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程[1]2006年在《论媒介批评视野下的新闻自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媒介批评”的理论视野出发研究“新闻自律”的有关问题,提出了一个极具整合性和创新性的概念——“媒介批评视野下的新闻自律”。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媒介批评视野下的新闻自律”既代表一种研究视野,也代表一种理论关系,还代表一项实践策略。 文章认为,从西方社会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的发展历程来看,其新闻自律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演变,始终离不开与之相伴的媒介批评因素,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在历史维度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内在联系。文章把这种联系从理论上概括为“‘限制与张力'的矛盾互动”,认为,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既有彼此的矛盾与对峙,亦有相互的拓展和延伸,但在实践层面,这种“限制与张力”往往又带有明显的共融和妥协的象征意义。就新闻业自身而言,这种象征意义主要表现为,它是构筑新闻专业权威的一项重要策略。 论文还对西方社会“媒介批评视野下新闻自律”的实践机制进行了分类介绍,通过个案整理和宏观分析,认为,西方社会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的机制建设,既有利于新闻业的良性发展,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现实的困境。这为我们开展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的机制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论文最后指出,在我国,建立健全有效的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机制,应该首先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媒介的自主意识、自律意识和专业主义意识亟待提升;二是政府对媒介的管理、公众的媒介素养,以及媒介批评与新闻自律的组织建设等外部环境应该尽快改善。
谢静[2]2003年在《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把媒介批评视为一种叙事，从批评叙事与新闻专业的关系角度解读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首先，本文分析了媒介批评所具有的叙事性和道德性，而且，这种性质使媒介批评成为社会角色的对话空间。然后，本文以此为基点，集中分析了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一方面，将理论分析和案例分析相结合，揭示了作为叙事的媒介批评在美国新闻专业权威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与反作用。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对美国新闻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规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在社会角色对话、协商过程中，新闻专业规范建构与解构的过程。最后，本文探讨了我们对于媒介批评所应有的期望。 之所以如此解读，是基于本文对于媒介批评的两个基本认识：首先，媒介批评的首要目的不是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而是促进媒介的改革与发展，使媒介更好地为社会服务。因此，媒介批评与所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理应成为媒介批评研究的核心。其次，对于媒介批评的研究，不是要参与批评媒介，而是要把握媒介批评现象的实质。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方面，一些批评主题反复出现，而被批评的现象却久批不倒、依然故我；另一方面，媒介批评体现的要求与期望，往往相互矛盾、相互对立，令被批评者无所适从。要从整体上把握这表面繁荣、实质喧哗的美国新闻媒介批评，既需要恰当的切入点，又需要强有力的理论工具。叙事理论和专业主义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框架，在解释、评价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方面，体现出独到的力度与效果。 本文中的新闻媒介批评指对大众传媒新闻实践的诠释与评价。批评的主体包括新闻媒介自身，研究媒介的学术领域，以及作为媒介消费者的公众、社会机构、团体等。批评的对象包括新闻从业人员的活动及其产品。作为一种叙事，媒介批评反映了人们对媒介社会角色的期望，体现了对这一私人财产服务公众的要求。同时，媒介批评还是更大的社会叙事的一部分，反映了批评者自身的境遇与立场。