利润的吸引以及不断的技术引进。资本形成扩大了资本储蓄，加之日本国民的消费倾向受以往传统生活方式的束缚，使个人储蓄增长率比以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更快的幅度上升，形成了战前日本高储蓄率，为其经济增长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从表5我们可清晰地看到，战前日本投资比率一直以较高水平提高，产出／资本比率也不断下降，两者相乘，结果实现了10%这一史无前例的高度经济增长率。
（二）政治因素对总需求周期波动的影响。近代日本是一个君主立宪政体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在其经济近代化过程中，经济生活很大程度上受到体制、政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因而政治因素也是分析战前日本总需求周期波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下面我们按周期，考察其政治、体制及政策等因素对总需求波动的影响。
1887-1892年是战前日本总需求波动的第一个周期，明治初期，日本政府积极推行近代化政策，废除封建等级制度和改革地税，颁行国内、国外交通自由化，实施义务教育法令，加大通讯等社会间接资本投入，保护和扶植各类国营和民间企业，积极引进先进产业、技术和设备以及制度安排，从而使日本从1880年代中期前后开始步入了近代化的道路，国民经济显著增长。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3.52%，人均生产增长率达2.68%。社会总需求随经济的发展也获得较快增长，1890年达到高峰，比去年增长了10.5%。但自1891年出现的财政危机，导致松方正义改变大隈重义的积极财政而推行紧缩财政政策，造成通货紧缩，米价暴跌，农民实际收入减少，不少中小企业因市场萧条而破产，总支出下降，1892年比1891年下降了1.2%，达到低谷。
1892-1901年为战前日本总需求波动的第二个周期。中日甲午战争的巨额赔款高达当时日本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之巨，加大了这期间资本投入和财政支出。甲午战后，日本统治者积极推行的“十年扩军计划”，使军费开支迅速上升。1894年治外法权的撤消和自1889年以后关税自主权的逐步恢复，使日本“一扫三十年来之污辱，跃身于国际友谊伙伴之中”（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原书房，1965年版，152页），开始摆脱了半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局面。从而使总需求增长剧烈，1897年达到最高点，总需求增长率比1896年上升了17.5%，其中投资需求增长尤为显著，该年比1896年增长了32.7%。但自1897年确立的金本位制，使国际收支恶化，经济多次出现恐慌状态。1901年的个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均为负增长，分别比去年下降了0.8%和3.1%，达到低谷。
1901-1909年为战前日本总需求波动的第三个周期。日俄战争过程中，日本政府四次大举外债和五次发行内债，战后推行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和开拓海外殖民地，以及日俄战争的刺激，日本政府推行产业调整政策，使产业结构逐渐向重工业转移，从而使日本自1906年下半年出现了一个新建和扩建企业的投资高潮。凡此都使总需求有了较快增长，1907年达到高峰，其增长率比上年上升了13.3%，投资需求增长率也比1906年上升了17.4%。但总需求自1908年开始下降，至1909年跌入谷底，这主要是由于自1907年秋美国发生的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所致。
1909-1914年是战前日本总需求变动的第四个周期。这时期日本加强对海外殖民地，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经营，同时加大对中国内地的投资。日本政府继续大量举借外债和国内发行公债，满足军费开支。使总需求上升，1911年达到高点，其增长率比1910年上升了13.7%，政府支出和投资需求分别比上年上升了20.4%和24.8%。但此后爆发的“护宪运动”和“天正政变”，使日本出现政治危机，总需求下降。
1914-1922年为战前日本总需求波动的第五个周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军备开支剧烈增加，前所未有的出口增加，使恶化的国际收支随之消逝，日本大举进入国际市场，刺激了投资活动，投资率上升，这时期，经济增长创造了5-6%的高速度。以纤维为中心的轻工业以及钢铁机械、造船等重工业的急速发展，加速了农村和城市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个人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于1918年达到高峰，其增长率分别比去年上升42.2%和48.8%，总需求增长率比1917年上升了37.8%。1920年的经济恐慌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使日本经济秩序陷入严重萧条境地，社会总需求急剧下降。
