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状、原因、对策：地方政府间竞争视野下的民族发展——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地方政府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对策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新启动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进步和深刻的变化，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和公认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其中，各民族、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中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相对缓慢，特别是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拉大的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严峻政治问题，直接影响着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影响着国家的安全与统一，进而影响着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文试图从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的理论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当代中国民族发展现状分析：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
民族发展，这里主要是指少数民族的发展，指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这既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与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与进步。然而，作为一个以汉族为主、拥有55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大国，各民族、各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相对缓慢，并逐渐拉大了与东部沿海地区（汉族聚居区）的差距。民族地区，这里主要指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中西部10个少数民族主要聚居省区；东部沿海地区，则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东部沿海11个省市。以2003年经济、教育、科学技术和文化卫生事业的发展为例进行分析，这一态势十分明显（见表1）。
表1 2003年中西部民族地区10个省区与东部沿海地区11个省市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卫生事业发展指标对比表
国内生产财政收入 高等院校数(个) 国有企事业单位文化馆、公共图书 卫生机构人员
总值(亿元) (亿元)在校学生数(人) 专业技术人员(人) 馆、博物馆(人)数(人)
辽宁6002.54 447.0490 70/514191
783087103/128/35 269252
河北7098.56 335.8263 83/575542
981541165/147/44 262278
北京3663.10 592.5388 73/454480
44850519/25/28
148191
天津2447.66 204.5295 37/245213
22738118/31/17
78286
山东12435.93713.7877 85/761417
1506151
138/140/73 366895
江苏12460.83798.1065 94/859674
103231113/100/89 302192
上海6250.81 886.2277 56/378517
31641832/35/23
133038
浙江9395.00 706.5607 64/484135
65795787/83/70
207937
福建5232.17 303.7095 39/257417
51106278/82/79
114893
广东13625.871315.5151 77/587779
1090383
117/129/144336175
海南670.93 51.3205
11/4349811145218/19/17
36191
东部沿海79283.406355.1710 689/5161863 7667168
888/919/6192255328
内蒙古 2150.41 138.7157 27/157602
439973103/108/28 120369
宁夏385.34 30.0310
12/3513411826821/21/527589
甘肃1304.60 87.6561
31/173391
38297884/92/66
96538
青海390.21 24.0411
12/2612492034 43/38/16
22987
新疆1877.61 128.2218 26/147627
38777890/84/23
116584
西藏184.50 8.14994/10409 33728 48/1/2 10058
云南2465.29 228.9992 34/175255
637172128/149/30 134508
贵州1356.11 124.5552 34/149444
49260484/90/10
91057
广西2735.13 203.6578 45/227257
654862100/96/42 146747
四川5456.32 336.5917 62/512663
1001858
184/132/51 288300
中西部民族 18305.521310.6200 287/1614906 4241255
875/811/2731054737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一是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看，全国为116603.2亿元。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其总和高达79283.40亿元，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则只有18305.52亿元，东部沿海地区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4.33倍。中西部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西藏只有184.50亿元，东部沿海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广东达13625.87亿元，两者相差13441.37亿元，仅为广东的1.35％；即使中西部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四川与广东相比，也相差8169.55亿元，是广东的40.04％。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民族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7.99％和15.70％。
二是从财政收入看，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的总和高达6355.1710亿元，其中，最高的广东多达1315.5151亿元；而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的总和却只有1310.6200亿元，与东部沿海地区相差5044.5510亿元，仅是东部沿海地区的20.62％，其总和尚不及广东一省的财政收入。
三是从高等院校数及在校学生人数看，全国共有高等学校1552 所，在校学生11085642人。其中，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有689所，在校学生5161863人；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有287所，在校学生1614906人。东部沿海地区高等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分别占全国的44.40％和46.56％，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2.40倍和3.20倍。
四是从科技发展指标看，全国国有企事业单位共有专业技术人员21739699人。其中，东部沿海地区7667168人，中西部民族地区4241255人，东部沿海地区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1.81倍。
五是从文化事业发展状况看，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有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2426个，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有1959个；东部沿海地区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1.24倍。
