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农村经济问题的路径差异与思想根源*——陈翰笙和卜凯经济思想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根源论文,路径论文,经济问题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而言，农村问题始终都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在农业人口高达90%的民国年间，农村的经济问题也就是中国的经济问题。近代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农村和农民更多陷入了衰败和挣扎，越来越引起整个社会的更多关注。为了寻找治疗病症的方法，在近代科学的传入和确立下，各路人马都逐渐采用了更为科学和专业的手段，来探求一种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这其中分别以同为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的卜凯(John Lossing Buck)和陈翰笙领导的农村调查最为著名，影响力也最大，都可以称为1929年后中国经济学初步繁荣时期的代表人物(林毅夫、胡书东，2001)。同为欧美培养出来的专业学者，两位都采用了欧美学界认同的科学社会调查方法，都得到了国际学术界认同和赞誉。但他们经过农村调查得出的经济思想——“治病诊方”——却差异很大，影响则更显差异。有关卜凯和陈翰笙的研究著述很多，对他们的调查内容、方法和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巫亮，2010)，但都未涉及两人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在调查研究中起到了什么促进和约束作用、他们调查的方法和侧重点的相同与不同以及这些与他们的调查结论之间的关系。
一、民国农村经济调查的集大成者：卜凯与陈翰笙
中国的农村调查大约兴起于20世纪初，到30年代达到高潮，后因政局过于动荡面渐少。参与调查的人员有外国人、中国人，有外国机构，也有中国机构，但最早的调查，却始于外国来华传教士。在真正意义的科学和社会调查兴起之前，外国传教士因传教的需要，一般在某地停留多达几十年，都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对中国农村进行过非常系统的记录和描述。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Smith)在山东、天津、河北等地传教四十余年，1899年出版了《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一书，该书曾倍受鲁迅等关心中国社会的学者推崇。无论是当年从事社会调查的学人，还是今天学术史研究的学者看来，该书所记载的内容有许多主观的见解和感受，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调查，“但调查的发端，实由此开始”(张锡昌，1935)。
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社会调查仍始于外国人。采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对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调查，始于20世纪初期。最早的农村调查在1914年，清华学校社会科学系教授狄德莫(C.G.Pittmer)指导学生对清华园附近的195个农户进行调查，1918年以《中国生活标准的一个估计》为题发表。其他还有沪江大学传教士葛学溥(Daniel H.Kulp)的《华南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这些都是外国学者第一次对中国乡村社会进行的调查，至今仍是中国早期社会调查的代表作。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掀起的农村调查热，不仅有民间发起，还有外国学者，国内学术机构、高等学校、政府机关，甚至各个党派之间，都进行了大量的农村调查，蔚为壮观。1926-1932年，李景汉在河北定县花了7年时间进行了调查，完成了长达83万言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包括历史古迹、财政赋税、人口变迁、教育卫生、风俗信仰、交通运输、农村信贷等多方面情况(李金铮，2008)。1934年，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对北京西郊64个村进行调查，由杨汝南主持写成《北平西郊64村社会概况调查》，对农村如何向城市转移，具有典型意义。1935-1942年，日本满铁株式会社也在河北北部16个县25个村进行了调查，包括土地关系、雇佣关系、农作物、税收、借贷以及农民的收入支出、水利、宗族等。毛泽东、费孝通等都对自己家乡进行了调查，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江村经济》这样的传世名篇(陶诚，1990)。
近代外国人进行的面积最大和时间最长的农村调查，当数金陵大学农学院教授卜凯主持的两次调查。1921-1925年，在美国农业部的资助下，卜凯指导金陵大学农学院的老师和学生，通过抽样调查的方法，对7个省14个县17处2866户农家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以农场管理为主要内容，包括了田场布置与土地利用、田场周年经营之状况、大小最适宜的田场企业、人口、耕地所有权与农佃问题、作物家畜和保存地力、农场劳动力、农家家庭与人口、生活程度、食物消费等社会和经济信息(卜凯，1936)。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调查成果《中国农家经济》于1930年同时在上海和芝加哥出版英文本，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译本。