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媒介批评就是社会行为者的对话，而媒介批评的叙事性则要求人们(包括媒介)以平等、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对它。 但是，作为一种社会专业，新闻业又必须树立自己的合法性与专业权威，尤其是当媒介批评持续不断、有损新闻专业的权威时，树立权威的要求更为迫切、坚韧。在某种程度上，美国新闻媒介发展的历史，就是在与其他社会行为者的持续不断的博弈、对话中，协商自身位置、确立统一规范、构建专业权威的过程。 一方面，作为新闻专业自律的要件，美国的媒介批评机制(如新闻评议会、内部督察员、专业期刊、专业协会及其道德规范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媒介批评的对象本身就是它赖以公开的渠道，在本来应当公平对话的批评空间里，批评主体的权利却极不均衡，媒介批评必须首先协商话语权。 媒介批评要求新闻专业更加开放，而美国的新闻业却高筑专业堡垒，对外通过抵制媒介批评或象征性地使用媒介批评而确立专业自治的权限，对内则以批评叙事凸显特定的价值观与规范，维持专业认同、增强内部凝聚力。因而美国的新闻媒介又.被批评为“堡垒新闻业” 媒介批评促成专业规范，同时又不断挑战、质疑这些规范;新闻业以规范为自身存在确叙合法性(规范既是维系一个专业的纽带，又是向公众显示责任的象征)，同时，又不愿为规范所束缚(这与新闻自由的理念相左)。本文详尽地分析了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交互发展的历程:从专业主义的初步确立，到客观性规范的建构，再到社会责任论的挑战以及最近的公共新闻学的替代这一过程的分析显示了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贡献与局限。 对美.国新闻媒介批评的这一解读，要求我们辩证地建构对于媒介批评的期待:在坚持歧见的正当性的同时，追求共识的理想与效率。承认歧见，是民主的底线，也是以叙事来解读媒介批评的必然结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达成共识的理想。追求共识的最大化，是媒介批评实现自身价值、促进媒介进步和社会发琅卜的要求。 本文_以叙书的观点解读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具有独创性。这不仅避免了陷入具体论战的陷阱、保持了适当的研究距离，更重要的是，这一解读揭示了媒介批评的本质，对于理解美国新闻媒介批评呈现出的喧哗与矛盾现象，具有相当的价值。同时，将媒介批评视为社会行为者之间的对话，也为分析媒介批评与新闻媒介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另外，本丈从媒介批评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角度切入，富有新意。依托专业社会学的相关理论，本文深入研究了媒介批评对专业规范建设的贡献，以及新闻业面对媒介批评的矛盾心理与由此产生的合作与抵制的姿态。这种分析，不仅克服了就事论事的局限，而且有利于更深入的理解媒介批评本身。
董天策, 胡丹[3]2011年在《中国内地媒介批评论着十年扫描》文中认为文章对2000年以来国内媒介批评论着的出版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与梳理,着重分析了十年来媒介批评论着在学术上所取得的进展,包括理论研究长足进步、批评实践初见成效、历史研究受到关注、学术平台初现端倪等几个方面,同时也指出了有待改革的学术问题,即: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学术研究的规范性与创新性有待加强,批评实践的热度、力度、高度、深度有待提升。
黄辉[4]2007年在《香港媒介批评的历史与现状》文中研究表明香港是中国现代新闻业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媒介批评的发源地。它的媒介批评活动是相当发达的，构成了香港百年风云变幻。研究中国媒介批评史，绕不开香港这座新闻风云之城，这不但是“中国”语意的涵盖，而且是中国媒介批评史溯本清源地必然要求。本文目的在于完善中国媒介批评史，廓清中国媒介批评史的源头和流向；探寻中国媒介批评发展变化的原始基因；其次，考察在一个相对新闻自由和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里，香港媒介批评历史是如何发展，变化和前进的；最后，在社会开放，经济自由和文化兼容包蓄的传统东方社会，各个社会阶层利益团体是如何与媒体互动，生成色彩斑斓的“媒介批评”。由于本人不能亲临香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文献法和文本研究，将运用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对收集到的香港媒介批评资料进行整理归纳，分析阐释。全文将从细微处着笔，具体将运用文献描述法，比较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归纳法等各种文献研究方法，力求将研究对象做一个全面的考察，将偏差减到最小，并在此基础上达到相当的抽象程度，提炼媒介批评学理，试图提出新的媒介批评学概念，真正做到“理解香港媒介批评”。全文分成五个部分。首先是对香港新闻媒介批评历史的简述，划分为叁个时期：精英批评时期，党派批评时期，社经批评时期；第二部分则分析媒介批评内容，列出了叁个批评的“母题”：苹果化：(传媒报道风格)：狗仔队：(传媒从业人员)：“煽色腥”(传媒内容)，方便我们廓清众声喧哗的批评话语丛林；第叁部分着意研究香港媒介批评史上媒介批评事件，具体分成“暴力批评事件”和“全城性批评事件”；第四部分则是香港媒介批评的合力。本章将从市民，社团，精英，政府几个角度出发，对香港媒介批评的现状作一个概括性的描述。第五部分是论述香港媒介批评的专业机构，从记者协会的行业协调，报业评议会的行业自律，研究机构的学术批评等叁个角度论述，描述这些专业机构的媒介批评活动。最后，是结语，提出两个问题：香港媒介批评的特性是何；如何解读香港媒介批评；及其得出结论：“媒介权力”是批评香港媒介和解读香港媒介的核心概念。
