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流平进 暗香浮动——2007年长篇小说概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概观论文,暗香论文,小说论文,依流平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新世纪之后，长篇小说领域一直呈现出两个基本的态势。一是无论名家还是非名家，都在面向市场和适应读者的同时，更为注重在作品的“写什么”和“怎么写”上用心思和下功夫，使得长篇小说在反映生活的点与面上都更为丰博，在艺术表现的手法上也更其多样。二是在年度长篇作品的总量构成上，一直稳定在1000部以上，而由于网络作品转换成纸质作品的数量日益增加，2006年的长篇小说总量即达到了1200部之多。2007年的长篇小说，也正是在这样的两个基本点上继续向前行进的。
总体来看，2007年的长篇小说，既没有特别惹人眼目的作品，又没有引起较大争议的作品，似乎不丰不杀，状态平平。但仔细地检省起来，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为数也相当不少。与前几年相比较，并不显得逊色多少，可以说是在平稳发展之中有着平实的收获，也可以说是表面上依流平进，实际上暗香浮动。
面对2007年的1000多部长篇小说的总量，要作一番全面的检视与周到的评说，不仅很难以做到，而且也没有必要。因此，只能拔优选精，以点代面，而这种选择与评述必然受到笔者自身的阅读与眼光的囿限，也在所难免。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年度长篇小说的梳理与概观，实为文章形式的一个人的排行榜。而我的这个个人排行榜，也正是由几个数字化的题目依次道来。
一、一些可喜的现象
在人们评说2007年的长篇小说的基本状态时，最为常用和常见的字眼是平稳，平实。这些字眼带给人们的信息，既有平常的意思，又有平顺的意味。也许从媒体的角度来看，这种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情形，可能过于沉闷了，“没有故事”了，不够热闹了，因而意思不大了；但从文学自身来说，或许正是一件难得的好事。因为说到底，文学是属于小众化的读物与产物，长篇小说也不例外。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无所谓喜欢不喜欢；有人叫好，有人叫差，甚至有人叫骂，这些现象都属正常和自然。与往年相比，2007年的长篇小说领域，从媒体和读者的角度看，基本上都不“炒”不“闹”；从作家和作品的角度看，也大致都不温不火，这实际上是向文学本来该有的常规状态的回归，文学就该这样在自己的系统里自然的循环。我个人认为，这不仅不应看作是一种不足，而恰恰应看成是一种有益的变化，可喜的现象。
让人更为可喜的是看来动静不大的2007年长篇小说，细细品味起来，却在暗里藏匿了让人殷殷可感的新意与锐气。如格非着力表现乌托邦社会理想的《山河入梦》，明显的比他先前的作品更为好看耐看了；如池莉的着意揭示女性命运的悲凉感的《所以》，也较她以前的作品更有深沉意味了；徐坤的透视草根女性命运的《野草根》，在通常的读来痛快之中明显地增强了内在思想的浸润力与穿透力；这些连同王朔的《我的千岁寒》突然神神道道起来，让人一头雾水、不明就里，甚至不知所云，其实显现的都是作家自身的某些变化的外化。而一些实力派作家，如李佩甫、麦家、关仁山、许春樵、陈行之等，都在新的作品之中，既表现出对于生活的独具慧眼的深度把握，又体现出对这种深度把握的力求独到的表达。可以说，成熟的更沉稳了，沉稳的更老到了。
还有一个可喜的现象，是“70年代”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的强劲登场和精彩亮相。2007年间，映入人们眼帘并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即有盛可以的《道德颂》，戴来的《鱼说》，李师江的《福寿春》，张学东的《西北往事》，鲁敏的《逝者的恩泽》等。这一代作家无论是看取生活的着重点，还是叙说故事的表现力，都与前几代作家有明显的不同，他们普遍摈弃宏大叙事，更为注重由情态到心态的细微末节，在心灵的丰富性与艺术的可能性上，他们都强烈地表现出了属于他们一代的创作特点。
