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苞与康雍时期的理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时期论文,论方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方苞作为清代桐城派的开创者，在文坛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同时方苞也是一位理学家，以羽翼圣道的形象而誉洽学界。直到本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将方苞斥为“假道学先生”，揭露其伪言饰行的事实，才开始对其有所甄明，然而梁启超对方苞未作专文论述。近检方苞文集及有关史料，深感梁氏持论之确当，有撰专文论述之必要，这不仅对认识方苞其人，乃至有助于我们对康熙、雍正时期理学的认识。
一
清代是汉学鼎盛的时代，但在汉学还未风靡学界的清代前期，理学仍是学术重心。尤其康熙皇帝夙好理学，推崇程朱，使理学盛极一时，雍正皇帝在吕留良案发前亦肆力提倡理学，但此时的理学“已交末运，没有什么卓越地方足以表述了”[1]。理学已被宋明人明道析理已尽，清代人无甚发明。只是在清代初期还有像孙奇逢、李中孚、刁包、张履祥、张尔岐、陆陇其、陆世仪那些尚名节，厉实行，暗然自修的纯儒，但其中大多数为遗民学者。到了康雍之际，这些醇行厚德的理学大师已凋零殆尽，而此时汉学还未兴盛起来，康雍时期的理学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肆力程朱的人，遍布朝野。皇帝偏恶偏好的影响，很容易形成风气，这是在专制制度下屡见不鲜的现象。昭梿说，乾隆中期，皇帝已不再提倡理学，于是“习理学者日少，至书贾不售理学诸书”。道光是位俭朴的皇帝，以“恭俭率天下，故在朝大吏，无不屏声色，灭驺从，深衣布袍，遽以理学自命矣。如李侍郎宗昉、黄给谏中模，往昔皆以声色自娱者，近乃绝口不谈乐律，芝岩会客必更易布袍，然后出见，以自诩其节俭，亦一时风气然也”[2]。康熙以皇帝身份推崇理学，群臣多以婺源为终南之径，彬彬然有洙、泗之遗风。据说：“当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耆学，风俗醇厚，非后所能及也。”[3]但正因君主的提倡，理学成为统治思想，也使群臣揣摩深宫意指，所以“依草附木者亦最杂。……专制国皇帝的好尚，自然影响到全国，靠程朱做阔官的人越发多！程朱旗下的喽罗也越发多”。尤其那些“以‘名臣兼名儒’的大人先生们”，人品多不足称道，“此外越爱出锋头的人，品格越不可问”[4]。这是康熙时期理学的一种现象。方苞就是其中一位“爱出锋头的人”。
早年的方苞对程朱理学并没有什么坚定信念。他自己说：“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用此年二十，目未尝涉宋儒书。”[5]他的两位朋友李塨和王源也都曾对他产生过影响。李塨和王源都是颜元的门人。清代前期唯颜李学派从经世的视角对程朱理学作过猛烈的批判。颜李学派重躬行实践、砥砺人格。曾被梁启超誉为“对于二千来思想界，为极猛烈诚挚的大革命运动”。李塨、王源二人都曾劝方苞笃信颜元之学，方苞也曾表示矢志于此。从李塨与王源各自给方苞的信中可以清楚的看出这一点。李塨在《与方灵皋书》中回忆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在京师王源寓所中，他向方苞阐述颜元思想时，方苞表示赞同，有意放弃程朱理学，转宗习斋之学，经过李塨的说理论辩，方苞“抚膺曰：‘然’。”所以李塨认为“朋友所以贵面讲也，伊时深服虚心亮识”。分别数年之后，李塨仍将此事悬挂于心：“大略数言而别去，自此日悬于心，梦寐服食，如见颜色，不知果可脱去旧辙，剖明圣道与否？每浩然而叹良友时聚为难，而天不生才，偶生之，又未卜何途之用也。”在这封信中，李塨详尽地阐述了宋明理学误国的道理与事实。最后李塨告诫说：“门下雅欲为不朽人，必不随场观笑，富贵既如浮云，文辞亦属春华，其所以仡仡自立者，必有在矣，继往开来，幸力自决。”[6]十分巧合，在王源《居业堂文集》中也有一篇《与方灵皋书》，此信也是劝其习颜元之学，放弃程朱之学，王源对方苞阐述习斋之学后说：“吾兄得无意乎？