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甲午战后的洋务变法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洋务论文,甲午论文,思潮论文,战后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甲午战败，丧师辱国，战前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洋务运动成为朝野上下的批评对象，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思潮遂然勃兴。同时，以张之洞、陶模、胡燏棻、盛宣怀等后期洋务派代表人物，也痛定思痛，在自我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既不同于战前洋务思潮，又有别于同时期维新思潮的“变法”主张，渐次形成一股洋务变法思潮。从横的方面讲，它与维新变法思潮共同构成了戊戌思潮的主体；从纵的方面讲，它上承洋务思潮，下启立宪思潮，为20世纪初期洋务派向立宪派的转化奠定了思想基础。本文试就此问题，聊作议论，就教于师友与同仁。
一、洋务变法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
甲午战后洋务变法思潮的产生，是洋务派在战后遭到朝野上下抨击的情况下对洋务运动进行自我反思的结果，它也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启示。而从根本上讲，它是洋务思潮在甲午战后的逻辑发展，是洋务派认识水平提高的标志。
甲午战争期间对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抨击，是在前方军事接连失利的情况下发生的，而攻击最为激烈的自然首先是那些守旧派们。他们借甲午战败之机，又是上书，又是大发议论。总之，把战争失败的罪过一古脑地推到洋务派身上，对洋务运动肆意加以全面否定，使洋务派陷入尴尬的境地。而使洋务派更尴尬的，是来自维新变法派的攻击。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讽刺洋务运动“有海军而不知驾驶，有使馆而未储使才，有水师堂、洋操而兵无精卒，有制造局、船厂而器无新制，有总署而不通外国掌故，有商局而不能外国驰驱。若其徇私丛弊，更不必论”。指出洋务运动无非“徒糜巨款，无救危败，反为攻者借口，以明其更张无益而已”〔1〕。梁启超也指责洋务派是“补苴罅漏， 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2〕甚至认为洋务运动进行了数十年，“利未一见， 弊已百出”，因而要求“真变”；严复也批评洋务派“徒劳无功”，并指出其根源在于“大抵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3〕，要求“全变”。
在守旧派与维新派的夹击之下，洋务派的“富强之术”已经黯然失色。所以战后“一生事业，扫地无余”的李鸿章不无痛苦地自嘲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必欲爽手扯破，……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4〕承认洋务的真相是“虚有其表”而已；广西臬司胡燏棻也感叹地说：“办理洋务以来，于今五十年矣，……凡富强之基，何尝不一一仿行，而迁地弗良，每有淮橘为枳之叹。”〔5〕战败的刺激迫使洋务派也开始对自己的“富强之术”的本质进行自我反思。
与洋务运动“富强之术”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却取得了实效。安徽巡抚邓华熙在奏折中说：“今以倭奴蕞尔小邦，步武西法仅十余年，竟借无端之衅，强据我属国，虔刘我边陲，攻夺我海军，侵至边疆，所至披靡，以堂堂中土，竟示弱于三岛之区！”〔6〕反差竟然是如此的强烈，不能不使洋务派震惊。那么，“日本小国耳，何兴之暴也？”〔7〕张之洞的这句话， 表明洋务派开始不自觉地将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对比。胡燏棻在比较之后，认为日本之得，在于“力行西法”，而中国之失，则在于“仅袭绪余，未窥精奥”，一得一失，成败显然。而“倭与我本同文之国，彼以能自得师而效著，我何难幡然变计以维新？”〔8〕由此， 他便提出了“变法自强”的主张。张之洞进一步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救时必自变法始”〔9〕，“不变其习不能变法， 不变其法不能变器”〔10〕，将“变法”视为“富强”的前提。自此，洋务派便易帜“富强”而为“变法”了，洋务变法思潮随之迅速发展起来。
