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三梦和他的“奉时以骋绩”心态——关于《文心雕龙》成书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心雕龙论文,成书论文,心态论文,刘勰三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学术界历来有儒、释、玄或三教合流的说法。这些说法之所以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除了各家对刘勰生平事迹和思想变异以及《文心》成书的目的、过程有不同的理解外，各家的解释也常相抵牾而不能自圆其说。早在元代，钱惟善为《文心》写序时，便说：“夫佛之盛，莫盛于晋宋齐梁之间。而通事舍人刘勰生于梁，独不入于彼（佛）而归于此（儒），其志宁不可尚乎！”〔1〕已视刘勰为超脱时代的人。清人李家瑞持论则相反：“刘彦和著《文心雕龙》，可谓殚心淬虑，……乃自述所梦，以为执丹漆礼器于孔子随行。此服虔、郑康成辈之所思，于彦和无与也。况其熟精梵夹，与如来、释迦随行则可，何为其梦我孔子哉！”〔2〕多少顾及到了刘勰所处的时代及生平经历，但也不免“东向而望，不见西墙”。
现代以还，《文心》的研究已取得空前的成就，乃至迈出国门，走向世界。但刘勰思想体系之争，仍是悬谳未结，有待深入研究。范文澜先生虽认为“刘勰撰《文心雕龙》，立论完全站在儒家古文学派的立场上。……在《文心雕龙》里，严格保持儒学立场，拒绝佛学思想混进来”，却又特别指出《论说》篇中“般若”、“圆通”是佛中语〔3〕。刘勰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以沙门为人生的起点，最终以沙门为人生的归宿。一方面在其著述中“严格保持”儒学，“拒绝”佛学思想混入，一方面又使用作为佛学精义的词语“般若”、“圆通”来行文论说，这实在令人费解。杨明照先生既说《文心》一书，“论文征圣，窥圣宗经，……故《文心》五十篇之内，不曾杂有佛理”，而在同一篇文章中，却又说“按《文心》一书，虽不关佛理，然其文理密察，组织严谨，似又与之有关”〔4〕。王元化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认为， “《文心雕龙》书中所表现的基本观点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佛学或玄学思想”〔5〕，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认为“刘勰的前期思想本之儒家，后期思想则转向佛、玄并用”〔6〕。王文划分刘勰思想变异的前后期， 是以其写作《文心》和《灭惑论》的时间为分界的。王文认定《文心》写作在前，此时刘勰思想为儒家；《灭惑论》写作在后，此时刘勰思想是佛玄并用。但学术界关于《灭惑论》的写作时间，还普遍存在倾向写于《文心》之前的认识〔7〕，在这个问题尚无明确的结论前， 对刘勰思想的这种前后分期的认识，还只能存疑。据《梁书》本传，刘勰一生经历了“入寺修经——出仕参政——剃度出家”三个重要阶段。人为地把其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且界线分明地说前期是儒家，后期是佛玄并用，似乎并不切合刘勰生平和思想变异的实际。
上述观点都有各自的立论根据，其中的思辩性和启发意义，反映出对《文心》研究的深度和力度。其矛盾和不合理性，在于没有找到刘勰思想变异的症结，没有理顺刘勰思想变异的前因后果。我们认为，在文献资料并不十分充足的情况下，要理顺前因后果，摸准症结，弄清楚《文心》成书的目地和经过，最妥当的办法还是通过本证，即在刘勰自己的著述中去寻找答案。
二
刘勰传世的著作，除《文心》、《灭惑论》外，尚有《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以下简称《石像碑》）。在这三篇文章里，刘勰三次说了有关梦的话。这些“梦话”反映了刘勰在不同时期的功利心态，是他以“奉时以骋绩”为目的写作《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的具体解释，是摸清刘勰思想变异的重要线索。
首先，在《序志》篇里，刘勰说：“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一个人时隔二十多年后〔8〕， 在学术著作中讲自己幼年的梦幻事故，意恐不只是要表现他少有奇志，实乃在完成著述后为要达到的下一个目的作铺垫。因为这种以梦幻预示人生的做法，并非刘勰的独创。《太平广记》卷277《梦二》：“宣城太守济阳江淹年少时， 尝梦人授以五色笔，故文彩俊发。后梦一丈夫，自称郭景纯（璞），谓淹曰：‘前借卿笔，可以见还。’探怀得五色笔，与之。”同样的故事在《梁书》、《南史》中还有增色，不仅有郭璞的五色笔，还有张景阳（协）的彩锦，足见这个故事在当时流传的广泛。向人道出这个梦境的当然是江淹自己，目的不外是自神其人，借以扬名。《南史·江淹传》谓其“少以文章显”，或许就是因他有神奇之遇，最终蟾宫折桂，身居显宦。刘勰晚出江淹二十年左右，此事当有耳闻。当江淹在齐末梁初官运亨通、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伯之日，正是刘勰在定林寺青灯黄卷，整理佛教经藏，竭思尽虑撰写《文心》之时。勿庸讳言，刘勰之梦彩云并攀而折之，寄托了他对人生的某种强烈企求和渴望。