兄之天资高朗，深厚坚强，今人罕见其匹，要亦患学之不得其门，恐信道不笃，见纷华而悦耳，若果泥涂轩冕之心，毅然矢志于绝学，则源愿与同心合力，真参实究，由共学而适道、而立、而权，不难尔。……况吾兄夙日同肝胆共性命之友，而不可不与之共哉！念之念之，深望吾灵皋之留意于斯也。……裨道鄙衷，俟订学约。”同时，王源也看到因为皇帝提倡程朱之学，朝廷多自诩道学者，而其行实伪，方苞也有可能趋时附势，自命理学，于是他对方苞颇有深意地说：“源从事于儒而不敢以儒自命，何哉？盖以后世之儒，谓之道学，而近之讲道学，鲜有不伪者，非借道学以掩其污秽而要禄位，即借之以投时尚而博声名，欺人不得不自欺，自欺不得不大声疾呼，自以为真程朱，……乃试问其心术，考其行事，不但不足为君子，并不足为小人，只成其穿窬之盗，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嘻！若辈奚足道哉！”[7]由此可见，李塨和王源都为争取方苞肆力习斋之学而下过一番功夫，同时也说明方苞在信仰上曾经历了犹豫和徘徊的过程，一边是“忍嗜欲，苦筋力”的习斋之学，一边是可以带来禄位和声名的程朱理学，衡量利弊，其谁与归？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从此便与李塨“学术不相合”。每相与辩学，李塨“侃侃正论，灵皋无能置词，则托遁词以免”[8]。王源也曾对方苞说：“子笃信程朱，恨不能破子之迷也。”[9]此时的方苞已不是李塨和王源所能争取过来的，权力的力量要比理论和信仰的力量更大。
方苞死心踏地地投时主之所好，转崇考亭，是在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南山集》案被牵连入狱之后。当时方苞深自危惧，但因文章与学问被康熙宽免，不仅保住了性命，也免去了流放。雍正即位后，不但未加追究，反蒙升阶。方苞感恩戴德之情，充斥文集之中，例如在《两朝圣恩恭记》中写道：“圣祖矜疑，免诛殛，又免放流，臣身叨恩侍，趋走内廷近十年，教诲奖掖，虽无过亲臣，蔑以加也。此圣祖之仁，所以如天，而皇上肆赦臣族，揆之圣祖迟疑矜恤之心，实相继承。顾臣何人？任此大德？……俾天下万世知两朝圣人之用心。”[10]雍正即位不久，曾召见方苞，表示遵循“先帝志事”，对方苞不加追究，一如康熙之待方苞。方苞在《圣训恭记》中，说当时自己“感念圣恩，有怀哽咽，不能置一辞”，“气少定”后，始克仰而言：“钦承训辞，虽古圣人之言，无以过也，”于是“怆动伏地不能声”。他说：“使天下万世为臣子者闻之，皆将凛然于君父之大义，而兴于忠孝。所以矜恤臣苞者，使天下万世孤微厄穷之士闻之，莫不忾然于圣主之德意，而发其中诚。”[11]他还对方氏族人说：“安知尚有生还之日，支体无伤，子孙亲戚尽在左右哉！此乃三圣如天之德，世世子孙毁家忘身，而未足以报者也。”[12]于是更坚定地投君主之所好，确立了自己卫道的形象。方苞的理学，不是析理阐性的理学，而是诋毁与程朱立异的卫道理学。这种卫道有如下特点：
首先，凡与宋儒立异者，皆加否定。认为与宋儒“其背而驰者，皆妄凿墙垣而殖蓬蒿，乃学之蠹也”。由于站在统治思想的立场上，势重气盛，对非程朱派的学者，妄加评论，颇有睥睨千古，廓清环宇的气慨。如站在清初思想界前列的人物黄宗羲、颜元，也遭到他彻底否定，肆意诋讦。他说清代学术“浙以东，则黄君梨洲坏之；燕赵间，则颜君习斋坏之。盖缘治俗学者，懵然不见古人之樊，稍能诵经书承学治古文，则皆有翘然自喜之心，而二君以高名耆旧为之倡，立程朱为鹄的，同心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他甚至说：“如二君者，幸而身枯槁以死，使其学果用，则为害于斯世斯民，岂浅小哉！”[13]方苞如此轻讪黄、颜，在此时的理学界中，不是个别现象，另一位以人品遭非议的理学名臣李光地，也曾对黄宗羲有过轻谩之言：“万季野于明文，推宋金华、黄梨洲，而以黄为更好，其实黄何能比宋，宋尚能造句，至黄议论之偏驳粗浅，又无论矣。”[14]如果不是站在皇权专制的立场上，对黄宗羲这样的一代大儒，何能出此荒悖之语！卫道学，其实是媚皇权，就思想而言，李、方二人与黄、颜相比，可谓直若天渊，显得何等渺小！