实际上，战前的洋务思潮中本来就包含着向洋务变法的思潮过渡的必然性。洋务思潮中分化出早期维新思潮自不必论，即使洋务大吏本身，也已露出由言“富强”向言“变法”过渡的端倪。以李鸿章为例，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洋务运动兴起之初，李鸿章公开宣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11〕，到70年代，李鸿章逐渐认识到“自强之策，当及早变法。”〔12〕并在70年代中期的海防讨论中正式提出了“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鹜空文，绝无实际”〔13〕的变法主张。尽管此时李鸿章的“变法”还仅仅在于革除官场积习，改良兵制，改革科举制度等，但毕竟已经意识到某些固有的制度必须进行相应的改变，从而接触了“变法”的主题；到了八九十年代之交，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启发下，李鸿章终于认识到“变法度必先易官制”〔14〕，变法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由于清廷朝野整体认识水平的制约，李鸿章的变法主张有倡无和，没有被清廷所采纳。然而李鸿章变法思想的产生却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它表明“变法”是洋务运动进一步开展的必然要求，洋务思潮也必然要发展出洋务变法思潮。如果说在甲午战前，李鸿章徒有“狂言”，却“不能为，不敢为”〔15〕，那么，在甲午战败的新的社会条件下，在洋务派痛定思痛的自我反思下，在明治维新的启发下，洋务大吏们便有可能沿着李鸿章的路子走下去，适时地公开打出“变法”的大旗，并使变法主张为朝野上下所接受，形成影响深远的洋务变法思潮。从这个意义上讲，洋务变法思潮的产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二、洋务变法思潮的主要内容
《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即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光绪皇帝下了一道谕旨，宣布和局已定，望“天下臣民”共谅“此中万分为难情事”，并表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16〕闰五月二十七日，光绪又发布令臣僚条陈时务上谕。围绕着这两道上谕，洋务大吏纷纷上疏言事，奏请“变法”。五月十一日，新疆巡抚陶模上奏《培养人才勉图补救折》；闰五月，广西臬司胡燏棻上奏《条陈变法自强疏》，钦差大臣刘坤一上奏《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上《请修备储才急图补救折》；八月，陶模又上《覆奏中外臣工条陈时务折》。直到第二年，臣工上书仍然络绎不绝，重要的如盛宣怀的《自强大计举国胪陈折》，王之春的《自强切要疏》，李端芬的《请推广学校折》等。这些奏折从各个方面对战前的洋务运动进行了检讨，提出了各种变法主张，涉及到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到了光绪二十四年，又产生了洋务变法思潮的集大成之作——《劝学篇》，代表了洋务变法思潮所能达到的高度。
概括地讲，洋务变法思潮的内容有以下四方面：在反思战前练兵失误的基础上提出了“西法练兵”的主张；在反思战前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弊端的基础上提出“恤商惠工”的方针；在反思战前洋务教育片面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智以救亡”的命题；同时，在对战前洋务运动做整体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政艺兼学”的新课题。而一以贯之的，则是“变法”。
第一、“西法练兵”。
洋务运动是从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入手的，“强兵”也一直是洋务派的活动重心。但是，当时洋务派的军事改革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基本上停留在更新装备和改善教育训练这个层面上，对于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的改造，或是态度不坚决，甚或固步自封。甲午战争的惨败无情地将30年练兵的真相暴露在人们面前，军事的失败也使洋务派首先从军事方面开始了自我反思。“湘、楚营勇之制，同于无用”〔17〕，便成了洋务派的共同认识。他们针对旧军之弊提出了革除募兵制，变易西法的要求。
海军是八九十年代洋务派“强兵”的重点，但受“朝制所限”，“所以难操胜算”。战后洋务派在要求兴复海军的同时，指出“必全按西法，庶足御外侮”。胡燏棻认为：“中国从前办法，与西制多有不同，其受病亦即在此”。他认为中西海军制度有三不同：“西国之制，海军可以节制陆路，而陆路不能节制海军”，而“中国则海军提督须听疆臣之指挥”；“西洋海军提督必由水师学堂出身”，而中国海军提督“本系淮军陆将，水师学问毫无根祗”；西洋海军“兵船岁岁考求新理，精益求精”，中国则不求甚解，更不思改进。他认为要重整海军，必须“仿照泰西成规”〔18〕，进行彻底的改制。