其次，《序志》篇又说：“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这其实是第一个梦在时间上的延续。梦是人生理和心理在一定时期和环境中的特殊表现，这种潜意识的行为具有非理性和转移变化的功能。在梦中，一些具有逻辑性的东西会转化为非逻辑性，非现实性的东西会转化为现实性。产生梦的原因，无论是近因或远因，又都具有原型性。孔子说“甚而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表现他对仁政王道的渴慕。《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梦黄衣翁教以为《大人赋》，后得汉武帝嘉赏的事故，是他为作赋费尽心血、希冀有所成而致〔9〕。 《太平广记》卷266《梦一》叙郑玄师事马融，三年没有受到重视。 一天在树下休息，梦一人开其心窍，以后聪明异常，洞悉精典，成为一代大儒；王子年《拾遗记》记三国时吕蒙入吴，吴王劝其学。吕蒙乃博览群籍，以《易》为宗。某天于宴中入睡，梦中诵《易经》，无一字差错。醒后说梦里见到伏牺、文王、周公，和他讨论天下兴亡之事，所以诵《易》。这些愿望之梦表达了人对现实理想的追求。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一旦对某种事物倾注了极大的关心和殚精竭虑的思考，再经过日常生活的积淀，其企求便会进入梦境，他的梦思便会“借着改装”（弗洛依德语）表现出来，在梦的潜意识中形成一种带有强调性质的表露，去反映人生的愿望。刘勰撰写《文心》，博览群籍，上述梦幻故事自然积淀于胸。他的梦，正是他“奉时以骋绩”的企求，在长期积淀中形成的反映。
这种积淀，除了非血缘性的外，还有血缘性的。《梁书》本传谓刘勰的祖父刘灵真，乃宋司空刘秀之的兄弟。而据《南史·刘穆之传》，秀之又是穆之从父兄子〔10〕。刘穆之为宋武帝刘裕重臣，他曾梦见与宋武帝泛海遇大风涉险，后得二白龙保护至平安处〔11〕。《太平广记》卷267《梦二》引《续异记》，刘穆之曾两次夜梦。一梦夜宿大船，上张华盖。人言当位居端揆；另一梦称有刘镇军相迎，后果为刘裕重用。不用说，这些传闻对刘勰既有荣誉感，又有诱发因素。《世说新语·文学》：“卫阶总角时，问乐令梦。乐云：‘是思。’卫云：‘形神所不接而不梦，岂是想邪？’乐云：‘因也。’”刘孝标注曰：“《周礼》（按见《春官》）有六梦：一曰正梦，谓无所感动，平安而梦也；二曰噩梦，谓惊愕而梦也；三曰思梦，谓觉时而思念也；四曰寤梦，谓觉时道之而梦也；五曰喜梦，谓喜悦而梦也；六曰惧梦，谓恐惧而梦也。按乐所云‘想’者，盖思梦也。”刘勰等人的梦因，就是思和想。
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曾说：“梦又主要是未来的预见，是与精灵、灵魂、神的交往。”〔12〕分析这些梦，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个共性：梦中都可以见到一个足以导引援助他最终成功的人，他们都具有某种神异奇特的力量。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即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要积极用世，在政治或事业上有一番成就作为，必须依赖具备一定条件的“贵人”伸手相援，否则一事无成。特别是在士庶有别，门第森严的六朝时代，这一点尤其突出。刘勰的这种“贵人”情结可以从《知音》篇中找到旁证。他在文中一开始便感慨“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刘勰对“知音”的渴求，正反映了他虽欲积极仕进，却苦于无所攀援的耿介惆怅心态。《文心》杀青甫始，他就煞费苦心，伪装成贩鬻者干谒沈约，正是他这种梦幻心态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有的研究者因刘勰梦见的是孔子，就认定他写作《文心》时的思想是儒家。这种梦什么就是什么的推理，很难圆说我们前面举证的梦例，也不合刘勰写作《文心》的时代背景及生活思想环境。江淹梦中见到的郭璞，据其生平事迹，当是道家术士一流人物。他的《游仙诗》十四首，多叙神仙隐逸之事，其出世思想明显地带有魏晋清谈家崇尚老庄虚无思想的痕迹。但反观江淹的诗赋作品，又有多少玄学因素呢？江淹所取重的，不过是郭璞诗文中洋溢的文彩而已。