六是从医疗卫生发展状况看，全国卫生机构共有从业人员5274786人。其中，东部沿海地区2255328人，中西部民族地区1054737人。东部沿海地区占全国的42.76％，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2.14倍；中西部民族地区占全国的20％。
二、地方政府间竞争及竞争力不平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缓慢的现实原因
各民族发展不平衡，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缓慢，特别是中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日益拉大，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对于造成这一差距的自然条件、历史原因、人文环境、政策环境、劳动力素质等因素，学术界已有诸多论述，我们无意重复。这里，我们试图将各民族、各地区发展差距拉大的原因放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的背景中加以探讨，使这一分析更具实际意义，以便于寻求缩小发展差距的现实途径。
“政府竞争，源于布雷顿强调的‘竞争性政府’（competitive government）概念：在联邦制国家中政府间关系总体上来看是竞争的，政府之间、政府内部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政府之外行为主体之间迫于选民和市场主体（企业等经济主体以及工会等非经济主体）的压力，必须供给合意的非市场供给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当地居民和组织的要求。……类似于企业之间的竞争，政府之间、政府内部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之外行为主体之间为了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就会围绕居民和资源相互竞争。”[1] 政府竞争在我国同样存在，并主要表现为不具有隶属关系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因此，中国现阶段的地区关系，包括地区发展差距可以用政府竞争的概念加以描述和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市场化的深入发展，中央政府开始逐步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向地方分权。从理论上讲，与以往的分权相比，新的分权是建立在商品、货币基础上的，是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因此，它必然使地方政府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和决策主体，开始拥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和行为目标，并相应承担了一定的责任：一方面，作为中央政策、指令的执行者，地方政府必须完成中央政府制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对中央政府负责；另一方面，作为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地方国有产权的代表者，地方政府在自己相对独立的辖区范围内，负责监管和调控地方经济运行，提供公共物品，并通过国有和集体经济直接参与实际经济活动，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资产增殖。按照政府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每一个地方政府就是一个有限理性的经济人，作为市场主体和利益主体，在与其他地方政府的博弈中，必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政绩最大化以及辖区范围内经济与社会利益最大化。而地方分权导致地方政府管理权限和职能的扩张，则使地方政府拥有了较大的决策权和资源配置权，为地方政府的这种利益追求变为现实提供了必要条件。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为了自身及辖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发展，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不可避免。
按照我国地方政府的设置结构，我们这里所谓的地方政府间竞争特指没有行政隶属关系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之间进行的横向竞争，不包括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纵向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主要是围绕吸引资本、技术、资源等可流动生产要素流入而在投资环境、市场制度、公共物品、政府效率等方面展开的，即通过制度（体制）竞争、技术竞争、公共物品竞争以及政府效率竞争等途径来吸引生产要素流入，并通过国有和集体经济直接参与实际经济活动而加以实现。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表明：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于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具有重大影响，是导致中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相对缓慢、并逐步拉大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的现实原因。
首先，从制度竞争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制度竞争主要是通过制度创新，加速市场化进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企分开”的政府管理体制。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这一体制创新进程，在中西部民族地区相对滞后，成为该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缓慢的一个重要制度性因素。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2](225—226) 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均已证明，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动力。就中国各地区的情况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其有利的社会环境和优惠的中央政策，积极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大力发展乡镇集体经济、私营经济、混合经济、外资经济，较早实现并完成了产权制度的“体制外”改革以及较高程度的市场化，最后在积累了丰富的改革经验和物质基础之后，再对国有经济进行改革。而中西部民族地区由于集中了大量的基础工业、重工业以及以军工为特征的大型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空间狭小，改革别无选择，从一开始就拿国有经济开刀，加上可开拓的市场有限，调整产业结构难度较大，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更加无法适应。因此，中西部民族地区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举步维艰，市场体系发育不良。根据我国研究市场化进程的知名中青年经济学者樊纲、王小鲁的测算，1997～1999年，中西部民族地区10个省区与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的市场化进程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市场化进程排序为广东、浙江、福建、江苏、河北、上海、天津、北京、山东、海南、辽宁，其市场化进程指数分别为8.33、8.24、7.28、7.04、6.70、6.59、6.58、6.30、6.22、5.65、5.60。相比之下，中西部民族地区市场化进程则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具体排序为四川、广西、甘肃、贵州、内蒙古、云南、新疆、宁夏、青海，其市场化进程指数分别为5.29、5.28、4.02、3.86、3.45、3.39、2.90、2.69、2.00；最高的四川也仅有5.29，不及东部沿海地区最低的辽宁市场化进程指数5.60。[3](29) 市场化程度偏低，成为制约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制度性因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作为市场化要素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得以证明。截止2003年底，全国共有私营企业300.6万户，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多达205万户，而中西部民族地区仅有34.1万户。