近代的战争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综合国力的较量。“练兵”的成效如何，要受制于经济、教育、政治发展水平的高低。盛宣怀在《自强大计举要胪陈折》中说：“泰西诸邦，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盖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以应征调，则宜练兵；兵非饷曷练，必兴商务然后可以护利源，则宜理财；兵与财不得其人，虽日言练，日言理，而终无可用之兵，可恃之财，则宜育才”〔19〕。西法练兵，也必然带来经济、文化教育以至于政治方面的变法要求，洋务派对洋务运动的全面反思，也就由此展开。
第二、“恤商惠工”。
甲午战前的洋务派对于“商”的地位已经有所认识，但从根本上讲，其“重商”是从“强兵”的需要出发的，并以“强兵”为转移。这种“强兵”至上的论调，打上了“以官为体，以商为用”的烙印，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就表现为从管理上强调“官督”，从利益上要求“报效”。所谓的重商，也主要是重“官商”，而非“民商”。甲午战后，洋务派对战前的求“富”无效的原因进行了反思，由此开始了对“官办”、“官督商办”的尖锐批判，并提出了劝商、护商、奖商等一系列主张。“商办”，形成了战后洋务派的共识。
对于战前的“征商”弊政，洋务派也针锋相对，提出了“护商”、“恤商”、“劝工”等主张。陶模指出，中国对商务“未闻有保护补息之法，乃招商获利，则责以报效；漠矿畅旺，则提其余利”，“阻碍商务，其损多矣！”要求“当与地争利，勿与民争利。当栽培工商，以敌洋货而杜漏卮，勿搜刮税厘以病民而自病。”〔20〕张之洞则一针见血地指责政府“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21〕，并以商人代言人自居，说“商民延颈举踵，正以宽恤保护之法望之朝廷”〔22〕，因而提出在各省设立商务局，“就各项商务，悉举董事，随时会议，专取便商利民之举。”〔23〕
“奖励工商”是战后洋务派在经济方面提出的另一个相当有价值的主张。“护商”“恤商”重在相对消极的去弊，而奖励工商则表明战后洋务派主动要求扶植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王之春在《自强切要疏》中要求鼓励发明，主张“每成一器一物，则奖赏而鼓舞之，或奖以功牌，或予以宝星，并许其独办若干年限，以保利权。”〔24〕在商业方面，张之洞则提出“凡能集巨资多设，设一大公司者，奏请朝廷奖之。”〔25〕不难看出，洋务派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如果说战后洋务派“西法练兵”、“恤商惠工”还带有战前“求强”、“求富”模式的痕迹的话，那么“智以救亡”、“政艺兼学”两个命题的提出，则标志着洋务派已经进入“求智”、“求本”的境界。
第三、“智以救亡”。
从同文馆的设立算起，战前的洋务教育进行了32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战前洋务教育最大的偏差，就在于所培养的仅仅是些实用性的翻译人员或“一材一艺”的洋务人才，而“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这种教育模式的破产。反观东洋、泰西，“各国近数十载人才辈出，国势骤兴”，“遂以争雄竞长，凌抗中朝，举举群才，取之官中而皆备”〔26〕。人材一乏一盛，对比显然。张之洞因而得出了“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27〕的感叹。在《劝学篇》中，又进一步发挥为“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认为“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在这里，张之洞提出了“智以救亡”的命题。从“强兵”到“开民智”，洋务派从此便摆脱了战前洋务教育狭隘的实用性，将着力点放在开发民智，与维新派的“开民智”实际是殊途同归。
要开民智，就必须变通科举。战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科举束缚民智的弊端，提出了“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28〕的口号，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方案，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张之洞的方案。他建议变通三场考试的内容，一场试中国政史，二场试西洋政艺，三场试四书五经。其次，要开民智，还要广设学堂。变通科举是为了否定旧制，广设学堂则是为了建立新制。洋务派认为，泰西诸国，“学校编设国中”，有大学、中学、小学之分，“以次递升，暗于中国论秀书升之古制相合，遂以争雄竟长”，而中国战前学堂“办理垂数十年，欲求一缓急可恃之才而竟不可得者，所以教之之道固有尽也”〔29〕。从反思战前狭隘的专门教育出发，洋务派提出了设立普通学堂、实业学堂的主张。胡燏棻讲述实业教育的重要性时，强调指出： 泰西各国广设学堂，“商有学堂，则操奇计赢之术日娴；工有学堂，则创造利用之智日开；农桑有学堂，则树艺饲畜之利博；矿物有学堂，则宝藏之富日兴；医有学堂；则生养之道日讲；声光化电各项格致有学堂，则新理新物日出而不穷；水师陆师各项武备有学堂，则战守攻取日习益熟。