其次，卫道不是恃以辩理，而是出以谩骂、恫吓和欺辱。用程朱代表天地之心、与程朱立异则为天地所不容吓唬人。当李塨的儿子刚刚病死，李塨仍沉浸在痛苦之中时，方苞致书李塨说：“孔孟之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所不祐决矣。故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仆所见闻，具可指数，若习斋、西河，又吾兄所目击也。”[15]反程朱者，就要断子绝孙，此等谬论，岂能导人入信！有学者对此评曰：“斯则过激之言，无乃已甚，有同于悍妇之斗口舌，非儒者所宜出。”[16]方苞这一形象遂开清代桐城派的卫道之习。方苞之后，桐城文士姚鼐也是用同样口吻和手段来卫道的。姚鼐在致袁枚信中说：“儒者生程、朱之后，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犹吾父师也。……诋毁之、讪笑之，是诋父师也。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庄、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17]其后桐城方东树著《汉学商兑》也以谩骂和打棍子为卫道手段而见讥后世。
终清一代，桐城派没有出现大理学家，但桐城派却以卫道形象著称于世，此习实由方苞肇其端，推原其故，乃由迎合帝王之所好而酿成，故此风无益于学术与思想发展，不足为训。
二
前面说过，方苞并没有什么析理研性的理学著述，对理学谈不上有什么造诣。但对理学中的糟粕即封建礼教却泛言不休，并持论甚高。尤其是对那些掷妇女于苦海的理学妇道观，更是津津乐道，充分体现了他的腐朽落后的思想意识，也是他理学卫道的表现之一。方苞常说：“余平生不肯以文假人。”但他却写了不少有关节妇、贞女的墓表和表彰文字。明清时期，这类文字虽然十分普遍，但以笔者所见到的清人文集，像方苞这样用如此多的文字对节妇贞女如此汲汲表彰，实不多见。被方苞表彰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殉夫之妇。方苞撰《刘烈妇唐氏墓表》，表彰烈妇唐氏，夫病时，唐氏刲股以疗其夫，“啮臂以羹，血淋漓衣袖间，面色似非人”。至夫死，虽身有孕，“闭户自经死”[18]。在《完颜保及妻官尔佳氏墓表》中，记官尔佳氏，为殉其夫誓死，母与姑号泣劝止，答曰：“‘顾吾年少，傥异日，中有不自得者，不若早自决，于吾心为安’，”于是饮药自绝。方苞感慨说，官尔佳氏殉夫取义，过于常人，其精神可嘉，区别于“人情之习于偷苟，不可谓非有志者矣，而造物者必使至于斯，其又可诘耶？”[19]他记张烈妇殉夫，“义烈动家人，众视其雉经，不敢曲止。……其死也，嗣子灼幼孩号踊如不欲生”。对于这一惨不忍睹、违反人性的悲剧，方苞却称颂不已。他议论道：“呜呼！柔顺者，妇人之正也。而昔者圣人之系《易》也，以阳刚为女德之贤，余尝见将死而信其妇之必身殉者，曰：‘妇性刚，既有成言矣。’余前知其戾恶非刚也，……盖刚者，天德也。天地之气，蔼然而温和者为阳，惨然而懔栗者为阴。凡妇人之顺舅姑，直于家人，慈于子姓者，皆阳明之发也，故其变，激而为义烈。”他认为应以此“明彰女教，且使为人夫者，监此以考妇德，而无所蔽焉”[20]。方苞以一个捍卫程朱理学的卫道士对理学的妇道观大加歌颂。他说，宋以前妇人守节死义者，寥寥可数，“盖夫妇之义，至程子然后大明。……其论娶失节之妇也，以为己亦失节。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则村家市儿皆耳熟焉。自是以后，为男子者率以妇人之失节为羞而憎且贱之，此妇人之所以自矜奋与！呜呼！自秦皇帝设禁令，历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动乎宇宙，而有关于百世以下之人纪若此。此孔、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与天地参，而直承乎尧、舜、汤、文之统与！”[21]在妇道问题上，方苞俨然以道统自任，似乎成为他最关切的问题。