过去，人们在观察长篇小说时，常常忽略了“80后”这一群体。这在以前有情可原，而在2007年则大不应该。因为在这一年里，他们中的不少人都以自己全新的力作，表现出了一定的转型或相当的进步。如充满感恩意识的七堇年的《大地之灯》，为中学生少女的命运悲鸣哀号的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状写飞扬的青春何以平添苦闷又彼此不同的鲍尔金娜的《紫茗红菱》，描述亲情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变奏的孙睿的《我是你儿子》等，都以题材与题旨等方面的厚度扩伸与力度增强，大大地超越了青春文学的已有范式，显示着“80后”一代伴随着人生成长的艺术上的成长。
二、两个怀旧的女作家
2007年上半年间，两位著名女作家分别拿出了自己的长篇新作，这就是王安忆的《启蒙时代》，池莉的《所以》。两部作品虽然故事与人物迥不相同，但却有一个相似相近之处，那就是在重温过往历史的大背景中，回溯个人的成长史。个体与个人，在这些年是越来越凸显出来了，这使人们常常遗忘了与此相关的一些勾连，比如家境，出身，遗传，社会，时代，等等；两位女作家好像是在向人们证明个人并非是孤立的和自在的“个人”一样，由他们作品中男女主人公的不顺遂的成长，不适意的经历，推本溯源地书写并揭示个人命运背后的历史隐秘。
王安忆《启蒙时代》中的上海中学生南昌，虽然出身于军人家庭，本人又积极向上，但遇到“文革”这样的政治旋涡，仍然找不到应有的出路；率先“造反”当了红卫兵，信服“血统论”，却因为父亲的历史错误，无辜受到牵连；从“中心”退居“边缘”；他又试图通过到北京找关系，重振旗鼓，却又被打成了“联动”分子。种种努力无望又无果之后，他便只好与同病相怜的年轻伙伴一起，在圈子化的交往中打发时光，至多通过阅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来在理论的想像之中接近“革命”，认识“革命”。大时代中的小圈子，大革命中的边缘人，使得这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切入了“文革”历史，并写出了这个时代所孕育出的革命激情加小资情调的一群男女青年的苦闷青春。《启蒙时代》究竟得到了什么样的启蒙？这其实很难一言以蔽之。但可以肯定的是，《启蒙时代》不仅精雕细刻地写出了“老三届”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而且大含细入地描画出了上海在那个时代所特有的混合型的都市气质。
池莉的《所以》中的女孩叶紫——“我”，也正如一片风中的叶子一样，飘浮在理想与现实不断错位的矛盾纠葛构成的风浪之中。因为从小并不驯顺，常常受到母亲的无情呵斥，耳朵更是“常遭涂炭”；好不容易长大了，考上了武汉大学，孰料又被分到县城文化馆；爱上了从事导演职业的华林，却因他已婚和风流弄得声名狼藉，终于如愿以偿地与离婚后的华林结婚并先后有了两个孩子，却发现华林暗中经由网恋，早已与别的年轻女人勾搭一起。“我”以为是“好”的，却一直得不到；“我”以为是“对”的，结果却错了。这使“我”不但对自己困惑了，也对所面对的世界疑惑了，从而在心里不断自问：“是这世界变得奇怪了，还是自己一直都是一个小孩？”因为错误，所以成熟；因为困惑，所以诘问。有意味的是，池莉笔下的叶紫虽为一位普通女性，但却在坎坷与困惑之中，始终努力维护着自己应有的尊严与个性，在与社会、家庭，与亲情、爱情，与亲人、男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不停地寻找和肯定自己的存在价值。“我”错“我”故思，“我”思“我”故在，这使人们不能不对叶紫这个寻常女性肃然起敬。