再进一步说，先秦至六朝，梦象学中已有一种反说梦占的方术。《庄子·齐物论》所谓“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已开了反占梦象之端。东汉王符《潜夫论·梦列》，更把“反梦”之说形之于理论。齐梁时期，“竟陵八友”之一的萧琛，曾举《左传》中的两个梦例，来说明反梦的道理。并把这种反占之梦概括为“反中诡遇”〔13〕。孔子生长活动的地区是春秋时代的北方，从某种特定意义，比如相对佛学来说，他实际是北方文化的代表。刘勰梦中不随孔子北行，而朝南走，这意味着什么呢？佛教的发祥地在南方的古印度，刘勰所生活的南朝，已经将孔丘、颜渊、老子视为佛祖二弟子，并认孔丘为“儒童菩萨”〔14〕。《文心》成书于在定林寺依僧佑整理经论的十多年间，在儒佛相融，渗透到整个思想领域的齐梁时代，有什么理由一口咬定刘勰梦见的孔子就是春秋时代的那位孔子呢？前引李家瑞的诘难难道真是没有一定道理？而且问题的实质性还不在于梦见了谁。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孔丘也罢，释迦牟尼也罢，最终只是一种精神象征。这种偶像崇拜只能说明从青少年时代起，刘勰“奉时以骋绩”的心态已经有了十分强烈的表示。
刘勰第三次说梦，已经到了他人生的晚年。天监15年至17 年间（516—518），梁武帝萧衍之弟、建安王萧伟身患重病，久治不愈。剡县僧护首先发心建造弥勒石像，僧淑继之，最后由僧佑完成。其目的是想用祈禳的办法解除萧伟的病患，借以弘扬佛法。石像落成之际。身为仁威南康王萧绩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的刘勰写了前面提到的《石像碑》文。他在碑文中编造了两个神灵托梦的故事。一是“始丰县令吴郡陆咸”，梦沙门三人促其开导建成石像，“若能成就，必能康复”；二是石像建造过程中，“寺僧慧逞”梦黑衣大神助像成功。两个梦都关系石像的建造，性质上是一个梦前后阶段的连续，可当作一个梦看待。文中的县令陆咸，寺僧慧逞，是否真有其人，抑或是刘勰杜撰，现已不可考。《梁书》本传说刘勰曾“出为太末令”。据《汉书·地理志上》，太末为汉旧县，属会稽郡。而汉初因会稽郡在吴县，故亦称吴郡。从《石像碑》文的撰写和行文的热烈感情考察，这“陆咸”是否就是刘勰自己，也很难说。文中大量使用了诸如“大显灵机”、“重发神证”、“灵应之奇”、“感通之妙”等玄言虚语，以宣扬佛法无边。这亦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刘勰为“骋绩”而“奉时”的，近于失去理智的心态。据《梁书》本传，差不多同时，“勰乃表言二郊宜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是当时刘勰笃佛行为，屡有所见。不久即“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至此，他的“骋绩”，又上了一个台阶。
梦是最能揭示人类深沉心态的一种心灵形式。综观三梦，贯穿其中的就是“神助”意识。这种意识，是和“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的孔子思想不相通的，和佛学则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在汉人的思想里，佛的诞生和佛教的传入，都与“神”密不可分。汉牟融《牟子》说佛“生于天竺，假形于白净王夫人，昼寝，梦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悦之，遂感而孕”；“昔孝明皇帝（汉明帝刘庄）梦见神人，身有日光，号之曰佛。飞行虚空，殆将其神也”。刘勰的“梦话”，是他“奉时以聘绩”，急功近利心态的反应。只是由于“奉时”的时间、空间和目的性不同，其“骋绩”的内容和结果也有所变化而已。
三
研读《文心》，我们会感觉到其中强烈的功利思想，这是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以及同时代人钟嵘的《诗品》等文论著作中看不到的现象。最坦露无遗的莫过于《程器》篇的一段话：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柟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才之士矣！