（二）女子未婚，因许嫁之婿死而为之守志或身殉者。此在理学盛兴时代形成的浇风，方苞十分推许。他撰《庐江宋氏二贞妇传》记贞女李氏许嫁宋氏，闻未婚之婿死，痛不欲生，在父母的劝阻下，屏居小楼14年，后对其母说：“儿前年少，恐舅姑不能信，今逾三十，可归矣，”于是至宋家为其死婿守志。方苞称羡李氏家：“乃有贞女为祖考光。”[22]又如贞女高氏许嫁秦氏子，未婚而秦氏子死，则高氏女“请衰绖归秦氏，代夫承重事祖姑”，虽其父劝阻，“志不移”，终归秦氏。方苞对此议论说：“贞女之守志，……皆人纪所赖以维系也。”[23]在《康烈女传》中，记烈女康氏，幼许嫁张氏子，“时两家绝闻问已数年”，忽闻张氏子死，康氏女“乃于邑悲哀，素服号泣，请于母曰：‘儿闻古之女子，有未嫁为夫守义者，后世以为贤。儿身虽未归，心属张氏久矣。愿母载儿从夫丧。’”其父母大骇，坚决阻止，康氏女“夜半乃闭户，悉焚所制巾带綦履，素服以练自结而死”。两家相议，遂予合葬。方苞说，张家贫寒且无行，“其乡戚党羞齿之，自贞女之死，京师皆竦动，荐绅君子多为歔欷，里巷感伤，好事者传之图，讴歌其事，喧腾儿童女妇间，于是京师之人，咸知东门张氏云”。在方苞看来，这比为死去的未婚夫守志，更为壮烈，更符合古礼。他说曾见闻过很多贞女“皆未嫁为夫守义，而康女志不得伸，遂崎岖不负其义以死，以余所闻见如此，是何奇女子之众与！昔震川归有光著论，以谓未嫁死夫，于礼为非。取曾子、孔子所问答‘女未庙见而死’之礼以断，其辞辨矣”[24]。无须深辩，方苞所倡导的是一种惨绝人性的礼教。
（三）妇女割股刿肱作羹以疗其夫、舅、姑者。此残忍愚昧之颓风陋俗，由于理学礼教的提倡，竟有人争相效尤。方苞对此深加称颂，他在《方曰崑妻李氏墓表》记方曰崑之父病重，李氏“引刃自刿，昏仆，久而苏，强自缠缚，昧爽作羹，府君食之”。方苞议论道：“比俗之人谓：刿股肱可疗疾，虽子女行之父母，亦为过礼；而以吾所闻，广东何某魏氏刲肱求疗其姑，一时名辈，争为传、记、诗、歌以纪之”，是何等的荣耀[25]！在《书孝妇魏氏诗后》一文中议论魏氏割肱求疗其姑几死时，方苞态度鲜明地认为此“非笃于爱者不能。以天下妇顺之不修，非绝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则魏氏之事岂可使无传欤！”对魏氏的“孝行”，方苞说：“士大夫多为诗歌以美之，余因发此义以质后之人。”他认为对这些“孝妇”应大加歌颂以教导妇女，因“妇行放佚而无忌，……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于此”[26]。
毋庸赘说，方苞的妇女礼教观，代表着一种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它使人感到理学到了此时，已是日暮途穷，呈衰靡之象。否定这种思想，决非仅从现代思想意识出发，理学的这种妇道观，在清代就遭针砭。乾嘉以降，汉学家对理学妇道观的批判，形成一股思潮。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从理论上批判“以法杀人犹可救，以理杀人无可活”的社会，认为宋儒的“理欲之辨，适成恶而残杀之具”。钱大昕针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礼教，直接提出妇女改嫁无可非议[27]。汪中针对理学所津津乐道的“贞女”，专门著《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一文，针砭其陋，认为未婚之女“许嫁而婿死，适婿之家，事其父母，为之立后，而不嫁者，非礼也。……今生不同室，而死则同穴，存为贞女，没称先妣，其非礼孰甚焉”。对于那些未婚女子，因许嫁之婿死，而为之殉者，“尤礼之所不许也”。因为这些殉身女子“未尝以身事之，而以身殉之，则不仁矣”[28]。嘉道时期的汉学家俞正燮撰《节妇说》和《贞女说》二文批驳理学妇道观。他认为，妇人与男人在婚姻上应该是平等的，“女再嫁与男再娶者等。……其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对于将未婚女子因许嫁之婿死而不再嫁者谓之贞女，俞正燮说：“其义实有难安，……此盖贤者未思之过。”“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他还引一诗揭露理学礼教之残忍与虚伪：“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三丈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返魂。”[29]这是对以理杀人礼教的讨伐与控诉，其胆识，令人感佩良深。与此同时，汉学家沈壵也对泯灭人性的理学妇道观抨击不已，颇有力挽颓风的气慨，他认为男女未婚，不能定为夫妻，而“今则有婿死，而女归其家，与鬼婿为婚者矣。一生一死，非礼相接，污乱阴阳，媟嫚人鬼，嫁殇迁葬，古媒氏所禁，今则相习成风，莫识其非，或不如是，反以为无情不义，其故总繇礼教陵迟，风欲衰弊。”他认为应整顿风俗，这种陋习恶俗，“不合礼制，当请于朝，亟加刊正”[30]。不待辨而可知，与方苞的理学礼教相比较，清代汉学家的妇女观，属一种进步思潮。
