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理性观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理性论文,哲学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哲学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可以概括成两个“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这两个“化”是我们把毛泽东哲学同时放到传统和现代、中国与世界这纵与横两大时空坐标中来看的结果。毛泽东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已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公认和重视。毛泽东哲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一种形式却常常被人们所忽视。谈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冯友兰、贺麟、金岳霖、熊十力这些专业哲学家所做的工作，而把毛泽东的哲学创作排除在外，认为毛泽东所做的工作只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是不相干的两码事。事实上，这两个“化”、两个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完全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哲学中的许多命题，需要同时放到这两个系统中才能得到准确定位和完整理解。本文所讨论的毛泽东的理性观就是一个例子。
一、毛泽东理性观的基本特点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哲学中，并没有一般的理性概念，只有“理性认识”这一概念。在由毛泽东哲学发展出来的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系统中，也只有理性认识而没有一般的理性概念。似乎讲到理性，必是指理性认识，不可能再有其他含义。事实上，人的理性并不限于认识，至少还有“行动”。所以，亚里士多德和康德都区分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和康德、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概念相比，毛泽东的理性认识约相当于理论理性，而无关乎实践理性。当然，在毛泽东那里也有理论和实践这对重要范畴，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就是指理性认识（所以毛泽东又称理性认识为理论的认识）；毛泽东的实践则是指“做或行动”，而不是实践理性。从理性与认识的高度关联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理性概念的第一个特点：毛泽东的理性等于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又等于理论理性，因而是不包括实践理性的。
再看毛泽东对理性认识的规定。毛泽东认为，感性认识的形式包括感觉和印象两种，理性认识的形式包括概念、判断、推理三种。“这个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的阶段”。[1](P285－286)我们知道形式逻辑中讲的思维形式也是概念、判断、推理三种。按照黑格尔、恩格斯的解释框架，形式逻辑属于知性逻辑而不是理性逻辑。这样看来，毛泽东所说的理性认识，首先从认识的形式上看应属于知性，而不是那种高出于知性的理性。恩格斯说：“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理性的”，“因为它是以概念本身的本性的研究为前提”。[2](P331)辩证思维当然也要使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它们同知性思维即形式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它的概念是具体概念，它的判断是对立面的同一，它的推理是否定之否定，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毛泽东认识论的内容，因而也就不包括在毛泽东的理性概念中。
关于理性认识的形成方式，毛泽东的讲法是：“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3](P285)毛泽东还说：“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4](P291)毛泽东这里所讲的，实际上就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范畴演绎中所说的知性范畴对感性材料的综合统一作用，很可能还包含康德所说的理论理性对经验知识的范导统一作用，总体上说都在知性活动的范围内。毛泽东说的“在头脑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包括归纳、演绎、抽象、概括、分析、综合等等；这些理性认识的方法，在恩格斯看来都属于“知性活动”的方法。[5](P331)对感觉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得来的理性认识，即使达到了对事物的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的认识也是相对的，实际上都是抽象程度不同的经验知识，而经验知识正是知性作用的范围。可见，毛泽东讲的理性认识，无论是从方法还是从内容上说，都是知性的认识。