1922-1930年为战前日本总需求波动的第六个周期。原敬内阁上台后，积极推行实业振兴政策，推行近代产业经营合理化，确立了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度，提高了产业的生产效率，加之关东大地震的重建和城市化的发展，使总需求逐渐回升，1924年比1923年增长了4.4%，达到高点。1925年的“宇垣裁军”，1927年爆发金融危机，日本政府于1929年被迫推行紧缩财政政策（井上财政），加之受到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袭击；企业倒闭，失业增加，社会购买力急剧下降。1930年总需求增长率比去年下降了9.9%，个人消费需求，政府支出和投资需求增长率分别比1929年下降了7.9%、9.9%和17.5%跌入低谷。
1930-1944年为战前日本总需求波动的第七个周期。为摆脱经济危机，日本于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大力推行经济军事化和长期扩军备战的法西斯体制。在军需刺激下，军费开支膨胀，资本投入增长较快，重化学工业迅猛发展，出现了新的投资高潮。1931年后，高桥推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财政扩张，至使1941年政府支出比1940年增长了179.9%。同年爆发的太平洋战争，日本经济加强了战时经济体制，但由于战局的恶化仍至最后战败，使经济陷入了崩溃状态。
三、跨国际性比较分析
在对战前日本总需求周期波动作了纵向分析以后，还有必要与同期世界其它发达国家进向横截面的对比研究，以取得完整的认识。由于缺乏其它发达国家同期总需求周期性资料，我们只能以总需求各部分所占权重及其增长率的变化作为主要经济指标，开展比较研究。
表6 总需求最终分配比重
%
个人消 政府消
投资
费需求 费需求
需求
1987-1891
83.3
6.7
11.0
英 1900-1914
78.6
7.4
14.0
1921-1929
82.0
8.9
9.1
国 1930-1939
79.7
11.4
6.9
1945-1944
68.2
19.2
12.6
1987-1891
78.4
4.6
22.0
美 1907-1911
79.2
4.9
20.9
1909-1928
73.7
4.4
21.9
国 1929-1938
77.9
9.4
12.7
1946-1955
66.4
15.4
18.2
1987-1891
83.7
6.3
9.9
德 1891-1913
68.7
7.2
24.1
1928 76.1
7.2
16.7
国 1929-1938
73.2
12.8
14.0
1950-1959
58.8
14.4
26.8
1981-1900
84.4
4.8
10.8
意 1901-1910
78.4
4.3
17.3
大 1921-1930
78.5
5.6
15.9
利 1931-1940
73.5
9.4
17.1
1950-1959
68.2
12.0
19.8
资料来源：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201-202页，安藤良雄编《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版26页，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五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85～86。
从表5可以看出，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战前日本总需求中个人消费需求所占比重及其增长率与这些国家不相上下，高于挪威、意大利，低于英国、瑞典，与德国和加拿大相近。而恩格尔系数下降缓慢，均高于同期发达国家。政府消费支出呈上升趋势，1887-1944年间，其增长率及其所占比例分别为13.7%和10.7%，而同期英国其所占比重为8.4%、美国为5.8%、德国为8.3%，意大利为6%。总资本形成增长速度及所占比例上升是世界性发展趋势，日本也不例外。1887-1913年间日本总资本形成增长率为8.6%（1887-1944年为9.5%），而同期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分别为1.5%、5.1%、3.2%、3.4%（奇波拉前引书第四卷下册352-360页），均低于日本。日本的国内资本净额占国民净产值的比例也高于其它发达国家，英国（1880-1958年）为6.4%、意大利（1881-1950年）为9.6%、美国(1889-1959)为8.4%，而日本（1887-1959年）为11.7%（库兹涅茨前引书212-215页）。如果将人力资本投入加到总资本形成中，战前日本总投资需求上升将更为突出而大大高于其它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