方苞对程朱的修己之学未见诸实用，却对理学礼教的男女之防十分醉心，并以此绳人甚严，他在《家训》中告诫后人，应对妇女严加管束，因为妇女是万祸之源，“家之乖，恒起于妇人”，“凡恩之贼，多由妇人志不相得”，“妇人之性，鲜知大义”。但讲究孝道的方苞忘记了自己的母亲也属女性。由于对妇女有如此看法，所以要对女性严加防范，于是给家人定约：“凡来妇者，父母没，不得归宁。非远道，还母家，毋过信宿。其亲伯叔父、同父兄弟、兄弟之子至吾家，相见于堂，食饮于外。从兄弟、母之兄弟，相见于外。嫂叔礼见，惟吉凶大节，同室相纠察，有失则者，男女不得与于祭。”[31]对方家的媳妇防范之严如同囚犯。礼教之谨，更见于为族人制定的丧礼。方家子孙居丧，一遵古礼。居丧期，夫妇不得相见。在《祠禁》中规定：“古者，三年之丧，非殡、奠、葬、祭，夫妇不相见。贫家米盐琐细，势必相关，惟宿必于中门之外，相语必以昼，不得入房室。犯者，不许入祠，挞四十，婚丧疾费皆不给。古者，期、大功，并三月不御于内。礼废既久，人性日漓。今酌定：期三月，大功浃月。犯者，不许入祠，挞三十，丧疾费不给。”[32]不难看出方苞的理学属礼教理学。理学一经成为统治思想，便成为包括宗族在内的统治工具，这是理学礼教成份越来越浓的重要原因，是理学越呈腐朽衰败之象的原因，也是近代以来理学屡遭批判的原因。所以梁启超在论及方苞假道学时说：“清初程朱之盛，只怕不但是学术界的不幸，还是程朱的不幸哩！”[33]
三
理学乃修己治人之学，理应道德纯备，令人深加敬仰，但因帝王提倡理学，朝野风靡，假道学先生多出乎其间。假道学的特点是理论与践行相去甚远，绳人甚严，持论甚高，而自己的品格极低，可以“虚伪”二字概之。康雍时期的假道学先生不是个别现象，但康熙皇帝毕竟是一个聪明君主，虽提倡理学，但对理学弊病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不止一次地论及此事。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谕曰：“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而彼此辨论。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又谕：“凡所贵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汉官内有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如崔蔚林之好事，居乡不善，此可云道学乎？”[34]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又谕：“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朕尝潜心玩味，若以理学自任，必致执滞己见，所累者多。……昔熊赐履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殁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35]显而易见，康熙提倡理学乃措意于身体力行，非空言道统之伪学，同时也反映了此时假道学家之客观存在。把方苞这位假道学先生作为个案考察，有益于我们对这一时期理学的了解。