刘勰的“奉时”，既是趋时，也是待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等待机遇。为“发挥事业”，他从少年时代便投身佛门，依僧佑整理经论，历十几年之久，乃至不婚娶〔15〕，借以“蓄素以弸中”；他虽没有创作文学作品的经验，却化了几年时间，苦心经营了一部《文心》，借以“散采以彪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本是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的思想，经孟子高度概括后（见《孟子·尽心上》），成为后世封建社会正直的知识分子为人处世和仕进的信条，千百年来规范着士子们的言行。刘勰却一反其意，改为“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把其中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因素化解为个人的进退得失，鲜明地反映了他急功近利的“骋绩”思想。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白马篇》），陈子昂“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三十五），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13）等以天下为己任的用世之心和献身精神，在刘勰身上竟无一点表示。
立德、立功、立言在先秦时代已被视为“三不朽”〔16〕，成为孔子对名的重视和强调的一种诠释。自曹丕在《与王朗书》中提出“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若著篇籍”的观点后，伴随文学的自觉，立言虽有了较高的地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还很难见到一开始就想通过立言来达到不朽目的人。由于立德、立功常和安邦定国、济民救世联系在一起，他们总是将立德、立功放在第一位，以立德为基础完善自我，以立功为目的化被天下。刘勰却没有由孔孟的这种精神内化成的深沉而自觉的历史责任感，他是把立言放在首位的。《序志》篇说：
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分类，智术而己。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刘勰“序”（叙）了什么“志”呢？一、人要“拔萃出类”，出人头地，必须有“智术”（本篇“赞”语“生也有涯，无涯惟智”亦此意）；二、文章是一种“智术”；三、时空永恒，生命有限，要“腾声飞实”，“名逾金石”之坚，只有著书立说；四、因“独善而垂文”而立言是不得已的。这最后一点，《序志》篇的解释是，他本来认为“敷赞圣旨，莫若注经”，但“马、郑诸儒，弘之已精”，自己“就有深解”，亦“未足立家”，不得已才退而求其次，“搦笔和墨，乃始论文”。不少研究文章谈到《文心》成书原因时，总是先入为主地认为刘勰不满意当时文坛上的形式主义，为矫正离经叛道的文风，以恢复儒道为己任而写作，这是和刘勰初衷相违背的。
很显然，刘勰为人相当自负。《诸子》篇说：“太士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没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彰。唯英才特达，则炳耀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他自视“英才特达”，担心的是“名德之不彰”。这种担心，还见于《序志》篇的“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怊怅”亦作“惆怅”，《明诗》篇，《风骨》篇都曾使用，但都与刘勰本人思想感情无关。此篇用的是宋玉《高唐赋》“悠悠忽忽，怊怅自失”和《楚辞·七谏·谬谏》“然怊怅而自思”意，是刘勰“奉时”不果心态的具体反应。杨明照先生说，“舍人于《知音》篇中所露怊怅之情极为明显”〔17〕。“耿介”一词，因《离骚》“彼尧舜之耿介”指的是光明正大，不少《文心》译注者便释“耿介”为光明，乃至引申为明白晓畅，殊悖刘勰原意。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引潘岳《秋兴赋》“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于华省”，谢惠连《秋怀诗》“耿介繁积累，展转长宵半”，陆机《猛虎行》“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认为《程器》一篇，舍人抑郁不平之气，溢于言表。我们可以想象，当刘勰“奉时”不遇，埋首《文心》写作时，有多少茫茫长夜，他是披露中宵，思之不得，辗转反侧的。
至此，我们不难理解《序志》篇“赞”语两句话的确切含意。一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文心》写作时，刘勰尚未登仕，“逐物实难”，即指仕途之难；而凭借善于写作的天分才情，即通过立言来达到目的，却是较容易的。二为“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其意为文章（立言）果真能作为一种载体，反映我的用心，我的用心就有所寄托了。顺此而下，《文心》书名的含意就昭然若揭。《序志》篇说：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雕缛成体，岂取驺奭群言雕龙也？