乃至女子亦有塾政，聋哑亦有教法，以故国无弃民，地无废材，富强之基，由斯而立。”〔30〕从培养洋务人才到“国无弃民”，洋务派的教育对象、教育目的、教育模式都有了本质的飞跃。第三，要开民智，还要组织学会。康有为曾说：“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 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因而提出开学会以“开风气， 开知识”〔31〕。值得指出的是，洋务派并非仅仅追随附和维新组织学会的主张，而是主动加以倡导。张之洞说：“若学院不能猝设，则有志之士，当自立学会，互相切磋。……始则二三，渐至什佰，精诚所感，必有应之于千里之外者。”〔32〕同样强调的是“智以救亡”的主题。
第四、“政艺兼学”。
“政艺兼学”以及与之相关的“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是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来的，但“变政”其实也是战后洋务派的共识，只不过程度有所差异而已。盛宣怀认为：“中国苟能发愤自强，除吏政、礼政、刑政暂不更动外，户政、兵政、工政必须变法。”并认为“国家转弱为强，中兴在此。”〔33〕将变政的范围扩大到了户、兵、工三部；张之洞则认为“西政”包括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并认为“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34〕，变法的范围至少包括兵、刑、商、户诸部。甚至李鸿章也一反故态，公开对慈禧太后声称“六部诚可废”〔35〕。将官制改革纳入“变法”的内容中去，是战后洋务派认识深化的另一标志。
对于议院的问题，战后洋务派的看法是比较暧昧的。从史料看来，只有安徽巡抚邓华熙提出了设议院的主张，其他洋务大吏对此大多没有涉及，但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几段关于议院问题的议论却可以帮助了解洋务派的思想动向。张之洞认为西方有议院之制，“君与臣民相去甚近，威仪简略，堂廉不远，好恶易通。其尊严君上不如中国，而亲爱过之。”〔36〕称羡之意是很明显的。不过他认为开议院的问题，“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然后议之，今非其时也。”〔37〕到了义和团运动之后，张之洞便公开提出了开议院的主张。
“政艺兼学”、“西政为要”的命题是甲午战后洋务变法思潮的最高峰。它的提出，一方面说明战后洋务派对西方的认识正在逐步深化，另一方面也是战后深化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
三、洋务变法思潮的历史评价
关于洋务变法思潮的历史评价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横的方面，是洋务变法思潮与维新变法思潮的关系问题；纵的方面，是洋务变法思潮与洋务思潮、立宪思潮的关系问题。
第一，洋务变法思潮与维新变法思潮都属于变法思潮，二者共同构成了戊戌思潮的主体。
关于这一点，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洋务变法思潮的进步性被忽视了，而洋务变法思潮与维新变法思潮的差别则被夸大了。在这方面胡绳先生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有关论述就很具有代表性〔38〕。论者显然将战后的洋务派与战前的洋务派一概而论了，而没有注意到战后的洋务派在思想上已经突破了战前的旧框架，实际上已经成为洋务变法派。在经济方面，战前的洋务派的确是“强兵”论者，是以“富国”为手段，以“强兵”为目的；战后的洋务派则提出了“富民强国”的口号，认为发展工商业是“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不仅为御侮计”，并要求劝商、恤商、护商、奖商，反对“官办”、“报效”。显然，发展民族经济本身已经成了洋务派的着眼点。在文化教育方面，战前洋务派的确是以训练洋务人才为目的，甲午战败宣布了这种教育的失败；而战后的洋务派正是在认识到战前教育失误的基础上，提出了“智以救亡”的命题，把“民智渐开”作为“强国之本”，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进行普遍教育、实业教育等，这显然不是战前洋务教育思想所能容纳的。在人才观方面，“政艺兼学”恰恰是战后洋务派提出来的，政为西政，艺为西艺，甚至科举考试都要加入西学的内容，这显然不是什么“通儒”的形象。战后洋务派的人才观，实际是以学贯中西、通达时务为内容的。凡此等等，表明甲午战争前后的洋务派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同战前的洋务思潮相比，洋务变法思潮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性。