曩时读有关书籍，常见记方苞议论俊伟、清直耿介、崇实笃行之事迹，对其颇生倾慕之心。后读《方苞集》才明白，这些事迹在其文集中都可找到出处，原来都是自己介绍出来的。对于假道学先生不能看他自己说的如何，自诩如何，而是要考察他的真实情况。方苞在理论上绳人甚严，他之后的理学家也认为其“持论过高”，多谓之“迂远”[36]。但自己之行事如何，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一）嗜欲。方苞说：“自余有知识，所见人士多矣，而有志于圣贤之学无有也，盖道之丧矣，人纪所恃以结连者惟利，而性命所赖以安定者惟嗜欲。”[37]其实他自己便是一位“嗜欲”者。他要求族人居丧以严，可是他自己居兄丧时，“至西湖蓦遇美姝动念”。居父丧“歠粥几殆，母命食牛肉数片，其后，欲心时发”。及《南山集》案发被逮入狱，“则此心顿息”。他曾对李塨说及此事，“何予之亲父兄不如遭患难也，禽兽哉！”李塨答曰：“自讼甚善。”[38]遭此患难时，也道出点他作为人而应有的欲望。方苞侈谈禁欲，可一生孜孜不倦，不忘求田问舍。与家人常谈如何殖财货。这在他的家书中时有发现。晚年告归后，虽年事颇高，但“惟以殖财为事。……至与民争乌龙潭鱼利，举其生平而尽弃之”[39]。此等嗜欲，可谓至老弗衰。
（二）诬友。方苞常谴责有人交友无信无诚，他说：“苞尝叹近世人为交，虽号以道义性命相然信者，察其隐私，亦止借以名声形势，其确然以道相刻砥，……无有也。”[40]可自己是如何待友呢？方苞与戴名世为同乡好友，《南山集》一书，方苞曾为之作序。据戴名世在狱中供词交待：“《南山集》系尤云鄂刻的，云鄂是我的门生，我作序放他的名字。汪灏、方苞、方正玉、朱书、王源序是他们自己作的。”方苞在狱中也供：“我不合（该）与戴名世作序收板，罪该万死。”[41]二人供词一致，方苞曾为《南山集》作序无疑。但方苞出狱后，对作序之事矢口否认。当李塨问及此事时，方苞说：“田有（即戴名世）文不谨，予责之，后遂背予梓《南山集》，予序亦渠作，不知也。”[42]不仅为之作序，“且《南山集》刻板，方苞收藏”[43]，岂能说不知？为将自己洗清，遂将罪名推及友人身上。另如，方苞的友人李塨、王源是笃守习斋之学甚坚的人，可谓终生不渝，并劝方苞放弃程朱理学，改宗习斋，这从二人文集中可以看出，但方苞在《李刚主墓志铭》中说，在他的劝说下，王源“自是终其身，口未尝非程、朱”。又以劝王源语而劝李塨，他写道：“刚主立起自责，取不满程、朱载《经说》中已镌版者，削之过半。因举习斋《存治》、《存学》二编未惬余心者告之，随更定，曰：‘吾师始教，即以改过为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为口实哉！”方苞最后说：“以崑绳之气，既老而为刚主屈；以刚主之笃信师学，以余一言而翻然改。”[44]此墓志铭未俟李塨家人之请而作，于李塨学问德业一无所述，而专述李塨、王源如何因方苞劝告而改其学，称扬自己，诬及死友，无怪乎李塨弟子们对其愤然不平。门人冯辰、刘调赞论辩曰：“窃观灵皋与先生交至厚，而学术不相合，每相与辨学，先生侃侃正论，灵皋无能置词，则托遁词以免。暨先生殁，为先生作墓志，于先生道德学业，一无序及，仅缕陈其与先生及崑绳先生相交始末，巧论谝谝，曰：‘以刚主之笃信师传，闻余一言而翻然改。’其意固欲没先生之学以自见者，此岂能有朋友相关之意乎。”[45]方苞向以道义自诩，但扬己诬友，其人品何足道也。
（三）佞主。方苞文集中，佞主文字甚多，如《圣主亲征漠北颂》、《万年宝历颂》、《圣主躬耕耤田颂》、《圣主亲诣太学颂》、《圣主临雍礼成颂》等毫无价值的空洞颂文，皆阿主之作。在学问上，方苞常轻讪他人，但对皇帝却多聘媚词。他说：“世宗皇帝特颁圣训，诱迪士子，制艺以清真古雅为宗，我皇上引而伸之，谆谕文以载道，与政治相通，务质实而言必有物，其于文术之根源，阐括尽矣。”[46]“惟我皇上圣学崇深，剖析经史，通微扶奥。”[47]但对皇帝批判之人，则深加诋毁，如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雍正皇帝斥钱名世为“名教罪人”，这本是雍正掀起的又一文字狱案。本不擅作诗的方苞却为佞主以诗对钱名世深加讥讽。其诗云：“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行邪惯履欹危经，记丑偏工谀佞词。宵枕渐多惟梦觉，夏畦劳甚独心知。人间无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本来自己便是文字狱的受害者，却为佞主，落井下石，诋讦他人。此诗未被录于集中，陈垣先生说：“殆物伤其类欤。”[48]