1929-1934年，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进行了中国土地利用调查。卜凯再次组织金陵大学农学院学生通过抽样调查方式，进行了覆盖面更大的调查。目的是收集中国农业知识，作为改良农业和决定全国农业政策的依据，了解中国土地利用、粮食和人口的基本概况。除东三省外，调查地域包括了22个省186个县168个地区16 786个田场38256个农户，将其划分为两大农业地带及八个农区，探讨了地势、气候、土壤、耕地面积、土地利用、家畜、土地肥力、农场大小和劳作、物价、赋税、运输、农产品贸易、人口、食物营养、农家生活水平等问题。调查成果《中国土地利用》共三册，分别为论文集、地图集和统计资料，于1937年同时在美国和上海出版英文版，1941年金陵大学农学院出版中译本(卜凯，1941)。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该书“内容充实，调查精细”，特颁发奖状以资奖励。
1929年7月，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组织了45人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挨户调查了22个村，对22个村的概况、8个市镇的工商业和1204户村民的经济生活进行了详细的了解(廖凯声，1930)。
1930年5月至8月，陈翰笙组织了68人在保定清苑对6个农村市场、78个村庄的1773个农户进行了抽样调查。他们选择了最普通村庄分作村经济、村户经济、城镇分业及农户四种情况，注重分配、生产、交换和消费等不同环节。调查内容集中于劳动力、雇佣农业劳动、工资、畜养、住房、水井、水浇地、耕地占有与使用、交租形式、复种面积和受灾面积、各种农作物种植面积及收获量、副业收入所占比重、外出人口职业收入，以及全县和几个集镇的概况等方面。调查结果表明，绝大部分土地仍集中在地主和富农手中，不过集中程度略低于无锡。
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在陈翰笙主持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联合对广东农村进行了调查。在半年时间里，先后对梅县、潮安、惠阳、中山等16个县进行了详细调查，对番禺县10个代表村1209个农户做了挨户调查，同时还对50个县335个村进行了通信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广东土地仍然高度集中在地主和富农的手中，集团地主的势力要大于个体地主。这里地租繁重，捐税苛刻，高利贷、商业资本剥削横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严重，而产生这一矛盾的根本原因乃是耕地所有与耕地使用之间的背驰(陈翰笙，2002)。
1933-1935年，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陈翰笙还组织了对河南许昌、安徽凤阳、山东潍坊的烟区进行调查，侧重外来资本与中国农村之间的经济关系。选定了英美烟公司这个著名的国际托拉斯为切入口，实地调查了127个村庄的概况，对其中6个典型村和429个农户的调查尤为深入。调查翔实地记述了美种烟草引进中国的具体过程，以及对中国烟农经济的影响，刻画了国际垄断资本与军阀官僚、土豪劣绅、高利贷者互相勾结，共同剥削农民的现实(陈翰笙，1984)。
卜凯的农村调查是从农场企业经营的角度出发，从农业投资、管理、产出、收入这些范畴来分析中国的农村经济，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改善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尤其在欧美都经历了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之后，中国更应该如此。陈翰笙等人着眼于农村革命，调查更多注意的是中国农村内部的生产关系，认为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在于土地分配问题。学术界将他们称为民国农村问题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分别称之为“技术派”和“分配派”(或“制度派”)(陈意新，2001)。他们的经济思想和研究成果对中国经济学、中国农业经济学、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美国的中国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技术派的观点曾成为国民党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基础，分配派的观点则成为共产党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石。
二、差异根源的产生：调查背景的比较研究
1.个人背景和调查宗旨的差异。从学术背景和训练来讲，卜凯和陈翰笙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欧美学术派。卜凯1914年毕业于美国农业经济最负盛名的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系，并于1925年和1933年获得该校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与民国年间绝大多数学者在国外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不同，陈翰笙从未在国内读过大学，他是直接在欧美接受了全部高等教育，1920年毕业于美国波莫纳大学，192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西方学术背景和训练非常完整。
从宗教和政治信仰来讲，他们差异很大，而他们的宗教和政治信仰对他们的学术观点和目的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卜凯是虔诚的基督徒，农业经济系毕业后，随即参加美国历史上影响至远的学生海外传教运动，1914年以农业传教士身份来华。陈翰笙曾在长沙的基督教会中学读书，对基督教有些了解，但“坚决不做基督徒”(陈翰笙，1988)。从政治信仰来讲，陈翰笙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加入共产国际，193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卜凯的政治信仰并不很明确。