人的认识总过程共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如上所述，只飞跃到知性，而没有飞跃到理性。毛泽东所说的第二个飞跃，即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也不同于从知性到理性的飞跃。这主要是因为范畴差异：毛泽东的实践是指做或行动，而不是指实践理性，如果是指实践理性，那么，由理论理性到实践理性的过渡，基本上可以看做是从知性到理性的前进。由于实践不是认识，所以毛泽东认为认识过程只有两个阶段，即低级阶段的感性认识和高级阶段的理性认识。他同时强调这两个阶段统一在认识过程中，并且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6](P286)所以，当他讲到认识的总过程时，认为其中有两次飞跃：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又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把这两个飞跃连贯起来看，就是“感性——理性——实践”三个阶段。但是，由于实践是做或行动，属于感性而不是理性范畴，所以毛泽东的认识论模式就只有感性和理性两分法，而与西方哲学中感性、知性、理性的三分法相区别。
根据以上分析，在感性和理性的两分法中，毛泽东的理性基本上等同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知性，而不是那种与知性不同的狭义理性。这种知性从另外的意义上也可以说仍然是一种理性，不过这种理性属于康德前的理性概念。康德那超出知性概念的理性概念，是通过对知性的批判而得来的。在康德那里，感性、知性、理性处于不同的层次，大致说来，知性以感性为对象，理性又以知性为对象。因此，这样的理性就是对知性的批判和超越，其中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实际上是理性的一种自我区分。由此可见，关于认识的三分法和两分法的根本区别在于理性自身有无进一步的区分，即有无知性和理性的区分。据此，我们说毛泽东的理性等于知性，等于说在毛泽东那里没有知性和理性的区分。
二、毛泽东理性观的中国特色
上文中提到的毛泽东的理性观与康德、黑格尔、恩格斯等人的理性观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两大传统的理性观的差异。我们在考虑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时，尤其需要看到这一点。
西方哲学自古就有知性和理性的区分。柏拉图将知识分为想象、常识、科学和数学知识、哲学等四种，相应于这四种知识，人也具有想象、信念、知性和理性四种心理状态或认识能力。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个认识可以分为感性、被动理性、主动理性，其中被动理性是与感性知觉相关联的，具有处理感性材料的职能，不能离开感性而自存；主动理性则与之相反，可以独立于感性而存在。因此，所谓被动理性和主动理性的区分，实际上就是知性和理性的区分。文艺复兴时期的布鲁诺也明确地把思维区分为理智和理性两个阶段。库萨的尼古拉则把认识区分为感性、知性和心灵。近代以来的洛克和斯宾诺沙都有把理性作进一步区分的不同表述。沃尔夫等人也曾经给知性和理性下过定义。
西方哲学中第一个对知性和理性作出明确而系统区分的人是康德。康德之前的唯理论和经验论都没有明确地区分知性和理性，这既是两派理论对立的根源，也是近代形而上学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康德正是为了解决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矛盾，回答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才被迫作出这一区分。在康德看来，知性和理性最重要的区分在于：“知性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而理性则以无限的和无条件的事物为对象。”[7](P126)由此涉及认识论和伦理学中的一系列区分。在认识论中，知性和理性有现象与本体、相对与绝对、部分与整体、有限与无限、可知与不可知、经验与超验等区分；在伦理学中，知性和理性有自然与自由、现世与来世、动机和效果、形式和内容、德行与幸福、手段和目的等区分。
黑格尔的哲学不仅继承了康德关于知性和理性的区分，而且从这种区分中发展出了一系列积极成果。黑格尔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区分知性和理性的。在《精神现象学》和《精神哲学》中，知性和理性是作为个体意识或主观精神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对象意识的阶段和自我意识的阶段，主客体的对立状态和主客体的同一状态。在《逻辑学》中，知性和理性是作为逻辑思维的两种不同形式，在思想方法上是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区别，在思想体系上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区别。
与西方哲学的传统不同，中国哲学的传统是历来没有知性和理性的区分。中国传统学术很推崇“理”，甚至出现过“理学”。张岱年说：“理的概念起源于先秦，其本来意义是形式、模式，引申而有行为准则与自然规律之义。”[8](P123)“理”有区分、条理、秩序等含义。韩非说：“理者，成物之文也”，如“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解老》）。朱熹说：“阴阳五行错综不失条绪，便是理。”（《朱子语类》卷一）王夫之说：“理者，天所昭著之秩序也。”（《张子正蒙注》卷三）。稍作比较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学术追求的这种“理”，既然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也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知性。
