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海禁政策”的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禁论文,学术研究论文,明清论文,历史教学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的“海禁政策”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大多在“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中讲述，旨在使学生认识到，由于“海禁政策”的推行，中国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延缓了发展步伐。中学教材仅用数百字来阐述这个在学术界争论了近一个世纪的重大问题，应该说是比较单薄的。中学历史课堂如何客观、准确地把握这个问题，有必要了解相关的学术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对海禁政策的相关问题进行梳理，以沟通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
一、“海禁”与“闭关”
海禁与闭关作为两个特定的概念，在已出版的有关明清两代对外贸易与对外关系方面的论著中频繁使用。如今，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外关系，几乎众口一词，指责当时的中国政府对外实行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如有教材这样定义说：“明清王朝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和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的政策称为‘海禁’。”又称“明王朝执行的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一直延续到清代鸦片战争之前。”晁中辰教授在《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中说：“所谓‘海禁’，就是禁止海外贸易，主要是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官方贸易也受到严格限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消极地实行海禁（或称之为闭关）政策是没有出路的，积极地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才是真正的自强之路。”[1]由此可见，海禁与闭关（或闭关锁国）在有些论著中几乎是同义语。
实际上，海禁与闭关是不能简单等同的。《辞源》之“海禁”条云：“进出海疆的禁令。明清两代指禁止民间商船出海贸易，限制外国商船进口贸易所采取的措施。”海禁在清代的诗文中大量出现，如袁昶《读袁康沙船欢歌以赠之》与黄遵宪《番客篇》中皆有“海禁”之称。
“闭关”出自古代文献，《易》《战国策》将其释为“闭塞关门”。而“闭关自守”也是中国古代文献中常见的词语，指闭塞关门，不与外界往来。比如《宋史》卷369中，记载张俊与金人之战：“俊拒之。戒将士毋骄惰，虑敌必再至，令清野，多以轻舟伏弩，闭关自守。”无论是“闭关”，还是“闭关自守”，都是指将关口之门紧闭，不与外界来往。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宣布关闭江、浙、闽三海关，限制外商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并对外国人的行动加以约束，禁止鸦片进口。于是在鸦片贩子的带头下，向中国推销工业品的产业资本家，经营中英印贸易的商业资本家，从事欧亚航运的商船资本家，在英国国内外市场上进行活动的银行资本家群起鼓噪，一致叫喊中国仇外排外，贸易不自由。于是，“闭关自守”就成为这些西方殖民者对清朝海外贸易政策进行诋毁和攻击之词。[2]在这里，闭关自守的含义是关上国门，断绝与外国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往来。
受西方殖民者有关议论和报道的影响，1853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题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社论，指出：“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3]或许是因为这一影响，后来的研究者多以闭关自守或者闭关锁国来分析明清两朝的对外关系。或认为海禁是闭关政策的具体内容之一，或认为闭关是海禁政策的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如郭蕴静先后撰写了《清代对外贸易政策的变化》和《试论清代并非闭关锁国》（分别载于《天津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中外关系史论丛》第3辑），指出不能将海禁与闭关政策等同起来，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上采取过严厉的限制政策，也采取过海禁政策，但不能说这就是“闭关锁国”。严中平则否认中国封建政府曾经实行过什么“闭关自守”政策。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黄启臣和夏秀瑞等人。
陈尚胜在《“闭关”或“开放”类型分析的局限性——近20年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研究述评》中提出了颇具价值的新思路，他认为，学者之所以对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认识上围绕着“闭关”或“开放”而争论不下，关键是由于对“闭关”概念内涵的理解分歧所致。“闭关”或“开放”作为一组分析类型，它不能用于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内容概述。因为从清朝前期的海外贸易政策的具体内容看，其本身并没有“闭关”或“开放”等名称的政策，更不能将海禁等同于闭关。鉴于“闭关”或“开放”分析类型的局限性，他提出：“今后开展对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研究，首先还是要加强微观实证性研究，即通过一些具体的个案研究，深入地考察清朝前期海外贸易政策的演变轨迹。”[4]徐映奇在《清代闭关锁国政策新论》中延续了这一思路，批评学界往往囿于“闭关”与“开放”二元对立思维定势，无法打破或闭关或开放或折中调和论的怪圈，提出用“发展的眼光”去考察清代的贸易政策的形成和演变，才能打破既有的思维习惯。[5]
从以上引用可知，海禁不等同于闭关，若说明清两代施行过海禁政策，是无疑问的，而说明清两代施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却是存在争论的。对于这些争论，无论是大学还是高中历史教学，都不可能视而不见。
二、“四口”与“一口”
长期以来，一般认为清代“闭关锁国”政策终结于鸦片战争，但对开始于何时则存在争议，有乾隆二十二年、雍正、康熙五十六年、顺治、明朝诸说。[6]主流观点是清代闭关政策始于乾隆帝，依据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关闭三口仅留一口通商，是清代闭关政策开始的标志。[7]有些中学教师也撰文，将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过程概括为三阶段：海禁政策——四口通商——一口通商，认为一口通商是“闭关”的明显标志。[8]