卜凯1925年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1946年回美国，在中国停留了32年。他所有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关注和解决之道，基本上都是从农场经营、土地利用、技术改革的角度来认识和深入的，可以说始终围绕着“生产力”来开展的，他的这些观念与他是持基督教社会福音神学观念的农业传教士身份有很大关系。社会福音是19世纪末流行于美国的基督教改良思想，它吸收了英国和欧洲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主张，强调社会工作和服务，强调慈善事业和社会改良，农业传教、医疗传教和教育传教都是其直接影响下的传教和改良手段。他们不仅关注人的灵魂得救，更关注人在社会中的整体生活和存在的意义(威利斯顿·沃尔克，1991)。因此，对农业传教士而言，并非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卜凯不热心传教事业，农村问题的改良或改变就是他传教的工作内容。
所谓农业传教士，“一方面从技术上帮助农业提高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提供指导”(刘家峰，2008)。从“技术”角度思考和解决问题，是农业传教士的职业要求和限定。被誉为“美国农业之父”、曾任世界农业协会第一任主席的包德斐(Kenyon L.Butterfield)对卜凯的影响很大。包德斐作为美国著名的农业推广专家，为推动美国农业进步和改良贡献巨大。他认为基督教会不仅是宗教生活的管理者，“也应在乡村建设中起更重要的作用，要求牧师不仅要救赎灵魂，还应当接受农业耕作、农场管理、农业教育等方面的培训，成为当地社区的领袖”(刘家峰，2008)。他还很热心中国农业的改良与推广工作，1921-1922年作为伯顿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团成员来华，专门考察农业教育，撰写了《教育与中国农业》(1922)。1930-1931年再次来华，推广他的理念，即牧师不仅需要医治灵魂，还应当得到农业方面的特别训练，如农业耕作的技术、农场管理、农业教育，水果栽培和制奶技术等(刘家峰，2008)。正是在包斐德的极力倡导下，才形成了“农业传教士”这一传教运动的特别名称和任务，而卜凯正是最早被派到中国的农业传教士之一。包斐德还曾将农业传教士分为四类，其中三类都是从技术上为农业农民提供发展和帮助的人才(刘家峰，2008)。由此可知，对卜凯来讲，农业技术的改良和提高，则是他作为农业传教士的最根本任务之一，也是实践基督教会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根本途径之一。卜凯曾在一篇论述中国乡村基督教会建设的文章中，为乡村基督教会如何服务乡村开出了长达14项的“药方”。
对于陈翰笙来讲，农村调查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作为最早加入共产国际的中国人，在莫斯科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的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要解决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出路问题，“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要用学术科学来寻找一条革命的道路，“从事有意识有组织的农村经济调查”(陈翰笙，1988)。早在1931年，陈翰笙已经公开提出了自己对农村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以往农村调查都是为了“慈善救济”或“改良农业”，都不曾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而忽视了生产关系。而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农村问题的中心在哪里呢？“它们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他的农业生产的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陈翰笙，2002)。
2.调查内容和重点的差异。在各自不同的理念指导下，他们采用了相同的西方社会学方法——抽样调查、挨户调查、通信调查，确定了不同的调查内容和侧重点，得出了差异极大的结论。
卜凯的调查结果一经公布，即被广泛认同，他本人也被誉为世界上中国农业经济学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作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资助资金最多的项目，同时也是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各国土地利用资助资金最多的项目，卜凯主持的中国土地调查成了民国年间覆盖面最大、历时最长的社会调查。其调查的统计深度、广度和系统性也是民国年间唯一的，至今仍被称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经典之作。即使当时批评卜凯调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认为，它是民国成立后“历时最久、调查地域最广，调查项目最详，和比较上最富于科学性的农村调查”(钱俊瑞，1934)。