同样，洋务变法思潮与维新变法思潮的分歧也并不像论者所说的那样是根本对立的。二者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民权”问题便是二者分野的标志。张之洞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39〕；陈宝箴在奏请康有为自毁《孔子改制考》板本时说，康在《改制考》中“自命号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说炽矣。甚或逞其横议，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防。”〔40〕翁同禾坚持“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42〕。这的确反映了洋务变法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那么，是否就应因此而否定张、陈、翁诸人的变法思想呢？其实，任何“时代思潮”，都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其多元性。甲午战争后的时代思潮是以“变法”为标志的，在变法的大旗下，必然会有不同的派别。洋务变法思潮与维新变法思潮在认识水平上虽有差异，但其流向却是相同的。维新派呼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洋务派也鼓吹“穷则变，变通尽利，变通趋时。”认为，“法者， 所以适变者”〔43〕，“孔孟再生，必议变法”〔44〕。由此可见， 变法是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共同主张，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洋务派与维新派互相激励、共同提携的联合局面。政变前梁启超曾盛赞张之洞“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洞见本源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西，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45〕；政变后，甚至在自立军事件之后，康有为仍然承认与张“共开强学，窃附同心”，认为张之洞“颇讲变法，其望救中国不为无心矣”〔46〕，肯定张之洞曾是维新派的同路之人。二者之所以会出现同心联合的局面，从根本上讲，是其思想上的同向性决定的。从上面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出，在经济领域中，两大变法思潮都提出了发展民族经济，尤其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致富强的呼吁；在文化教育领域中，二者都提出了“开民智”的主张，并将民智强弱视为救亡的关键；在政治领域中，二者都有“变政”的要求。尽管二者在层次上确实是有差异的，但都要求变法，都应属于变法思潮则不应有疑问。二者的差异是变法思潮内部的差异，二者的斗争是变法思潮内部的斗争，二者共同构成了戊戌变法思潮的主体。
也正因为如此，戊戌变法的失败，就不仅仅是维新派的厄运，它实际使整个变法思潮受到了挫折和打击。政变之后，顽固思潮卷土重来，新政措施几乎全废无遗，以至于张之洞等洋务派“不但本心之事不能做一件，即本心之话亦不能说一句。”〔47〕虽然急求保身，也不免遭到顽固派的攻击。李鸿章公开声称“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48〕，并对康梁表示同情，康有为因此将李鸿章引为“维新之同志”〔49〕，不是没原因的。
诚然，从思想启蒙的意义来讲，维新思潮无疑是戊戌思潮中最激进、层次最高的思潮，但如果就在当时的影响而不是对以后的影响来看，洋务变法思潮至少并不逊于维新变法思潮。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甲午丧师，举国覆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束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50〕李、张的变法主张并非仅仅附和，而是自有本源，这里且不多论，所谓“举国以为至言”，则无意之中透露出了洋务变法思潮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其实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光绪皇帝真正接受的是洋务变法主张，翁同禾接受的也是洋务变法思想，地方督抚除李秉衡等少数守旧派外，几乎都属于洋务变法思潮的鼓吹者，一般士大夫实际也深受洋务变法思潮的影响。《皇朝经世文编三·增附时事洋务》的序言里说得好：“中日有事之后，海内士大夫奋然而起，研求当务之急，以图自强，风气为之一变”，“弃其贴括词章，而从事于西学、洋务者日见其多，于是洋务西学之书，日新月异，层见叠出。”这里“西学”、“洋务”混为一谈，足以反应时人的认识水平；而从当时士大夫组织的学会来看，其宗旨也大多囿于洋务变法思潮的范围，真正以“民权”相号召的，恐怕只有康梁一派的南学会而已。由此说明洋务变法思潮有着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尽管它在启蒙的深度上要远远差于维新变法思潮。