杨振宁认为，中国传统学术追求的“理”与西方近代科学追求的“自然规律”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学术求“理”的方法与西方近代科学求规律的方法不同。西方近代科学求规律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并用，高度重视逻辑推理。中国传统学术求“理”则独倚重于归纳法，极不重视逻辑推理。具体说来，中国传统学术求“理”的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即通过一些精简化、抽象化、浓缩化、符号化的步骤，把所有的现象都归纳成一个最终的“理”。归纳和抽象本来是最典型的知性方法，但是我们却不能据此把中国的“理”归入知性范畴，因为中国的“理”和西方的“规律”还有第二个区别，那就是它们的表现形式极为不同。西方人通过归纳和演绎的方法从现象中总结出来的规律、规则是一些数学方程式，或者是一些公理、定义。中国传统学术所达到的“理”，则是凭借归纳法把所有的现象都归结为几个基本的字词，如“太极”、“阴阳”、“金、木、水、火、土”。中医对人体的了解也是如此，总结出几个字：“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中国文化中代替西方的“十诫”的也是几个字：“忠”、“孝”、“信”、“义”、“福”、“禄”、“寿”、“气”、“韵”。杨振宁认为这种用几个字提炼出精神内核的思想方式是中国传统学术所独有的。[9]
运用归纳和演绎结合的方法，从现象中总结出一些数学方程式或者公式、定理，这正是康德所说的知性活动的成果，表现为纯粹数学和自然科学。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10](P574)这两大成就都是知性的功劳，因为知性主要是人认识自然的能力，知性的形式结构就是形式逻辑，知性科学的积极成果就是数学和自然科学。然而，这两个东西恰恰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最为缺乏的。由此即可断定，中国传统学术所追求的“理”不能归入知性范畴。
中国传统学术追求的“理”，既然不同于西方的知性，那么，是否相当于西方的理性呢？回答也是否定的。因为中国的“理”是用一些基本的字词表达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知性范畴，也不能说它是公式、定理，更不能说它是数学方程式。但是，如果我们说它是一些理念，似无不可。当然，不能同康德的理念相比，康德的理念只有宇宙、灵魂、上帝三个，中国人的“理”却有许多个，而且数量从来是不确定的，这一点倒是与柏拉图的理念颇相似。再说中国人讲的“理”多是些做人的道理，如忠、孝、信、义，这一点很接近于康德的实践理性。像阴阳、表里的相互转化，又很类似于黑格尔讲的辩证理性。不过，这种相似都是很表面的。因为理性与知性有一个重要的区别：知性概念是经验的，理性的理念则是超验的。中国传统学术的“理”则既有超验的，又有经验的，而且大多数是经验的。“理”从经验中归纳而来，又直接应用到经验中去。因此，有学者把中国文化的主导精神概括为经验理性和实用理性传统。按照知性主经验、理性主超验的分法，中国传统学术的“理”又应该是知性层面的东西。
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到近代遭遇到西方现代科学的挑战。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中，中国人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产物。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其中亦包括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毛泽东哲学既然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一种形式，那么，它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就是一种批判继承的关系。因此，我们在前文中讨论的毛泽东的理性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性观是一脉相承的。
把毛泽东的理性概念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性概念放到中西关系的大背景中来看，不难发现两者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它们既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也不同于西方的知性。由于毛泽东哲学兼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双重性，所以我们对它的理解少不了要做一些中西比较和融通工作。可是，这种比较和融通会让我们遇到极大的困难：西方哲学向来就有知性和理性的区分，中国哲学从古到今都没有这种区分，我们所讲的理或理性，既不同于西方的知性，也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两者根本对不上号，如何比较？谈何融通？
面对这种情况，有一种文化应对策略，那就是拒绝比较，各说各的，并且用民族特色来解释这种不可比性。可是，像人类认识能力和发展阶段，到底是感性、知性、理性三分法，还是感性和理性的两分法，或者说知性和理性到底有没有区分以及要不要区分，这种分歧和差异涉及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显然是不能简单地用民族特色来解释的。随着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这种哲学基本原理上的差异，在中西哲学的对话活动中，势必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除非我们根本不参与对话，只是关起门自说自话。但那样一来也就根本谈不上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了。