卜凯两次调查都侧重于土地利用、食物消费、人口等社会和经济信息，为如何提高和改革生产力奠定基础(卜凯，《序言》，1941)。他从农业投资、管理、经营和土地利用的角度和概念来分析中国农业经济，认为主要问题是技术上的“落后”，此外没有其他特别严重的问题。中国农业一直处于世界上的先进位置，直到19世纪后，欧美在农业上都得到改进，经历了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而中国的农业却没有发展进步。因此，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办法是，改进农业的经营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在卜凯看来，造成中国农业生产效率低、农民生活贫困的最重要原因是人口过多，农场面积过小，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移民和发展工商业，以消化部分劳动力。卜凯调查代表了一种着眼于农场经营管理的调查路径，它从微观角度阐述了中国各地不同的农场规模所具有的不同的经营效率，从宏观角度提示了中国各大农业区不同的土地利用形式及其对当地农户经济的影响。为此，他还给国民政府提出了108条农业经济的建议，包括建立金融设施、使用良种与化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等(张霞，2010；叶公平，2007)。
陈翰笙领导的多次农村调查，单个看起来各有特色，但它们之间有很多共通之处。根本目的是通过精确科学的社会调查方法，通过阶级分析方法，对全国的农村危机问题做出诊断和分析，由此对中国社会性质做出科学分析和定位(陈翰笙，1988)。他们从不讳言自己“反帝反封”进行社会革命的目的，理论建构的意图非常明显，但一直都依严格的学术规范和理念来进行社会调查和论著的撰写，因此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尊敬。他们认为农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农村经济学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是地主、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农民等，工业资本、城市、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是如何剥削、压榨农村并使农村破产的。他们紧紧围绕着生产关系作为调查的切入点，侧重租佃借贷关系、雇佣农业劳动、土地分配状况等，得出“土地所有和土地使用之间的矛盾，正是现代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的结论(陈翰笙，2002)。他还以英美烟草公司这个著名的国际托拉斯为切入口，侧重外来资本与中国农村经济之间的关系，说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经过调查，他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可以被称之为有殖民地性质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
在开始调查前，陈翰笙还购置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组织调查员系统学习《资本论》的有关章节，并重点研究了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力求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农村生产关系和社会性质，以确保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能贯彻于调查的始终。通过调查，调查员钱俊瑞、张锡昌、秦柳方等人放弃了原先的改良主张，接受了革命思想。调查员薛暮桥、孙冶方也因此与经济学结下了终身之缘。通过广泛持续数年的农村社会调查和研究，陈翰笙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队伍，形成了声名卓著的“中国农村派”，为新中国经济研究队伍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汪效驷，2007)。
3.社会反映和影响差异。卜凯成果一经公布后，即获得一片赞誉声。梁方仲在美国发表英文文章，认为卜凯调查是该领域的第一个研究，弥补了1913-1921年农商部逐年发表的统计数字的“结构混乱、缺陷明显”的问题，也弥补了费孝通的农村调查偏重地方性、眼界相对狭窄的问题。同时也指出卜凯调查地区的选择带有一定随意性、土地利用研究未涉及农具使用问题，因为影响生产效率的更主要的是机械方面的差异，而不是劳动力的差别(梁方仲，1947)。同时也有来自陈翰笙学派的批评意见。陈翰笙认为其“所用表格大都不适于当地情形”，“不但对于各种复杂之田权及租佃制度未能详细剖析，甚至对于研究农村经济所绝不容忽视之雇佣制度、农业价格、副业收入、借贷制度等等，亦都非常忽略”(陈翰笙，2002)。钱俊瑞承认卜凯的研究在调查的技术和方法上有所贡献，但亦认为卜凯对中国农村社会现实不够了解，研究局限在农场收支问题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技术问题上，开出的药方未能涉及农村问题的核心问题——生产关系。尤其在租佃制度和雇佣劳动问题上，更是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经验来套中国的现实问题，其学术未能做出本土化。他还指出，卜凯将农民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的分析方法“用非得当”，应采用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的分类方法。批评卜凯的调查员助手们，因受自身的主观因素影响，调查农户也选择了经济水平较高的家庭，从而导致了反映的农村状况不如实际之惨苦，不能体现真正农村社会的实况(钱俊瑞，1934)。他们对卜凯调查的批评，体现了双方在理论体系、研究的出发点、分析方法及对于中国农村问题解决之道的多方面认识的不同。或许正是要面对陈翰笙为主的“中国农村派”的批评，相比卜凯在第一次调查还用了一章内容来讨论土地所有权和租佃问题，并建议实行减租。卜凯在第二次调查时，特别声明回避中国农村社会关系问题，“本调查对于农民与其他社会阶级间之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即所谓农民状况，不冀说加评述”(卜凯主编，1936)。