（四）恋位。方苞常对人说自己有林下之思，寄以栖逸之志。他曾对王源说自己行至宣、歙间，见风景秀丽，“因念古者庄周、陶潜之徒，逍遥纵脱，岩居而川观，无一事系其心，天地日月山川之精，漫灌胸臆，以郁其奇，故其文章皆肖以出。使苞于此间，得一亩之宫，数顷之田耕且养，穷经而著书，胸中豁然，不为外物侵乱，其所成就未必遂后于古人。……乃终岁仆仆，……不能一日宽闲其身心。”[49]他早年时曾向王源表示绝意科举，王源信以为真，致书方苞说：“源已绝意春宫，不复为矣。……吾兄亦言绝意于此，未审其意决否？若一时感激之言，终不能无羡，于时人之得，而欲与竞也，不必言矣。如果与源同心，则源窃有进焉。”[50]他还劝朋友弃功名，勇退勿进。当王源中举时，方苞致书说：“吾兄得举，士友间鲜不相庆，而苞窃有惧焉。退之云‘众人之进，未始不为退。’愿时自觉也。”[51]但自己一直汲汲于科举，直到考中进士。当朝廷谋聘学行兼优者教皇子及谋聘人修明史时，朝廷重臣徐元梦和张廷玉均拟征李塨，方苞得知此事，未征得李塨意见，便力陈李塨老病“不能出而止”。从此李塨再无应征的机会而终老林下。自己在朝做官，却百般阻止朋友入朝。对此李塨门人愤愤不满，辩曰：“宰相谋征先生，而灵皋以老病阻之，时先生年六十五，未尝老病也。或曰，灵皋与先生至厚，知先生必不出也。然先生一生，志在行道，非石隐之流也。观先生《祭颜先生文》曰：‘使塨幸得时而驾，举正学于中天，挽斯世于虞夏，即不得志，亦必周流汲引，使人材蔚起，圣道不磨，’此先生之志也。……夫抱经世之志如先生，负经世之学如先生，凡我同人，孰不望其一出者？张、徐二相国谋征先生，此千载一时也，乃灵皋一言止之，先生亦遂终老林下矣。”[52]方苞《南山集》案后出狱已是体弱多病，难以任职，仍不告归。雍正时蒙召见，当时“弱足不能行，特命内侍二人翼而趋至殿陛，气喘急不能任其声”[53]。至乾隆初，方苞已是70多岁的高龄，身体孱弱，仍迷恋官位，被乾隆皇帝革去一切官衔后还是不愿告归回籍，最后“以年近八旬，时患疾痛，恳回籍调理，大学士等代奏，恩赏侍讲衔，准其回籍”。从此才彻底结束了追求了一生的官场生涯。告老回籍之后，这位一向善于歌功颂德的理学家，却一反常态，不满于朝廷，“菲薄科目，讥刺时政”[54]。
（五）营私。方苞曾被康熙宽宥，又蒙雍正晋阶，自己常以此为资本。到了乾隆时期，他胆子似乎大了起来，在朝廷结党营私之事屡屡显露。乾隆即位不久，就有河道总督高斌“疏发苞请托书，上稍不直苞”[55]。荐士以私，“时论訾之”[56]。乾隆皇帝将这位道学家看得越来越清楚，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五月谕曰：“方苞在皇祖时，因《南山集》一案，身罹重罪，蒙恩曲加宽宥，令其入旗，在修书处行走效力。及皇考即位，特沛殊恩，准其出旗，仍还本籍。又渐次录用，授职翰林，晋阶内阁学士。朕嗣位之初，念其稍有文名，谕令侍直南书房，且升授礼部侍郎之职。伊若具有良心，定当痛改前愆，矢慎矢公，力图报效。乃伊在九卿班内，假公济私，党同伐异，其不安静之固习，到老不改，众所共知。适值伊以衰病请改侍郎职任，朕俞允之，仍带原衔食俸。上年冬月，因伊条奏事件，偶尔召见一次，伊出外即私告于人，曾在朕前荐魏廷珍而参任兰枝，以致外间人言藉藉。经朕访闻，令大学士传旨训饬，伊奏对伊吾，朕复加宽容，未曾深究。近访闻得伊住魏廷珍之屋，魏廷珍未奉旨起用之先，伊即移居城外，将屋让还，以示魏廷珍即日被召之意。又庶吉士散馆届期，伊已将人数奏闻，内阁定期考试矣。伊复于前一日，将新到吴乔龄一名补请一体考试，朕心即疑之。今访闻得伊所居之屋，即吴乔龄之产，甚觉华焕，伊受托为之代请。似此数事，则其平日之营私可以概见。方苞深负国恩，著将侍郎职衔及一切行走之处，悉行革去。”[57]清代私人所撰方苞诸传，多不载此上谕，惟恐择瑕掩瑜，殊不知这位理学名臣是以结党营私被革职退出官场的。
乾嘉时期汉学家对方苞多有微词，此涉及汉学、宋学之争，不足以证方苞学行之伪。但其身后的理学家对其也并非惬然推服。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曾国藩之弟曾国沅欲将方苞从祀孔庙，曾国藩致书国沅曰：“望溪先生之事，公私均不甚惬。……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经济则宗陈文恭公，若奏请从祀，须自三公始，李厚庵与望溪不得不置之后图。”[58]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亦认为将方苞等从祀孔庙是不合适的。