怀旧是表象，寻根是内里。两位女作家通过各自主人公成长过程的细切追溯，揭示了个人命运的非个人因素，也撕扯出从家庭到环境，从时代到社会的根根须须。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妨把他们的两部作品——《启蒙时代》和《所以》，看作是个人角度和传记写法的社会生活史。
三、三种状写农民工的力作
关注底层民众，直面底层生存，一直是近年小说创作的一个热点。而在2007年，这样的创作倾向，更为有力的反映在了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之中，其中比较显眼和较为重要的成果，便是三部从不同角度状写农民工形象的小说：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贾平凹的《高兴》，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
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通过歇马山庄一个名叫吉宽的农民进城之后的遭际与困惑，描写了当下的农民工实在的生活情景与精神状态。吉宽在城市里，一改在歇马山庄乡时的懒汉的秉性与旧习，到处打工，自食其力，但都始终没有能够走出生存的困境来。而因为身份的改变，空间的转换，先前的许多人际关系重又受到了检验、考验，乃至拷问。比如，他早年与许妹娜始于月夜马车的浪漫情爱，是否属于彼此倾心的真爱？他与几个兄嫂之间的亲情总在不断变化，个中是否越来越多地混入了生意与交易的成分？作品经由吉宽这样一个独特人物的独特故事，实际上既实现了“公审”，又实现了“自审”。这“公审”，便是就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审问社会，审视现实，审议公理；这“自审”，便是在城乡交叉地带构成的尴尬境地，自省自己得到了什么，又丢失了什么；自问自己置身何处，又去往何方？作为现代都市森林里的“一片落叶”，吉宽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做了“时代的垃圾”，这种自审与自省的精神，相当的难能可贵，这也使得吉宽这个农民工人物形象，不仅卓有了个性，而且富有了灵魂。
贾平凹的《高兴》，不是一般的写底层，他写的是底层里的底层——城市里捡拾破烂的。作品在着力描写城市拾荒者刘高兴的进城经历时，一方面极力表现刘高兴的心气高傲的个性与向往，他在心里早把自己当成了城里人，经常以城里人自居，干了诸如清洁城市、制止打架、帮人解困等好事，更是引以为豪；但另一方面的现实却是“他爱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并不爱他”，城里人要不对他视而不见，要不对他视若敝屣。他唯一能自我安慰的是拾荒者里还有一个五福，这个五福比他更笨，更穷，更没有文化。因而他与他形影不离，总要帮衬他，提携他。这一方面是他的作为同乡人的责任感之所在，一方面也是他的虚荣心的一个表现。因为，有了这个五福的存在与比照，他感到自己尚有些许优越，或者说虽然是在众人之下，却还在一个人之上。作品在这种心高气傲而地位卑下的强烈反差之中，细切入微地书写了刘高兴的善良为人，贤良助人。而这恰恰构成了人们所忽略的一道社会风景，那就是人们并不看重的城市的拾荒者们，也以他们的朴素又本色的道德情怀，支撑着社会一角，滋润着都市一方。在这个意义上，刘高兴是名副其实的都市的主人，而这个主人希图得到愉快，甚至改名“高兴”，但始终不能走出愁苦与悲伤，这种事实上的反差，让人唏嘘，更引人思索。