[4](150) 早在1996年，东部沿海地区城乡个体工业就已实现工业总产值8589.21亿元， 其中浙江最高，多达2858.04亿元；中西部民族地区则实现1845.46亿元，仅为东部沿海地区的21.49％，浙江的64.57％。[5](415) 2003年东部沿海地区股份有限公司实现工业总产值10472.27亿元，中西部民族地区实现2589亿元，仅为东部沿海地区的24.72％；东部沿海地区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23901.86亿元，其中，广东、上海为5971.94亿元和5043.03亿元，分别是中西部民族地区657.19亿元的9.09倍和7.67倍，除河北、海南两省外，东部沿海地区9省市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均超过中西部民族地区总产值的总和；东部沿海地区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6110.37亿元，其中，广东、江苏、福建分别为7709.39、1956.96和1894.49亿元，分别是中西部民族地区329.66亿元的23.39、5.94和5.75倍。[4](515—516) 2003年，广东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3949.03亿元，外商投资企业5971.94亿元，港澳台商投资企业7709.39亿元，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均低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三者之比为1∶1.51∶1.95；福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125.72亿元，外商投资企业1231.77亿元，港澳台商投资企业1894.49亿元，三者之比为1∶1.09∶1.68；上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4466.43亿元，外商投资企业5043.03亿元，两者之比为1∶1.13；江苏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3422.44亿元，外商投资企业4050.46亿元，两者之比为1∶1.18；天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1456.51亿元，外商投资企业1633.98亿元，两者之比为1∶1.12。中西部民族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为7234.17亿元，非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总和为4018.08亿元，两者之比为1∶0.56。[4](514—516)
从政府管理体制竞争和创新看，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改革是从“体制外”进行的，不存在既定制度规定的利益格局，一般没有改革的受损者，因而，经济结构调整较快。伴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的阻力较小。相反，中西部民族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多为国有经济，“政企分开”、政府职能转变的阻力较大。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由于职能与权力是互为前提的，政企职能不分与政企权力不分紧密相联。政企权力不分，无疑在相当程度上扩展了政府的权力，从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体制下拥有众多特权。实行“政企分开”，意味着把属于企业的权力从政府机关及其官员手中划分出去，这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政府官员“自己革自己的命”。此外，政企难以分开的阻力还来自国有企业自身。“政企分开”，意味着企业将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和市场主体，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谋求生存和发展，这对于长期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统包统管的国有企业来讲，一时难以适应，需要一个过程，加之企业职工下岗，国有企业走向市场的进程极其缓慢。政府管理体制创新相对滞后，直接影响着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成为该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缓慢的又一个重要制度性因素。
其次，从技术竞争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技术竞争主要围绕技术平台建设、人才争夺战略展开，其根本目的在于提升科技竞争力，以科技进步和创新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这一技术创新进程，在中西部民族地区相对滞后，成为该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缓慢的一个重要科技因素。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职责的地方政府，从促进辖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必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技术竞争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主要内容，并集中表现为技术平台建设、人才争夺战略。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地方政府通过搭建技术平台的形式，如向国家积极申报或自己组建国家级、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开放实验室和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等形式，展开技术竞争。通过上述技术平台的建设，“筑巢引凤”，吸引、汇聚科技人才和力量，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技术，从而形成重大科技成果，并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极大地促进辖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就竞争的实际情况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处于绝对优势，中西部民族地区则处境艰难。截止2003年底，全国共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62个，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有113个，占全国的69.75％；中西部民族地区有12个，仅占全国的7.41％。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41个，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有93个，占全国的65.96％；中西部民族地区有12个，仅占全国的8.51％。全国有科技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32857个，其中，东部沿海地区有22877个，占全国的69.63％；中西部民族地区有1946个，占全国的5.92％。高新技术企业创产值172574345万元，其中，东部沿海地区118141540万元，占全国的68.46％；中西部民族地区11332108万元，占全国的6.57％。[4](818)
发展科学技术，离不开人才。为此，地方政府展开了激烈的人才竞争。其基本途径是通过提高科技人员待遇、改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以留住人才、特别是吸引人才。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地方政府启动了整体性人才政策，在招聘、使用、培养人才的各个环节上开始逐步实行国际化、现代化的运作方式，以最大限度地挖掘人才的潜能；还有的地方政府为了吸引顶尖优秀科技人才，甚至动辄以几十万、上百万元的年薪争夺人才，致使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孔雀东南飞”成了人才竞争、人才流动的真实写照。据统计，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西部民族地区人才流失严重。“20年间，新疆流失各类人才达21万，其中高级教师、学术带头人、技术创新骨干有10万多人。”“90年代中后期，甘肃外流了40％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科研骨干与教学骨干。”[6]
再次，从公共物品竞争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公共物品竞争主要表现在扩大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数量和提高公共物品质量上，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和社会治安等来吸引辖区外可流动生产要素进入。中西部民族地区在这一竞争领域明显处于劣势，成为该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缓慢的一个重要物质基础因素。