刘勰“为文之用心”，就是通过立言达到“骋绩”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文章就要象雕龙画凤一样，雕缛成体，具有文采，而不是象驺奭那样对已有的文字再作修饰雕琢。章学诚称《文心》“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18〕，确实是刘勰呕心沥血的结果。
四
刘勰的“奉时”和他的三次说梦一样，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少年时代的“依沙门僧佑”，是第一阶段。在六朝门第森严，仕进困难的情况下，这虽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却又是明智的选择。定林寺位于南京紫金山，在南朝四百八十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宋迄梁，寺庙广开，高僧云集，名流汇聚。王侯如齐竟陵王萧子良，梁临川王萧宏，建安王萧伟都经常往还，或咨戒范，或明内典。僧佑十四岁出家，奉律宗名僧法颖、法献为师，成为精通律学的佛门栋梁，受到朝野僧俗人士的顶礼尊重。《高僧传·释僧佑传》谓“梁临川王宏，……并崇其戒范，尽师资之敬”。后来刘勰起家奉朝请，乃至被萧宏“引兼记室”，契机都在于此。其中除了僧佑的作用外，刘勰对佛门也作了重要贡献。如撰写《灭惑论》以反驳托名道士张融的《三破论》〔19〕，整理经论，区别部类，以至“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等。在佛教为国教的齐梁时代，刘勰“奉时”以“骋绩”的政治目的，最终通过“终南捷径”得以实现。但在定林寺“积十余年”，他始终没有变服出家，这并非“盖缘浓厚的儒家思想所支配”〔20〕，仍是出于进一步“奉时”以“骋绩”的考虑。
刘勰在整理佛家经论的同时，如前述，更多的是在考虑立言以垂名的问题。《文心》的写作虽然“凭性良易”，但“良书盈箧，妙鉴乃订”（《知音》），必须得到“知音”的赏识肯定，才会起作用。刘勰心目中的“知音”，就是沈约。沈约历宋、齐、梁三朝，政治上集元老、重臣的地位于一身，又是文坛领袖，当世辞宗。据《梁书》、《南史》记载，经他奖掖提携的文士，不下十数辈。如何逊、吴均、王筠、萧子显、萧几、齐显、刘杳、谢举、何思澄、范述曾、张率、范岫等，在当时及后世传为美谈。李商隐《漫成》诗“雾夕咏芙蕖，何（逊）郎得意初。此时谁最赏，沈范（云）两尚书”，盛赞其美德。刘勰于书成后干谒沈约，既是成竹在胸，也是故伎重演。据《晋书》本传，左思《三都赋》甫成，遭到名流如陆机、陆云兄弟鄙视，后赖宿儒皇甫谧一篇序，才使“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康）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缓掷，便回急走。”齐宗室始安王萧遥光曾言：“文义之事，此是士大夫以为伎艺，欲求官耳”〔21〕。“陈尚书姚察更进一步指出：”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22〕刘勰著书“奉时以骋绩”的功利性是十分明显的。他以后的出仕乃至升迁，沈约的作用自不待言。清纪昀为此感慨至深：“休文四声之论，同时抵之者钟嵘，宗之者刘勰。嵘以名誉相轧，故肆讥弹；勰以宗旨相同，故蒙赏识。”〔23〕又说：“诗文评之作，著于齐梁。观同一八病四声也，钟嵘以求誉不遂，乃至讥排；刘勰以知遇独深，继为推阐。词场恩怨，亘古如斯！”〔24〕是《声律》篇，已有迎合沈约之嫌。黄侃为此议论云：“《文心》初成，将欲取定沈约，不得不枉道从人，以期见誉。观《南史》舍人传，言约既取读，大重之，谓深得文理。知隐侯所赏，独在此一篇矣。……嗟乎！学贵随时，人忌介立，舍人亦诚有不得已者乎！”〔25〕虽有回护刘勰之意，却亦道出了其为文奉时的心态。
刘勰第三阶段的“奉时”，是在兼梁太子萧统东宫通事舍人时。《梁书》本传说：“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作为梁朝皇位的继承人，萧统在刘勰心目中的地位，已非僧佑、沈约可比。但刘勰的这次“奉时”，最终并没有成功。受萧统“爱接”的文士，多不胜举。据《南史》之《刘孝绰传》、《王筠传》、《王规传》，萧统最亲近的文士，除孝绰兄弟外，只有殷芸、陆倕、王筠、王规、到洽等。一般人认为萧统《文选》的编纂，和刘勰及《文心》有关，只是臆断，理由并不充分。《文心》书成后，“未为时流所称”。终南朝之世，见于文献记载的，除沈约外，只有萧绎《金楼子·立言下》篇因习了《指瑕》篇中的一段文字。和刘勰同时代的文论家钟嵘怎么评价《文心》，尚不得知，从他拒不接受沈约有关声律的观点而不为沈约看重考虑，也可推测他对《文心》的态度。隋刘善经《四声论》谓《文心》“但恨连章结句，时多涩阻。所谓能言之者，未必能行之者”〔26〕，唐卢照邻认为“近日刘勰《文心》……异议蜂起，高谈不息”，以至于“化鲁成鱼，曷云其远”〔27〕虽然有点委屈刘勰，但也看出《文心》不合时尚。