当中西间的比较变得无法回避时，人们就试图对这种中西间的差异作出合理化的解释。最常见的解释方法是认为：中国人的理性既有西方理性的成分，同时又有西方知性的成分，换言之，中国人的理性同时含有西方的知性和理性两种因素。善于做“辩证概括”的人，还可以把中国人的这种介于两可之间的理性概念，描绘成西方的知性和理性二者的辩证统一。这种“聪明”的说法很容易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这种说法的“好处”是把西方的三分法和中国的两分法之间的差异轻易模糊掉了，从而再也用不着为之费心了，但其坏处也是令人震惊的：说中国人的理性概念同时包含了知性和理性两种因素，这种说法岂不意味着中国哲学至今还没有知性和理性的区分？而没有知性和理性的区分，怎么谈得上中国哲学的现代化？
三、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要求知性和理性的区分
谈论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其中的中国哲学显然是指中国传统哲学。所谓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也就是让中国哲学由传统哲学变为现代哲学。讨论这一问题，若不流于空泛，就需要规定何为现代哲学。现代哲学又取决于何谓现代。这个现代显然不是编年史上的描述性概念，例如从公元某某年开始就进入现代了。这个现代应该是文化类型学上的规范性概念，它由现代之为现代的某些特质构成。然而，这种意义的现代哲学只能参证于西方哲学，因为只有西方哲学经历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有其现代形态。正因为这样，西方意义的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才有明确的区分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我们已经谈到的有无知性和理性的区分。从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哲学直到毛泽东还没有知性和理性的区分。这是我们判定中国哲学为传统哲学的根本理由，也是我们进一步提出中国哲学需要现代转型的根据。正如西方哲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向是通过区分知性和理性来实现的，中国哲学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也需要引入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对此，我们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说明。
1.知性和理性的区分是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的分水岭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一个札记中写道：“知性和理性。黑格尔的这一区分——其中只有辩证的思维才是理性的——是有一定的意义的。一切知性活动，即归纳、演绎，从而还有抽象，对未知对象的分析，综合，以及作为二者的结合的实验，是我们和动物所共有的。就性质来说，所有这些行为方法——从而普通逻辑所承认的一切科学研究手段——在人和高等动物中间是完全一样的。它们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相反地，辩证的思维——正因为它是以概念本身的本性的研究为前提——只对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对于已处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要晚得多，通过现代哲学才达到。”[11](P331)恩格斯的这篇札记不仅阐明了知性和理性各自的活动方法和特点，而且从三个方面总结了区分知性和理性的意义：（1）知性和理性的区分等于普通逻辑和辩证思维的区别；（2）知性和理性的区别等于人的理性和动物的理智的区别；（3）知性和理性的区别标志着人类的认识（包括哲学思维的发展）处于不同阶段或层次。针对最后一点，恩格斯明确指出，辩证理性的充分发展只有现代哲学才能达到。据此我们可以说知性和理性的区分是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具体来说就是康德哲学，因为恩格斯说的“现代哲学”就是以康德为起点的德国古典哲学。康德哲学之所以被称为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就是因为它是西方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点；而康德之所以能够在哲学上发动“哥白尼式的革命”，就是因为他对知性和理性做了明确而系统的区分。正因为这样，黑格尔才说区分知性与理性是康德哲学的一个“重大成果”。[12](P126)同样的道理，只要我们坚持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方向，就需要在知性和理性之间作出区分。
2.知性和理性的区分是科学时代的哲学成败的关键
知性与理性的区分意味着科学和哲学的区分，这一意识在柏拉图那里就已经有了。柏拉图将知识分为想象、常识、科学和数学知识、哲学等四种，相应这四种知识，人具有想象、信念、知性和理性四种认识能力或心理状态。在这种区分中，知性和理性这两种认识能力正对应着科学和哲学这两种知识形态。这种区分在康德那里更加明确和系统化了。康德认为，知性以有限的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而理性则以无限的和无条件的事物为对象。这两类不同的对象就是现象和本体：有限者为现象，无限者为本体。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就是现象与本体的区分，而现象和本体的区分就是科学与哲学的区分。知性的作用是对感性对象进行思维，用逻辑范畴对感觉材料进行综合统一，将特殊的、没有联系的感性对象加以联结，使之成为有规律的自然、经验、实证科学知识。知性范畴有效运用的界限是可以认识且说得清楚的现象界。若将有限的知性范畴用于无限的本体界，就会导致二律背反，陷入自相矛盾。传统哲学即形而上学的失误之处，就是用有限的知性的方法去认识无限的理性的对象，结果既僭越了经验科学的领地，妨碍了实证科学的发展，又耽误了哲学自身的事情，导致种种怀疑主义。康德区分知性和理性、现象和本体，正是为了解决作为一种科学的哲学即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问题。所以，康德反复强调区分知性和理性乃是哲学成败的关键。在科学充分发达的现时代，区分知性和理性更是哲学成败的关键。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何独不如此？