地方公共物品是吸引可流动生产要素流入的基础性环境条件，由于不同的地方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数量和质量是不完全相同的，因而有能力供给数量更多和质量更高公共物品的地方政府就会对资本、技术、人才、资源等各种可流动生产要素拥有更强劲的吸引力，从而在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正因如此，公共物品竞争成为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主要内容。从竞争的实际状况看，东部沿海地区占有绝对优势，中西部民族地区则明显处于劣势。这里，我们选择各地区高速公路里程、城市道路长度、城市供水综合生产能力、城市公用电话、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等基础设施、城市设施指标进行比较，即可加以说明。
截止2003年，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高速公路里程总长14690公里，其中， 山东3018公里、广东2303公里、江苏2004公里、河北1681公里、辽宁1637公里；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只有5645公里，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四川也只有1501公里，而西藏则没有高速公路；东部沿海地区高速公路里程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2.60倍。[4](625) 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城市道路总长度为120409.7公里，其中，江苏25540.8公里、山东20915.2公里、广东18408.7公里、浙江10341.7公里、辽宁10203.6公里、上海9802公里、北京7947.7公里；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只有28152.7公里，青海、西藏则分别仅有514.3公里和407.9公里；东部沿海地区城市道路总长度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4.27倍。[4](412) 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城市供水综合生产能力为12965.2万立方米／日，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则只有3204万立方米／日，东部沿海地区是中西部民族地区的4.05倍；东部沿海地区的广东、江苏、上海、山东、辽宁、北京、浙江分别为2429.9、1835、1493.6 、1351.5、1346.5、1265和1179.4万立方米／日，均超过中西部民族地区城市供水综合生产能力最高的四川867.7万立方米／日。[4](409) 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城市公用电话用户815.7万户，是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239.2万户的3.41倍。[4](660) 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7.53平方米，是中西部民族地区10省区5.25平方米的1.43倍。[4](416) 中西部民族地区在这方面的落后，既是该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导致该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的重要原因。2003年，东部沿海地区广东、江苏、上海、山东、浙江、海南、福建、辽宁、天津、河北、北京分别利用外资260.87、156.29、138.09、90.56、89.72、41.19、39.47、27.72、24.61、23.61和16.02亿元，中西部民族地区四川、广西、云南、新疆、内蒙古、贵州、甘肃、青海、宁夏则分别利用外资28.82、14.57、9.78、8.20、6.13、5.82、3.89、1.53和1.04亿元。[4](194) 外资的大量流入，无疑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起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最后，从政府效率竞争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效率竞争主要围绕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完善的公共设施、高效的公共管理进而达到合理有效配置公共资源，促进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增进辖区公共利益。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中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效率存在差距，成为该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缓慢的一个重要管理性因素。
经济发展表明，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一个低效率的政府则是经济增长的阻力。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通过其高效率的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加以实现。对此，美国著名学者斯蒂格利茨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他认为，“最重要的一种公共品是政府管理。我们都能从一个好的、有效率的、反应灵敏的政府那里得到好处。……如果政府能够变得更有效率，……那么我们可以取得更多的益处。”[7](135) 就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而言，地区差距较大。 根据国内知名中青年政府绩效评估专家唐任伍的测算，在2002年全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效率测度的标准化值及排名中，中西部民族地区10个省区与东部沿海地区11省市的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效率的排名依次为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广东、河北、天津、辽宁、福建、海南和山东，其地方政府效率测度的标准化值分别为0.38、0.38、0.31、0.31、0.18、0.15、0.12、0.10、0.07、0.06和－0.02。相比之下，中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效率测度的标准化值则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具体排序为青海、内蒙古、云南、四川、宁夏、甘肃、新疆、广西、贵州和西藏，其地方政府效率测度的标准化值分别为0.05、－0.003、－0.12、－0.13、－0.15、－0.16、－0.19、－0.23、－0.26和－0.37。[8] 政府效率低，成为制约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的管理因素。
三、加速民族发展的对策：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与提升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力
如前所述，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发展差距是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中，由于不当竞争以及竞争力不平衡造成的。因此，解决差距问题，也就只能从这一客观现实出发。我们认为，地方政府间竞争既有正面效应，可以带来积极效果，促进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又有负面效应，由此带来消极结果，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及其差距拉大。明智之举在于：处于超脱地位的中央政府，应对其进行科学、合理、有效的规范，鼓励具有正面效应的竞争，遏制产生负面效应的竞争；对于中西部民族地区而言，地方政府则应着力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推动辖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就东部沿海地区来讲，要有自己的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及中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理性政治思维，在竞争中加强区域经济协作与合作，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及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建设。