综上所述，方苞推崇理学，笃守紫阳，乃阿主之所好，以此之威，视他学为异端，对站在清初思想界前列的学者，深加诋毁，代表一种落后的思想。对理学无甚发明和贡献，却以理学礼教绳人，反映了他的腐朽意识。绳人与修己相去甚远，理论与实践大相径庭。作为一位假道学先生，是康雍时期皇帝倡导理学的产物。笔者揭其伪行，决非有意丑诋古人，借梁启超斥方苞等假道先生时说的一句话以自解：“我是最尊崇先辈，万分不愿意说人坏话的人，但对于这群假道学先生实在痛恨不过，破口说那么几句，望读者恕我。”[59]
注释：
[1] 商鸿逵：《清初的理学界》，《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3页。
[2] 《啸亭续录》卷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
[3] 《啸亭杂录》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
[4][33][59]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第214页。
[5][10][11][12][13][15][18][19][20][21][22][23][25][26][31][44] 《方苞集》卷六、卷一八、卷一八、卷四、卷六、卷六、卷一三、卷一三、卷五、卷四、卷八、卷一八、卷一三、卷五、卷一七、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6][38][42] 《恕谷后集》卷四、卷三、卷三，《丛书集成》，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7][50] 《居业堂文集》卷八，《丛书集成》，中华书局1985年版。
[8][45][52] 《李恕谷先生年谱》卷五，中华书局1985年版。
[9] 《文献征存录》卷一，咸丰八年有嘉树轩刻本。
[14] 《榕村语录》卷二九，中华书局1995年版。
[16]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四，中华书局1980年版。
[17] 《惜抱轩文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4][32][37][40][46][47][49][51] 《方苞集·集外文》卷八、卷八、卷九、卷五、卷八、卷二、卷五、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7] 《潜研堂文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8] 《述学》内篇一，《丛书集成》，中华书局1991年版。
[29] 《癸巳类稿》卷一三，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30] 《落帆楼文稿》卷二，《丛书集成》，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34][35] 王氏《东华录》卷三三、卷九六，光绪十三年京都钦文书局重刻本。
[36] 《桐城耆旧传》卷八，黄山书社1990年版。
[39][54][56] 《永宪录》卷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
[41] 《戴名世集》附录，《记桐城方戴两家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
[43] 蒋氏《东华录》卷二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
[48] 转引自陈垣《钱名世轶事》，《陈垣学术论文集》第2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4—85页。
[53] 《碑传集》卷二五，《清代碑传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5] 《清史稿》卷二九○，《列传》七七，中华书局1977年版。
[57] 《清史列传》卷一九，《大臣画一传档正编一六》，中华书局1987年版。
[58] 《曾国藩家书》，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