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也是以某民工建筑队的厨子刘跃进的种种意外遭际，状写农民工走进都市之后难以预料又难以应对的遭际引来的迷失与迷茫。作品在这个刘跃进如何以做饭的手艺来打工糊口上，花费的笔墨并不很多，主要的篇幅都是写他由丢包、捡包引来的不可逆料的命运更变。他不慎丢失的包里，除了几千元钱还有一个六万元的欠条，如果找不回来，他也许会因此赔上终生的劳作；而他无意中捡到的包，钱虽并没有多少，但要命的是里边有一个纪录了一位高官腐败与腐化的证据的U盘，而这个他没怎么当回事的U盘，几路人马都出于不同的目的必欲弄到；于是，刘跃进就莫名其妙地陷入了被追逐、追捕的种种凶险之中。这个作品的妙处，是作者由日常化的生活事象娓娓道来，写着写着就情趣横生，意外连连，由极其现实性的生活故事，揭示了不无荒诞的人生意蕴。在这个刘跃进为生存而奔波的过程中又意外地陷入为生死而担忧的故事里，作者写出了人生的或然性，命运的偶然性，更写出了影响与导致这种或然与偶然的复杂社会因素，比如，黑社会现象，官场腐败，官商勾结，等等。这些都让人在好看之余，不免陷入深深的忧思。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的意蕴远远大于故事本身，真不是一句写农民工就可以简单概括的。
四、四部值得关注的“80后”之作
近几年来，在图书销售市场曾经有着骄人成绩的“80后”写作，除去几位偶像型写手因“粉丝”较多拥有稳定的学生读者群之外，一直存在着新的作者难以显露出来，新的作品难以造成影响，乃至整个青春文学没有真正走出校园的圈子，不为更多的人所知晓的诸多问题。但这样的一个状况，在2006年间到2007年初开始有所改变，一些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属于“80后”群体的一些实力作者和新锐作者的小说新作，而这些“名家”力作和新人新作也以其新的探求和新的气息，在文坛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反响。2007年间，又有属于“80后”群体的几位文学新人携带小说新作向人们走来，如七堇年的《大地之灯》，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鲍尔金娜的《紫茗红菱》，孙睿的《我是你儿子》等。
《大地之灯》的作者七堇年，是个只有19岁的在校女生，但这个少女作者却显示出了超乎她的年龄与阅历的成熟与老到。作品在一个名叫简生的男孩的成长故事中，涵盖了相当丰厚的人生内容，个中既涉及到父辈的上山下乡经历，父母在特殊境况下的爱恋及其无奈弃子；又涉及到破碎家庭的孩子的孤独无助及其与单亲母亲的矛盾与恩怨，还涉及到一个无助的学生、孤独的男生对可亲又可信的女老师的忘年依恋。而作品的动人之处，还在于一直遭遇不幸的简生，在历经了种种磨难长大成人之后，满含着一颗爱心和善心，即原宥了出事遭罪的母亲，又收养了无奈逃婚的藏族少女，还在自己挚爱的女老师的弥留之际毅然舍弃一切陪她度过了最后的余生。感恩的精神在这里，放射出了奇异的光彩，也给人一种意外的感动。
读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让我有两个意外的感受：一是没有想到他那种清新引人的文字，不仅没有丝毫的减退成色，而且含带了不少散文的韵致和诗的气度，使得作品的文学品味更为浓郁；二是没有想到作品里有关少女易遥的故事是如此的沉重，这个本来就弱势的人物是如此的无告，在直面学生生态现状的淋漓叙事中，一种叫做责任感的东西扑面而来。从这部小说新作里，可以读到郭敬明为学生弱者代言的平民姿态，也可以读到他对于父母与子女、老师与学生，家长与家长、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诸种不谐之音的捕捉、揭示与批判，这使得整部作品散发出了一种浓重的“审父”（或“审母”）意识。我觉得，这应该是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之所在。我甚至以为，由于有了这样的独特而浑厚的意蕴，这部作品既可作为学生读者反观自身的一份参照，更可作为家长读者反思自我的一面借镜。而携带着这部作品再次向人们走来的郭敬明，由此也让人更难琢磨，也更可期待！
《紫茗红菱》的作者鲍尔金娜，是北京服装学院的在校学生，作品通过紫茗和红菱这一对校园姐妹花彼此有别的个性与遭际，书写了从青少年时代就岔开了的迥不相同的人生故事。作品在直面学校与家庭存在的问题中，揭示了学生生活的生态现状，批判了羁绊着学生健康成长的诸种社会性因素。作者的语言，有一些鲜活，又有一些不屑，读来硬朗、犀利、痛快，这种少有学生腔和文学腔的文字，在青春文学中委实并不多见。