第二，洋务变法思潮上承洋务思潮，下启立宪思潮，为二十世纪初期洋务派向立宪派的转化奠定了思想基础。义和团运动之后，清廷中的顽固派或自杀，或被杀，或监禁，已经构不成政治势力，而清廷上下也“人人欲避顽固之名”〔51〕，变法思潮再度兴起。张之洞、陶模等洋务派又活跃起来，纷纷上折言事。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戊戌政变的打击和庚子事变的刺激的情况下，洋务派对于封建政治制度弊端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在前期“政艺兼学”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治”的首要地位：“立国之道，大要有三：一曰治，二曰富，三曰强。国既治，则贫弱者可以力求富强；国不治，则富强者亦必转为贫弱”〔52〕，并说，“方今环球各国，日新月异，大者兼擅富强，次者亦不至贫弱。究其政体学术，大率皆累数百年之研究，经数千百人之修改，成效既彰，转相仿效。”〔53〕明确地提出了仿效西方政体、改革中国政治的主张。与此同时，洋务派对于议院政治的兴趣也进一步提高。并开始从私下讨论转向形诸章奏。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张之洞在撰写《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过程中，提出了设立上议院的主张，他说，“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中国民智未开，外国大局茫然，中国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54〕另一位战后洋务派的主将陶模也直接提出了开议院的要求，他在《变通政治宜务本原折》中，为议院的辩护说：“至于议院之制，中国诚未易举行，然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交相为用，两不相侵，而政府得由议员以周知民间之好恶，最为除壅蔽良法。……谕旨所谓‘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者，议院亦其一端也。”〔55〕在这里，张之洞和陶模都把议院政治正式提到了洋务派的议事日程，说明洋务派也正在突破自身的潘篙，逐渐向立宪派转化。由“文武制度，俱出西人之上”，到“政艺兼学”，再到“议院亦其一端”，清楚地勾勒出了洋务派对西方政治认识逐渐深化的历程，而“政艺兼学”所代表的洋务变法思潮，也就构成了从洋务思潮过渡到立宪思潮的中间环节。换言之，正是甲午战后的洋务变法思潮，为洋务派向立宪派的转化奠定了思想基础。至于洋务派转化为立宪派后，其立宪思想仍然保留着洋务变法思想的许多痕迹，并对清末立宪运动的进程产生了各种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这就非本文所能详细论述的了。
注释：
〔1〕《康有为政论集》，页152、432。
〔2〕《梁启超诗文选》， 页2 5。
〔3〕〔40〕〔46〕《戊戌变法》（二），页319、359、522。
〔4〕《中日甲午战争》（五），页500。
〔5〕〔8〕〔18〕〔19〕〔20〕〔24〕〔26〕〔29〕《皇朝经世文编三·增附时事洋务》，卷20、20、2 0、21、22、1、1。
〔6〕《邓和简公奏议·漕督奏稿》卷1。
〔7〕〔9〕〔10〕〔25〕〔27〕〔28〕〔30〕〔32〕〔34〕〔36〕〔37〕〔 39〕〔43〕〔52〕〔53〕〔54〕《张文襄公全集》卷203、203、《劝学篇·序》37、203、203、203、204、202、202、202、203、53、54、 171。
〔11〕〔12〕〔13〕〔15〕〔23〕《李文忠公全集》卷9、10、24、10、37。
〔14〕《李文忠公尺牍》第7册。
〔16〕《德宗实录》卷366。
〔17〕《盛宣怀档案资料选之三·中日甲午战争》（下），页370。
〔19〕《刘坤一遗集》（二），卷11。
〔26〕〔44〕〔55〕《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11。
〔21〕〔22〕《张之洞集》，卷37。
〔31〕《戊戌变法》（四），页133。
〔33〕转引夏东元：《洋务运动史》页476。
〔35〕〔42〕〔47〕〔48〕《戊戌变法》（一），页540、522-523、334、540。
〔38〕见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页690-691。
〔45〕《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50〕《清代学术概论》，页29。
〔51〕胡思敬：《退庐笺牍》，卷1，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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