3.知性和理性的区分意味着自然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分
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在一定意义上等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区分。知性本身也是一种理性，只因它在人对物的认识中起作用，所以属于理论理性。当它在人对自身的关系中起作用时，同一个理性就变成了实践理性，或叫理性的实践运用。以康德来说，他的认识论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主要是讲知性能力在形成科学知识中的积极肯定作用，其中也涉及理性的作用，但那主要是消极预防作用，不是积极肯定作用。理性的积极肯定作用最后落实在道德实践领域，成为康德伦理学著作《实践理性批判》的主题。这样看来，康德哲学中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关系就是知性和理性的关系。根据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主题可以看出，知性是人认识自然的能力，理性则是人认识自我的能力。换言之，知性是人为自然立法，理性则是人为自己立法。因此，知性的领域是理论科学、自然科学的领域，理性的领域则是道德实践、人文科学的领域。这种区分在黑格尔那里体现得更具体。黑格尔认为，知性是“形成概念的意识或者能用概念来把握对象的意识”。[13](P89)这种抽象静止的对象意识由于内在矛盾和自己运动而接触到了无限性的概念，“当这种无限性的概念成为意识的对象时，于是意识就是差别的意识同时又立即是扬弃了差别的意识”。[14](P113)这样，意识就在对象或他物中认识了自身，也就是扬弃他物与他（意识）自身的差别而返回到了意识自身，意识就由对象意识阶段过渡到自我意识阶段，也就是由知性阶段进入到理性阶段。由此可见，知性只是一种单向度的对象意识，其中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是对立的；理性则是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的统一，也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同一。主客对立是人对物的关系的特点，主客同一则是人对人的关系的特点。因此，知性和理性的区分意味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区分，在哲学层次上就是自然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分。
4.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实际上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区分
从思维方式上来说，知性和理性的区分等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区分。知性的作用是对感性具体物的分解，从中抽象出某种特性，然后用普遍性概念加以规定。因此，黑格尔指出，知性思维具有抽象性、普遍性、同一性、坚定性、明确性、分离性等特征，知性思维的基本规律就是形式逻辑的抽象同一律。知性思维无论在理论领域还是在实践领域都有其权利和优点，但是，思维如果停滞在知性阶段而不再前进，就会把有限的规定绝对化，从而陷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为了避免孤立化、片面性的弊病，消除知性思维的抽象性、片面性和凝固性，人的思维需要由知性阶段进入到理性阶段。首先是否定的理性，“将知性的规定消融为无”[15](P4)，于是，原来由知性专门考察的有限规定，由于其自身的矛盾而扬弃自身，过渡到自己的反面。[16](P176)然后是肯定的理性，“在对立的规定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或在对立双方的分解和过渡中认识到它们所包含的肯定”。[17](P181)总起来说，知性思维的特点是抽象同一和彼此对立，理性思维的特点是具体同一和对立同一。知性思维的方式就是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用到哲学上就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因此，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在哲学层面上就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区别。所以周扬曾说：“划分知性和理性很重要，因为这有助于辨清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18]
以上四个区分，都是作为一种现代哲学所必不可少的。然而，所有这些区分又都是基于知性和理性的区分。回看中国哲学，因为它没有知性和理性的区分，所以我们说它是传统的而不是现代的。再看毛泽东哲学，虽然它产生于现代，但由于它同样没有知性和理性的区分，所以我们说它并没有完成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因此，为了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至今仍有必要强调在我们的哲学话语中引入知性和理性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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