陈翰笙或正是看到了卜凯调查的不足，更加坚信了他调查和研究的决心和意义。1933年8月，他以这几次调查的结果，写成《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参加了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会议，并就未来的研究计划向学会提出了资助申请。他的学术研究和活动给太平洋国际学会留下了“正面印象”(麦金农，2008)。此后，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他还领导了1933-1935年的三省烟农调查、1933年的广东农村调查、1940年的西南边疆土地制度调查，出版了一系列英文研究专著。这些学术研究和活动使陈翰笙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他们甚至认为，“如果我们不从社会的角度利用这种研究(指陈翰笙研究成果)，如果我们不应用它的各项结论，或以同样科学的方法驳倒它们，则我们便将否定社会活动的全部理性基础”(弗雷德里克·菲尔德，《前言》，1936)。
1936至1939年间，陈翰笙还赴纽约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央秘书处任《太平洋事务》编辑。1938年，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在上海出版了陈翰笙主编的《中国农村》一书，论文中相当一部分出自陈翰笙、薛暮桥、钱俊瑞、张锡昌等人所发起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陈翰笙还用太平洋国际学会提供的研究拨款赞助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中国农村》的创刊。
正是陈翰笙调查的特别视角，得出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不同结论，弥补了卜凯调查之不足，这或许是他得到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的重要原因，也是他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同和声誉的重要原因。农村土地问题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农业经济学的一个流行的研究主题，调查所涉及的土地利用、人口、农产消费、生活水平等问题，也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历届会议所关注的问题。
三、意识形态主导下评价系统的差异结果
由于主持了民国年间最大范围和最长时间的农村调查，以及金陵大学农学院在中国农业学和农业经济学上的特殊贡献，卜凯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地位。《中国农家经济》被国民政府指定为农业大学的教科书，各大学的农业经济教授几乎都是卜凯的学生(薛暮桥，1996)。新中国建立后，学术评价系统逐渐意识形态化，将卜凯列为“资产阶级农业学专家”，批评其“站在维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和保护封建制度的立场上”，在一些专业知识的掩盖下，抹煞社会生产关系和阶级剥削的实质(孙冶方，1959;孙健，1999)。卜凯成为帝国主义利用农业来进行经济侵略的代表性人物(靳自重，1952)。
学术界对陈翰笙领导的“中国农村派”给予了很高的荣誉，他们的认识不但直接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农业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认识；他们采用严谨的学术方法和理念，公开论证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观点，并取得了整个社会和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较大范围的共识，更是对中国革命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贡献(雷颐，1996)。
与卜凯长期稳定执教在金陵大学不一样，陈翰笙一直都处于四处奔走的生活状态下，后期学术成果多以英文发表，中文传播力度不够。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农村派”进行学术整理，将陈翰笙的一些英文著述译成了中文。处于意识形态思想下的学者们，翻译时特别有意识的添加上了“新中国成立前”或“帝国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词语，如广东调查的研究成果《中国的地主和农民》被译为了《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三省烟区调查成果《工业资本和中国农民》被译为了《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生活研究》。从某种角度讲，这些额外的附加物则客观上削弱了陈翰笙社会调查成果的学术性和国际性。
今天，为了纠正意识形态化的评价，学术评价再次偏差。在今天叙述陈翰笙中国农村派的文章中，过于强调他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背景，他领导进行的调查都是为政治服务，或明或暗的指责他所进行的农村调查不具有客观的“学术公平性”。而对卜凯研究的评价中，或因对中国基督教传教背景知识的缺乏，忽略了他的传教士的宗教信仰背景，忽略了他的宗教身份对其研究视野和观点的局限性约束，仅将其作为专业的“农业专家”来进行考查，则在有意无意之间抬高了卜凯的学术地位。
他们调查的目的都是为了改造农村，在不同的理论和观念的指导下，虽然采取完全相同的社会调查方法，却产生了不同的切入点、调查内容和结论。今天看来，从时间和范围来讲，陈翰笙的农村调查没有卜凯调查时间长和范围大，调查成果的数据整理也不如卜凯调查，这是卜凯被认同为中国农业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重要原因，也是他的调查资料经过详细整理出来，时至今日仍然还有很大价值的最重要原因。
对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在此表示感谢。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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