杨凯[5]2013年在《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90年代以来，美国新闻专业主义逐渐成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国新闻业所处的由政府、市场和公众构成的媒介生态也需要借鉴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传播价值和研究价值凸显，值得研究。本文在专业社会学的基础上厘清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将它作为新闻业在争取专业地位和权利过程中的一套价值标准体系(包含新闻自治、职业标准--客观性原则、媒体公共服务、新闻专业协会和新闻伦理道德以及新闻教育等)和相应的实践，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文章将其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论述各阶段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的背景、主要理论基础以及新闻专业主义各方面进行建构的具体措施，效果和局限。本文最后探讨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对美国新闻业以及对中国新闻业的影响，并总结其对中国新闻业发展的启示。全文共分为绪论、美国新闻专业主义起步阶段、媒介社会责任论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完善、公共新闻学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新语境下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和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等六个部分。在美国新闻专业主义起步（1890~1942）阶段，新闻业内外部条件基本齐备。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是主要理论基础。具体在1910年左右，新闻客观性理念从作为一种操作原则，上升到新闻业的职业标准和理想。新闻公共服务成为业界普遍观念。全国性的新闻专业组织形成并在全国范围制订了一批职业道德规约，新闻教育逐渐被接受为一种职业训练的专门途径在全国铺开；在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942~1988），由于美国新闻媒介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改变，媒介在与政府、公众关系恶化的困境下通过主动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来改善与外部的关系。媒介社会责任论发展了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成为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的主要理论依据。新闻客观性通过新闻组织人员多元化来加强平衡性，尤其是族裔平衡。调查性新闻彰显了媒体的独立立场。公共广播电视系统扩大了公共服务。媒体专业协会重新修订和制订了一批职业道德规约，完善了新闻自律机制。新闻教育也通过传播学加强了专业教育的学术性；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在第叁个发展阶段（1988~2001），美国民主政治危机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削弱了新闻业的合法性和民主功能。基于杜威哲学和社群主义等理论基础的公共新闻学/事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改革内容，其根本目的是提升新闻业的政治民主功能，进行自我救赎。进行公共新闻实践的媒体不满足仅向公众提供信息服务，还致力于发现和解决社群的问题，培养更加积极参与民主生活的公民。新闻专业协会为了解决新的职业伦理道德问题重新修订道德规约，对新闻工作者的约束加强。但在危机缓解的同时也酝酿着新的危机。新闻工作者的参与者身份与传统新闻客观性理念有所冲突，社群的地理局限与公共新闻追求普遍的“善”相抵触。新闻教育不能提供新闻业界满意的具有技能的学生；在第四个阶段（21世纪以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建构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语境。媒介经济持续恶化，互联网以及新媒体技术发展强劲，同时“9.11”后政府信息控制加强，爱国主义情绪也时常影响新闻实践。