在“闭关”与“开放”的分析模式下，形成如下印象：四口通商是开放的，一口通商就是封闭。如高中历史教材对清代所谓四个通商口岸与一个通商口岸贸易作了如下陈述：“明代以及清代的有些时期，曾经短暂地实行所谓对外开放，但是限禁极为严格。如雍正时期虽曾一度‘开闽省洋禁’，允许浙江‘一体贸易’，然而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就又宣布关闭江浙闽三海关，限制外商只准在粤海关一口贸易。这种‘开放’实质上具有官方垄断的性质，民间贸易往来仍然禁止。”
从“四口”到“一口”通商，给人的感觉是清政府更封闭了，严重地影响了中外贸易的发展。可事实恰好相反。徐映奇撰文指出：“海禁”不等于闭关，“开海”也不等于开放，“四口”是通商，“一口”也是通商，除“严禁”不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外，清廷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都在执行着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对外通商政策。四口贸易时广州就在管理与通商制度方面，凭借自身各种优势，造成一口通商的事实。之后管理与制度日益完善，迎来中国外贸发展的高峰。[9]
大量统计数据表明，一口通商政策施行之后，中外贸易额并非减少而是大幅度增加了。据于素云等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从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至1833年（道光十三年）的70年间，英国输华商品总值年平均额由47万余两（银两）增加到733万余两，增加了15.6倍。英国从中国输出商品总值年平均额由97万余两增加到995万余两，增加10.26倍。[10]这也是很多学者反对以此作为闭关标志的理由。
也就是说，四口通商不等同于“开放”，一口通商也不等同于“闭关”。从“四口”到“一口”，并未使中外贸易额减少，恰相反，贸易额达到一个高峰。
三、“官府”与“民间”
中学历史教材关于“海禁”的表述以及相关举例给人的印象是：朝廷的海禁政策对官府和民间是区别对待的，即维护官府的朝贡贸易，禁止民间海外贸易。事实并非如此。据晁中辰研究，所谓“海禁”，就是禁止海外贸易，主要是禁止民间海外贸易，官方贸易也受到严格限制。他考察了海禁中的朝贡贸易，认为朝贡贸易是一种官方贸易，自始至终处于官方的严格控制之下，笼罩着浓厚的政治色彩，并不以谋取经济利益为意。因此，从本质上讲，朝贡贸易只是笼络其他国家的一种手段，主要出自政治目的，本身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但必须注意到，“朝贡贸易是明廷推行海禁政策的一部分。与宋、元相比，明王朝显得十分保守和内向”。而且，“为了更有效地推行海禁，便保留了这么一个由官方严格控制的物品交换渠道。明廷设立的市舶司，就是专门负责朝贡贸易的机构，其目的是‘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所谓‘俾法禁有所施’，就是指海禁政策得以有效地贯彻和执行。”[11]
我们还必须看到，海禁政策的颁布是一回事，执行又是一回事，故戴逸先生指出：“所谓‘闭关’或‘开放’，是相对而言的，是比较意义上的词语。‘闭关’不会是绝对的封闭，世界上最严格执行闭关政策的任何地方也不能生活在真空里，不会和别的地方毫无交往。清初虽有‘片板不准下海’之说，实际上岂能做到这一点。”[12]换句话说，海禁主要针对民间，即使如此，民间的对外交往并非如朝廷严禁的那样，相反是不断发展的。从中国与柬埔寨之间民间商贸往来的盛况便可见一斑了。[13]
四、“合情”与“合理”
如何评价海禁政策是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将海禁与闭关等同起来，而闭关论者大多持否定看法，认为明清的海外贸易政策阻碍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扼杀了中国的生机和进取精神。如张光灿先生认为：“闭关政策的历史影响是严重的，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恶果。首先，清朝前期的闭关政策直接阻碍、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从而使中国在社会制度方面落后了一整个时代……其次，闭关政策还扼杀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最后，清代闭关政策造成了近代中国不断挨打、受辱，这是最集中的恶果。”[14]于素云既肯定该政策“对于西方海盗商人在沿海的骚扰破坏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了防范作用”，又指出该政策“压制了中国社会内部已经发展起来的手工业和商业，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封建的、落后的、消极的、与世隔绝的政策”，结果是“束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前进，使已经落后了的中国更加落后”。[15]朱雍也认为，到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时，“乾隆再以限关自守的政策，狂妄自大地拒绝一切外交要求，尤其是合理的要求时，就显得相当幼稚，相当顽固，相当可笑”，而且，“乾隆的政治技巧越高明，中国的封闭主义倾向就越顽固，中国的大门就越不容易向外开放，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就越不容易改变，中国就越有可能在未来的国际政治较量中败北”。[16]中学教材延续了这些主流观点，对海禁政策作了如下否定的评价：“扼杀了对外贸易推动经济进步的可能性，也使得中国社会在19世纪以极端保守和封闭的面貌走向近代化的世界。”“明清王朝压抑工商业以及闭关锁国政策，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问题在于，这样的评价合理否、合情否？
从前面的引述可知，有很多学者并不赞同清代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的观点。退一步讲，即使是闭关自守，其本身也有封闭性和开放性。如李晓燕曾撰文指出，过去对中日在17世纪所采取的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的封闭性研究较多，却往往忽视这一政策所蕴涵的开放性。[17]实际上，简单以闭关或开放的分析类型来研究明清的对外政策是有局限的。正如陈尚胜指出的那样：“闭关”或“开放”等词汇充分地显示了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话语霸权，用它作为标准来观察农业文明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有失公允性，也难以处理清前期海外政策演变的复杂进程。而且，从世界史发展进程看，即使在当时算是标准的工业化先进国的英国，对其他国家也没有采取他们所要求的“开放”。况且日本也曾闭关锁国，并未导致落后挨打的局面。[18]
总之，对明清的海禁政策完全否定，对承受过“落后被挨打”教训的中国人来讲，的确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完全合乎历史实“情”，违背了历史客观性、真实性的原则。在突出历史教育功效的同时，还应该尊重历史本身。因此，我们要做的并不是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是回到历史现场，搞清楚历史的事实。赖于学界的长期努力，基本澄清了相关史实，在认识上也趋于多元化，结论也更加客观和公正。我们相信，用学术研究的成果补充、修正中学教科书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作为教师，必须不断地学习，更新知识结构，关注学术研究成果，才能将相对准确的历史知识传授给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