孙睿过去给我的印象，是在貌似自述中纪实，语言自然随意，作品没有匠气。而他的《我是你儿子》则明显加强了故事的营构与人物的塑造，作品在杨树林与杨帆父子一直很不和谐的相互关系的讲述中，既以亲情说事，又以细节取胜。无论是前半段的为父之难，还是后半段的养子成人，父子关系在种种转换之中，都既击打着亲情，又考验着亲情。临了父亲得了肾衰竭后，儿子喊出“我是你儿子”为父亲毅然捐肾，让人真切领略了一曲感人至深的中国版的“父子情深”。作品文字潇洒，京味十足，显示了孙睿在文学创作上的趋于成熟。
几位“80后”作者的作品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令人欣喜的，那就是携带着这些作品向人们走来的他们，在青春锐利中夹带着成熟持重，在嬉笑怒骂中含蕴着自审与自省，而这在青春文学作者群体中实属难能可贵，这也许还可以看作是一代文学新人正在走出稚嫩和茁壮成长的可喜标记。
五、五部特色独具的新作
在2007年的长篇小说中，有一些作品或者出自实力派作家之手，或者出自新生代作家笔下，由于长期积累，多年酝酿，作品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方面，都另有天地，别具手眼，让人读之快慰，读后难忘。长篇小说中的这一类作品，其实不在少数，这里限于篇幅，只例举其中的五部。
从“道德颂”的书名望文生义，人们会以为盛可以的《道德颂》是颂扬道德的，其实这是个反讽的修辞手法。从作品女主人公旨邑“婚外恋如何被婚姻所腐蚀”的感喟里，人们能够觉出这部作品的不同寻常。事实上，这部在传统眼光看来是写女主人公旨邑陷入不怎么道德的婚外恋泥淖的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旨邑的始终如一的追求和推心置腹的省思，反而向当下的婚恋现状发出了严肃的诘问：到底谁更道德？我们的道德到底怎么了？故事卓具张力，人物颇见内力，使得这部作品成为当下长篇写作中，切入现状有力度，揣摩人性见深度的情爱力作。《道德颂》的叙事口吻带着作者一贯的言近旨远和意在言外，机警的比喻与莞尔的自嘲掺杂在一起，以浑然一体的方式顺流而下。一个没有多少悬念的故事，就这样被作者经营得有声有色，细腻的心理描写与跌宕的情节设计将它扩撑得血肉饱满，令人由动容到动情，跟着一起反思和反省。
许春樵的《男人立正》堪为一部由小人物写出了大意味的长篇力作，小说以下岗工人陈道生的遭际与命运，独到地切入现实和审视人性，在陈道生因搭救吸毒失足的女儿，被好友刘思昌骗去从左邻右舍借来的三十万元钱之后，便陷入了妻离子散的巨大苦痛，进入八年还债的苦难历程，直至自己最后身患绝症。小说通过陈道生这个小人物的悲怆人生，鞭挞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失范，呼唤人际信任与道德理想的重建。因此，这是一部在反思现实、审问灵魂中，焕发出灼热的人性光彩和人道主义的作品。饶有意味的是，作者选择了下岗工人陈道生这样一个非常弱势的男人，让他为了维护传统道德，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然后在道德失范的年代里，秉承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进行了具体抗争与艰难的生存奋斗，这既体现了作者对美好道德的鲜明维护和呼唤，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对于现实的某些失望与愤然批判，因之，一种强烈的社会与历史的使命感呼之欲出，一股炽烈的艺术的激情和创作的勇气也贯穿其间。