首先，就中央政府而言，要通过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切实可行的法律与政策，规范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协调整体发展与局部发展、各民族发展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协调少数民族及中西部民族地区与汉族及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发展问题。
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发展也是不可能和不现实的，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是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两极分化，用一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来掩盖、甚至代替另一部分地区的经济落后同样不是社会主义，是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以及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特别是与构建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我们认为，当前，中央政府要以协调整体发展与局部发展、汉族与少数民族发展的关系为切入点，实行有限政治及其政策平衡，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效率优先，意味着最大限度地调动各地区、各民族的积极性，不因公平战略而牺牲任何一个地区、民族的发展；兼顾公平，意味着尽可能地实现地区间、民族间的均衡发展，不因效率战略而进一步扩大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差距从而影响政治平衡。
为了实行有限政治平衡，中央政府应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规范地方政府间竞争，遏制片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甚至以邻为壑，损害其他地区利益的不当竞争。二是实现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经济有限平衡。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基础，过大的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经济差距是政治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为此，要进一步加大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实行适度的公平政策。通过财政支持，加大对中西部民族地区农业、能源、原材料及交通、通讯、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促进其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通过产业政策，对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农业、原材料工业给予一定的产业倾斜；通过政策性银行对中西部民族地区提供资金支持，改善投资环境，促进地区发展、民族发展。三是引导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基层政治发展，加强地方政府能力开发与建设，提高行政效率和体制效率。因为，整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状况如何，最终取决于基层政治发展、政府能力建设以及行政效率和体制效率，特别是取决于少数民族及民族地区的基层政治发展、政府能力建设以及行政效率和体制效率。
其次，就中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来讲，要立足自身，认识差距、找准差距，围绕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公共物品供给和政府效率，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促进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建设，逐步缩小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政府间竞争是知识和信息的发现过程，尤其是有关更优制度知识的发现过程。因此，中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要勇于参与竞争，变压力为动力，立足于自身实际，着力解决好以下深层次的发展问题：一是制度创新，在制度竞争上有所突破。这是因为，制度的供给并不一定完全依赖于一个地区的发达程度，落后地区也可能提供质量更高的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先天性条件的差异，从而有可能在下一轮竞争中启动“后发优势”。二是技术创新，以各种灵活多样的形式搭建技术平台、实施人才战略。例如，采取与东部沿海地区合作的方式，联合组建国家级、省部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开放实验室和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技术，形成重大科技成果；直接引进、吸收科技成果，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再如，在人才战略上，要以留住现有人才为重心，通过“事业留人、感情留人”以及教学、科研岗位津贴制等机制起到“人才流失防护堤”的作用，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发挥其作用；在人才引进使用上，可以通过“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等途径，吸引、汇聚人才为本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三是加大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数量和提高公共物品质量，下大力气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和社会治安，吸引辖区外生产要素进入。政府竞争理论和西部开发战略实施以来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实践充分证明，这是吸引资金、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流入的重要条件。四是进行政府管理体制创新，提高公共管理效率。要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解决长期以来中西部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存在的工作效率低、服务质量差等严重影响政府效率的现象。
最后，就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来讲，要有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少数民族及中西部民族地区发展的理性政治思维，在竞争中加强区域经济协作与合作，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及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建设。
要树立少数民族及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既是少数民族及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也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的正确观念，加大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及中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建设的力度。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及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必然强有力地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强与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通过制度扩散、对口支援等各种有效方式和途径，切实帮助中西部民族地区加速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提高公共物品供给质量和水平、提高政府效率，推动中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及其现代化建设，逐步缩小发展差距。实际上，这也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形成了可靠的依托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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