新闻媒体无论在新闻生产、公共服务和新闻伦理道德方面都受到严峻挑战。笔者提出了美国新闻专业主义重构的方向：提倡公司社会责任论，媒体集团管理者应承担更多责任，减轻媒体经济负担；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使媒体在公民新闻时期处于适度的民主压力下。本文最后一章探讨了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对美国新闻业和中国（大陆）新闻业的影响。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在发展中始终面临危机的事实说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具有先天的结构性缺陷，无法摆脱所处的政治经济结构，和人作为新闻主体导致的必然的不足。但也说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通过不断发展和调整，至今仍然作为美国新闻业的主流意识形态，本身也具备一定的生命力和合理性。对美国新闻业的内部控制和外部关系的协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大陆）的影响。1949年前，中国商业报刊和新闻学研究、新闻教育受到美国很深影响，国民党宣传体系在抗战胜利前后也受到一定影响。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再度传播，对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当前中国新闻媒体所处的复杂媒体生态和舆论生态，既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又要面临市场竞争和提供公共服务，中国新闻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能照搬美国经验。但可以借鉴美国新闻专业主义中强调事实、真相的客观性原则和新闻的平衡性。以及他们将公众作为公民的服务理念和媒体自律机制的完善。
谢静[6]2004年在《媒介批评:专业权威的建构策略——从新闻专业主义解读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文中认为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呈现出两个突出特征:方面,一些批评土题反复出现,而被批评的现象却久批不倒、依然故我:另一方面,媒介批评体现的要求与期望,往往相互矛盾、相互对立,令被批评者无所适从。因此,要从整体上把握表面繁荣、实质喧哗的媒介批评,必须超越具体的批评内容和主题,透视它与新闻业的关系。本文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基础来解读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即力图从媒介批评与新闻业的矛盾关系入手,克服就事论事的局限,更加深入地理解媒介批评的本质。
张天莉[7]2006年在《传媒治理的结构与过程》文中研究指明如何消除传媒运行中的利益冲突，发挥传媒正向的社会功能，是各国传媒调控政策的重点。治理理论自上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成为西方理论界的显学，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国家的管理理念。虽然治理理论本身还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它为理解传媒在关系错综的现实环境中，如何协调其与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及日益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提供了一个前瞻性的研究视角。本文将治理理论引入传媒管理的研究领域，从合作网络治理的研究途径出发，在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叁维构体的社会背景中，以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电视媒体为例，探讨传媒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机制，如何通过传媒的结构安排与功能促进，消除传媒过度市场化引发的各种冲突，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本研究以传媒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及利益制衡为分析起点，从传媒治理的结构、传媒治理过程中呈现的模式、传媒治理的困境及失灵等方面，论述了何为传媒治理，传媒治理如何进行及其何以失效等基本问题。并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传媒全球治理的予以了理论与实证的研究。文章认为，在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叁维构体的社会中，传媒治理作为一种开放式的管理机制，是以公私合作为特点，通过合作网络中的利益制衡与平等协商，来协调传媒运行中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间的利益冲突，实现公共利益。传媒治理由内部结构性治理与外部功能性治理构成。