就农村题材而言，冯积岐的《村子》堪为今年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收获。这部作品并没有很大的企图，从书名便可看出，就是写普通的村子、村民、村事。但通过地主的儿子祝永达获得解放之后的所经所历，勾勒了农村近三十年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在祝永达看来，有的是变好了，有的则变得不好了，因之，祝永达不得不几进几出，最终与村里的权力把持者分道扬镳，坚定地去走自己所认定的又能够把握的道路。在经由祝永达的经历串结的农村的剧烈变化中，虽然不见刀光剑影，也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由外在世界的冲击到内部势力的消长，农民的心里既充溢着激情，又充满着激荡，这种变化因为匿影藏形、不露圭角，如同地火一样在无声中奔突和运行，反倒更为复杂，更为微妙。这个作品的赢人之处，既在于通过一次次的惨败和一次次的逃离，把祝永达这个人物推到了悲壮的极致，又在于以不露斧迹的叙事和薄物细故的细节，让《村子》里的男女老少都自然而浑朴地展示他们自己，从而本原又真切地显现中国农民所特有的处世方式与精神风貌。
作为国内第一部表现围棋题材、描写围棋人物的长篇小说《黑白》，出自文坛围棋高手储福金之手，是自然又必然的。但储福金并不是简单地经由文学写作来过他的围棋瘾，他经过长期积累和精心构思，以围棋神童陶羊子从民国初期到抗战胜利几十年的跌宕人生，包括与日本围棋高手的全力对弈与深层交流，层层递进式地写出了这个天才棋王的阶段性成长，及其艺高身正的人格精神，博大精深的围棋文化，而围棋的理念、精神与意蕴，又水乳交融地融化在了人物的性格和民族的命运之中。棋理与事理，棋性与人性，棋道与人道，一切都纠结于“黑白”之间，埋设于“黑白”之中。尤其难能可贵的，还在于《黑白》这部作品通过棋人、棋事与家事、国难的勾连，在塑造围棋天才，书写围棋文化的同时，还勾勒出了一部自民国初年到抗战胜利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生活简史。
雪夜冰河的《无家》，主要描写的是一个名叫老旦的农民放下锄头被迫从军的故事，他离开土地和女人，去往一个又一个的战场厮杀：先打日寇，再打解放军，再赴朝鲜打联合国军，他变成了创伤累累的老兵，也书就了一部苍黄翻覆的现代军史。作者没有什么名气，但却有着十足的才气与惊人的勇气，比如，由底层小兵写战争，由国军角度写抗日，还有对中国历史中农民命运的关切与追问，都让人为之动容、动心。《无家》还让人感佩不已的是由老旦这个人物的人生辗转，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及其中国农民在这种变动中的命运悲剧。他被一个又一个的潮流裹挟着，他“回家”的愿望一次又一次的被阻碍和打断，乃至在和平年代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疲于应对，最终无可挽回地走向家破人亡，人们不仅为之唏嘘，为之扼腕，当然更会揣摩和思忖这样的问题：历史如何善待参与历史书写的人们？社会如何善待推进着社会发展的平民？这些问题看来都属“天问”，但却自具其意味，不无其意义。
以上这种以十数部作品为“点”，来概观全年长篇小说的“面”的方式，挂一漏万毋庸置疑，遗珠之憾在所难免。翻检之后，发现还有一些值得人们予以关注的作品，仍然没有能够提到。比如，阿来的《空山》(2)，麦家的《风声》，两作虽均为续作，但创作水准不仅没有下滑，反而在生活的开掘和故事的营构上别有生面。还有一些长篇作品，因为出版于2006年12月，去年的长篇小说概评来不及提及，而因又非属2007年度的作品，在今年的长篇小说概评中也很难列入和评说。属于此种情况的作品，有杨黎光的《园青坊老宅》，还有肖克凡的《机器》。这两部作品实在不该被忽略，前者以蜂窝式的叙事结构讲述了一座徽式宅院的百年变迁，后者以人与机器的种种瓜葛抒写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演变，都堪为各自题材领域里的扛鼎之作。把这样一些作品添加进来，我们的这个年度长篇小说概观才会更少一些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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