昭明逝后，刘勰奉梁武帝之命，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即启求出家。和少年时入定林寺不同的是，他已表示彻底皈依佛门，“先燔鬓发自誓”，得到同意后，“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直至去世。杨明照先生认为刘勰此举，固与信佛深化有关，然亦未始非无可奈何之归宿〔28〕。准确地说，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萧统之死，从根本上截断了刘勰“奉时以骋绩”的希望。按惯例，太子薨，新宫建，旧人例无停者。但也有破例的，如刘杳，“敕特留杳焉”〔29〕。考《梁书》之《文学传》、《刘杳传》、《丘迟传》，受到梁武帝赏鉴并升迁的，多是有文学作品的杰出之士。梁武帝看好的，不是刘勰自重，在当时不合时宜的文论著作，而是他在佛学上的深厚功底，这是刘勰始料未及的。
刘勰一生经历了“入寺——仕宦——出家”的大循环，转了一圈后又回到原地。他的“奉时以骋绩”的思想虽然和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但在儒、佛、玄三教时而分化，时而合流的时代，他的“骋绩”又具有强烈的个人功利的目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写出来的《文心》，除了有一定的儒家复古主义倾向外，佛、玄的思想也明显贯穿其中。以此认知为立足点去观照《文心》的写作，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矛盾，或许能迎刃而解，取得共识。
注释：
〔1〕此为《文心》第一篇序，见元至正本《文心雕龙》。
〔2〕《停云阁诗话》卷一。
〔3〕《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
〔4〕〔10〕〔20〕〔28〕说详《梁书刘勰传笺注》， 见《文心雕龙校注拾遗》。
〔5〕说详《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见《文心雕龙创作论》。
〔6〕《〈灭惑论〉与刘勰前后期思想变化》， 见《文心雕龙创作论》。
〔7〕参见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附录“别著第九”。 持此观点学者颇多，兹不赘。
〔8〕说详清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十四《书文心雕龙后》。
〔9〕另见《西京杂记》卷二：“司马相如为《上林》， 《子虚》，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
〔11〕《宋书·刘穆之传》。
〔12〕《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3〕《弘明集》卷九《难神灭论序》。
〔14〕《广弘明集》卷八，释道安《二教论》引《清净法行经》：“佛遣三弟子，震旦（中国）教化。儒童菩萨，彼称孔子；光净菩萨，彼称颜渊；摩珂迦叶，彼称老子。”
〔15〕关于刘勰不婚娶，有杨明照信佛说，王元化逃避租税说，张少康谋仕进说，张说近是。
〔16〕《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17〕《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卷十《序志》篇注。
〔18〕《文史通义·诗话》。
〔19〕说详《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附录“别著第九”。
〔21〕《南史·萧遥光传》。
〔22〕《南史·江淹、任昉传论》。
〔23〕《沈氏四声考下》。
〔2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序》。
〔25〕《文心雕龙札记》。
〔26〕日僧片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天卷》引。
〔27〕《幽忧子集·南阳公集序》。
〔29〕《梁书·文学传下·刘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