其中内部结构性治理以权力分配为核心，以期在传媒系统内部形成具有不同利益导向的、相互制衡的传媒组织结构，全面提供传媒产品；同时，在此基础上，形构传媒具有区别性的内部组织结构。外部功能性治理以功能促进为目标，以期通过具有不同利益导向的政府、公民社会与市场组织的共同参与，消除传媒运行中的负外部性，实现传媒的约定性功能；外部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特点，治理途径表现为制度内安排与制度外约束相结合。传媒治理过程中呈现出政府(党)主导型、公民社会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及混合型四种模式，彼此在治理理念、公共利益的理解与实现途径上形成了一种互补，并在内外部治理与对应的传媒组织类型上具有区别性特征。当媒体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时，治理模式会出现一种弹性化。传媒全球治理的实现需要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的共同参与，蕴含了综合利益诉求的共享目标与具有约束力的全球规制是治理有效性的前提。通过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传媒治理的案例研究发现，在国家联合体内传媒治理的实现具有一些特殊条件与特点：价值取向与发展水平接近的国家联合作体内较易出现有效的传媒治理；跨国合作体内的传媒治理是政治经济领域治理的“溢出”，并与政治、经济领域的治理相捆绑。传媒治理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合作与竞争、开放与封闭、可治理性与灵活性、责任与效率等两难的困境；如同政府管理和市场调控一样，也存在着失败的可能，其原因主要在于合作网络中未能形成利益制衡、公民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危机、组织理性突破临界水平、合作博弈的制度基础维系不善等。隐身的政府，政府一公民社会-市场间既制衡又相互补充的复杂关系以及霸权主义的潜在可能等问题，也同时存在于传媒治理的过程中。传媒治理通过公私合作、利益制衡重塑传媒管理机制的特点，对于转型期中国传媒管理中政府转变职能、依法管理，针对传媒多重属性进行体制转换与管理机制创新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同时，如何培育传媒领域权威性民间组织，鼓励社会参与，建立责任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也是传媒管理体制改革中当以思考的问题。
胡沈明[8]2011年在《现代新闻评论宽容意识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新闻评论的研究一直处于操作与史论层面,近年来偶有研究论及新闻评论政治与权力,但对新闻评论思维层面的研究尚为欠缺。目前中国新闻评论观点多元化,新闻评论出现“舆论引导”向“言论表达”的功能性转换,不同利益主体通过新闻评论表达着各自的诉求,此时“共存”远比“共识”更为重要。虽说新闻评论思维至少存在着“科学”、“民主”、“独立”与“宽容”等方面内容,但宽容至关重要,它是新闻评论得以良性运行以及社会得以整合的基础。新闻评论宽容是一种在新闻评论表达过程中能识别出他者意见与行为的不合理之处,但并不诉诸行为或威胁诉诸行为或求助于国家行为或求助于权威话语对其加以限制,而是通过理性探讨使社会公众对事物的合理性与不理性进行认知的道德品格,无害言论表达自由和言论宽容是其基本限度。主客体多样、能识别、重表达、不诉诸外力是新闻评论宽容的基本特征。新闻评论宽容限度的前提在于将人、评论权与观点分开,理解新闻评论宽容限度重在于以“过程”、分阶段来看待新闻评论。从传播内容来看,传播活动实际包括两个方面,一为信息,二为关系。表现在新闻评论上,一为观点表达型评论,一为关系加强型评论或称为仪式性评论。新闻评论宽容实质上是从关系层面来研究新闻评论,但研究关系离不开对信息的把握,因此探讨新闻评论的宽容首先还是要从言论表达型新闻评论加以探讨。作为观点表达,新闻评论是一种判断过程,尽管判断有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之别,但他们的思维本质均在于“次序”,或为价值次序或为事实次序,事实次序源于人们价值认识,因此新闻评论的判断实为价值次序判断。无论是出于正义、还是出于理性,新闻评论价值次序实际上所言均属于社会权力角逐的一个表现。据此而言,观点表达如无宽容意识,终将造成相应冲突,由此,我们认为新闻评论虽有表达观点效用,但其效用的发挥有赖于宽容意识,否则观点传播于社会无益。新闻评论的另一种类型就是关系加强型的仪式性评论,这种评论主要传递的是一种宰制性社会关系。由于人们一般以信息的方式对其加以解读,因此这种宰制性新闻评论很容易遭遇到社会公众的对抗性解读,从而导致传播失效。提倡宽容,识别社会关系,认识新闻评论传递宽容的基本功能将能构建新型的新闻评论传受关系。无论是观点传递型评论还是关系加强型评论,新闻评论思维的最终决定者实际上是社会思潮。早期新闻评论争取“独立”,如今新闻评论强调宽容,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社会思潮众多,彼此互不相让。社会思潮虽多,影响力较大的主要有四种：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新左派以及民粹主义,实际上这四种思潮由于诉诸的力量来源以及论证方式不同,其在新闻评论中或表现为宽容或表现为不宽容。作为一种天天与民众见面的方式,新闻评论一方面要展示各种社会思潮,另一方面则要让人认识到宽容的作用所在。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宽容与自由、民主和科学的关系。就中国目前的新闻评论发展而言,培养新闻评论宽容主要注意以下几点：改变论证方式,从“价值依赖”转向“路径依赖”；拒绝语言暴力,鄙弃借力论证；进行媒介批评,保持媒体新闻评论头脑清醒；认清权力属性,克制自我权力欲；通晓各类思潮,进行理论前提批判；引入传播“关系观”,解读新闻评论理念模式化。
武丽魁[9]2012年在《微博作为网络媒介批评新阵地的价值与局限性》文中研究表明微博的出现改变了网络媒介批评的生态。相比刊登在报刊上的媒介批评,微博媒介批评真正开始回归公众、公开。多元批评主体在多向互动中协商,这对于建构新闻业的专业、道德、价值规范具有重要意义。但话语权过于集中、速度崇拜和理性缺失等局限性也让我们对这一新阵地不能过多地寄予厚望。
王娟[10]2010年在《我国新闻传媒NGO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社会,除了政府和企业之外,还存在服务于社会生活的第叁部门——非政府组织(NGO)。非政府组织通常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条件下发挥作用,解决那些单靠政府力量和市场机制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在西方国家发展成熟。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在经历了早期以政府为中心的“强国家、弱社会”的传统发展模式后,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完善的大背景下得到长足发展,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向“小政府、大社会”模式过度。在新闻行业,非政府组织发挥着加强新闻自律、维护新闻工作者合法权益、对外交流合作等重要作用。本文以“新闻传媒非政府组织”(News medi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作为研究对象,在对新闻传媒NGO的内涵、角色和作用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全面考察我国新闻传媒NGO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期对我国新闻传媒NGO的发展问题做出探索性研究。本文通过对国外非政府组织理论内涵和国内相关问题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和深入剖析,认为新闻传媒NGO是指那些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并服务于新闻媒体工作者、政府、企业和公众,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各类新闻传媒组织。本文首先全面考察了国外新闻传媒NGO主要类型、角色和在新闻业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而深入分析了我国新闻传媒NGO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我国新闻传媒NGO发展起步慢、规模小且行政化色彩浓,存在“政社不分”、群众参与程度低和自身能力建设不足等方面突出问题。在对策分析部分,本文立足于我国现实国情以及国外新闻传媒NGO发展实践经验,提出促进我国新闻传媒NGO健康发展的若干对策建议：进一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明确新闻主管部门与新闻传媒NGO的职责；健全相关法律政策体系,为新闻传媒NGO发展提供立法保障；加强新闻传媒NGO自身能力建设和完善组织参与体系；借鉴国外新闻传媒NGO成功运作经验。
参考文献：
[1]. 论媒介批评视野下的新闻自律[D]. 刘晓程. 兰州大学. 2006
[2]. 建构权威·协商规范——美国新闻媒介批评解读[D]. 谢静. 复旦大学. 2003
[3]. 中国内地媒介批评论着十年扫描[J]. 董天策, 胡丹.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
[4]. 香港媒介批评的历史与现状[D]. 黄辉. 中央民族大学. 2007
[5]. 美国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研究[D]. 杨凯. 暨南大学. 2013
[6]. 媒介批评:专业权威的建构策略——从新闻专业主义解读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J]. 谢静. 新闻大学. 2004
[7]. 传媒治理的结构与过程[D]. 张天莉. 复旦大学. 2006
[8]. 现代新闻评论宽容意识研究[D]. 胡沈明. 华中科技大学. 2011
[9]. 微博作为网络媒介批评新阵地的价值与局限性[J]. 武丽魁. 新闻记者. 2012
[10]. 我国新闻传媒NGO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 王娟. 西南交通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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